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后，中国政局发生巨变。用北洋元老张一麐的话说，“清之亡实亡于庚子而非亡于辛亥，八国联军之后，一切内政无不牵及外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定律也，不可逃也”[78]。张一麐的话说得太抽象，一般人弄不明白咋回事，还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说得通俗易懂，他说庚子之后的清廷，是“洋人的朝廷”。[79]义和团排外事件发生后，引发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偕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自1900年8月15日慈禧太后一行逃离京城后，直至1902年1月，流亡西迁的清政府才回到北京城。[80]

慈禧太后在西狩的一年多的时间内，给中国内政外交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外交上，慈禧太后终于认识到她原来是上了清廷守旧派载漪、刚毅、赵舒翘等人的当，开始痛定思痛，决定变法改革，与列强交好。[81]于是，慈禧在1901年2月降旨革去载漪、毓贤、英年、赵舒翘、徐桐、启秀等“拳乱祸首”的职务，并“赐死”。[82]同时，慈禧还在1901年1月29日，发表上谕，宣布要刷新政事，说：“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进富强。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83]当时，能改革的开明力量自然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1901年底，李鸿章去世，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担当起清廷改革的重担。辛丑之后，北洋派的崛起，是晚清政坛的一大变化。

尽管排外的保守派已被驱逐殆尽，但是慈禧太后在西狩期间又扶持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此即“行在派”[84]，即随同慈禧逃亡，一路鞍前马后的扈从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瞿鸿禨、岑春煊等人。他们与留在北京负责维持秩序、与洋人交涉的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等“留守派”，在政治上相互对立，形同水火。慈禧也有意利用这两大政治派系的矛盾，居中操纵，以图巩固其皇族之权位。此时，改革是朝廷的共识，不容异议。问题是谁来执行清廷新政改革的领导权，北洋派和行在派各不相让，都借“改革之名”，而行扩大本集团势力之实。这两派的斗争，至1907年丁未年时，其矛盾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这就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丁未政潮。

欲明丁未政潮之起因，需要明白庚子后新的政治派系——西安“行在派”集团产生之原委。瞿鸿禨是西安“行在派”的灵魂人物，岑春煊是“行在派”的健将，搞清这二人在庚子之后的升迁历史，即可明白“行在派”崛起的微妙之处。瞿、岑二人都是在慈禧和光绪西狩过程中，及时护驾有功，而得蒙慈禧信任。不过，在护驾有功上，岑春煊领先瞿鸿禨一步。岑春煊靠“武”赢得慈禧信赖，而瞿鸿禨靠“文”获得慈禧的器重。

据史书记载，1900年8月18日晨，慈禧一行出直隶怀来县城门，沿着大道西进。刚走10余里，忽然前方闪出一彪人马，经查，原来是甘肃藩台（布政使）岑春煊前来接驾。岑春煊所带部队，号称“威远军”，着黑衣，又称黑衣军，共五营，大约2000人。其士兵都倒着背枪，军容一般。这年，岑春煊也就40余岁，广西人，蓄小胡须，颇有几份剽悍之气。慈禧一见，大喜。随后，慈禧命令岑春煊带兵维持沿路治安，兼办前路粮台，与随同护驾的怀来县知县、曾国藩的孙女婿、浙江人吴永一同负责粮台事宜，吴永充当岑春煊的助手。但是，岑春煊对白面书生吴永很是轻视，二人之间经常发生摩擦。[85]

1900年9月下旬，军机大臣荣禄自北京赶到太原，任慈禧身边的首席军机大臣。荣禄，此时是清廷中的关键人物，他“工策划，善权谋”，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戊戌政变之后，荣禄担任首席军机大臣。但是他在军机处没有自己的汉人班底，也即出谋划策的“灵魂人物”。此前的历任军机首席大臣如同治时期的恭亲王奕??先后有汉人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李鸿藻作为其“灵魂人物”；后来的醇亲王载沣主掌军机，有汉人军机大臣孙毓汶担任其灵魂人物。但是，荣禄入掌军机之后，在军机大臣中，缺乏自己的得力心腹和灵魂人物，于是被徐桐、刚毅、赵舒翘、载漪等军机大臣左右。他们乘隙而入，酿成庚子悲剧。[86]庚子之后，荣禄有了前车之鉴，决定在军机处物色可以辅助他的“灵魂人物”。这个“灵魂人物”就是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江苏学政瞿鸿禨。

