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之际，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固然与克里尔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幕后推动以及蒋梦麟为首的亲美知识分子的积极鼓吹有关，但是欧战结束所带来的民主和平的国际潮流也是大势所趋。如蒋梦麟所言：“那时正是欧战后不久，自由与民主正风靡全世界，威尔逊主义已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中国青年正浸**于战后由欧美涌至的新思想。”[183]威尔逊主义所标榜的“使世界和平公道之正义，不为私心所制服”[184]，以及“民族自决”的原则特别容易受到中国的欢迎。

除中国之外，威尔逊主义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受到广泛的欢迎。随着同盟国的战败，威尔逊主义风靡欧洲各国。在1918年12月的爱尔兰大选中，威尔逊主义发挥了关键作用；阿拉伯地区的领袖们也用威尔逊主义抵抗英、法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殖民阴谋；土耳其军队领袖把威尔逊主义当作民族独立的救命稻草；越南民族领袖胡志明亲自到巴黎和会求见威尔逊，请求威尔逊支持越南民族自决；在朝鲜则爆发了1919年的“三一运动”。[185]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在席卷全球的威尔逊主义的影响下爆发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战行将结束之际，研究系领袖梁启超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威尔逊主义可以成为中国和平运动的思想武器。当徐世昌在1918年9月11日通电就任总统之后[186]，梁启超立即上书徐世昌，建议徐世昌旗帜鲜明地宣誓裁兵，外交重心应由日本转向欧美诸国[187]。威尔逊主义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影响，就是威尔逊特意选择在1918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致电中国总统徐世昌，劝告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188]根据威尔逊的建议，徐世昌在当月25日发表了和平命令。[189]1918年11月22日，北京公使馆的英、美、法、日、意等国代表召开外交团会议，支持徐世昌的停战决定；美国公使芮恩施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主张“只有重新统一的中国才能获得列强的支援”[190]。在这种新的政治形势下，原先宣称绝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参与了和平运动，他与研究系的熊希龄一同发起了和平期成会。[191]正是威尔逊主义促使蔡元培在1918年底走上了干预政治的道路，如胡适所言：“蔡先生和当日的几个开明的政治家（如林长民、汪大燮）都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的人。”[192]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的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其中说：“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193]蔡元培这一天的演说，也被胡适视为“北京大学走上干涉政治的路子”和“蔡先生带着我们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的开端。[194]

简言之，在五四运动前，威尔逊主义已经成为大总统徐世昌、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以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政治家和舆论领袖发起国内和平运动的理论支撑。

在媒体的宣扬下，威尔逊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即使穷兵黩武的北洋军阀将领也不敢公开反对它。1918年10月27日，皖系军阀倪嗣冲致电和平期成会会长熊希龄说：“嗣冲虽愚，然区区爱国之诚，正与诸公不谋而合，苟能和平统一，尤所祷祝以求。”[195]对于研究系发起的和平运动，直系军阀曹锟也表示，“诸公爱国爱群，同深钦仰，此番登高一呼，当必如响斯应”[196]。虽然这只是军阀的奉承之词，但是在威尔逊主义倡议下的中国和平运动毕竟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让好战的北洋军阀不敢公然反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两个重要口号：科学与民主。其中，民主口号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就是威尔逊主义。北大学生谭鸣谦说：“精神的‘德谟克拉西’今日当以美国现任大总统威尔逊氏所高唱之人道主义为代表”；而威尔逊所发表的言论“无非发挥公道正义，促进自由平等以贯彻其本邦所培育多年精神的‘德谟克拉西’之主张”[197]。威尔逊主义中最吸引人的就是民族自决原则，这个原则在五四运动前夕被中国公众用来表达民主政治的诉求。1919年2月16日，研究系以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为思想武器，发起成立国民外交协会。研究系人员在介绍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的缘起时，特意指出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将成为处理“国际间一切问题的前提”。[198]同年3月28日，湘事维持会发表通电，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来反对谭延闿对湖南的专制统治。[199]简言之，在五四运动前夕，以研究系为代表的各种政治团体都在竞相打着威尔逊主义的旗号，从事各种名义的和平政治运动或国民外交运动。

但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交涉上，对日本外交代表做出妥协。这一消息由研究系领袖梁启超率先传回国内，并由研究系干将林长民在北京1919年5月2日的《晨报》上刊登。他们号召国人群起抗争。[200]于是，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就爆发了。

[1] 《李大钊全集》第2卷，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与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革命口号！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详见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547～55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有关《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关系，详见高放：《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共产党宣言〉——兼考证〈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和译者》，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3）。

[2] 心危：《东京通信》，载《申报》，1918-06-23。

[3] Patrick Renshaw，“The IWW and the Red Scare，1917-24，”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68（4），p.63.

