理性在世间人事里的角色、自由个体作为理性载体的观念，正是20世纪社会科学家从启蒙运动哲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主题。如果说它们依然属于核心价值，由此可以具体陈述困扰，聚焦议题，那么现在就必须以比早前思想家和研究者可用的更为精确、更有希望解决的方式，把理性和自由的理念重新陈述为待讨论的问题。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理性和自由这两项价值已经陷入危险，这虽然显而易见，却微妙难解。

根本趋势已是众人皆知。大型理性组织，简言之，就是科层体制，确实是在愈益增长，但大多数个体的实质理性却并非如此。芸芸众生困于日常生活的有限情境，往往没有能力理性地思考自己所处情境所臣属的庞大结构，无论后者是否具备合理性。有鉴于此，他们往往会执行一系列貌似具备合理性的行动，却对所致力的目标浑然无知。而且人们也越来越怀疑，即使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将军们，也只是装作他们了解情况。随着分工的不断加剧，诸如此类的组织也愈益成长，设置了越来越多难以甚或无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自我、工作、休闲领域。比如，士兵“一丝不苟地执行全套符合功能合理性的行动，但对于这次行动的最终目的何在，或者每一项行为在整体当中的功能如何，却是一无所知”[1]。就连那些在技术方面具备卓越智慧的人，可以高效地执行指派给自己的工作，却不知道这会导致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事实表明，科学并不是一次技术方面的“基督复临”（Second Coming）。在一个社会中，科学的技术、科学的合理性被赋予了核心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会理性地生活，不再有任何神话、欺诈与迷信。教育的普及也可能会导致技术白痴和民族主义者的偏狭，而不是开明独立的头脑。向大众广泛传播历史文化，或许也并不能提升文化感受力的档次，而只会走向庸俗化，与创新机遇形成强有力的竞争。高度的科层合理性和发达的技术既不意味着高度的个体智慧，也不等于高度的社会智慧。你无法从前者推出后者。原因就在于，社会、技术或科层等方面的合理性，并不只是个体的理性意志和理性能力的宏大汇总。事实上，获取那种意志和能力的机会本身倒似乎往往被这种合理性阻碍了。以合理性方式组织起来的各种社会安排并不一定是增加自由的手段，对个体来说是这样，对社会来说也是这样。实际上，倒往往有人借助这些社会安排，实施暴政和操纵，剥夺理性思考的机会，剥夺人们作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能力。

在合理化的结构里，只有从少数几个领导位置上——有时也可能只是从有利的位置上——才比较有可能理解某些结构性的力量，它们在整体中起作用，也因此影响着普通人能意识到的各个有限部分。

形塑这些情境的力量并非源自内部，也不是那些深陷其中的人所能控制的。不仅如此，这些情境本身也越来越合理化。无论工厂还是家庭，工作还是休闲，国家还是邻里，也都倾向于成为一个功能合理化的总体的组成部分，或者受制于不可控制的非理性力量。

社会合理化程度的加剧，这种合理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理性与自由之间原本据称的和谐一致的崩溃——透过这些发展趋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类人的兴起：“有”合理性，却没有理性；越来越自我合理化，却也越来越焦虑不安。正是从这类人的角度，可以对自由在当代面临的问题做出最佳陈述。但诸如此类的趋势和怀疑往往不被梳理成问题，当然也没有被广泛认识到属于重要议题，或者被认为是一系列的困扰。其实，正是它这种未被认识的特点、它的缺乏梳理，才是自由和理性在当代面临的问题的最重要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