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中的日常经验主义充斥着有关这个或那个特定社会的预设与刻板印象，因为常识决定了人们能看到什么，又如何去说明所看到的东西。如果你试图借助抽象经验主义摆脱这种状况，最终会停留在微观层次或亚历史的层次，你会努力逐渐积累有关所处理的东西的抽象化细节。如果你试图借助宏大理论摆脱常识的经验主义，就会从所处理的概念中抽离出清晰的、当下的经验指涉，而如果不够仔细，你将在自己筑造的跨历史世界中变得孑然无依。

所谓观念，就是有经验内容的想法。如果想法相对于内容而言过于宽泛，你就容易滑入宏大理论的陷阱；而如果内容吞噬了想法，你又容易坠入抽象经验主义的圈套。这里涉及一个一般性问题，这一问题往往被说成是“对于索引的需要”。对于今日社会科学中的实际工作而言，这是首要的技术挑战之一。所有学派的成员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抽象经验主义者要想解决索引的问题，常常会尽力消减被索引的东西的范围和意义。宏大理论则没能有效地应对这一问题，而只是从其他同样抽象的“概念”的角度出发，对“概念”进行详细阐发。

抽象经验主义者所称的经验“材料”体现了对于日常社会世界的一种非常抽象的观照。它们通常会处理某些中等规模的城市的某个收入档位的某个性别范畴的某个年龄层级，诸如此类。这里面有四个变量，许多抽象经验主义者能从其对世界的点滴认识中成功获取的认知，还远没有这么丰富。当然，这里还有另一项“变量”：这些人都生活在美国。但在构筑起抽象经验主义的经验世界的那些琐碎、精确、抽象的变量中，并不包括这一种“材料”。把“美国”包括进来，就需要有一种社会结构的观念，同时，有关经验主义的观念也不能那么严格。

绝大多数经典风格的研究（就此而言有时被称为宏观研究）都介于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之间。这类研究也包含了对于日常情境中可以观察到的东西的某种抽象，但其抽象的方向是趋向社会历史结构。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经典问题的梳理，正是在历史现实的层面上，也就是说，正是从特定的社会历史结构的角度出发，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解答的。

这类研究的经验成分绝不少于抽象经验主义。事实上，它往往还更加重视经验，更加贴近日常意义和经验的世界。我想说的其实很简单：弗朗兹·纽曼（Franz Neumann）有关纳粹社会结构的阐述，相较于萨缪尔·斯托弗有关10079部队士气的阐述，其“经验性”和“系统性”至少不相上下；马克斯·韦伯有关中国士大夫的阐述、尤金·斯塔利（Eugene Staley）有关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对于苏维埃俄国的考察，相较于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对于伊利县或埃尔迈拉小城的舆论的研究，其“经验性”程度难分伯仲。

不仅如此，无论是亚历史的研究层面还是跨历史的研究层面，人们所使用的想法绝大多数其实都源于经典研究。又有哪些关于人、社会及其关系的观念，哪些真正富有裨益的想法，是来自抽象经验主义或宏大理论的呢？就想法而言，这些学派都是靠社会科学经典传统过活的寄生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