[4] 这一次国际性的反“赤化”行动，从1918年一直持续到1924年。详见Patrick Renshaw，“The IWW and the Red Scare，1917-24，”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968（4），p.63。《收驻日本章宗祥公使电》（1918年7月24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15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5] 《中央对于外交之大会议》，载《申报》，1918-03-02；1918年中日军事结盟，日本出兵，中国也出兵，是为共同防俄。心危：《东京通信：日本出兵西伯利亚问题复活》，载《申报》，1918-06-01。美国总统威尔逊也赞成日本出兵西伯利亚，详见《东京电》，载《申报》，1918-06-27；《各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之要闻》，载《申报》，1918-07-18。

[6] 《收驻俄刘镜人公使电》（1918年3月5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7、31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7] 曲晓范：《试述1918—1921年北洋政府在西伯利亚的护侨活动》，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1）。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驻伊尔库茨克总领事为魏渤，驻海参崴总领事为陆是元，1918年春由邵恒濬担任驻海参崴总领事。详见《收驻海参崴陆是元总领事呈》（1918年1月5日）、《发海参崴邵、伊尔库茨克魏领事电》，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9、21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8] 《收驻崴邵总领事电》（1918年2月28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4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9] 邵恒濬在1892年参加同文馆大考，成绩优异。详见《壬辰年同文馆大考案》，载《申报》，1893-03-18。

[10] 《收驻海参崴邵总领事函》（1918年3月7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9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1] 《收驻海参崴邵总领事函》（1918年3月5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7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2] 《收驻海参崴邵总领事函》（1918年3月13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34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3] 《收驻海参崴邵总领事函》（1918年3月21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46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4] 《发驻海参崴总领事电》（1918年3月22日）、《发国务院秘书厅函》（1918年4月4日）、《收驻海参崴总领事呈》（1918年3月13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47、66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5] 《收驻海参崴邵总领事电》（1918年6月23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193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6] 1918年7月23日，顾维钧与美国国务院商量，中国派兵一二千人。因为威尔逊不希望联军太多，以防滋扰俄国居民。结果是，美国与日本各派兵七千人，英国派兵一千二百人，法国与意大利各出兵六七百人，比利时派兵二三百人，组成联军到海参崴，然后进驻西伯利亚各处。《收驻美顾公使电》（1918年7月23日、24日、25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11、215、217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7] 《次长会晤美馆马代办问答》（1918年7月25日），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料：出兵西伯利亚》，216、217页，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18] 李永昌：《1918—1920年中国出兵西伯利亚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93（1）。

[19] 《外电》，载《申报》，1918-08-26。

[20] 《专电》，载《新闻报》，1918-02-23。

[21] 《中华通信社电》《专电》，载《新闻报》，1918-02-23。

[22] 《专电》，载《新闻报》，1919-11-23。自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以来，奉天督军张作霖就坚决反对“赤化”，严防过激主义的传播。1921年1月25日，张作霖治下的奉天教育厅发布训令，通告各县执事及省立各学校，查禁过激党散布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品。详见《奉天教育厅训令》，载《奉天公报》，第3195期，1921。

[23] 龄：《北京特别通信》，载《申报》，1918-09-19。

[24] 《布尔札维克党之第一日》，载《新中国》，第1卷，第1期，1918。

[25] 《述俄国过激派领袖李宁》，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3号，1918。

[26] 《通信社电》，载《新闻报》，1919-11-16。

[27] 《通信社电》，载《新闻报》，1919-11-16。关于北洋政府严禁过激主义传播的通电，外媒也有诸多报道，详见“Bolsheviks in China，”The Shanghai Times，Apr.5，1919，p.7。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46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9] 《宣传过激主义之查禁》，载《申报》，1920-10-23。