如果不是庚子事变，地方官瞿鸿禨进入军机处，简直比登天还难。瞿鸿禨入主军机，真可谓“时势造英雄”。话说1900年10月下旬，慈禧一行在从太原前往西安的途中。[87]任期刚满的江苏学政瞿鸿禨恰巧赶到，加入随扈行列。到西安之后，慈禧正式命令瞿鸿禨在军机大臣的位子上“学习行走”。不过，在到西安之前，瞿鸿禨已经开始与王文韶等几位军机老臣一起工作了。瞿鸿禨得入军机，也是因为得到了荣禄、鹿传霖和王文韶几位军机大臣的鼎力推荐。

这时，北京的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正在与列强忙着“议和”，远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已经开始考虑变法改制的问题了。王文韶当时已经70余岁，他对慈禧太后说：“我年纪老了，精神差了，对于变法改制的那种一条一条的章程，成千成万的文字，我实在没有研究的精神及判断的知识。我也知道我国遭了这一次大难，对于国内的人民，对于国外的观听，都非变法不可。”[88]朝廷改革大事不可耽误，这样瞿鸿禨就成了新任军机大臣的不二人选。随行的军机大臣们还向慈禧建议说：“设立一个政务处……以后关乎一切变法的事，最好请皇太后、皇上交给瞿鸿禨办理，再请皇太后、皇上，另外物色人才，共图大计。”[89]

当时在西安的几位军机大臣，除了荣禄、王文韶、瞿鸿禨外，还有鹿传霖。鹿传霖，字滋轩，直隶定兴人，是同治元年（1862年）进士。此公也“工于心计”。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次日，慈禧挟持光绪皇帝出京不久，江苏巡抚鹿传霖立即招募三营士兵前来护驾，保护两宫一直到西安行在。[90]慈禧逃离京城时，对攻入京城的洋人恨之入骨，同时又恨诸臣“不能同心攘夷”[91]，对于鹿传霖等雪中送炭、救驾有功的大臣，则是感激不尽，于是加封鹿传霖为军机大臣。江苏学政瞿鸿禨本是鹿传霖担任江苏巡抚时的属下，慈禧故而对瞿鸿禨有意加以笼络。

当时，瞿鸿禨是西安行在最年轻的军机大臣。能者多劳，故而，军机处关于改革的重要政令文件，几乎都由瞿鸿禨一手操办。史载：“那拉氏遇到什么改革的事，都是先交给政务处会议。会议的结果，奏到宫廷，照理交军机处拟定办法，再由那拉氏决定。在军机处拟稿的时候，荣禄、王文韶照例交瞿鸿禨动笔”[92]。

最迟到1900年10月下旬，瞿鸿禨开始处理军机处的政务。10月下旬，瞿鸿禨就与王文韶和鹿传霖联名致信首席军机大臣荣禄，说：“本日入对，遵己代陈，慈圣垂注之至。慈躬亦小有感冒，微觉鼻塞声重。谕云：‘日来因荣某事时为恻然，又感凉伏热，遂觉胸中不畅。’圣恩若此，感人深矣。昨至潼关，适值阴雨，传旨驻跸三日。公或可按辔徐行，少节劳累，不必兼程前进如何！”[93]清朝的行政机制的运作沿袭明制，依靠烦琐的“文牍”来执行政府权力，而瞿鸿禨恰恰是擅长起草“文牍”的高手。[94]因此，瞿鸿禨深蒙慈禧器重。到了1901年7月24日，清廷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由“留守派”领袖庆亲王奕劻担任外务部总理大臣，由“行在派”的王文韶和瞿鸿禨担任会办大臣。[95]在这一核心机构的任命上，同样显示了慈禧刻意利用“行在派”与“留守派”相互之争的权谋。瞿鸿禨在军机处被重用之后，他逐渐和“行在派”的干将岑春煊结合成政治盟友，而与军机处的鹿传霖渐行渐远。

西安“行在派”中，瞿鸿禨与岑春煊的重新组合，一个重要的推力就是岑春煊与“行在派”大佬鹿传霖的矛盾。老谋深算的军机大臣鹿传霖是西安“行在派”（军机处）的“主心骨”，但是他与同样获得慈禧恩宠的新任陕西巡抚岑春煊不和。而首席军机大臣荣禄也是趁机“尽植私人”，弄得西安行在军机处内部尔虞我诈，相互之间勾心斗角。对此，慈禧太后也是无可奈何，只能静观其变。留守京师与洋人议和的庆亲王奕劻面对复杂的中枢矛盾，只好“依违其间”。[96]

