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主人总是刻意提供公众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存在于媒介本身，而任何新媒介的传播都会改变权力结构。

——麦克卢汉

1918年8月底，驻扎在湖南衡阳的北洋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给国务总理段祺瑞发去了一封“敬电”。在这封电文中，吴佩孚引经据典，陈述利害，极力攻击段祺瑞的“武力征南”政策，明确要求“元首明令罢战”。[1]这封电报发出之后，立即引起媒体的关注。上海《申报》针对此电文发表评论说：“此电之作用，虽为吁恳停战，实则攻击现内阁之政策。”还说：“吴氏虽为战局中之重要人物，而其实职不过一师长而已。自迭发通电，对于现内阁极力攻击以来，其一举一动，尤为世人所注意。”[2]诚如斯言，此时的吴佩孚不过是驻守在偏远之地湖南衡阳的北洋军的一个师长而已，他之所以能够成为1918年中国时局的重要人物，引发世人的关注，就是因为他“迭发通电”。

吴佩孚正是利用新闻电报打破了偏远之地——湖南衡阳对他的空间束缚，而成为时人关注的中心人物。在五四运动前后，吴佩孚从一个军事将领一跃成为举世关注的政治领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他利用电报媒介，引导公众舆论，从而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吴佩孚的崛起之路，典型地体现了他对电报媒介政治的充分利用。“一战”之后，由于新文化运动对国人的精神洗礼，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汹涌澎湃，不可阻挡。机智敏感的吴佩孚抓住了这一时代心理需求，利用电报媒介，刻意地向公众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反战主和，高唱爱国，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公众支持的政治优势。

电报媒介的运用，造成了一个诡异的新现象。此即吴佩孚的官方身份与他拥有的实际政治影响力极不对等，他的政治影响力远远地超越了他的师长身份所代表的政治权限；此外，尽管湖南衡阳位置偏远，但吴佩孚利用电报媒介的宣传，使这里成为举国关注的政治新中心，并与皖系军阀段祺瑞垄断的北洋政府相抗衡。简言之，电报媒介成就了吴佩孚的政治影响力，并引发了中国政治权势的转移。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的主人总是刻意提供公众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存在于媒介本身”，而任何传送信息的新媒介，“都会改变权力结构”。[3]本章拟从媒介与政治的角度，来考察五四运动前后北洋军阀吴佩孚如何借助“公电”这一大众传媒，传播他的政治主张，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爱国军人”形象，以争取广泛的民意支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吴佩孚在与皖系军阀的政治较量中，如何利用媒介掌握政治话语权，并利用这种话语权优势为1920年的直皖战争进行政治动员，最终实现北洋政府的政治权势从皖系军阀到直系军阀的转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