[30] 《北京电》，载《申报》，1919-03-04。

[31] 只眼（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载《每周评论》，第13号，1919-03-16。

[32] 只眼（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载《每周评论》，第13号，1919-03-16。

[33]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184～18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4] 《蔡元培全集》第10卷，395～39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5]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190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汤尔和是蔡元培早年在杭州养正书塾的学生。详见《蔡元培全集》第17卷，44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6] 《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1919年3月27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8] 胡适说：陈独秀“挖伤某妓女之下体”，是谁见来？据此，他判定这是外人攻击陈独秀的谣言，不足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9] 静观：《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载《申报》，1919-03-06。

[40]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18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1] 《北京大学之消息陈独秀辞职》，载《申报》，1919-04-13。

[42] 心危：《东京通信》，载《申报》，1919-04-25。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1～2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4] 蔡和森的言论，也可证明陈独秀的思想经历了从亲美到亲俄的转变。蔡和森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之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详见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5] 只眼（陈独秀）：《纲常名教》，载《每周评论》，第16号，1919-04-06。

[46] 《东报反对民族独立之论调》，载《申报》，1918-12-02；不冷：《自由谈之自由谈》，载《申报》，1919-01-19。

[47] 《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跋》，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8] 只眼（陈独秀）：《克伦斯基与列宁》，载《每周评论》，第19号，1919-04-27。

[49] 《〈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22日），见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4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0] 只眼（陈独秀）：《威大炮》，载《每周评论》，第8号，1919-02-09。

[51] 只眼（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载《每周评论》，第20号，1919-05-04。

[52] 只眼（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载《每周评论》，第18号，1919-04-20。

[53] 只眼（陈独秀）：《立宪政治与政党》，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06-08。

[54] 只眼（陈独秀）：《却没有了自己》，载《每周评论》，第18号，1919-04-20。

[55] 只眼（陈独秀）：《立宪政治与政党》，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06-08。

[56] 只眼（陈独秀）：《吃饭问题》，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06-08。

[57] 只眼（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载《每周评论》，第25号，1919-06-08。

[58] 《陈独秀被捕》，载《申报》，1919-06-15；《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载《北京档案史料》，1986（1）。

[59] 陈独秀号召要驱逐的六人，除三个著名的“卖国贼”之外，其余三人都是皖系军阀的实权派。徐树铮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段芝贵时任京畿警备总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时为步军统领。详见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0] 蔡元培对一贯穷兵黩武的皖系军阀段祺瑞是没有好感的。1917年秋，段祺瑞第二次组阁时，蔡元培就准备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幸亏被教育总长范源濂给拦住。1918年3月底，段祺瑞第三次组阁时，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此时，段祺瑞就准备罢免蔡元培的校长职务。他说：“大学分子之某种印刷品，似涉于无政府主义，疑为蔡君所倡导”。由于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说出了种种不可去蔡之理由，以与段争，故而蔡元培的校长位置才勉强保留下来。但是，时人已经认为1918年段祺瑞第三次组阁，是蔡元培北大校长位置第一次面临动摇的危机。详见《命令》，载《申报》，1918-03-2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徐永昌日记》第1册，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霜羽：《北京通信》，载《申报》，1919-05-13。

