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各类学派所使用的口号中，最常见的莫过于“社会科学的宗旨就在于预测并控制人的行为”。现如今，在某些圈子里，我们还能听到许多有关“人类工程”的讨论，这个没有明确定义的用语经常被误当作一项清晰显见的目标。人们相信它清晰显见，因为它依赖于“主宰自然”和“主宰社会”之间不被质疑的类比。有些人非常热衷于“把社会研究打造成真正的科学”，认为自己的工作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道德上无所挂怀，那些习惯于使用上述用语的人，很可能就属于这类人。他们的基本观念通常都会被阐述为社会科学“滞后”于自然科学，从而需要缩小差距。对于我前文所描述的许多“科学家”来说，这些技术专家至上论的（technocratic）口号等于充当着某种政治哲学的角色。他们以为自己正像设想中自然科学家处置自然那样处置社会。他们的政治哲学就蕴含于一个简单的观点中：只要人们现在用来控制原子的那些“科学方法”被用来“控制社会行为”，人类面临的诸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人人都能安定和平，尽享丰足。

这些用语的背后隐含着一些有关权力、理性和历史的奇特观念，它们都不清不楚，混淆一团，可悲可叹。这类用语的用法暴露出一种只追求合理性的空洞无物的乐观主义，究其根基，是对理性在世间人事中可能承担的几种角色，对权力的性质及其与知识的关系，对道德行动的意涵，对知识在道德行动中的位置，对历史的性质一概浑然无知，不知道事实上，人不仅是历史的被造物，而且有时会是历史中的创造者，甚至是历史本身的创造者。这些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科学的政治意涵，因此我得来讨论一番。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简要考察一下持技术专家至上论的哲学家们的核心口号，即有关预测和控制的这一条。

要想像许多人那样轻松平常地谈论预测和控制，就要接受科层官僚的视角。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这些人眼里，世界就是一个有待操控的客体对象。要说清楚这一点，不妨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有个人拥有一套精妙而强大的装置，能够控制一股驻扎在一个没有任何敌人的孤岛上的军队，你必然会同意说，此人处在控制的地位上。如果他充分使用其权力，也制订了明确的计划，他就能够在相当小的误差范围内预测出，在某年的某一天的某个时辰，每个人都会做什么。他甚至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出这群人里各色人等的情绪，因为他就像操控无生命的客体对象那样操控他们。他有权力推翻他们自己可能有的许多计划，有时还可能蛮有道理地自视为全能的专制君主。如果他能控制，他就能预测。他掌控了“规律性”。

但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或许不会觉得自己的研究对象可操控性这么高，或许不会自视为开明专制君主，傲视芸芸众生。至少可以说，要做出上述任何一种设定，就等于采取了某种对教授们来说似乎很奇怪的政治立场。历史上没有任何社会是被紧密包裹在我假设的军队的那种严格框架下构造出来的。社会科学家也不是历史上的将军，我们不妨为此感到欣慰。但要像许多人那样将“预测与控制”相提并论，通常就得假定某种单向控制，就像我想象出来的那位将军，我为了说清楚观点，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他的权力。

我想把这一点说清楚，以便揭示科层制气质的政治意涵。它主要的应用范围和服务对象，就是社会中的非民主领域，如军营、公司、营销机构、政府管理部门。许多社会科学家受邀去工作的范围和服务对象就是这类科层组织，而他们在那里所操心的问题，也就是这类管理机器中更具效率的成员所操心的问题。

我看不出人们如何才能有理有据地反驳罗伯特·S. 林德（Robert S. Lynd）教授对《美国士兵》（The American Soldier）一书的评论：

这几卷书刻画了人们如何以娴熟的技能运用科学，来对人进行筛选和控制，使其服务于非出己愿的目的。这是衡量自由民主体制的无能程度的重要标尺，它在运用其社会科学来应对民主自身的问题时，不得不越来越采取迂回间接的方式，而不能直接面对。它不得不捡拾零碎，借鉴纠缠于如何测量受众反应以综合规划影视广播节目之类问题的私人工商研究，或者就像眼下这个例子一样，借鉴讨论如何将胆小的新兵训练成坚强的战士，使他们能为自己并不理解其宗旨的战争去战斗的军队研究。诸如此类无关社会核心痛痒的宗旨控制着社会科学的应用，使得其应用的点滴推进都倾向于让它愈发成为大众控制的工具，从而进一步威胁到民主体制。[2]

