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学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1]

——费希特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官办大学的代表。在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中，蔡元培自1917年开始主政北京大学期间，使得北京大学的学风和办学理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多年，德国的高等教育模式直接影响到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欲明白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贡献，就需要简单了解中国近代大学的源头——德国大学的传统。

欧洲近代的大学都是中世纪的产物，德国的大学也不例外。与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相比，德国的大学起步较晚，却是后来居上。在17世纪和18世纪，德国的大学与整个欧洲的大学一样，都陷入了危机之中。无论在政治、社会上，还是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上，欧洲大学都处于边缘地位，没有重要的贡献；以德国的大学为例，那时大学教授缺乏尊严和地位，大学生则生活方式败坏，遭世人诟病。[2]到了19世纪初，德国的大学在“新人文主义修养理想”的影响下，发生了一场“释放出巨大精神能量的革新”，使得大学教授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德国的大学的发展。[3]

像19世纪初德国的大学经历一次脱胎换骨一样，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政期间也经历了一次洗心革面的改革。此次改革不仅直接关乎北京大学自身的发展，就是对民国历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改革的研究，不绝如缕。尽管相关研究论著很丰富，但是以往的研究多聚焦在蔡元培、北京大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层面”的研究上，而对于蔡元培、北京大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化层面”问题，却缺乏专门的系统性的研究。新文化运动不仅是“文化运动”，同时还是“政治运动”。学术界对蔡元培的研究之所以强调其在“教育和文化上”的影响，与长期以来新文化运动一直是作为“思想研究的主体范畴”有关。

此外，学术界对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研究的缺失，还应该与蔡元培的教育家身份过于鲜明有关。当然，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其主要身份是教育家。但是，不应忽略的是，蔡元培在清末的时候就是一个革命家。尽管民国成立之后，蔡元培赴欧留学，淡出中国政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任职后，更是在公开场合强调他的教育家身份。但是，蔡元培的“革命意识”一直是存在的。他所强调的“教育救国”和“道德救国”就是他的革命意识在教育领域的隐性反映。有鉴于此，本章旨在揭示，蔡元培在改革北京大学的过程中，如何受到“一战”之后国际和平潮流的影响，促进了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进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