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新闻记者为了忠于职守，因不谅于当道而招来杀身之祸者，当以黄远生为第一人。在黄远生身后，为新闻而殉职者，还有邵飘萍、林白水、朱惺公、金华亭等等。黄远生是民初报界最有名的记者。他在上海《申报》的“远生通信”，闻名遐迩。他除了服务于《申报》之外，还兼任北京《亚细亚报》、上海《东方日报》《时报》等刊物的通讯记者。[101]1912年，黄远生还与研究系的蓝公武、张君劢，合办了《少年中国周刊》，专门评论时政，人称“新中国三少年”。[102]

作为民初著名记者，黄远生对记者的身份资格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新闻记者须尊重彼此的人格，叙述任何事情，贵乎能够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103]这句话表明了黄远生的记者操守观念，即一名合格的记者要有自尊的人格，新闻报道要实事求是。这也是黄远生对其记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在新闻报道上，不媚俗，敢于直言不讳。正是这种独立的新闻记者人格导致了他亡命于海外，结果还是被仇家暗杀。

1912年之后，黄远生开始将主要精力用于新闻事业。虽然他仍继续参与梁启超进步党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对记者身份已经心有所属了。如其同乡好友李盛铎所言：“壬子（1912年）以后，（交通）部长留君任事，而君绝意进取，谢不往。时燕沪诸友，多以新闻论著相属，君亦专以自任。每一草出，都人传观，有纸贵之誉。”[104]1913年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流亡海外，重组中华革命党，继续在海外高举反袁大旗。留在国内的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因国民党的失势，随之也被袁世凯抛弃。袁世凯一心独裁，解散国会，民主政治名存实亡。此情此景，让黄远生对政治心灰意冷，更加坚定了他的新闻记者身份意识。

1915年，袁世凯意欲复辟。一面用暴力封闭持反对意见的报馆，检查邮电，拘捕记者，公布报律，限制新闻自由；一面阴谋制造民意，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到处网罗“枪手”，为帝制运动做鼓吹。黄远生是名震京师的记者，因此袁世凯集团极力收买黄远生，从而为其所用。帝制派人士想聘用黄远生担任他们的御用记者，他们准备在上海办《亚细亚报》，聘请黄远生担任总撰述。当时帝制派气焰嚣张，黄氏不敢公然拒绝，只能虚与委蛇。[105]当时，袁世凯总统府的一位内史直接找到黄远生，要求他写一篇鼓吹帝制的文章，黄远生大窘，手足无措。一连拖了七八天，实在撑不住了，他才写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有关帝制的文章，表示其对于帝制之意。[106]这种违心之论，让黄远生的心灵备受煎熬。

林志钧是黄远生的生死之交，亦曾亲闻此事，他说：“听说袁看了不满意，又叫人示意远庸，要他再作。远庸到了此地，再无可转身了。……然他到了紧要关头，始终不肯迁就，那几天是他一生最不幸的境遇，又算是他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1915年9月3日清早，黄远生跑到好友林志钧的家中。匆匆话别之后，黄远生从北京前门火车站登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车。自此，这两位生死至交，天各一方，竟成永别。[107]1915年9月6日，黄远生发表启事，宣布辞去《申报》通信及上海《亚细亚报》之预约总撰述的工作。[108]与此同时，《申报》馆也为黄远生解围，说黄远生对帝制问题“真心反对，已为人所洞见”[109]。

黄远生抵上海不久，即筹划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黄远生的诤友梁漱溟，对于逃亡期间的黄远生的心境，有一番动人的分析描述。梁漱溟说，“黄远生所与交游者虽颇混杂，然我彼时即有一种感觉：他没有把自己的真面目拿出来，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黄远生的自责十分痛切而真实”[110]。流亡美洲的黄远生正准备有一新的开始，不意抵旧金山数日后便死于非命。当时盛传系因旅美华侨误认黄为袁党，属误杀，后经证实远生之死与袁世凯无涉，却是丧生于国民党枪口之下。