[61] 当时，《北京导报》记者、中美新闻社记者、路透社记者纷纷前往北京警察厅，探访陈独秀被捕内情。详见《京华短简》，载《申报》，1919-06-16。

[62] 《专电》，载《申报》，1919-06-15。

[63] 《陈独秀被捕》，载《申报》，1919-06-15。

[64] 《京华短简》，载《申报》，1919-06-17。

[65] 《上海学生联合会消息》，载《申报》，1919-06-15；《全国学生联合会消息》，载《申报》，1919-06-25。

[66] 《京华短简》，载《申报》，1919-06-16。

[67] 《旅沪皖人营救陈独秀》，载《申报》，1919-06-16。

[68] 《省教育会请释陈独秀电》，载《申报》，1919-06-17。

[69] 江苏省教育会会长张謇对史量才有知遇之恩，而该会副会长黄炎培与史量才也是至交。详见庞荣棣：《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3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徐铸成后来在1949年之后回忆《申报》历史时，用后见之明批评张謇等人对《申报》的控制，说其言论上保守，反对革命言论，限制了《申报》的发展。这显然是用后来的政治标准来判断《申报》在历史上的发展，并不符合《申报》馆的历史实际。不过，他说张謇、赵凤昌等人当时“操纵江南舆论”，霸占江浙文教事业，是东南“学阀”，他们是《申报》幕后的操纵者。这种批判文字虽然严厉，但却道出了《申报》与张謇等东南士绅集团的密切关系。而回到当时的历史实际，我们发现，恰恰是张謇等人的势力推动了申报在北洋时期的发展。详见徐铸成：《报海旧闻》，1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黄炎培日记也记载了他与史量才的交情，非同一般。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炎培日记》第4卷，326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

[70] 庸：《北京之文字狱》，载《申报》，1919-06-17。

[71] 《工业协会请释陈独秀电》，载《申报》，1919-06-25。

[72] 《专电》，载《申报》，1919-07-07。《陈独秀有恢复自由希望》，载《申报》，1919-07-25。章士钊也致电北洋政府，营救陈独秀。关于岑春煊与章士钊营救的呼吁及其影响，详见《北京大学之近讯》，载《申报》，1919-08-18。

[73] 《陈独秀有恢复自由希望》，载《申报》，1919-07-25。1920年2月14日，陈独秀致函吴炳湘表示感谢，其信有言：“夏间备受优待，至为感佩”。详见《陈独秀被捕卷》（京师警察厅档案）；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74] 《京华短简》，载《申报》，1919-09-19。

[75] 《北京通信》，载《申报》，1919-11-05。

[76] 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338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77] 《本志宣言》，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

[78] 《过激派与世界和平》，载《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

[79]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0] 《胡适口述自传》，185～186页，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载《北京档案史料》，1986（1）。

[81]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82] 此地现为上海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任建树：《陈独秀大传》，203～20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新青年》第7卷第6号，刊登了“劳动界纪念号”，专门讨论工人问题，还刊登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1919年7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加拉罕发表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但其详细内容到1920年三四月份才传播至中国。详见[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40、97页，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3]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81～82页，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4] 1918年12月，李大钊撰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预言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详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93页，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5]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96页，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6]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97页，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87]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221～2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88] 《李大钊全集》第2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9]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4页，内部印刷，1982。

[90]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6页，内部印刷，1986。

[91]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8页，内部印刷，1986。

[92] 尽管有政府的检查，四川的青年团成员对于团中央的各种宣言、纲领、通电、简章等“精神食粮”也是求知若渴。详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8页，内部印刷，1986。

[93]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附录“代称代号及隐语对照表”，内部印刷，1994。

[94] 关于英、美、日等国携手遏制俄国的过激主义传播报道，详见《俄国之过激近情》，载《申报》，1920-01-04。

[95] 《段祺瑞严禁美国过激派来沪组织农工联合会等情训令》（1920年2月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9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96] 《国际劳动会与我国代表》，载《申报》，1919-10-26。《国务院关于议员质问为何不准人民派代表参加国际劳动大会函件》（1919年8月12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9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97] 《华工传布过激主义之防范》，载《申报》，1919-03-25。

[98] 《各通信社电》，载《申报》，1919-03-26。

[99] 《防不胜防之俄激党》，载《申报》，1919-04-01。

[100] 《省令饬查共产主义社》，载《申报》，1919-04-22。

[101] 《查禁共产主义之电覆》，载《申报》，1919-05-16。

[102] 《专电》，载《申报》，1920-10-16。

[103]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23、1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04]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641～64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05] 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1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06] 《美国电》，载《申报》，1919-06-11。

[107] 《各通信社电》，载《申报》，1919-12-23。

[108] 《检查邮电之院电》，载《申报》，1920-02-24。

[109] 《省教育会请维持如皋新心报》，载《申报》，1920-02-06；庸：《过激主义》，载《申报》，1920-02-06。

[110] 《各通信社电》，载《申报》，1920-03-24。

[111] 《防范过激主义之办法》，载《申报》，1920-04-12。

[112]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6号，集中介绍了中国各界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欢迎态度。另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97页，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13] 《专电》，载《申报》，1920-04-20。