1901年1月11日，慈禧回到北京。其后，慈禧在庚子之后的朝廷人事安排上，注重维系“行在派”和留守派的平衡。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在新成立的外务部上，让留守派领袖奕劻担任外部尚书，而副手则委任“行在派”的瞿鸿禨和王文韶。1901年底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北洋派开始崛起。随着袁世凯北洋集团的介入，“行在派”与留守派的矛盾加剧。袁世凯本来是依附于荣禄的，庚子之后他开始攀附庆亲王奕劻。在促使袁世凯与奕劻联盟的问题上，杨士琦和杨士骧兄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说，袁世凯是在杨氏兄弟的居中联络下，以重金贿赂奕劻，才叩开庆亲王府的大门的。从此袁世凯与奕劻沆瀣一气，成为生死与共的政治盟友。

朝中有人好做官，很快袁世凯北洋幕府中的人都得以攀龙附凤，一个个飞黄腾达。例如，杨士琦不过是光绪八年（1882年）的举人，直隶前总督李鸿章帐下的一个幕僚。自李鸿章去世后，他投靠袁世凯，因其为人“胆大无耻”，“能打点关系”，在袁世凯的保举之下，同原先名不见经传或者仕途不顺的徐世昌、唐绍仪、孙宝琦、杨士琦、朱家宝、段芝贵等人一道很快获得清廷的重任，得做高官。[100]政府肥缺本来就这些岗位，此时留守派的庆亲王和袁世凯等人在政坛上如鱼得水，不可一世。这自然引起“行在派”的嫉妒和不满。于是，两派的政治矛盾日益尖锐。

“行在派”与留守派的实际斗争中，两派各有一个关键人物。其中“行在派”的是岑春煊，而留守派的是杨士琦。岑春煊为人以“狠辣”著称，因此获得一个“官屠”的诨名，但是岑春煊勇气有余，智谋不足。恰恰留守派的干将杨士琦是一个“智多星”，擅长政治斗争。岑春煊唯一可以与留守派相抗衡的政治资本，是他对慈禧太后的“愚忠”，而不是个人的才智。他希望仅仅依靠慈禧的信任，就将留守派（北洋派）打倒，但是他低估了政治斗争中实际谋略的运用。岑春煊对慈禧的“愚忠”，体现在两个小事上。1901年2月24日，庚子排外祸首之一赵舒翘被赐死于西安，而执行人就是陕西巡抚岑春煊。赵舒翘选择“吞金”自杀，但由于身体太强壮，没有死成，于是改服“西洋毒药”，还不能立即死去。最后，岑春煊的一个老刑卒献计，用“桑皮纸浸烧酒”，然后将桑皮纸封闭住赵舒翘的口鼻，使其窒息而亡。[101]另一件事是1907年4月27日，岑春煊不等宣诏，连夜进京。[102]次日凌晨，他入宫叩见慈禧，并当面发誓说：“愿意做两宫的一只看家恶犬”。慈禧听后，大受感动。于是，下诏撤去原先的四川总督任命，重新委任他为朝廷的邮传部尚书。1907年5月3日，岑春煊上任第一天，就弹劾北洋派的成员——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将其革职。[103]

5月7日，“行在派”的领袖瞿鸿禨指示御史赵启霖上折弹劾署理黑龙江巡抚段芝贵，说他以12000金购买天津歌妓杨翠喜，将其献给庆亲王的公子载振，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那里筹措100000金作为奕劻的寿礼，得以从一个普通道员上升为署黑龙江巡抚。[104]段芝贵，字香岩，安徽人。他本是北洋军中一个专干“洒扫奔走”的下人，文盲一个，但是因缘际会得到了袁世凯的垂青，几年之间从一个下等仆人，历任县丞、道员、天津巡警总办，到1907年更是荣升署理黑龙江巡抚。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甚至劣迹斑斑的人，竟然在奕劻和袁世凯的庇护下，被派到清朝的龙兴之地黑龙江担任封疆大吏，确实引起许多人，特别是“行在派”成员的嫉妒。“行在派”所掌握的都是督察院、翰林院、国史馆等清水衙门，故而赢得“清廉派”的美名。所以，东三省人事任命公布之后，瞿鸿禨、岑春煊等人就拿段芝贵开刀。震惊朝野的丁未政潮由此拉开帷幕。

