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社会科学与改革思潮和改良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人们所知的“社会科学运动”——在1865年组建成“美国社会科学学会”（the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就属于19世纪晚期的这类尝试，它们要“运用科学”来研究社会问题，而不求助于直露的政治策略。简单来说，这股运动的成员寻求将下层民众的困扰转变成中产阶层公众的议题。到了20世纪的头几十年，这场运动已经走完了它的历程。它已经不再承载着什么有关改革的中产阶层激进意识形态。它对于整体福祉的格局宽广的迫切要求，已经变成对于社会工作、合作慈善、儿童福利、狱政改革之类问题的范围有限的关注。不过，除了“美国社会科学学会”，社会科学中还兴起了几个专业学会，并适时出现了几种学院里的系科。

因此，早先中产阶层有关改革的社会学就出现了分裂，一方面发展成为学院里的专业，另一方面发展成为更具体化、制度化的福利活动。不过，这样的分裂并不意味着学院专业变得在道德角度上保持中立，在科学角度上客观漠然。

在美国，自由主义已经成了几乎所有社会研究在政治上的共同尺度，也是几乎一切公共修辞和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条件，或许首先是由于缺乏封建制，因此也就缺乏反资本主义精英和知识分子的贵族制基础。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依然塑造着工商精英中的重要群体的视野，仍有其政治上的用途。即便是在最老辣精妙的经济学描述中，平衡或均衡观念的地位也依然坚不可摧。

自由主义也已经影响到了社会学和政治学，只是方式更为弥散。美国社会学家与其欧洲前辈截然不同，强烈倾向于一次研究一个经验性细节、一种情境问题。一句话，他们的关注点往往是细碎散落的。他们遵循“民主的知识理论”，设定所有事实生而平等。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任何一项社会现象，都必然存在大量细微的原因。这种所谓“多元主义因果关系”（pluralistic causation），非常有利于“渐进式”改革的自由主义政治。事实上，认为社会事件的原因必然是为数众多，细碎散落，这样的观念很容易陷入不妨称为自由主义实用取向（liberal practicality）的视角。[5]

如果说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中蕴含有什么取向脉络的话，显然是偏向于细碎散落的研究，偏向于事实性的调查，以及与此相伴的信条：多元主义立场下的多因混融观。这些就是作为一种社会研究风格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基本特征。因为如果一切都是由难以计数的“因素”导致的，那么我们不管从事什么实际行动，最好都要非常小心。我们必须处理许多细节，因此建议先改革某个细微部分，看看后果如何，再改革下一个细微部分。当然，我们最好不要如此教条，也不要好高骛远，行动计划过于庞大。我们在进入一切皆流变不居、彼此关联的潮流之前，必须放宽心态，清楚知道自己对于所有发挥作用的多重原因，很可能尚不知晓，也或许永远不会知晓。作为研究情境的社会科学家，我们必须察觉到许多微小的原因；而作为投身实践的人，要想行事明智，我们必须对情境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循序积微。

让我们且慢展开，想必有人曾经说过，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如果我们把一个社会分解成许多微小的“因素”，接下来自然就需要其中大量的因素来阐述一样事情，而我们永远无法确知自己是否已经全面把握了它们。单纯从形式上强调“有机整体”，加上未能考虑到往往是结构性的充分的原因，再加上被迫只能一次考察一个情境，诸如此类的观念的确使人们难以理解现状的结构。为了平衡起见，或许我们应当提醒自己别忘了还有其他的观点：

首先，“有原则的多元主义”也可能像“有原则的一元主义”一样教条化，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其次，难道不可能既研究各种原因又不完全湮没其中吗？事实上，这难道不是社会科学家在考察社会结构时应当做的吗？通过这类研究，我们当然是在力求找出某样事情的充分原因，一旦找到，又要讲清楚怎样看待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因素，它们作为政治行动和管理行动的目标，让人们有机会在塑造世间人事时用上理性。

然而，在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有机”形而上学里，只要是倾向于和谐平衡的因素，就有可能得到强调。如果把一切都看成是“持续的过程”，就看不到作为我们时代鲜明特征的节奏的突变、定位的颠覆，即使它们未被忽略，也只是被当作“病态”“调适不良”的迹象。“民德”（the mores）或“社会”这类看似简单无害的用语，蕴含着形式性和据称的统合性，降低了我们看清现代社会结构全貌的可能性。

自由主义实用取向这种片段零碎的特点的原因何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研究零散情境的社会学？学院系科的奇怪分割或许帮助社会科学家把自己的问题搞得四分五裂。尤其是社会学家，他们似乎往往觉得，那些更老旧的社会科学的代表不愿意承认社会学应有其一席之地。就像奥古斯特·孔德、塔尔科特·帕森斯那样的宏大理论家一样，社会学家或许想要某种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与经济学和政治学泾渭分明。但我认为，学院争斗中对于各门系科的限制，或者是总体能力不够，并不能完全充分地说明自由主义实用取向为何抽象层次低，及与此相伴的其追随者无法考虑社会结构的相关问题。

