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临终之际,蔡元培有两句重要的遗言,叫作:“学术救国,道德救国。”[5]事实上,蔡元培在23年前的1917年1月就任北大校长时,也是怀抱上述两个“救国的使命”去改造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在学术上对北京大学的革新,并不理想,如民国教育家王世杰所言:“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6]但是,蔡元培在对北大的道德思想的改造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是他的同时代人所不能比拟的。对此,王世杰也有一番评价,他说:“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而自蔡先生入长北大以至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十年期间,是顽固腐败的思想和势力极坚强普遍的时间;换句话说,也就是需要思想革命最迫切的时期。……在这十年中国,北大的师生,不断的向这些顽固腐败势力进攻,摧毁无数不合理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给予了全国青年以一种新的头脑新的血液。……他如果不是一个发起者,一定是一个忠实的勇敢的,始终不变的保护者。”[7]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职,发布了就职通告。在此之前的北京大学,是以“老”和“腐”而臭名远扬的。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许德珩说:“当时的北大,不是大,而是老,是腐。”特别是在“腐”的方面,北大的校风更是糟糕透顶。当时的北京,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词,叫作“两院一堂”。所谓的“两院一堂”就是指国会众议院、国会参议院和北京大学。说的是,北京国会议员和北大学生是北京八大胡同最受欢迎的、最重要的顾客。北大学生在“腐”的方面,还分成两类:上乘的腐化学生的做法是“组织同乡会,运动做一任会长,或是干事,借以接近学校当局,作毕业后升官的地步”;下乘的腐化学生的做法是通过“嫖、赌、唱唱旧戏”来结交人。总之,北大学生没有“研究学问的风气”。[8]北大学生的这种“流风余韵”继承了晚清时期京师大学堂的传统。在清末的时候,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有不少达官贵族的子弟,到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这些贵族子弟生活阔绰,饱暖思**欲,于是常去八大胡同寻花问柳。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的陶希圣回忆说,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八大胡同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9]。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北大学生的事后回忆,不足为凭,那当时的北京大学又是何种景象呢?
实际上,北京大学自晚清开始就一直没有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在时人的眼中,北京大学不过是用来“混文凭和预备做官的场所”。曾担任京师大学堂英语教习的美国人李佳白在1904年春公开批评京师大学堂的学风恶劣和校风败坏,他大声慨叹:京师大学堂“直以培植人才之地,作调剂官吏之场,殊可惜也”[10]。或许是贵族子弟居多的缘故,北京大学的学生一向桀骜不驯,令学校教务部门无法管理。1907年11月中旬,北京大学的教务提调张某曾以“学业未进”为由,准备开除两名学生,结果引发北大学生的集体抗议。1907年11月14日晚,300多名北大学生开会,决定公布北大教务提调张某的“若干劣迹”,请求北京大学总监督(后称校长)更换教务提调。北京大学这件事情弄得满城风雨,朝野皆知。[11]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北京大学并没有与时俱进,其学风和校风仍然败坏依旧。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北京大学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能够长期胜任的校长。1912年5月1日,教育总长蔡元培呈请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命令,委任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长。[12]当时北京大学校风败坏,已经为社会所洞悉。严复署理校长之后,有心改良北大弊端,但因经费短缺,有心无力,旋即在1912年10月7日辞职。[13]10月9日,袁世凯任命章士钊为北大校长,被其婉拒;10月18日,袁世凯又任命马相伯代理北大校长。[14]马相伯是著名教育家,他对于北京大学的恶劣学风深恶痛绝,故而他在就任代理校长的当日,召集北大学生发表演说,勉励北大学生:“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15]但是,马相伯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刚及半个月,就在11月2日与北大学生发生冲突,骄横的北大学生“破口叫其滚蛋,且有欲用武者”;此事还牵连前任校长严复,迫使严复不得不向教育总长范源濂解释,北大“学生种种暴动与我无涉”。[16]这种情况下,马相伯也无心恋栈。其后,北洋政府又任命何燏时为北京大学校长,但北大学风整顿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老问题。[17]