黄远生被刺杀后。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立即致电北京外交部，通告此事。1915年12月27日，黄远生的好友林志钧获悉此事，痛不欲生。为了纪念亡友，他整理了《远生遗著》。林志钧在《远生遗著》序言中，谈到了黄远生被暗杀一事。他分析黄远生是被做记者时得罪的“某党”暗杀。这里的某党，就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其后，钱基博也谈及远生暗杀案，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世凯必欲用之，而仇袁者则必欲杀之”[111]。钱基博此言，可谓是对黄远生一案最后的注脚。后来的事实证明，黄远生为中华革命党所暗杀，暗杀起因与他们担心黄远生被袁世凯的帝制派利用有关。一句话，黄远生一个逃亡海外的有良知的名记者，他的被暗杀，是当时残酷的国内政治斗争的罪恶生态所造成的。[112]诚如《申报》时评所言：“嗟乎！时事不常；人心太简，冤故常事也！”[113]所以，对于黄远生之死，今人不能简单归因于狭隘的党争，而应从那个时代的总体政治生态去着眼。

黄远生是民国初年的海外流亡者，而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旧金山的洪门会员也是海外的流亡者。孙中山在流亡海外进行革命动员的过程中，也加入了洪门，成为海外洪门中的“红棍”——这个庞大的华侨组织中专司武力的头领。作为流亡者，他们都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异端。但是，作为记者的逃亡者黄远生则是洪门和中华革命党所不能容忍的异端中的异端（与袁世凯有关系者）。旧金山是洪门的大本营，当黄远生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的死亡之期已经不远了。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43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4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 陈文：《美国斯德胜先生主讲清心书院已届十载》，载《中西教会报》，第1卷，第6期，1891。

[5] 《跋华英初阶、进阶及英华初学后》，载《申报》，1899-02-18。

[6] 根据相关研究，张元济被公认为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人物。张元济从加入商务印书馆开始，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为商务印书馆操心。他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印刷厂发展成1949年之前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企业。详见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4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7]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87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8]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3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9]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214～21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10] Joshua A.Fogel，“To Reform China：Naitō Konan's Formative Years in the Meji Press，”Modern Asian Studies，1982（3），p.386.

[11] 平海澜：《南洋公学的1902年罢课风潮和爱国学社》，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 蔡元培对《外交报》是有股份投资的。详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23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13] 《蔡元培全集》第1卷，1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 张荣华：《张元济评传》，44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15] 有研究者认为，《外交报》是独立的机构，商务印书馆仅是其投资者之一。经手收集股款的都是南洋公学的成员，即张元济、蔡元培和赵从蕃。由于蔡元培热心中国教育会，光复会，其后又去德国，他没法顾及杂志工作。而赵从蕃后来也不参与工作，真正负责者为张元济。参见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4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6]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3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7] 张元济：《外交报叙例》，载《外交报》，创刊号，1902。

[18] 《论民气之关系于外交》，载《外交报》，第130期，1905。

[19]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3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0] 关于商务印书馆与晚清公共领域的论述，参见张荣华：《张元济评传》，138～145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21] 商务印书馆对清末民初的国民教育和公共道德的培育，是当时众多进步媒体如《时报》等共同奋斗的目标。参见[加拿大]季家珍：《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132页，王樊一婧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2] 《重订学堂章程折》，载《申报》，1904-01-23。

[23] 《国文教科书广告》，载《申报》，1904-03-27。

[24]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9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5]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99～10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6] 《棋盘街又出暗杀案》，载《申报》，1914-01-11。

[27]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4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关于夏瑞芳的魄力，曾有一则广为流传的夏瑞芳重金聘请张元济的传说，虽未必属实，却能说明夏瑞芳的魄力很大。传说是这样的：夏瑞芳想邀请张元济主持编译事务，“张戏言，公学月俸三百五十元，商务请得起吗，夏一口答应，张无言以对”。于是，三百五十元成为杠杆上的一个力点，把南洋公学的总理兼译书院院长张元济搬到了当时还很小的商务印书馆。从时间上讲，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是在1901年4月到8月间。详见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48、5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8] 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9]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2卷，1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0] 蔡元培：《夏瑞芳先生传》，载《商业杂志》，第3卷，第1期，1928。