[114] 《禁止过激主义之院电》，载《申报》，1920-05-05。

[115] 《散布过激主义传单之结果》，载《申报》，1920-10-20。

[116] 《宣传过激主义之查禁》，载《申报》，1920-10-23。

[117] 《研究俄国劳农政府之专书》，载《申报》，1920-09-12。

[118] 《李大钊全集》第2卷，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9] 19世纪末年，张元济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离京南下，到上海执教于南洋公学，总教习为蔡元培，学生中有黄炎培，他们三人也从这时开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详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214～21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120] 蔡元培与张元济都是晚清翰林，且都倾心西学，敢于开时代风气之先。北京大学与江苏省教育会、商务印书馆的合作，主要体现为它们共同支持蒋梦麟在五四运动前夕创办《新教育》杂志。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江苏省教育会领袖黄炎培都是蒋梦麟的老师，而蒋梦麟还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深受张元济的器重。关于蒋梦麟与蔡元培、黄炎培和张元济的关系，详见蒋梦麟：《现代世界中的中国》，6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沈尹默：《我和北大》，见王世儒、闻笛：《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册，150～151、154、182、360、363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21] 具有北大、江苏省教育会和商务印书馆支持背景的《新教育》杂志，在1919年创刊不久，就刊登威尔逊的演说，传播威尔逊主义。详见《威尔逊总统之波士顿演说词》，载《新教育》，第1卷，第5期，1919。

[122] 这六个月是指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5月初。有关这六个月的乐观心态，详见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载《历史研究》，2006（4）。

[123] 《北京学生奋激示威后消息》，载《申报》，1919-05-08；胡适：《纪念“五四”》，载《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

[124] 胡适：《纪念“五四”》，载《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

[125] 据笔者所知，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当属汉斯·施密特（Hans Schmidt）。但是，汉斯·施密特的研究只是利用了美国国会档案，而没有利用中国的报刊史料，导致他的研究过于强调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对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用，而忽略了“一战”时期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对宣传威尔逊主义的主动性及其背后的复杂因由。关于其研究，详见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Diplomatic History，1998（1）。相关研究，另请参见Warren I.Cohen，“Americ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The Response to Chinese Nationalism，1917-1921，”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66（1），pp.83-100；Elmer E.Cornwell Jr.，“Wilson，Creel，and the Presidency，”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59（2），pp.189-202；Stephen Vaughn，“First Amendment Liberties and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1979（2），pp.95-119。

[126] 相关研究，可参见Noriko Kawamura，“Wilsonian Idealism and Japanese Claim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Pacific Historical Reivew，1997（4），pp.503-525。研究系知识分子张君劢曾撰文详细介绍威尔逊1918年1月8日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十四点演说”，“十四点演说”是威尔逊主义的基本内容。张君劢此文完成于巴黎，当时他正陪同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以国民外交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详见张君劢：《和平会议中威尔逊之成功与失败》，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10号，1919。当时中国的英语学习刊物也刊登了威尔逊“十四点演说”的中英文对照版，供英语爱好者学习。详见《威尔逊媾和大纲》，载《英语周刊》，第123期，1918。

[127] Eric Van Schaack，“The Division of Pictorial Publicity in World War I，”Design Issues，2006（1），p.32.George Creel，Rebel at Large：Recollections of Fifty Crowded Years，New York，G.P.Putnam’s Sons，1947.

[128] E.David Cronon，ed.，The Cabinet Diaries of Josephus Daniels，1913-1921，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63，p.131，p.133.

[129]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vol.42，pp.39-41.

[130]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vol.42，p.43.

[131] 兰辛等人在信中，指出战时新闻检查的不可公布的新闻终究是少数，而绝大多数新闻是可以公开宣传的。进行战争宣传，有利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vol.42，p.55.有关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历史，详见Stephen Vaughn，Holding Fast the Inner Lines：Democracy，Nationalism，and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0，pp.3-22。

[132]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vol.42，p.59，p.305.

