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这些最急切地想要摸索出道德上冷静客观的方法的人，却最深入地参与了“应用性社会科学”和“人类工程”，这似乎颇为讽刺。既然抽象经验主义做派的研究耗资不菲，那就只有大型机构才能轻松负担，其中包括企业、军队、政府，以及它们的分支机构，尤其是广告、推销和公关部门。基金会同样也能负担，但是掌管基金会的人员做起事情来，往往倾向于遵照实用取向的新典范，也就是说，从科层角度来看是适宜的新典范。其结果是，这种风格就已经逐步体现在确定的机构核心中：（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广告和市场部门，30年代开始进入企业和综合民调机构，40年代以后蔓延到学术生活，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展到了联邦政府的研究部门。机构模式目前还在不断扩张，但上述这些依然是其坚强堡垒。

这些所费不赀的技术颇具形式主义，这倒使它们特别有助于为那些有能力并乐意掏钱的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那类信息。新的应用研究的焦点一般会落在具体的问题上，旨在针对实际的举措，也就是资金和管理方面的举措，搞清楚存在哪些可行方案。都说只有发现了“一般原则”，社会科学才能提供“可靠的实践指导”，但事实绝非如此。管理者往往需要了解某些细节性事实和关系，但他需要了解或想要了解的也就只限于此。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往往不太在意要设定自己的实质问题，所以他们非常乐意改变自己对于具体问题的选择。

从事应用性社会研究的社会学家通常不会以“公众”作为自己的受众。他有自己特定的客户，后者各自有其利益（interests）和难局（perplexities）。从公众转向客户，显然破坏了漠然超然的客观性（objectivity-as-aloofness）这一理念，该理念或许有赖于对缺乏焦点的模糊压力做出回应，所以更取决于研究者的个人兴趣（interests），而后者可能不经意间分散多处，因此难以操纵。

对于学院人士的职业生涯来说，任何“思想流派”都是有意义的。要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就是看它如何契合于特定的流派，因此学术上的成功往往有赖于主动接受占据支配地位的流派的信条。只要还存在许多个或至少几个各持异见的“流派”，这种要求就并不需要强加给任何人，在一个不断扩张的职业市场上就更是这样。

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个体治学者和第一流的研究之间，除了他自己的个体局限，并没有多少别的阻碍。但这样一种无所依附的人并没有能力去做规模相称的抽象经验研究，因为要想实施那类研究，必须有某个研究部门充分发展起来，提供相应的材料，或许我应当说是相应的工作流程。要践行抽象经验主义，就要求有一家研究机构，从学术角度上讲，还需要有大笔的资金支持。随着研究成本的增长，随着研究团队的形成，随着研究风格本身变得耗资庞大，对于分工的企业化控制也就随之而来。过去认为，大学就是一群职业同侪的圈子，他们各授其徒，各行其艺。这种旧观念慢慢被新的观念所取代，即认为大学是一套从事研究的科层组织，各自包含一组精详的分工，因此也就各自容纳一群知识技术专家。即便没有别的理由，就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专家，也越来越有必要系统地编撰程序步骤，以便人们学习掌握。

研究机构也很像是一种培训中心。它和其他机构一样，挑选某些类型的心智，并通过提供酬报，对某些心智品质的培育发展给予鼓励。在这些机构中，除了比较老派的学者和研究者外，还出现了两类对于学术舞台来说颇为新鲜的人。

其一是学术管理者和研究推销者，对于他们，我感觉自己已经说不出什么学术圈里还不熟悉的事情了。他们的学术声望有赖于他们的学术权力，他们是“委员会”的成员，他们跻身“董事会”，他们能给你工作岗位、旅费报销、研究资助。他们是一群奇特的新型官僚。他们是心智经理人，是专司基金会的公关人员。对他们和任何地方的推销者与经理人来说，备忘录正在取代书本。他们可以极富效率地创立另一项研究规划或机构，也能管理“书本”的生产。他们谈论起自己的研究来，时间单位是“天文数字一般的技术劳动工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指望会有多少实质性的知识：首先必然会有许多方法论探究，它们探究方法，探究探究本身，因此整个探究必然都是“前导性研究”（pilot studies）。许多基金会管理者喜欢把钱拨给某些类型的规划：相比于数量更多的个体手艺型规划，那些规划规模较大，从而也较好“管理”；那些规划的“科学性”（Scientific）带有大写的“S”，往往只是意味着由于只处理琐碎话题从而比较“安全”（safe），因为它们并不希望被弄成政治关注的对象。有鉴于此，大型基金会往往会鼓励对小规模问题进行大规模的科层式研究，并寻找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学术管理者。

