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期，中国兴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次文化革新运动主要由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发起。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中国北方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都对美国怀有好感。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文化运动是在北京发起，但是这场运动在中国南方的舆论中心——上海也是拥有支持者的。其中，如黄炎培领导的江苏省教育会、张元济领导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南方当时最重要的教育、印刷和新闻机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与上海的这两家机构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19]共同的传统教育背景和文化革新观念，使得蔡元培与江苏省教育会、商务印书馆等文化机构，在“一战”后期不约而同地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事业。[120]在对外关系上，北京大学与上海的这两家机构还拥有一个共同的立场，那就是他们都一致崇拜威尔逊主义。[121]
威尔逊主义给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知识界和学生界带来了“六个月的乐观”[122]。正是在威尔逊主义的感召下，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到美国公使馆门口，高呼“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123]胡适据此认为，“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引起全世界人类乐观的威尔逊主义在当日确是‘五四’运动的一种原动力”[124]。在五四运动前夕，学界领袖蔡元培、胡适，以及研究系的梁启超等人，利用所掌握的学术话语权和新闻资源，竭力在中国传播威尔逊主义，将威尔逊塑造成一个拯救中国的伟大的“救世主”。
有关“一战”时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一直缺乏专门的研究，导致这种研究缺失的主要原因就是相关研究文献不易查找，让研究者望而却步。[125]本节主要利用威尔逊的文件集以及“一战”时期的中国报纸杂志和亲历者的文献资料，尝试重建“一战”时期威尔逊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图景。
一、神话制造者：公共情报委员会与威尔逊主义的宣传
191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带领美国参加“一战”。其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战争演说，这些演说内容构成了他的威尔逊主义。[126]威尔逊主义集中体现了威尔逊的救世理念，以及他充当人类救世主的远大抱负。为了让他的救世理念广为人知，威尔逊在1917年4月14日成立了一个专门宣传其主义的公共情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中有三位主任是威尔逊的内阁成员，他们是陆军部长牛顿·D.巴克（Newton D.Baker）、海军部长约瑟夫·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和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另请著名记者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担任委员会主席兼第四主任。克里尔是威尔逊的老朋友了，早在1911年克里尔就支持威尔逊参加总统大选提名，其后一直与威尔逊保持密切联络。[127]由于这层亲密关系，威尔逊在计划成立一个战时新闻检查机构时，克里尔就自然地成为他的意中人选。
1917年4月9日，威尔逊在与海军部长丹尼尔斯谈论战时新闻检查问题时，提出他将任命克里尔为即将设立的战时新闻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并由军方提供协助。其后，丹尼尔斯负责与克里尔联络，积极筹划这个神秘的战时新闻检查机构的设立。1917年4月11日，丹尼尔斯写信告诉威尔逊，宣传委员会的设立已经准备就绪，就等待威尔逊的正式任命了。[128]同时，丹尼尔斯将克里尔准备的关于新闻检查委员会的备忘录提交给威尔逊。在这份备忘录里，克里尔首先向威尔逊建议，“新闻检查”（censorship）这个词过于敏感，颇有歧义，容易引起美国公众的反感，因此他建议不要使用这个词；克里尔还建议，为了避免公众的猜疑，应由一个民间人士来担任委员会主席，暗中接受美国陆军、海军和国务院的协助；最后，克里尔提出他已经物色了50位可以担任委员会成员的著名记者。[129]4月12日，威尔逊给丹尼尔斯回信说，“他非常赞同克里尔的备忘录”，表示他可以立即任命克里尔担任委员会主席。[130]