[133]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vol.42，p.71.

[134]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vol.42，pp.290-291.

[135]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vol.42，pp.304-313.

[136] Arthur S.Link，ed.，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vol.42，pp.395-396.

[137] Erez Manela，The Wilsonian Mo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7.

[138] George Creel，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20，p.247.

[139] George Creel，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20，pp.273-374.

[140] [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87页，张静尔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141] [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89页，张静尔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142] George Creel，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20，p.358.

[143] George Creel，How We Advertised America，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920，p.358.

[144] 1912年2月24日，威尔逊在美国的纳什维尔（Nashville）发表参选演说，提出有关“托拉斯问题，税则问题和提案权、撤回权问题”。威尔逊借此给自己塑造了一个维护法律正义、改良社会弊端的民主派形象。详见钱智修：《美国候补总统之三大政纲》，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2号，1912。

[145] 《我为何而赞成威尔逊乎》，朱景宽译，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1913。

[146] 《威尔逊新自由论》，钱智修译，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1913。

[147] 黄河：《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莅任记》，载《真相画报》，第1卷，第16号，1913；天济：《威尔逊大总统之就任》，载《震旦》，第3期，1913。

[148]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之仗义》，载《庸言》，第1卷，第10号，1913。早在1903年，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已经刊登威尔逊的政治学名著《政治汎论》的中文版广告。此书有上海广智书局印刷。详见《绍介新书》，载《新民丛报》，954页，1903年汇编。

[149] 《美国新总统威尔逊氏之历史》，载《直隶教育界》，第2期，1913。

[150] 《威尔逊之天趣》，载《独立周报》，第2卷，第1期，1913。

[151] 《美国新总统威尔逊氏小传》，载《进步》，第3卷，第2期，1912。

[152] 《美总统威尔逊君宣布中立文》，载《欧洲战纪》，第6期，1914。也有媒体称赞威尔逊对交战国的调和政策，是“战声中一线曙光”，详见《美总统威尔逊致交战国元首调和书》，载《欧洲战纪》，第2期，1914。

[153] 任鸿隽：《记威尔逊》，载《留美学生季报》，第3号，1915。

[154] 任鸿隽：《记威尔逊》，载《留美学生季报》，第3号，1915。

[155] 《华洋新闻》，载《华英普及月报》，第1期，1915。

[156] 慧侠：《威尔逊轶事》，载《民权素》，第20期，1915。

[157] 相关文章参见《美国之总选举》，载《东方杂志》，第12卷，第3号，1915；《美总统威尔逊氏与新闻访员开政谈会：每星期二一次》，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1号，1916；《美国扩张军备以制日本之问题》，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8号，1916；《美国选举总统之总结》，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1号，1917；《威尔逊、塔虎脱、许士三人之对墨论》，载《东方杂志》，第14卷，第2号，1917；等等。

[158] 有关威尔逊的灯谜答案是“美人首”。详见《灯谜》，载《余兴》，132页，1916。

[159] Reinsch to Secretary of State，May 12，1917，RG59，893.911/19；Reinsch to Secretary of State，Nov.19，1917；Secretary of State to Reinsch，Jan.11，1918，RG59，893.911/23；另见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Diplomatic History，1998（1），p.3。由于芮恩施倡议美国志愿者翻译威尔逊的参战演说，并免费提供给中国媒体，故而1917年中国杂志上刊登了多篇威尔逊的战争演说。详见《美总统威尔逊对于欧战之意见》，载《社会星报》，5页，1917；《美总统威尔逊之演说词》，载《同德杂志》，第1期，1917；《威尔逊之当选及其内治外交政策》，载《丁巳》，1～7页，1917；《美总统威尔逊对于欧战媾和之新演说》，载《兵事杂志》，第54期，1918。

[160] 《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馀姚、蒋梦麟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161] 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Diplomatic History，1998（1），pp.3-4.

[162] 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Diplomatic History，1998（1），p.4.

