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想搞明白某个思想文化工作领域的发展现状，就必须弄懂它直接所处的社会背景。因此，现在我必须岔开去，简单谈谈学院派系。当然，如果一个观念生机强韧，意义显著，那么任何特定的大佬或者派系都无非是其风靡一时的符号，事实也的确如此。不过，“派系”（cliques）、“大佬”（personalities）、“学派”（schools）的整体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它们对于塑造社会科学发展态势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引起我们更多的警醒。任何文化活动都要求得到某种资金支持，同时，也得有某种公众通过批评来帮助该活动，就冲这个原因，我们就必须直面它们。无论是提供金钱还是提出批评，都不是仅仅基于客观的价值的评判，更何况对于评判本身的客观性也好，对于价值也好，通常都存有争议。

学院派系的功用不单在于调控竞争，还在于确立竞争规则，并随时依照这些规则为所做的工作分配酬报。派系在思想上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据以评判人物、批评工作的那些标准（canons）。我前文已经谈了科层式社会科学的“技术专家气质”，谈了它们的心智品质，谈了它们如何影响到声望的打造，以及由此影响到社会科学中的主导时尚，影响到通行的评判标准，这里只需要再补充谈谈派系通过哪些手段完成内部任务，包括给予新进后学以善意指点，提供工作岗位，推荐晋升机会，把著作呈交给受人敬仰的评论人，乐意接受文章发表和著作出版，分拨研究经费，在专业协会和专业期刊编委会里安排或游说体面的职位。这些手段等于是在分派学者个人的声望，而这又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他的学术生涯，就此而言，它们既影响到他在职业上的声望，又影响到他在经济上的前景。

曾几何时，人们一般预期学术声望乃是基于著作、研究、专论的发表，总之是基于观念和学术作品的发表，基于学术同行和头脑清楚的票友对于这些作品的评判。至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情况为何如此，原因之一在于，过去的学术界里在能力方面并没有什么享有特权的位置，一个人是否具备能力，可以接受核查。对于像公司老总这样的人，他声称的能力究竟是来自其个人才干，还是源于他借助其位置而能获得的权力和便利，却很难搞清楚。但由于老派的教授们像工匠那样进行研究，这种对于学者研究的怀疑毫无立足之地。

然而，新式的学术活动家（academic statesman）就像工商经理和军事首领，借助其声望特权而获得展示能力的手段，而这样的能力必须与其个人能力相区别，可在其声望笼罩之下，两者却又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常任专业秘书，来往图书馆跑腿的文书，电动打字机，听写设备，油印机，或许还有每年三四千美元的用来买书订杂志的小笔经费，如此等等——就连这些不起眼的办公设备和职员配备都会大大增进任何学人的能力外观。这些人事财物配备在任何工商经理看来，都会觉得微不足道，一笑置之，但学院教授们却不会这么看。很少有教授，哪怕是高产的教授，能够高枕无虞地拥有这类便利。但这些配备却是充实资格能力、增进职业生涯的手段，而安定的派系成员有资格得到这些的机会，远胜于保持无所依附的学人身份的人。派系的声望增加了获得这些配备的机会，而拥有这些配备又会增加制造声望的机会。

因此，我认为，这种状况有助于说明人们如何有可能获得可观的声望，但说实话却不曾有多少产出。对于这种人，一位在意身后之事的同事最近以颇为客气的口吻谈道：“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是所在领域最显赫的人，而死后半个月，就没人会记得他了。”这种说法如此尖刻，或许也证明，活动家们在其学院派系倾轧的世界里必然常常深陷焦虑，困苦不堪。

如果在某个研究领域，几个派系之间相互竞争，那么几位竞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往往会决定派系策略。居首的派系自然会期望规模较小、不被重视的派系玩一阵就该退出江湖了。后者的成员会被忽视、击败或拒弃，最终淡出舞台，没能培养出接班人。我们始终要记住，派系的一项重要功用，就是培养学术上的接班人。说一个派系无关紧要，等于是说它在这种培养方面不会有多少声音。但假如说有两个领头的学派，各自的领军人物都很有权力，也都得享尊荣，那么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变成合并的问题，会变成打造一个更大的联盟的问题。当然，如果一个学派遭到外人或其他派系的有力攻击，最先采取的防御策略之一就是否认真的有什么派系乃至学派。正是在这类场合下，活动家们（statesmen）回归了他们政客（statesmen）的本色。

对派系来说重要的任务，往往会与对于学派的实际工作具有重要性的任务混淆一处。在新进后学当中，这一点会影响到他们职业生涯的机会；而对资历较老的人来说，派系会额外奖赏管理、推销、政治和交际等方面的一技之长。尤其是这些前辈，他们的声望基础因此可能变得非常暧昧。外人或许会问，这个人声望这么高，究竟是因为实际完成的工作的学术价值，还是出于他在派系中的位置？

我们一旦考察派系之间的关系，立刻就会遇到有些特别的人，他们不是哪一个派系的代言人，而是整个“领域”的代言人。他们并不只是一家企业的经理，而是整个行业的代言人。如果某人很想扮演代表整个领域的活动家的角色，通常就必须切实否认，在比如说某领域的两个领头派系之间，学术上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差异。实际上，他作为它们的联合代言人，学术上的首要任务就是揭示出“它们的工作其实是致力于同一目标”。他开始充当每个派系都宣称自己所特有的声望的象征，也充当它们“实际上”或至少是最终会达成的统一性的象征。他从每个派系那里借取声望，又将声望转授予它们。他就像是个经纪人，处理各方的声望调配。