公共情报委员会的设立，是一个集思广益的结果。如上所言，威尔逊最初的想法只是成立一个由克里尔领导的“战时新闻审查机构”，其主要职能就是“新闻审查”。但是，在酝酿的过程中，丹尼尔斯、克里尔以及国务卿兰辛等人进一步提出建议，他们认为应该将“新闻审查”和“新闻宣传”结合起来，两者可以相得益彰，更好地调动美国人民的参战热情，服务于美国的战争需要。在此背景下，公共情报委员会应运而生。1917年4月13日，国务卿兰辛、陆军部长巴克和海军部长丹尼尔斯联名给威尔逊写信，提议说：“美国政府当前最急需的就是美国人民的信任、乐观和支持，但是这种需要不是自然兑现的，它需要通过对公共事业的坦率而诚恳的宣传，才能调动民众对政府参战事业的支持热情。因此，我们认为，新闻检查和公共宣传这两大职能如果合二为一，将能产生更好的效果，为此需要成立一个公共情报委员会。”[131]4月14日，威尔逊批准公共情报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克里尔担任委员会主席；同时，威尔逊还授权国务卿兰辛参与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工作，并让他在委员会的文件上签字。[132]对于兰辛的参与，公共情报委员会主席克里尔极不情愿。兰辛认为他是国务卿，他的签名应该放在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和陆军部长巴克的前面。于是，克里尔嘲笑兰辛是一个“小气鬼”，丹尼尔斯和巴克听后，也“会心一笑”。[133]
作为公共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克里尔可以绕过国务卿兰辛、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和陆军部长巴克，直接与总统威尔逊通信，商讨宣传工作。对于克里尔的工作请求，威尔逊一般而言都是“有求必应”。[134]公共情报委员会的职能就是宣传威尔逊的战争目的，是威尔逊与新闻界沟通的桥梁。1917年5月17日，威尔逊将克里尔撰写的公共情报委员会“对美国新闻界的声明”批改稿，返还给克里尔，除了细微的改动之外，他对这份声明稿非常满意。在这份“对美国新闻界的声明”中，克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首次向外界公布了委员会的成立经过，公布了其目的就是“真实报道美国的战时新闻，获得美国公众的理解与支持”。[135]克里尔本人就是一位资深杂志编辑和著名记者，他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与美国新闻记者保持密切的互动，赢得了新闻界的信赖。对于克里尔杰出的宣传工作，威尔逊深表满意。[136]
在公共情报委员会的运作下，美国政府在“一战”后期开展了一项世界性的宣传运动，其目的是把美国塑造成一个“值得信任的民主制度的捍卫者”。从1917年成立到1919年6月公共情报委员会被取缔，克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工作。在这大量的宣传工作中，公共情报委员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把威尔逊包装成一位伟大的救世主。尽管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宣传“民族自决主张”，并努力向殖民地世界传播其主张，但是威尔逊主义在1919年底之前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救世主义。在广大的殖民地区，威尔逊的话语比列宁主义更有吸引力。毕竟，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其参战给协约国的胜利带来了希望。在威尔逊主义破灭之后，列宁主义才在殖民地区获得了更广泛的拥护。威尔逊描绘的世界新秩序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想象力。在“一战”的浩劫之后，威尔逊主义吸引着全世界政治精英的关注。无论这些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拥护威尔逊主义。[137]
威尔逊主义之所以享誉国际社会，当然与克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的宣传有关系。作为委员会主席，克里尔非常清楚海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他直接负责指导公共情报委员会海外分部的建立。1918年1月，克里尔任命威尔·埃尔文（Will Irwin）担任公共情报委员会的海外部主任。埃尔文任职6个月之后又回到欧洲工作，于是克里尔任命刚从俄国回来的埃德加·G.西森（Edgar G.Sisson）继任海外部主任，担任其副手的则是卡尔·拜奥尔（Carl Byoir）和哈里·N.里基（Harry N.Rickey），他们三人一直担任到委员会终止。[138]公共情报委员会在欧洲、南美洲和亚洲等地都设有海外分部，在当地负责宣传威尔逊主义和美国的外交政策。[139]
