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根本没有必要让自己工作所处环境的“偶然事件”来塑造工作的政治意涵，或让其他人的宗旨来决定工作的用途。讨论工作的意涵，决定工作的用途，这基本都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属于他们自己的方针。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但也是在基本未经检验的程度上，可以影响甚或决定这些方针。享有如此决定权，就要求他们做出公开的判断，对理论、方法和事实都要做出决定。这些判断作为方针，无论同行还是个体学人表示关注都无可厚非。然而，相较于有关个人方针和职业方针的公开讨论，不公开的道德判断和政治判断的影响要大得多，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人们只有把这些影响也变成需要争论的方针，才会充分意识到它们，从而尝试控制它们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及其政治意涵所产生的影响。

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都无法避免做出价值方面的选择，并在研究中贯彻始终。问题同议题与困扰一样，都关注那些对人们预期的价值构成的威胁；如果不承认那些价值，问题就难以梳理清楚。无论是研究，还是社会科学家本人，都越来越服务于科层目的和意识形态目的。有鉴于此，作为个体也好，作为专业人员也好，研究人和社会的学人都面临着如下问题：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所做工作的用途和价值，这些用途和价值是否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又是否力求控制它们？他们如何回答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如何在自己的工作中和职业生活中运用或无法运用相关答案，决定了他们对于最后这个问题的回答：他们在自己作为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中，究竟是（a）在道德上是自主的，还是（b）受制于其他人的道德立场，抑或（c）在道德上随波逐流。我确信，贯穿这些问题的关键词往往是出于好意，但已经不合时宜了。现在，社会科学家必须真真切切地直面这些相当关键的问题。要思考如何来回答它们，似乎必须涉及某些事情。我将在本章讨论其中一些内容，并给出我最近几年逐渐开始觉得合乎情理的一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