1907年丁未政潮，是慈禧最后一次玩弄的以汉制汉的政治策略。但是，她没有料到，此次政潮之后随着瞿鸿禨、岑春煊等“行在派”（清廉派）的垮台，清廷内部再也没有强大的汉人政治集团可以与袁世凯的北洋派相抗衡。在“行在派”与北洋派的斗争中，大清国史馆提调恽毓鼎，充分发挥了一名“枪手”的威力，让北洋派得以扭转斗争初期的劣势地位，转败为胜。故而，“枪手”是政治斗争中一个特殊的舆论媒介。恽毓鼎是如何充当袁世凯一派的“枪手”的呢？此事要从头说起。

光绪三十三年的一天，即公元1907年6月15日，这天为端午节。此时，北京已经热了起来，一向怕热的慈禧太后在20多天前就偕同“傀儡皇帝”光绪移驾北京西山的颐和园避暑去了。[105]

像往年过节时一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要给朝中的亲信大臣赏赐粽子，以示恩宠。这天，慈禧太后特意赏给前来颐和园看望她的娘家人——叶赫那拉氏家族的后起之秀、总理衙门大臣那桐一盒粽子，此可谓，礼轻人意重。小小的一盒粽子，就让号称北京旗下“三才子”的那桐感激得涕泪横流，连忙叩头谢恩。吃过午饭之后，那桐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106]

端午节，是中国人的传统大节。此刻，北京城里的文武百官，也都忙着过节，走亲访友，让人觉得真是一番太平盛世的景象！人们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这天，北京学部的六品小京官许宝蘅，到他老丈人家贺节，聊过之后，又去走访好友建斋。下午，许宝蘅又去造访好友履平，并在其家中与二三好友聚谈到深更半夜。[107]

这几天，北京最忙的人物之一，当属慈禧太后的娘家人、总理衙门大臣那桐了。不知为何，大才子那桐最近的应酬特别多。10天前的早晨，他匆匆赶到北京前门火车站，为不久前结拜的好兄弟、新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送行，之后又到著名的同治朝老状元、协办大学士、时称“徐相国”的徐郙的府上吊祭。[108]6天前，他除了去民政部值班外，又和几位皇族太子党周旋个不停，先是到醇亲王载沣的弟弟载涛家拜寿，再去庆亲王奕劻的公子载振处聊天。当晚，又去另一位生病的太子党载伦家。之后，又赴留京候命的新任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宴会，一直喝得酩酊大醉，直到半夜才踉踉跄跄地回到家中。[109]

端午节后的次日，即1907年6月16日，那桐一时兴起，在家唱起了影戏，约齐他家的女眷，在自家花园里又“小酌了一番”。可是，就在那桐府里歌舞升平、酒酣意浓之际，北京西郊颐和园中慈禧太后的案头却收到了一份弹劾当朝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奏折。以往弹劾奏折都是出自督察院的监察御史，这一次的奏疏来自一位大清朝的“史官”。此人非别，正是光绪朝大名鼎鼎的“国史馆”资深史官恽毓鼎！这位恽毓鼎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担任晚清史官10余年，历任光绪朝“居注官”“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纂修、总纂、提调”，此时还担任大清朝“编书处总校”。这些职位让恽毓鼎有幸成为光绪皇帝身边少有的几位近臣之一，也使得他对于晚清宫廷发生的各种鲜为人知的内幕、掌故洞若观火、了如指掌，对于慈禧太后的心理动态把握之准，也非寻常京官所能比拟。

恽毓鼎是江苏常州人。此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位才华横溢的江南才子主掌大清朝的国史编纂工作，其深厚的史学功底远近闻名。此刻，慈禧案头摆放的弹劾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奏疏，就是恽毓鼎将史学智慧运用于政治斗争的“杰作”。垂帘听政40余年的慈禧太后，不怕臣下贪腐，就担心臣子对大清不忠。于是，熟悉清朝宫廷斗争历史的恽毓鼎“对症下药”，他在弹劾奏疏中，专在瞿鸿禨的“不忠”上大做文章。恽毓鼎的弹劾奏疏中有言：“瞿鸿禨平日与京报馆主事往来甚密，通国皆知。朝廷缜密之谋，暗通消息，往往事未宣布，而报纸先已流传，其心所欲言，则授意言官奏陈，瞿鸿禨窃权而为之主。外城总厅丞朱启钤与瞿鸿禨至戚，以一县丞不数年而跻三品。余肇康于刑律素未娴习，且因案降调未久。瞿鸿禨与为儿女亲家，托法部保授右丞。去岁张百熙奉严旨申饬，瞿鸿禨对人言：上意甚怒，无力挽回。及张百熙病危，瞿鸿禨前往慰问，则谓：身后饰终（谓人死时给予尊荣）之典一人任之，必使应有尽有。怨归君父，恩则归己。大臣用心，岂宜如是。闻之士大夫群谓，其阴结外援，分布党羽，为保守禄位之计，言之凿凿，必非无因。似此鬼蜮之行，岂可久居政地？”[110]