面对受苦受难的中国，威尔逊声称自己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帮助中国人民实现独立和现代化的愿望”[140]。自1913年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以来，他率先承认了中华民国，赢得了中国公众的好感。“一战”爆发之后，日本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引起了中国公众的反日恶感。与此同时，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为代表的美国在华侨民竭力与中国亲善。许多美国侨民，包括商人、海军军官和外交官对中国的反日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在此背景下，北京大学的教授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表现出知识分子彻底改造中国文明的愿望。他们认识到，中国要独立富强，必须改造旧文化，传播新文化，而他们理想中的新文化其实就是美国文化。无论是1915年的抵制日货运动，还是1917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都让美国人觉得中国的民族觉醒运动是针对日本和欧洲帝国主义的，而不是针对美国的。以芮恩施为代表的许多美国在华侨民都认为，美国应该成为中国的友邦，成为中国觉醒运动的支持者，成为中国主权的维护者。[141]正是在此背景下，1918年9月，公共情报委员会的中国分部在上海成立。
二、膜拜者：舆论领袖与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战”期间，协约国与同盟国竞相在中国进行国际宣传，以服务于其战争需要。在协约国阵营中，英国对华的战争宣传最卖力。英国通过在中国的路透社分社、受其殖民统治的香港以及英国驻京公使馆和驻沪领事馆等散布有利于协约国的外交政策和战时新闻，鼓励中国参加协约国；作为协约国的敌国，德国人也在中国进行了广泛的战争宣传，德国的通讯社每天通过电报从柏林向中国报界提供新闻情报服务，其目的是阻止中国加入协约国，煽动中国人反英和反日的民族情绪。[142]“一战”期间，美国在中国的国际宣传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后来居上。
德国在“一战”前期的对华宣传比较成功地助长了中国人的反日与反英的民族情绪，而美国作为一个中立国却在中国树立了比较好的国家形象。如克里尔所言：“中国人不喜欢英国，也憎恨日本，因此在中国培育有利于协约国的公众舆论的使命非美国和美国人来完成不可。”[143]克里尔的这段话虽然不无道理，却有夸大他所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在中国的宣传效果之嫌疑。实际上，在1918年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派驻中国之前，中国媒体界已经在自发地宣传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言论主张了。
从民国初年开始，上海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杂志》就经常地刊登有关威尔逊的报道。1912年，民主党人威尔逊参加美国的总统大选。同年，《东方杂志》及时刊登了威尔逊的照片以及他竞选总统的“政治纲领”；而这篇译文的译者钱智修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144]总体上看，《东方杂志》刊登的文章都倾向于塑造威尔逊的正面形象。例如，1913年，《东方杂志》刊登了一篇译文《我为何而赞成威尔逊乎》，其文称赞威尔逊是“美国伟人”，颂扬威尔逊“尊崇美国法律，常独居深心，抱乐观之主义”，还赞美威尔逊在担任新泽西州州长时，“事功既著，令闻所播，全国倾心”。[145]同年，钱智修还翻译了威尔逊的《新自由论》。威尔逊的新自由的核心观点就是“政府者本属于人民，故各项政策，人民皆有权以断定之”，因此他的唯一主张就是“还政于民，让人民参预政治”。[146]威尔逊当选总统之际，正值中华民国刚刚建立，中国国内的民主潮流方兴未艾。此时，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刊登威尔逊的政治主张，当然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考虑。
民国初年的中国知识界和媒体界对民主共和还抱有乐观的希望，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主言论恰好符合了他们的心理预期。诚如时人所言：“吾中华民国新建共和礼仪制度，自宜效法先进之国，以趋于世界之大同。美国每届新总统莅任，其仪式之庄严，庆曲之矞皇，恒有非世界他共和国所能及者”[147]。1913年春，威尔逊就任总统不久，就宣布美国退出国际银行团，随后率先承认中华民国。此举令中国舆论界欢喜鼓舞，进步党领袖梁启超主办的杂志《庸言》盛赞威尔逊“仗义执言”[148]。中国媒体还将威尔逊描绘成一个品德高尚的学者型政治家。例如，《直隶教育界》在介绍威尔逊的历史时，说他曾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是著名的政治学家，还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威尔逊的长相和性格，如说他“体材中等，不事跳舞，且不好游戏，暇时每独自游行；性喜静，待人极谦恭，无论何人均得见之”[149]。也有杂志赞扬威尔逊“天性磊落，举止活泼，亦颇有自然成趣者”[150]。总体而言，民国初年，中国媒体界已经把威尔逊描绘成一位“公正无私的伟大政治家”。[151]
