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风格的社会分析家都避免照搬刻板的研究步骤，致力于在自己的工作中摸索并应用社会学的想象力。他不喜欢将一堆“概念”拼来拆去，也很少使用需要精微阐发的术语，除非他有充分理由认为，使用这样的术语能够让自己的感受更加宽广，指涉更加精确，推理更加深刻。他不会被方法和技术束缚手脚，经典的路数就是学术巧匠的路数。

无论是关于理论还是关于方法，有用的讨论往往都来自有关实际工作或将要着手的工作的随记。“方法”首先必须交代如何提出并解答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确信答案能维持一段时间。而“理论”则必须首先密切关注人们正在使用的词汇，尤其是这些词汇的概括程度及其逻辑关系。这两者的首要宗旨就在于让观念尽可能明晰，步骤尽可能简洁。至于当下，最重要的是释放而非约束社会学的想象力。

所谓成为“方法”和“理论”的主人，就是要成为一位具备自觉意识的思想家，既从事实际工作，又能意识到自己从事的无论什么工作的潜在预设和隐含意义。而所谓成为“方法”或“理论”的奴仆，其实就是无法自如地去工作，去尝试，也就是无法去探察世事的现状。要是缺乏对正在贯彻的治学之道的洞察，研究的结果就是靠不住的。而如果不能确定一项研究会否得出重要的结果，所有方法都将是毫无意义的矫饰。

对于经典风格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无论是方法还是理论，都算不上自成一体的领域。方法只是针对一定范围内的问题的方法，而理论只是针对一定范围内的现象的理论。它们就像是你生活其间的那个国度的语言：你会说这种语言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但你要不会说，那可就很丢脸，也很不方便。

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科学家对于手头的问题必须始终保持最充分的了解。显然，这就意味着必须在实质内容上非常熟悉自己研究领域的知识现状。同时，这还意味着如果所进行的几项研究都关系到同一研究领域，就能最好地完成这类工作，个中关系深浅，我觉得难以言明。最后，如果只是依靠一个人的唯一专长，更不要说如果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即使做过什么实际工作，效果其实也是微乎其微的，或者他参与的都是以这样那样特定风格实施的研究，这类工作也不会做得特别好。

当我们在研究中暂停下来，反思理论与方法，最大的收获就是重新陈述我们的问题。或许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每一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科学家都必须是自己的方法论专家，是自己的理论家，而这只是意味着他必须成为一名学术巧匠。当然，每一位巧匠都有能力从总结编纂各种方法的诸般尝试中有所获益，但常常比一种泛泛的自觉强不了多少。因此，方法论中的“速成方案”（crash programs）并不太可能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真正有用的方法阐述可不能用这样的方式逼出来。如果它们与社会研究的实际工作之间并不存在牢固的关联，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科学家的头脑中就不可能充分展现对重要问题的感受和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在今天，这样的感受和**往往已经丧失殆尽。

所以说，最有可能发生方法上的推进的，恰恰是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得出最谨慎的概括。有鉴于此，我们在各自的实践中，在我们学科的组织中，应当在方法与所进行的工作之间保持非常密切的互动。只有在有关方法论的一般性讨论直接涉及实际工作时，才需要认真对待。社会科学家当中的确有这类方法讨论，下文会在附论中尝试揭示展开这类讨论的一种可能方式。

有关方法的陈述、有关这些陈述的争论、理论的辨析、进一步的辨析——无论这些多么让人兴奋，甚至让人享受，都只是些承诺。有关方法的陈述承诺引导我们用某些更好的方法来研究某个东西，事实上这些更好的方法往往能研究几乎任何东西。理论的精细阐发，无论是系统性的还是非系统性的，都承诺会提醒我们注意到，我们可能看到的东西当中存在着细微差别，或者当我们试图解释我们之所见时，可能得出的解释当中存在着细微差别。但无论是“方法”还是“理论”，割裂开来看，都不能充当社会研究的实际工作的要素。事实上，两者的作用往往恰恰相反：它们只是像活动家一般，回避了社会科学的有关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它们通常基于某种宏大的探究模式，能把其他人搞得一头雾水。这种宏大模式并不能放之四海皆充分可用，但这或许并不太重要，因为它还是可以被仪式性地使用。如前文所释，它往往以某种自然科学哲学为基础，而且通常源于哲学上对物理学的某种曲解，或许还有些过时。这种小把戏，以及其他有着类似规则的搞法，与其说通向进一步的工作，不如说通向某种科学不可知论（scientific knownothingism）。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曾就此谈道：“如果总是警告人们不要贸然得出结论，不要做出含糊的概括，意味着可能构成对于一切思考的禁忌，除非我们做出恰当的限定。如果所有的思考都得暂且搁置，直到经过彻底的确证，那似乎就不可能有任何基本的思路了，我们会自我限制在单纯的征象层次上。”[3]

人们总说，年轻人容易被带坏，但是看到社会科学的前辈学人也被我们当中科学哲学家们的故弄玄虚搞得心神不宁，这难道不令人惊异吗？一位瑞士经济学家和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对谈中清楚描绘了有关方法的地位的经典观点：“许多作者发乎本能地以正确方式着手处理这些问题。但在研究了方法论之后，他们开始自觉意识到眼前有诸多陷阱和其他危险等待着他们。其结果是，他们丧失了此前的确定感，误入歧途，抑或走上了并不适合自己的方向。该提醒这类学人远离方法论。”[4] 较之有些美国社会学家的高谈阔论，这样的陈述富于见地，深具启发，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我们提出的口号当然应该是这样的：

人人都是自己的方法学家！

方法学家们！干点儿实在的！

尽管我们不能拿这些口号太当真，但作为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科学家，我们的确需要捍卫自己；考虑到有些同行抱持着一种有失学人风度的过分热情，或许我们也有理由为自己的夸张开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