[163] 有关东方通讯社的消息来源，详见《美人借款中国说》，载《申报》，1918-11-22。

[164] 《东方新闻社宴报界纪》，载《申报》，1919-01-04。

[165] 此外，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上海美国报纸，法国无线电台也是中美通讯社的消息来源。详见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Diplomatic History，1998（1），p.5。

[166] 美国在华教师和传教士也利用他们的教会学校义务宣传威尔逊主义。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Diplomatic History，1998（1），p.6。

[167] 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Diplomatic History，1998（1），p.10。

[168] 1917年6月，蒋梦麟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同年夏天回到上海。在江苏省教育会和商务印书馆同时兼职，详见蒋梦麟：《现代世界中的中国》，41、6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在蒋梦麟回国之前的1916年8月19日，黄炎培和郭秉文（洪声）来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商量，安排蒋梦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详见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册，150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69] 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1册，155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游美实业团在美国的合影及相关报道，参见《中国游美实业团在美时之纪念摄影》，载《东方杂志》，第12卷，第8号，1915。

[170] 黄炎培：《黄炎培日记》第1卷，153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民初浙江财团的代表张謇就是主张中美经济合作的，他在1919年给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的信中这样写道：“謇尝谓太平洋两岸大陆中美若兄弟，而共和之辈分中美若师弟，以其关系之切，自应有提携之亲。公与赫妥君及贵国诸君，若更以感情及地位，进而谋两国实际上之互助，其大有利于两国，行卜如旭日之方升也”（张謇：《为组合中美实业复芮恩施博士函》，见《张謇全集》第3卷，80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71] 沈尹默：《我和北大》，见王世儒、闻笛：《我与北大》，80页，北京，北京大学，1998。

[172] 蒋梦麟既办理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又负担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工作。详见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册，360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73]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册，499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74]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册，461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路滨生曾请求北大校长蔡元培为其小说写序言，遭到蔡元培的严词拒绝（《蔡元培全集》第10卷，32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75]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册，423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76]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册，150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77]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册，395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78] 《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序言，馀姚、蒋梦麟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179] 《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卜舫济述传，馀姚、蒋梦麟译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180] 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Diplomatic History，1998（1），pp.10-11.

[181] 《出版部告白》，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12-20。

[182] 1919年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职工钱智修，翻译出版了威尔逊参战演说的续集，即《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议演说》。此书出版广告刊登在《申报》上。详见《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议演说》，载《申报》，1919-03-30。到1919年4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已经印刷到第5版。详见《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议演说》，载《申报》，1919-04-23。

[183] 蒋梦麟：《现代世界中的中国》，6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84] 龚自知：《威尔逊主义》，载《尚志》，第2卷，第2期，1919。

[185] Hans Schmidt，“Democracy for China：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Diplomatic History，1998（1），pp.1-2.

[186] 《专电》，载《申报》，1918-09-13。

[187] 梁启超：《梁启超致徐世昌信》（1918年9月15日），见郭长久：《梁启超与饮冰室》，65～67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188] 关于威尔逊致徐世昌电报，详见“To Hsu Shih-Ch'ang”，i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ed.Arthur S.Link，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vol.51，pp.292-293。关于威尔逊电报的中文版，详见《外人不干涉中国内争说》，载《申报》，1918-10-23；《蔡元培全集》第10卷，35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89] 关于徐世昌的和平动机，详见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载《历史研究》，2006（4）。

[190] [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249页，李抱宏、盛震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

[191] 《蔡元培全集》第18卷，28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92] 胡适：《纪念“五四”》，载《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

[193] 蔡元培：《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11-27；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13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194] 胡适：《纪念“五四”》，载《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

[195] 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第4册，330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96] 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第4册，330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97] 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载《新潮》，第1卷，第5号，1919。

[198]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纪》，载《申报》，1919-02-20。

[199] 《湘事维持会之通电》，载《申报》，1919-03-28。

[200] 在五四运动期间，以梁启超、林长民等为代表的研究系所控制的京沪两地报纸与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商务印书馆等亲美机构形成有力的互动。根据1918年2月25日张元济的统计，研究系在上海的机关报《时事新报》每日发行8000余份，颇受知识界的欢迎（详见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册，489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有关研究系与五四运动之关系，详见《梁任公由德致国民外交协会电》，载《晨报》，1919-05-02；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民》，载《晨报》，1919-05-02；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见闻》，见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续）》，110～1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95～10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244～27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