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长期留学德国，他对德国高等教育的成功赞不绝口。19世纪德国教育救国的成功典范，更是让蔡元培铭记肺腑。因此，蔡元培在出任北大校长之前，已经下定决心仿造德国高等教育的经验来改造北京大学。1916年秋天，蔡元培在给教育总长范源濂的信中，已经表达了他的办学理念。他说：“世运日新，学风丕变，吾国教育，不能不兼容欧化，已为有识者所公认。”[34]蔡元培此处所言的“欧化教育”，其实就是仿造德国的教育模式。也就是说，蔡元培参照德国大学模式，来改革北京大学，以达到促进中国学术乃至“民族振兴”的目标。[35]

蔡元培对“学术救国”和“道德救国”的自信，主要源自他对德国教育历史经验的认识。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在给好友汪精卫的信中，谈及“昔普鲁士受拿破仑**时，大学教授菲希脱（即费希特）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亦发端于此”[36]。蔡元培一生三次留学德国，前后共计5年有余。其中，蔡元培第一次（辛亥革命前）留学德国的时间最长，这次留德对“其学识及学术观念影响也最大最深”。[37]

蔡元培对高等教育如此重视，既与他留学德国的经历有关，也是他个人的兴趣偏好所致。他自己说：“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38]。蔡元培的好友吴敬恒说，蔡元培“毕生最致力的是办大学。他为什么主张办大学？仿佛是一个国家，只要有大学问家出来，民族就可以之而贵，一班人即可以之而尊”[39]。德国的大学在德国崛起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在社会中所享有的崇高地位，让蔡元培羡慕不已。19世纪，德国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就把“大学、军队和关税联盟等量齐观，认为它们是德国民族振兴的关键因素”[40]。蔡元培曾经翻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一文，这篇文章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包尔生（Friedrich Paulsen）就非常强调学者在德国复兴中的作用。蔡元培的译文如此写道：“德国凡大学教授，为认真研究学问者。（此）所以定国民他日地位势力之左券。……扩展德意志之国运者，亦悉为大学教授”[41]。既然大学的学者对于民族的振兴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担任北大教授。蔡元培聘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否“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42]。此种人选，在当时自然首推在上海主持《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北大就职。一周之后，他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担任北大学长。两天后，蔡元培的动议获准。原来蔡元培与陈独秀，早在清朝末年就已认识。当时，陈独秀在芜湖办白话报，其合作人都因为困苦和危险离开，唯独陈独秀在那里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这种毅力给蔡元培留下了极佳印象。1916年底，蔡元培到北京，访问国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询问北大情形。汤尔和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蔡元培翻阅了得自汤尔和处的《新青年》杂志后，便决定聘他。[43]1917年1月，陈独秀到北大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搬到北京他所居住的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44]

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后，他以《新青年》为阵地，很快让北京大学发展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中心。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就是把意识形态看作“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关键”，从而使得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种以救国为目的的政治运动[45]；只不过，新文化运动的“救国手段”不是采取过往的政治军事途径，而是采用独特的“学术救国”和“道德救国”的方式。当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之后，自然地也就成为中国政治运动的中心。在此过程中，北京大学就从一个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一步步地实现“政治化”了。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直接受益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学术理念。但实际培育北京大学政治参与意识的，当然是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就写信给在美国的胡适，请他回国到北京大学助阵。陈独秀在信中写道：“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46]1917年9月10日，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到了1918年1月，陈独秀成立了《新青年》编委会。由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和沈尹默七人担任编委，轮流编辑。[47]他们利用《新青年》作为舆论平台，提倡新文化，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在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多人事因素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树人四人影响最大。在众多刊物中，比《新潮》《每周评论》《努力》影响更大的是《新青年》。在梁漱溟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蔡元培才可能发挥作用。[48]到1917年，《新青年》的销量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49]以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同人为代表，因提倡白话文，而引起古文派林纾的不满。1917年2月1日，林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的文章，反对白话文，说“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50]。