我们不妨来看看作为众多社会学书籍写作对象的公众：这门学科中绝大多数的“系统性”或“理论性”研究，都是由教师们出于课堂教学目的而在教科书里展开的。请记住，社会学往往要对抗其他系科而赢得其在学院中的生存权利，这一事实可能使教科书变得更有必要。如今的教科书是要组织编排各种事实，以便年轻人可以接触利用，而不是以研究和发现的增长点为核心。有鉴于此，教科书很容易变成颇为机械地搜集事实，以描绘多少已是定论的观念。而在将不断积累的细节纳入某种教科书秩序时，新观念在研究上的可能性、观念与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不会被视为是至关重要的。旧的观念与新的事实往往比新的观念重要得多，人们经常觉得后者很危险，因而会限制一本教材被“采纳”用于课堂教学的销量。教授们是否采用一个文本，就对其做出了评判，因此也就决定了是什么意味着它的成功。说到底，我们别忘了，要撰写新教案，确实需要花些时间。

但是，作为撰写这些书的对象的学生又是哪些人呢？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其中有许多出身农场主或小商人家庭，中西部院校尤其如此。他们努力拼搏，要成为专业人士和低级主管。为他们写作，也就是为一群颇为特别的人写作：不断向上爬的中产阶级公众。作者和公众，教师与学生，社会经验其实是相似的。他们来源相仿，去向类似，可能遇到的阻碍也差不多。

在先前研究情境的实践社会学中，对于政治方面问题的考察很少会是持激进立场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往往回避政治性，或者渴求某种民主机会主义。它的奉行者触及某些政治性的东西时，通常会以“反社会”或“腐败”之类的术语来陈述其“病态”特性。在其他场合，“政治性”似乎被视同为政治现状的功能的恰当运作，也很容易被视同为法律或行政管理。政治秩序本身却很少得到考察，而只是被设定为一套颇为固定、与己无关的框架。

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特别适合某些人，他们借助自己的社会位置，处理一系列的个案，通常还具备一定程度的权威。法官、社会工作者、精神卫生专家、教师和地方改革家往往会从“情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的视野往往囿于既存的标准，而他们的专业工作又倾向于培养他们养成某种职业无能，使他们无法超越一系列的“个案”层面。他们的个人阅历，还有他们各自看待社会的视角，都太类似，太同质化，无法促成观念的竞争和意见的争执，担心会带来试图建构整体的结果。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就是一种道德化的情境社会学。

“文化滞后”（cultural lag）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就属于这种“乌托邦式”的和进步主义的思想风格。这个观念意味着需要改变某种东西，以“适应”日益进步的技术状况。不管被视为“滞后”的东西是什么，它存在于当下，但形成的原因却被视为存在于过去。评判就这样被装扮成了有关某种时序的陈述。文化滞后作为对失衡“进步”的评估性断言，对秉持自由主义和祈愿情怀的人非常有用。它告诉他们该“吁求”哪些变迁，又有哪些变迁“应该”发生却尚未发生。它告诉他们哪些地方已经取得进步，又有哪些地方他们还做得不够好。当然，对于某种病态“滞后”的审察，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其呈现出的历史伪装、被十分粗鲁地塞入“吁求”之类貌似客观的用语的小规划弄得更加复杂。

从文化滞后的角度来陈述问题，等于在掩饰评价，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自由主义实用派更容易采用哪些类型的评价？整体而言的“制度”滞后于整体而言的“科技”，这是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它对“科学”，对循序进步的变迁，抱持积极正面的评价。简言之，这是启蒙运动在自由主义角度上的延续，它满怀理性主义；对于自然科学抱持弥赛亚性质的、如今在政治上看来天真幼稚的崇拜，不仅把自然科学看作思考的典范，而且视之为行动的榜样，还将其尊奉为进步的时间观。把这种进步观带进美国的院校的，是曾经风行的苏格兰道德哲学。从南北战争结束后，直到仅仅约莫一代人之前，从某种程度上说，构成美国城市中产阶级的还是生意日益扩张中的人，他们不仅掌握了生产工具，还获得了政治权力，也赢取了社会声望。老一代社会学家中，许多学院人士要么来自这些上升阶层，要么积极与之融合。而他们的学生，也就是他们思想的受众，则是这类阶层的产物。屡屡有人指出，有关进步的观念通常适合那些正在收入和位置的层级上节节攀升的人们。

那些运用文化滞后观念的人，一般不会考察某些利益群体和决策者的位置，而他们可能正是造成一个社会的不同领域“变迁速率”各不相同的背后因素。你也可以说，就文化各部分可能运动的变迁速率而言，往往倒是技术在“滞后”。（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肯定就是这样，时至今日，在家用技术和人员交通之类的领域，情况依然大抵如此。

与许多社会学家对于“滞后”的用法相反，索尔斯坦·凡勃伦的用语是“滞后、裂缝和摩擦”（lag，leak and friction），并由此通向有关“工业与商业之对比”的结构性分析。他问道：“滞后”在什么地方产生了不适？他试图揭示商人们是如何恪守企业规范而行事，培养起消极无为的习性，从而导致有效地侵害了生产和生产力。他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利润创造在私有制体系内的作用，但并不特别关心“去工匠化的结果”（unworkman-like results）。不过，重要的是他揭示了“滞后”的结构机制。但许多社会科学家在使用“文化滞后”这个观念时，洗白了它的政治意涵，从而也丧失了任何具体的、结构性的附着。他们将这个观念给一般化了，以求用于一切，但始终是散碎凌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