何燏时就任北大校长未及半年,北大就发生一场严重的风潮。1913年5月28日,校方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要求北京大学“下学年分科招生,规定预科学生应参加入学试验”,合格者才能进入北大本科。为此,北京大学预科学生集会抗议,逼迫校长何燏时亲自撰写辞职书。5月29日,何燏时将辞职书呈给教育部。教育部认为这是北大预科学生目无法纪、侮辱师长、无理取闹造成的。5月30日,教育部命令下达,要求何燏时仍回北大校长任上。同日,何燏时发布命令,将聚众闹事的预科学生贾德润、林肇煌、秦汝翼、许元瀚、张瑞春、洪宗渊、许之铁、宋黻等八人开除。[18]这道开除布告发布之后,当日北大预科学生群情激愤,到北大校长办公室抗议未果,又去教育部抗议。面对闹事的北大预科学生,中华民国教育部态度强硬,分别在5月29日和5月31日连发三道训令,要求北大校长何燏时“查明为首之人,立即斥退,其余实系被胁者,应饬令遵守校规,照常上课”[19]。为早日平息北大风潮,中华民国教育部决定北大提前两周放暑假。[20]
1913年6月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风潮,让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产生了停办北京大学正科的念头。到了1913年9月下旬北京大学开学之日,教育总长汪大燮召集北京大学各科学长开会,提议北京大学“暂开预科,停办正科”,其理由是“教育经费支绌,学生屡起风潮”;但是,汪大燮的提议,遭到了北大校长何燏时及相关教员的抗议。[21]其后,何燏时向袁世凯提交了一份《呈请维持北京大学的意见书》。何燏时在意见书中,写道:“而此唯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可遽行停止,且当此民国初基,正式政府将近成立之时,正宜百端俱举,树全国之表率,肃中外之观瞻,慰羣生望治之诚,建国家伟大之业。当此之时,忽有此停办大学之举,实足贻笑友邦,觖失民望。此非燏时一人之私言,抑亦全国之公论也。”[22]此外,北京众议院罗家衡和汪建刚等众议员也为此事提出质问书,请政府明白答复;在此情势下,袁世凯否决了教育部停办北京大学的意见,同时批示由教育部“妥筹办法,并由教育部指令北京大学先行开学”[23]。至此,教育部停办北京大学的意见作废,而北京大学能躲过此劫,何燏时校长功不可没。北京大学算是保住了,但是何燏时校长却已心力交瘁,旋即提出辞呈。1913年11月中旬,北洋政府准许何燏时辞去北京大学的署理校长职务。[24]1914年1月,北洋政府任命胡仁源署理北京大学校长。[25]
由于北大校长经常更替,导致该校学风、校风不能达到一以贯之的整肃。袁世凯对于北京大学的学风也是不满意的,他在1913年5月北大风潮徒起之后曾发布一项命令,批评国内学校“大都敷衍荒嬉,日趋放任,甚至托于自由平等之说,侮慢师长,蔑弃学规”[26]。到了1915年春,时任教育总长的汤化龙曾派人到北京大学秘密视察,视察人报告说,“北大教员旷职,诸生废学”,这令汤化龙“异常恼怒”。[27]根据教育部的秘密调查报告,北京大学预科学生的风气最差。据称,北大预科学生某某等,“每日必到北京著名戏院广德楼,听尚小云演剧”,“更有某学生等数人,则心醉刘喜奎。每至夜深人静时,北大预科学生中的戏迷在宿舍中,集合一处,讨论戏曲。他们甚至在兴高采烈时,高唱二簧和西皮”;即使北大校方知道此事,也不敢加以批评。[28]此时,主政北大的胡仁源校长为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特班生的高足。[29]尽管胡仁源有意刷新校务,但经费拮据,让他有心无力,做不下去。[30]
1916年范源濂担任教育总长,他与蔡元培是肝胆相照的老朋友。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时候,邀请范源濂担任教育部次长。范源濂此次担任教育总长后,在8月26日致电在欧洲的蔡元培,请其回国担任北大校长。[31]蔡元培考虑到北大的“声名狼藉”,一度对他是否出任北大校长,犹豫不决。其后,经过与教育总长范源濂和教育部专门司司长沈步洲的多次讨论,蔡元培方才决定出任北大校长。他认为,北大虽然风纪败坏,名声不好,但是“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32]。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就职演说,要求北大学生抱定“求学的宗旨”,抛弃“做官发财的思想”。[33]随着蔡元培的走马上任,北大的学风为之丕变。一个新的北京大学开始出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