古文派林纾的介入，促使新文化派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用化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评林纾的复古谬论。[51]1919年2月17日，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荆生》。这个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荆生，他来到北京游玩，下榻陶然亭的西厢。恰巧，安徽人田其美（映射陈独秀）和狄莫（映射胡适）、浙江人金心异（映射钱玄同）也来陶然亭游览聚会。田其美抨击孔子，狄莫主张白话文。忽然跳出来一个“伟丈夫”荆生，他痛骂三人“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随即将三人一顿痛打。[52]林纾虚构的小说《荆生》大有来历，它预示着新文化运动已经使北京大学卷入了现实的政治纷争中，从而将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推向了**。

表面上看，林纾是一个古文派的卫道者。实际上，林纾的背后有皖系军阀徐树铮的支持。徐树铮是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的心腹干将，他文武双全，自诩为桐城派。徐树铮当时办了一个“成达中学”，林纾就在里面任教。他想借助徐树铮的武力，来打击北京大学。林纾虚构的小说人物荆生，据说就是“暗指徐树铮”。[53]其后，林纾又撰写一篇《妖梦》，里面提到一个“元绪公”，就是映射蔡元培。因为《论语》有注释说“蔡，大龟也”[54]。所以，林纾把蔡元培比喻为乌龟，这实在是刻薄骂人的话。到了1919年3月，林纾与蔡元培的争论开始公开化。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皖系军阀徐树铮控制的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上发表给蔡元培的公开信。林纾在信中讥讽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没有“真学术和真道德”，指责陈独秀等新文化派“若尽废古书，行用古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反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55]。可以想象，蔡元培读到林纾的这段批评文章之后，是如何的愤怒。果然，蔡元培在当日就撰写了《答林琴南函》，对于林纾的批评，逐一进行驳斥。最后，蔡元培在给林纾的信中，还不忘重申他的办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56]。

此时不仅林纾与蔡元培发生公开辩论，就是皖系军阀的御用报纸《公言报》也公开发声，批评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发表了《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一文，点名批评陈独秀和胡适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抹杀，而且绝对的废弃旧道德，毁弃伦常，诋毁孔孟。……其卤莽破裂，实亦太过”[57]。虽然“林蔡之争”，以及蔡元培和《公言报》的笔墨官司，很快不了了之，但是北京大学因新文化运动而进行的政治参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了。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法宝，就是广为人知的“八字方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他希望借此来实现北大的“学术救国”和“道德救国”的使命。北大的使命归根结底还是“救国”，而“救国”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目标。因此，蔡元培办理北大的初衷虽然看上去与政治无涉，实际上走的却是“曲线救国”的道路。也就是，通过振兴学术的方式，来实现间接救国的目的。在蔡元培的包容之下，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杂志确实唤起了青年人的爱国精神。但是，蔡元培未曾料到北大青年的爱国意识一旦觉醒，北京大学就很难超然于政治之外。在此情况下，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其实，以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唤醒青年”，而非“发展学术”。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新青年》一文，强调了《新青年》的宗旨是，“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销沉中唤予以兴起，用敢作此最后之哀鸣！”[58]陈独秀唤醒青年的目标和蔡元培并无本质区别，两者都强调新青年应有“互助的道德精神”。1917年3月17日，陈独秀在北大发表了一场有关“道德概念”的演说。在这场演说中，陈独秀呼吁北大学生抛弃过去的“自利主义的奴隶道德”，弘扬“互助精神的新道德”。[59]如果说陈独秀与蔡元培在道德问题的理解上有何差异，那么蔡元培更强调个人道德的修养，而陈独秀更重视道德的“社会互助”理念。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发起组织北大进德会，在为进德会撰写的《旨趣书》中，蔡元培着重批评了当时教育界人士个人道德修养堕落的问题，他说：“鄙人归国以后，先至江、浙各省，见夫教育、实业各界，凡崭然现头角者，几无不以嫖、赌为应酬之具，心窃伤之。比抵北京，此风尤甚。”[60]同年5月28日，蔡元培提倡的北大进德会正式成立，蔡元培在会上强调说：“德者，积极进行之事；而本会条件，皆消极之事，非即以是为德，乃谓入德者当有此戒律”[61]。一个月之后，蔡元培将进德会的入会必要条件，明确强调为三条：“不嫖，不赌，不纳妾”[62]。这三条都指向个人道德的生活修养问题。蔡元培在北大组织进德会，反映了他对大学师生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在他看来，大学师生应该充当社会的道德楷模，由此塑造良好的校风。简言之，北大进德会不过是蔡元培用来实现道德救国的一个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