人类工程师的口号有助于推动科层制气质超出这种思维风格和探究方法的实际应用。运用这些口号来阐述“所欲何为”，就等于接受了科层角色，即使此刻并不在扮演该角色也是如此。简言之，承担这种角色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仿佛以为的。采取了技术专家至上论的视角，并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努力循此行事，就等于仿佛以为自己真的是一位人类工程师而行事。人们现在往往就是在这种技术专家至上论的视角下，来理解社会科学家的公共角色。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人的理性得到了广泛而民主的确立，那么以这种“仿佛以为我是一位人类工程师”的做派行事，或许只会让人一笑了之，但美国并不是这样的社会。不管美国在其他方面如何，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社会里，秉持功能合理性的科层机构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世间人事和塑造历史的决策。在各个历史时期里，其间的历史变迁是如何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控制，背着所有人发生的，情况并不一样。而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似乎委身科层建制中的精英们是否做出关键决策越来越成为历史变迁的源泉。不仅如此，在这个时期、这个社会，控制的手段、权力的手段，都在不断扩大和集中化，现在已经包括相当广泛地应用社会科学，以实现控制这些手段的人可能指派给社会科学的任何目的。一个学者谈论“预测与控制”，却不直面这类发展趋势所引发的问题，等于是放弃了他原本可以拥有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自主。

有没有可能用科层视角之外的什么视角来谈“控制”？是的，当然有可能。人们已经构想出各式各样的“集体性自我控制”。要想充分阐述任何这类观念，就得全面讨论有关自由和理性的话题，既把它们看成观念，也将它们视为价值。它还包括“民主”的观念，既是作为一类社会结构的民主，也是作为一套政治期待的民主。民主意味着那些受法律控制的人拥有权力和自由，可以遵照协商同意的规则，改变法律，甚或改变这些规则。但还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对于历史本身的结构性机制具备某种集体性自我控制。这个观念比较复杂棘手，我稍后再来详细讨论。这里只想指出，如果社会科学家置身一个蕴含民主渴求的社会，希望严肃地讨论有关“预测与控制”的话题，就必须仔细考察这类问题。

那么，有没有可能用科层视角之外的什么视角来谈“预测”呢？是的，当然也有可能。预测可能有赖于“非意图的规律性”，而不是预先规定的控制。没有控制，我们也能够非常好地预测某些社会生活领域，其中没有任何人会受到多少控制，而“自愿的”、非例行性的活动也降到了最低限度。比如，语言用法的变与不变就是“背着人”发生的。或许这类规律的产生也与历史的结构性机制有关联。如果我们能够把握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称的社会的“中介原则”（principia media），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其主导趋势，简言之，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时代的结构性转型，或许就有了“预测的根据”。

但我们必须记住，在具体的情境下，人们的确常常控制着自己行事的方式，而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如此，正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之一。我们应当记住，除了假设的将军，也有真实的将军，公司经理和政府首脑也是如此。不仅如此，人们也常常指出，事实上，人并非无生机的客体对象，这意味着他们会意识到对其活动而做出的预测，因此能够并常常真的做出调整。他们可以使预测实现，也可以使预测落空。迄今为止，他们会怎么做还不曾得到非常好的预测。只要人还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他们会怎么做就并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

但我的观点在于：要说“人类工程”或“社会科学”的“实际的、最终的目标”就在于“预测”，就等于用技术专家至上论的口号替代了本应合乎情理的道德选择，也等于接受了科层视角。只要充分采纳这种视角，里面可以采取的道德选择就少得多了。

社会研究的科层化是一股相当普遍的趋势；假以时日，或许任何科层惯例逐渐君临一切的社会里都将出现这种状况。随之而来的自然还有一种颇具诡辩色彩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它与行政管理性的研究倒是没有什么关联。那些专门的研究一般是统计性的，注定用于行政管理的目的，并不影响对“概念”详加阐释。而这样的阐释又与专门研究的结果毫无关系，倒是关系到政权及其变动中的特性的合法化。在科层官僚看来，世界就是一个由事实组成的世界，需要遵照稳固的规则加以处理。而在理论家眼中，世界就是一个由观念组成的世界，操弄起来往往不需要任何明晰可辨的规则。理论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为权威的意识形态正当化提供辩护。为着科层目的的经验研究为权威计划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从而有助于让权威更有效果，更富效率。

人们以科层的方式应用抽象经验主义，尽管它当然具备明确的意识形态意涵，有时人们也直接应用这些意涵。如前所示，宏大理论并不具备任何直接的科层功用。它的政治意涵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可能的用途不难想见。要是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这两类研究风格逐渐形成学术上的“双头垄断”，甚或成为主导性的研究风格，将会对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造成巨大威胁，也深深威胁到有关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的角色的政治承诺，因为依循古典传统，人们认为西方社会的文明中始终具备这样的角色。

[1] Paul Lazarsfeld，op.cit.，pp.19-20.黑体为引者所加。

[2] “The Science of Inhuman Relations”，The New Republic ，27 August 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