其二，还有一批比较年轻的新入行者，与其说他们是社会科学家，不如将他们描述成研究技术专家。我也明白，这个讲法有些横扫一片，但我会谨慎使用。要理解一种思想风格的社会意涵，我们必须始终分清领导者与追随者，分清锐意创新的人和墨守成规的人，分清创建它的“第一代”和贯彻它的第二代、第三代。所有的流派，如果取得了成功，都会包括这两类人，因为这恰恰是判断一个流派的“成功”的标准之一。它还是把握成功在学术上的后果的一条重要线索。

寻常追随者与创新者、奠基者各自特有的心智品质往往会有差别。在这一点上，思想流派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深层的。这些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每个流派的研究风格允许或鼓励什么类型的社会组织。至少我们这里考察的风格的一些创新者和管理者的心智都是非常有教养的。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在这种风格尚未繁荣的时候，就吸收了西方社会数一数二的那些思维模式。这样的人有着多年的思想文化阅历。他们都是货真价实受过教育的人，富有想象力，清楚自己的感受，有能力不断增进自我修养。

但要说到第二代，那些年轻人来自美国高中这种思想贫乏的背景，使他们在阅历上无法与奠基者比拟，我想大家会同意这么说。他们在大学里的功课多半有所欠缺，虽说我并不能确定，但至少有理由怀疑，这类研究机构能选到的学生算不上特别聪明。

一旦仔细打量这些年轻人，我很少看到其中有哪一位处在真真切切的思想困惑境况中。我也从未看到有谁对某个重大问题抱有由衷的好奇，而正是这种好奇推动着心智任意驰骋，千方百计在有必要的时候重塑自身，以求有所发现。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有条不紊多过焦虑不安，沉稳耐心多过富于想象，最关键的是，他们都很教条，无论从这个词的哪一种历史意涵和神学意涵来说都是如此。当然，其中某些只不过是如今美国大专院校里众多学生令人遗憾的思想境况的局部表现，但我的确相信，在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研究技术专家里面，这种状况尤其显著。

他们选择社会研究作为职业生涯，早早进入非常狭隘的专业分工，并对所谓“社会哲学”养成了一种漠然乃至蔑视，认为它意味着“从其他书本里攒出书来”，或“无非是些玄想思辨”。听听他们彼此之间的交谈，试试掂量一下他们那份好奇的品质，你会发现其心智的局限简直要命。社会世界让如此众多的学人感到奥妙难解，却不会让这些人生发困惑。

科层式社会科学在宣传上的力量大多源于它在哲学上诉求的是所谓“科学方法”；而它吸纳新人的力量则大多在于，对个体进行培训，并送他们步入一段有未来的职业生涯开始工作，相对比较容易。在这两种情况下，有编码明晰的方法，有方便接触的技术专家，就是获得成功的主要诀窍。在有些奠基者那里，经验研究技术是为想象力服务的，诚然，想象力往往奇怪地遭到抑制，但你总会觉得它在那里。当你和一位奠基者交谈时，你总是在和一个独立的心智打交道。而一旦一位年轻人在这种事情上耗了三四年光景，你其实无法和他讨论有关如何研究现代社会的问题。他的立场和职业生涯、他的野心和那份自尊，在很大程度上就只是基于这一种视角，这一组词汇，这一套技术。说实话，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

在这类学生中，有些人身上的智力本身往往与人格相脱离，而这在他们看来，正是一种训练有素的小把戏，他们希望能成功推销开去。他们属于人文素养贫乏的人，生活中参照的价值排斥了任何源自对于人类理性的尊重的东西。他们属于充满干劲、野心勃勃的技术专家，教育成规有缺陷，所怀需求也令人败坏，这些都使得他们无法养成社会学的想象力。你只能指望，当这些年轻人中有足够多的人爬到了他们职业生涯中的副教授层级时，会出于某种思想转变，意识到其实他们再也不依赖那些没穿衣服的皇帝了。

抽象经验主义的做派，它所维持的方法论上的约束，它的实用取向关注的焦点，它的机构倾向于选择和培训的心智品质——这些发展趋势都使得有关社会科学的社会政策的问题愈发紧迫。这种科层风格及其机构体现都符合现代社会结构及其特有的思维类型所呈现出的主流趋势。我认为，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说明其原因，甚至不能充分理解它。事实上，这些社会趋势，影响的不仅是社会科学，也是美国整个的思想生活，实际上还影响到了理性在今日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身。

争议的焦点似乎一目了然：如果社会科学并不独立自主，就不可能成为一项对公众负责的事业。由于研究的手段变得越来越规模庞大、耗资不菲，研究也就往往被“征用”了。有鉴于此，只有当社会科学家以某种集体性的方式，对这些研究手段实施完整的控制，这种风格的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只要社会科学家个体的研究依赖于科层机构，就会逐渐丧失其个体自主；只要社会科学由科层式研究组成，就会逐渐丧失其社会维度和政治维度的自主性。我的确是想强调“只要”，因为显然我这里讨论的并不是我们所面临的全部事态，而是一种趋势，尽管是一种主要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