慈禧看过奏疏之后，勃然大怒。第二天，就发布上谕，将瞿鸿禨“开缺回籍，以示薄惩”，至于其亲信、时任法部右参议的余肇康也被革职；同时，命令老臣孙家鼐和陆军部尚书铁良查办。消息发布后，朝野震惊。然而，举朝上下，最暗中得意的人当属恽毓鼎，他在当日日记中写道：“以小臣一言，不待查办，立予罢斥，自来所未有也”[111]。如其奏疏所言，恽毓鼎为瞿鸿禨罗列了“四条罪状”，即“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这四条罪状，按其性质又可归结为两点：“道德罪”和“政治罪”。所谓“道德罪”，就是指瞿鸿禨“授意言官、阴结外援”，这说明他“居心巧诈”，对上不忠！所谓“政治罪”，是指瞿鸿禨“暗通报馆”，是为泄露“国家机密”。这几条罪状，慈禧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臣子“居心巧诈”，对上不忠。恽毓鼎的弹瞿奏疏正好戳到了慈禧太后的“痛处”，这是慈禧的“秘密”！故而，慈禧看过恽毓鼎的奏疏之后，立即吩咐把奏疏封存起来，任何人不得阅览。

人们只知道是国史馆的恽毓鼎参奏了军机大臣瞿鸿禨，但恽毓鼎的奏折原文到底说了什么？一般人不得而知。朝中人士只能从慈禧太后发布的“上谕”中，了解恽毓鼎奏折内容的大意。因为，慈禧在上谕中提道：“恽毓鼎奏参枢臣怀私挟诈，请予罢斥一折，据称：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瞿鸿禨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112]。

因此，上谕下发之后，瞿鸿禨的亲信、另一位军机大臣林绍年就公开抗辩说：“如此何足以服人？”在军机处值班时，林绍年又请求慈禧太后，派人调查瞿案实情，欲为瞿鸿禨洗冤。慈禧推诿不过，只好吩咐孙家鼐和铁良去查办。但当孙、铁二人提出要查看恽毓鼎的弹劾奏疏原文时，被慈禧太后一口回绝了，说：“汝查而已，何必原折？”[113]

瞿鸿禨是所谓清廉派的精神领袖，向来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的宿敌。在瞿鸿禨被开缺前的数日，清廉派的另一员大将岑春煊仅仅担任了25天的邮传部尚书，慈禧太后就在北洋派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的暗中“运作”之下被说服，将岑春煊改任两广总督，调虎离山，将其排挤出京。1907年5月29日，慈禧太后再次下旨，催促岑春煊尽快出京赴任两广总督。[114]接旨之后，岑春煊气得暴跳如雷，大嚷说：“朝廷用人如此！既有今日，则当时何必移我滇与蜀？”[115]

岑春煊说的“移我滇与蜀”，是指过去半年里他与北洋派魁首袁世凯的斗法。原来，1906年9月11日，袁世凯运动清廷，将两广总督岑春煊改任云贵总督，但是岑春煊以“称病”为由，跑到上海，静观时变。其后，袁世凯等又运动清廷，在1907年3月3日将岑春煊改任四川总督。随后，岑春煊以“入川就任”为名，乘船到武汉，突然提出“顺道北上”，要求觐见慈禧太后。于是，在1907年5月1日夜，岑春煊乘坐京汉火车抵达北京，当夜瞿鸿禨安排其亲信、同乡、御史赵启霖前往迎接。次日凌晨，岑春煊入宫觐见慈禧太后，表示愿意做她的“看家恶犬”，感动得慈禧直流眼泪。于是，慈禧改变主意，在5月3日任命岑春煊为邮传部尚书。[116]就任当天，岑春煊就弹劾北洋派人物、邮传部左侍郎朱宝奎，随后又攻击北洋派的朝中靠山庆亲王奕劻。震惊朝野的丁未政潮，由此拉开了帷幕。其后，北洋派开始反击，唆使国史馆大佬恽毓鼎具文弹劾军机大臣瞿鸿禨，同时北洋派又设计将岑春煊调往两广，逼其出京。

