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究实践中的问题，势必会做出评价。被自由主义实用派当成“问题”的，往往属于以下情况：（1）偏离中产阶级和小城镇习惯的生活方式；（2）不遵从追求稳定和秩序的乡村原则；（3）与“文化滞后”的乐观主义进步观口号不合拍；（4） 不切合适当的“社会进步”。不过，（5）“调适”（adjustment）及其对立面“失调”（maladjustment）的观念也从许多方面揭示了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关键所在。

这个观念往往很空洞，没什么具体内容；但一般来说，它的内容其实就是宣传要遵从理念上与小城镇中产阶级相维系的那些规范与特性。但“适应”（adaptation）这个术语所蕴含的生物学比喻却遮掩了这些社会道德内涵。事实上，与这个术语相伴而来的，是“存在”（existence）和“维存”（survival）这类在社会维度上殊无意义的术语。“调适”这一“概念”借助生物学比喻，变得形式化、普遍化。但这个术语的实际运用却往往表明，用者接受了所处小共同体情境的那些目的和手段。许多论者建议使用据信比其他选择较少引起干扰的技术，以求实现既定目标。但他们通常并不会考虑，如果不对作为整体的制度框架做些调整，那些困于不利情境的特定群体或个体是否有可能实现这些目标。

调适的观念似乎可以径直用于这样一种社会舞台，台上一方面有“社会”，另一方面有“个体移民”。然后移民必须针对社会做出“调适”。“移民问题”很早就属于社会学家的关注核心，用来陈述这个问题的那些观念也很可能融入梳理一切“问题”的一般模型。

如果细致考察有关失调的具体描述，我们不难推出，都是什么类型的人会被评判为已经实现了理想意义上的“调适”：

对于上一代的社会学家，乃至整体上的自由主义实用派而言，理想的人就是“社会化了的”人。这种理念往往意味着他在伦理上是“自私”的对立面。作为社会化的人，他考虑着别人并友善待之。他不会兀自冥想或闷闷不乐，相反，他颇为外向，渴望“参与”所在共同体的日常活动，帮助这个共同体以可调适的匀整节奏“进步”。他参加许多共同体组织，并以它们为归属和目标。就算不是一个毫无保留的“成员”，他肯定也十分积极。他乐于遵从传统道德，顺应传统动机。他还乐于参与可敬制度的不断进步。他的父母从未离婚，他的家庭从未遭受无情破裂。他是“成功的”，至少是低调的成功，因为他满怀抱负却保持低调。可他不会琢磨太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以免自己变成“空想家”。作为一名正经妥当的小人物，他并不奢望发大财。他的有些品质过于寻常，乃至于我们无法说出个中的意味。但他也有些品质颇为特别，我们由此可知，这个人身处局地情境，已经求得调适，他的品质符合某些人所期待的规范，这些人一般是住在美国小城镇里的中产阶级，眼界局促，独立自处，亦步亦趋地活出新教徒的理念。

我倒是乐意接受这种令人安逸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小世界，它想必存在于某个地方，否则也一定会被创造出来。而就创造它来讲，似乎没有什么人群在理念上比上一代美国社会学家的寻常成员更合适，也没有什么观念比自由主义实用取向更有助于这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