比如，假定在某个研究领域里，有两个领头的学派，一个叫“理论”，一个叫“经验研究”。成功的活动家在两端之间忙碌穿梭。他在人们眼里，既像是兼在两者之中，又像是居于两者之间。他靠着自己的声望，似乎承诺“理论”和“经验研究”不仅可以相容，而且同属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中某个整合一体的研究模式。而他自己就是这一承诺的象征。该承诺并非基于他实际写的什么书或做的什么研究，实情乃是：在所有为人称道的“经验研究”工作中，活动家寻求“理论”，其方式是完全碰运气的，而结果无一例外都能找到。而在任何值得称道的“理论”工作中，活动家也会寻求“经验研究”，同样，他们也以完全碰运气的方式，找到了它。这些“发现”相当于长篇书评，与其说是考察研究本身，不如说是在把声望分派给各人。这样完成的研究，真正把“理论”和“经验研究”展示为一体，如我前文所言，相当于一项承诺，一种象征。与此同时，活动家的声望也不依赖于任何这种研究，事实上，它几乎根本不依赖于任何研究。

我认为，所有这类活动家角色中，都含有一桩不幸的事实。扮演这类角色的人常常有着一流的心智，事实上，平庸之辈没有能力真正扮演这样的角色，虽说当然也有不少人竞相仿效，但只是徒具其名。活动家逐渐习惯扮演这样的角色，而这会使其远离实际工作。他所积攒的声望较之实际的成就是如此不相称，他所宣扬的承诺是如此宏大，往往会非常限制他具体从事“研究”。而当他真的在某项研究或著作中承担重要角色，他又会迟迟疑疑，不想完成或公开发表，哪怕别人都觉得其实他已经完成了。然后，他就会抱怨自己肩负了好多委员会及其他活动负担，却同时大量接受了更多的此类负担，事实上，他往往还主动寻求这类负担。他作为活动家的角色本身既是他不从事具体工作的原因，也是他为此开脱的借口。他喋喋不休地抱怨自己深陷罗网，但其实又一定会继续作茧自缚，否则他作为活动家的角色就会被别人和他自己视为无非是借口而已。

派系的世界并不是学术界的全貌。学术界也有无所依附的人，他们其实形形色色，其研究也是丰富多样。从居首派系的角度来看，不妨认为无所依附者对派系的学派是友善的，或至少持中立态度。也许他们在研究中“博采众长”，或者只是不表现出“社会倾向”。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受人青睐，或被评判为有长处、有用场或有价值，就此而言，派系的成员可能会力求吸引他们，为他们指点方向，最终招他们入伙。称颂如果只是相互称颂——出于派系成员，属于派系成员，为了派系成员——那是不够的。

但在无所依附者当中，也可能有些人并不参与游戏，不想通过宣扬声望捞好处。当然，有些人只是对此不感兴趣，醉心于自己的工作，而有的人则是对这类行径深恶痛绝。他们是学派工作的批评者。如果可能的话，派系会对这些人及其工作都忽略不见。但只有在派系本身享有真正崇高的声望的时候，这种简单的策略才是合适且安全的。不仅如此，只有当派系的范围几乎相当于整块研究领域，并近乎铁板一块地控制着该领域时，这种策略实施起来才是真正不失体面的。当然，情况通常并非如此。在同一块领域中，一般会有许多中立人士，会有些博采众长的实际研究者，以及其他派系。其他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也存在，除此之外，还有各式各样学界之外的受众和公众群体，它们的兴趣或赞许搅乱了派系对于声望、名誉、生涯的铁板一块的控制，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有鉴于此，如果不能对批评者视而不见，就必须采取其他策略。用来对学派成员进行内部管理的各种手段，当然也都可以用来对付敌对的外人。我只需要简单讨论一下其中之一：书评。这是调配声望最常见的手段。假设有一位无所依附的学人出了一本书，引起了足够的关注，再要视而不见就不合适了。简单粗暴的做法是将写书评的任务交给派系的某位大佬，尤其是大家知道的与作者观点相互竞争甚或针锋相对的人，或者至少是与对立观点有关联的人。比较高明的办法是将写书评的任务派给派系中某位人微言轻但正崭露头角的成员，他自己还没怎么发表作品，因此其观点尚未广为人知。这样做有不少好处。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对他的忠诚的回报，也是一次机遇，使他可以通过批评比他更有资历且更有名的人来赢得认可。而相比于将写书评的任务派给一位杰出学人，如此发落这本书也间接意味着它不那么重要。年轻人扮演这个角色也很安全：更有名的人出于某种势利心理，可能不愿“回应”评论。书的作者对专业评论者的批评做出回应并不是什么惯例，事实上，有些学术杂志的政策是不鼓励甚或不允许这么做。不过，就算评论得到了回应，其实也不意味着什么。所有既写评论也写书的人都知道，一切学术任务中最容易的就是用一两页纸“批驳”一本书，不管是什么书，而要以同等篇幅“回应”这样的评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参与争论的所有读者都还算仔细地读过书本身，这倒也不是不可能，但我们无法假定如此，这就使评论者占尽优势。

如果说，无论被讨论的书高下如何，都会在所属领域内部或/和外部赢得大量关注，那么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写书评的任务派给派系的某位大佬，最好是活动家，他会给出尺度合适的称赞，但不会多着墨于其内容，而是指出该书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对整个领域中富有前景的主导趋势做出了贡献。任何不做事轻忽、心思散漫的派系，都必须努力避免让这书落到另一位无所依附的学人手中，他首先会清晰准确地阐述书的内容，然后会从完全独立于学派、派系和时尚的角度来做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