1914年“一战”爆发之后，美国宣布中立。其时，日本出兵中国山东，击败青岛的德国驻军；中国也宣布中立。中国媒体称赞威尔逊的中立政策，是国际社会的“中立之范，和平之神”。[152]作为学者出身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深受中国留美学生的欢迎。中国留美学生的刊物《留美学生季报》是他们向中国国内读者宣传威尔逊伟大光明形象的重要媒介。1915年，留美学生任鸿隽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文章，讲述了威尔逊的“亲民故事”。故事说，威尔逊在发表通牒抗议德国击沉“卢西塔尼亚”号轮船之后，到某地消夏时，在停车场受到当地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观者争相与其握手。其中一位劳动者对威尔逊说，“吾手未盥，请恕吾垢”，而威尔逊毫不介意地与其握手。[153]这尽管只是一个威尔逊与劳动者握手的小故事，却生动地向中国读者传达了威尔逊的亲民美德，而让其忘记了威尔逊的总统身份。对此，任鸿隽感慨道：“吾读此新闻，不知其为家人父子之谈话，或元首与人们之会晤也。”[154]更有甚者，当时的英语普及刊物还将与威尔逊有关的“新年贺词”当作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范本。[155]在此情况下，到了1915年当媒体向中国读者介绍威尔逊的轶事时，不得不慨叹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近世列强元首中之卓著，固为世界所共知，无待赘言之。”[156]
一般而论，中国媒体对威尔逊的事迹报道，因其背景不同而大约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为代表的学术性刊物，主要刊登威尔逊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政策，并配有威尔逊及其内阁成员的肖像，其读者群一般具有较好的教育经历和社会地位[157]；一类是社会通俗杂志，这类媒体的读者主要是普通大众，主要刊登和威尔逊有关的娱乐故事。例如，1916年，《余兴》杂志刊登了有关威尔逊总统的“灯谜”。在其“灯谜”栏目中，第一个灯谜就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要求读者从《聊斋》中寻找对应的答案。[158]总之，在“一战”结束之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已经成为中国大小媒体的焦点人物，并且被描绘成为一位道德高尚、同情民生疾苦的伟大政治家。也是在此关头，美国政府驻华使馆人员以及克里尔领导的公共情报委员会，开始有计划地向中国传播威尔逊主义。
自美国在1917年参战之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就倡议，让在中国的美籍教师和传教士作为志愿者，请他们翻译威尔逊的参战演说，并免费向中国媒体提供。[159]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率先编辑出版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160]1918年6月，芮恩施返回美国华盛顿，请求美国政府公共情报委员会尽快在中国设立分部；同年9月，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分会在上海成立，与美国记者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在同一层楼办公，负责人为卡尔·克劳。[161]上海分会成立之后，其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威尔逊主义。也是在芮恩施的督促下，鲍威尔为上海分会起草了一份详细的宣传计划方案，其中包括向中文报纸提供美国的战时新闻。[162]随后，上海分会还成立了东方通讯社，向中国报界提供消息。[163]从1919年1月开始，克劳领导的东方通讯社正式更名为中美通讯社。[164]中美通讯社的消息来源是克里尔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总部，他们将有关威尔逊的战争演说、外交政策和政府公报通过无线电传递给在北京的美国海军广播电台，再由其发送给克劳在上海的中美通讯社。[165]
克劳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上海分会在宣传威尔逊主义上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威尔逊主义所宣扬的美国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观念对中国人非常有吸引力。克劳承认：“我的工作简单容易，因为威尔逊总统的演说和宣言都是理想的宣传素材”[166]。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克劳将威尔逊的参战演说文本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请其组织人员翻译成中文出版。[167]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蒋梦麟成为理想的翻译人选。
