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科学”的本质始终聚讼不已，掩盖了社会科学内部的混乱，虽说这种混乱现在应当显而易见了。多数研究社会的学人肯定会同意，他们虽然欣然接受了“科学”，却往往既徒具形式，又含混暧昧。“科学经验主义”意涵丰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版本，更不用说对某一个版本做系统性的运用了。对于职业的期待就颇为含混，而究竟何谓治学之道，也可以从五花八门的探究模式入手来认识。从某种角度上说，正是因为这种状况，自然科学的哲学家们所主张的那些认识论模式才会具有如许魅力。[1]

许多学人一旦认识到社会科学存在不同的工作风格，就迫不及待地达成共识：“我们应当将它们统一起来。”有时，这种规划还说得蛮打动人心：据说，接下来几十年的任务就是用20世纪通行的研究技术，尤其是美国人搞的那些东西，将19世纪的各大问题和理论工作，尤其是德国人搞的那些东西，统合一体。在这一套宏大的辩证法下，似乎能在精深的观念与严格的程序两方面都实现显著而持续的推进。

作为一个哲学问题，“统一起来”并不很难。[2]但相关的问题在于：假设我们真的以某种宏大的探究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了，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工作，对于贯彻其主要的任务，这种模式又有何用？

我相信，这类哲学工作对于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还是有一定用场的。意识到这一点，会使我们更清楚自己都在用哪些概念和步骤，并予以阐明。它提供了一套语言让我们做这些事情。但它的应用应当是一般性的，任何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都不需要太拿这类模式当回事儿。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为它能解放我们的想象力，能为我们的研究步骤源源不断地提供建议，而不是限制我们能够去探究哪些问题。在我看来，以“自然科学”的名义限制我们该研究哪些问题，其实是一种令人不解的胆怯。当然，如果半吊子训练的研究者希望让自己只研究这类问题，那倒可能是一种明智的自我约束；但除此之外，这样的限制就没有什么有力的理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