[31] 蒋维乔：《夏君瑞芳事略》，载《清心钟》，第1卷，第1期，1914。

[32]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15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33] 《商务印书馆股东特别会》，载《申报》，1914-01-10。

[34] 详见《棋盘街暗杀案三志》，载《申报》，1914-01-13；《新同盟会暗杀章程之原稿》，载《申报》，1914-01-13。

[35]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3册，1497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36]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3册，1474～1475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37]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3册，1477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38]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3册，1481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39]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3册，1485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40]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54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1]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54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2]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卷，331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43] 1914年春，蔡元培曾向商务印书馆推荐四位学者的学术著作。但是，张元济鉴于学术著作销路不好，毫不通融。让蔡元培慨叹说：“商务之纯粹营业主义，不肯稍提赢余以应用于开辟风气，且为数年以后之销路计，亦可短视者矣。”详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册，54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44] 张人凤：《张元济研究文集》，99、107、108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商务印书馆有三大所：鲍氏兄弟控制印刷所，张元济主持编译所，夏瑞芳主持发行所。夏瑞芳死后，印有模担任总经理，但他不懂业务，他的总经理一职不过是挂名，实际由高凤池主持，张元济协助。详见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17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5]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15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6]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40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903年5月，蒋维乔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蔡元培在张元济之前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系第一任所长。关于蔡元培等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以及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的插图，参见张人凤：《张元济研究文集》，115、118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47] 张人凤：《张元济研究文集》，10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48]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15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9] 沈尹默：《我和北大（节录）》，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13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50] 张荣华：《张元济评传》，121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51] 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631～63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52] 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关于张元济对上海“三罢”的态度，见张元济1919年6月5—12日的日记内容（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下卷，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53]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下卷，851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54] 沈尹默：《我和北大（节录）》，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14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55] 周树人：《致章廷谦》，见《鲁迅全集》第11卷，5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6] 黄炎培：《八十年来》，48～49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

[57] 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11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58] 严修自订：《严修年谱》，415～416页，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济南，齐鲁书社，1990。

[59] 严修自订：《严修年谱》，416页，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济南，齐鲁书社，1990。

[6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2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61]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下卷，790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62]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上卷，487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63]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下卷，753页，张人凤整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64] 《黄远庸遇害情形之追述》，载《申报》，1916-01-26。

[65] 袁尘影、袁烙：《黄远生的友人看黄远生》，载《新闻知识》，1989（9）。

[66] 现有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从两个孤立的方面来论述黄远生：其一是从政治史的角度考察黄远生的政治观念；其二是从新闻史的角度考察黄远生与近代新闻业的关系。学术界这两种不同的论述视角主要是由黄远生的双重身份（党人身份和记者身份）决定的。学者为了研究方便，当然可以从上述其中一个面向来了解黄远生；但是，黄远生毕竟是一个鲜活的历史人物，他的双重身份之间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这与后世学者将他的双重身份分割开来进行研究是大为不同的。因此，本书着眼于黄远生作为党人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之间的互动，以此考察他的身份选择所反映的民初政治生态。相关研究，可参见沈永宝：《陈独秀与黄远生：〈文学革命论〉来源考》，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3）；刘丽：《黄远生为何当记者？——中国近代记者的新闻职业观初探》，载《新闻记者》，2008（5）；宣惠晴：《浅谈黄远生的政治立场——以〈黄远生遗著〉为依据》，载《新闻世界》，2011（9）；等等。

[67] 《电传癸卯恩科乡试题名全录》，载《申报》，1903-11-04。熊元锷，字季廉，是严复的得意门生，他的弟弟熊纯如也是严复的门生，熊氏兄弟经常与严复通信。参见《严复集》第3册，6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68] 《凌霄汉阁谈荟》，载《申报》，1948-07-04。

[69] 《甲辰科殿试题名全录》，载《申报》，1904-07-16。

[70] 《甲辰科殿试题名全录》，载《申报》，1904-07-16；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上），18～1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

[71]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上），18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

[72] 黄为基被外放到河南省永南知县即用。

[73] 云彬：《民初名记者黄远生》，载《人物杂志》，“三年选集”，1949。

[74] 《邮传部奏拟订船路电邮四政专律并开办大概情形折》，载《申报》，1910-02-26；云彬：《民初名记者黄远生》，载《人物杂志》，“三年选集”，1949。