1917年，蒋梦麟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在江苏省教育会领袖黄炎培的介绍下，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68]作为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蒋梦麟自然地成为中国出版界亲美势力的代表，而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江苏省教育会和商务印书馆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亲美势力组织。
江苏省教育会在中国东南教育界是最有势力的团体。该会领袖黄炎培曾作为教育界代表参加1915年的游美实业团访问美国。[169]游美期间，黄炎培对美国发达的政治、教育、商业文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在日记中写道：“吾作此记，谨先停笔，遥谢吾亲爱之友邦美利坚政府，以及各地教育行政机关、各教育名家、各教育机关、各社会之厚我中华民国，推而及于余身，俾得以至重要至真切之现状，实吾记载，供全国教育家之研究取法，凡皆吾亲爱之友邦之赐。……实业团之目的，在考察美国实业，……而其性质纯属国民代表，故尤为美国上下所一致欢迎，其竭诚尽敬，以表殷拳。据侨美老辈言，虽视曩年李文忠之来，有过无不及。”[170]正是在黄炎培的帮助下，蒋梦麟到美国留学，研究教育，其目的就是为江苏省教育会培养人才。[171]江苏省教育会与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也由于这层关系，蒋梦麟回国之后同时在这两家机构工作，身兼两职。[172]其时，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中国印刷界的巨头，大有垄断中国印刷业的势头。[173]
商务印书馆对于牵涉政治外交问题的书籍印刷非常慎重，该馆领导人张元济和高梦旦曾在1918年1月26日决定拒绝印刷路滨生的“写实派小说”《中国黑幕大观》。[174]由于中国与德国绝交，商务印书馆领导层在1917年12月7日通告印刷所，以后“德人印件，概不承印”。[175]虽是在商言商，尽量与政治保持距离，但是商务印书馆对于美国在华势力却是另眼相看。“一战”期间，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国分会总干事余日章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中国社会上很有影响力。为此，张元济在1916年8月委托黄炎培与余日章联络，每月供给余日章50元津贴，请余日章为商务印书馆撰写论说，或者是帮助编辑校对英文书，甚至主动提出印刷余日章的演说稿，借此讨好余日章。[176]自然，留美学生蒋梦麟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也是受到张元济的格外器重。蒋梦麟与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郭秉文、北大教授胡适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兼密友。由于蒋梦麟与中国学界关系密切，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后就对张元济建议，商务印书馆应该出版高校书籍，此举不仅满足高校需要，还可以“提高营业，联络学界”。张元济则认可他的建议，认为其“所言颇有理”。[177]根据以上所论，可知蒋梦麟是联络中国印刷界与学术界的一位关键人物，也是可以凝聚中国各方亲美势力的一位重要线人。而克劳领导的美国公共情报委员会上海分会真可谓独具慧眼，选中蒋梦麟，让其负责翻译威尔逊的参战演说的工作。
1918年11月11日，“一战”宣告结束。这一天，蒋梦麟怀着激动的心情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写下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序言》。其中，他对威尔逊大加吹捧：“威总统参战演说八篇，代表大共和国光明正大之民意，为世界求永久之和平，为人类保公共之利权者也。今战事已告终止。武力既摧，强权乃折。民意既彰，正义自伸。威总统之言，实为世界大同之先导。凡爱平民主义者，莫不敬而重之。”[178]此版还收入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为威尔逊撰写的小传。卜舫济在《威尔逊总统小传》中写道，威尔逊总统的主张“足以代表协约国共同之宗旨。其演说之文章，得在美国文学史中，独树一帜。与林肯、威孛斯忒（韦伯斯特）相比美”[179]。
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拥有庞大的发行系统，在中国沿海和内地重要城市都有分销处，故而《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一经销售，立即走红市场。[180]特别是在中国的高校师生中，《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大受欢迎。1918年12月20日，北京大学文科出版部发布广告，说《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已经到校，本校师生都可以来签名领取。[181]在上海，《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供不应求，风靡一时。[182]随着威尔逊主义风靡全中国，威尔逊也被中国人塑造成一个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