[75] 《请奖进士馆游学毕业学员》，载《申报》，1909-11-22；《京师近事》，载《申报》，1909-12-30。

[76] 《邮传部奏拟订船路电邮四政专律并开办大概情形折》，载《申报》，1910-02-26；云彬：《民初名记者黄远生》，载《人物杂志》，“三年选集”，1949。

[77]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上），117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李盛铎：《黄君远庸小传》，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5号，1916。

[78] 耿云志：《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5）。

[79] 《国会代表团第二次讨论会》，载《申报》，1910-06-13。

[80] 《宪友会政党开幕纪》，载《申报》，1911-06-07；《京师近事》，载《申报》，1911-08-20；《宪友会开谈话会》，载《申报》，1911-09-09。

[81] 这留下来的51名办事人员，其中45名为旧员工，6名为新员工。详见《新旧官场现形记》，载《申报》，1912-04-30。

[82] 《共和党本部大会情形》，载《申报》，1912-06-30。

[83] 《共和党本部大会情形》，载《申报》，1912-06-30。

[84] 熊希龄：《熊希龄先生遗稿》第1册，344～34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85]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27～28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86] 《进步党干事之制定》，载《申报》，1913-06-05。

[87]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28～29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88] 1912年，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与六国银行团的国际借款交涉。对此，黄为基发表专门评论。详见黄远庸：《一年来借款交涉始末记》，载《庸言》，第1卷，第2号，1912。

[89] 吴贯因：《民国初元名记者黄远生》，载《新闻学刊》，第2期，1927。

[90] 其时，黄为基对文学是感兴趣的，曾撰写短篇小说。详见远庸：《哀音》，载《中国新女界杂志》，第4期，1907。

[91] 李盛铎：《黄君远庸小传》，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5号，1916。

[92] 赵建国：《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1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93] 赵建国：《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97～9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94] 云彬：《民初名记者黄远生》，载《人物杂志》，“三年选集”，1949。

[95] 吴贯因：《民国初元名记者黄远生》，载《新闻学刊》，第2期，1927。

[96] 远生：《岁暮余闻》，载《申报》，1914-01-05。

[97] 云彬：《民初名记者黄远生》，载《人物杂志》，“三年选集”，1949。

[98] 《不世之材黄远生》，载《生力》，创刊号，1936。

[99] 《不世之材黄远生》，载《生力》，创刊号，1936。

[100] 《专电》，载《申报》，1915-08-28。

[101] 程家骐：《论梁启超黄远庸张季鸾三报人》，载《再生》，第206期，1948。

[102] 袁尘影、袁烙：《黄远生的友人看黄远生》，载《新闻知识》，1989（9）。

[103] 程家骐：《论梁启超黄远庸张季鸾三报人》，载《再生》，第206期，1948。

[104] 李盛铎：《黄君远庸小传》，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5号，1916。

[105] 程家骐：《论梁启超黄远庸张季鸾三报人》，载《再生》，第206期，1948。

[106] 林志钧：《黄远庸遗集的序文》，载《学艺》，第2卷，第3期，1920。

[107] 林志钧：《黄远庸遗集的序文》，载《学艺》，第2卷，第3期，1920。

[108] 《黄远庸启事》，载《申报》，1915-09-06；《黄远庸致大陆报函》，载《申报》，1915-09-18。

[109] 《北京快信》，载《申报》，1915-09-06。

[110] 梁漱溟：《怀念黄远生》，载《出版参考》，2006（23）。

[111] 云彬：《民初名记者黄远生》，载《人物杂志》，“三年选集”，1949。

[112] 当时，袁世凯政府与孙中山的革命党都采用暗杀手段消灭政敌。例如，1914年3月，袁世凯派刺客赴日，企图暗杀孙中山；1914年9月20日，革命党人范鸿仙在上海被刺杀；1915年11月10日，革命党人王晓峰等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915年11月19日，革命党人黎协被刺杀。这些刺杀案，参见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877、905、964、96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113] 《哀黄远庸君》，载《申报》，1915-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