尽管岑春煊与袁世凯勾心斗角，势同水火，但表面上还是“一团和气”。1907年6月10日，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收到了岑春煊的亲笔书信，说：“准初三（6月13日）出京。乘‘广利’径赴粤。过津一晤即去”[117]。6月13日，岑春煊就到了天津，假惺惺地去拜会他的死敌袁世凯。两个政敌座谈，不过是逢场作戏，所谈也自然都是“谎话连篇”。6月14日一早，岑春煊辞别袁世凯，前往“秦王岛”，从那里登上“广利”号，南下上海。[118]岑春煊之所以拜访袁世凯，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天津故意释放“径赴粤”的假消息，以迷惑袁世凯。他真实的目的地是上海，而不是广州。

但是，天津是袁世凯的大本营，耳目众多。岑春煊的行踪时刻为袁世凯所掌握。岑春煊这边一离开天津，袁世凯就立即致电他在南方的死党、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告知岑春煊的行踪，请其暗中接应跟踪。[119]岑春煊离开天津前，也紧急致电他在上海的心腹、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命其召集沪上同党，预备接待工作。[120]1907年6月16日，岑春煊乘坐的“广利”号轮船抵达上海吴淞口，这一天正是北京国史馆大佬恽毓鼎上书慈禧太后，弹劾瞿鸿禨的日子。6月17日下午2时，上海大雨滂沱，“广利”号轮船载着岑春煊一家，停泊在上海外滩轮船招商局码头。岑春煊和家眷入住上海洋务局。这一天，清廷下旨，军机大臣瞿鸿禨被“开缺回籍”，但岑春煊刚到上海，正忙着安顿住处，尚未闻此噩耗。

迟至1907年6月19日，避居沪上的岑春煊才得知恽毓鼎上书清廷，朝中靠山瞿鸿禨被罢官一事。岑春煊急求自保。当日，他请心腹幕僚郑孝胥来吃饭，协商应对之策。最后，他们商定了一个办法，就是“请病假”。同时，岑春煊授意郑孝胥立即起草一封电文，发给袁世凯。这封电文，其实就是岑春煊乞求袁世凯的“投降告饶书”。电文写道：“枢府更易，两宫忧劳。公素持组织新内阁之政策，似宜乘此机会，亟建大议。”[121]电文中的所谓“组织新内阁”，是指1906年9月6日，清廷下诏改革官制。袁世凯提出一套“取代军机处”和“组织新内阁”的改革方案，并密定庆亲王奕劻担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担任副总理大臣。但是，这一方案败给了以瞿鸿禨和岑春煊为首的清廉派。最后，慈禧太后接受了瞿鸿禨和岑春煊的方案，就是保留军机处，并把北洋派的死党徐世昌、荣庆逐出军机处，同时瞿鸿禨的亲信林绍年则被提升为新的军机大臣。袁世凯的新内阁改革方案不仅流产，而且他本人还被迫辞去“八项兼差”，忍痛割爱地交出北洋四镇兵权。[122]

但就半年光景，北洋派转败为胜，清廉派领袖瞿鸿禨丢官罢职。被逐出京城的岑春煊眼见大势已去，只好对袁世凯的北洋派“缴械投降”。1907年6月19日，岑春煊授意幕僚郑孝胥起草“求饶电”，发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一向嚣张跋扈的岑春煊此时也如同霜打的茄子，蔫了！他在给袁世凯的电文中，还非常献媚地出“主意”说：“万一小人伺隙，窃据要地，必将有意外之奇变。拟请由公主稿，邀同泽公及张、端诸公联衔沥恳，迅筹设立新内阁，以定大计。煊忧愤交迫，病将益剧，愿以垂死之身从诸公之后，虽获重咎，亦所不悔。”[123]这里的“泽公”，就是清朝皇族太子党的精神领袖、主张立宪的清廷度支部大臣载泽，他曾在1905年带领端方、戴鸿慈、尚其享和李盛铎几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因此名震一时。“张公”就是著名的洋务派领袖湖广总督张之洞，而“端公”就是袁世凯的死党、两江总督端方。在电文中，岑春煊还向袁世凯泄露，他“病将益剧”。是的，岑春煊确实“病”得不轻。原来，岑春煊患有痔疮痼疾，这次丁未政潮，搞得他着急上火，痔疮老毛病又犯了。[124]

此时的岑春煊，宛如热锅上的蚂蚁，有病乱投医。痔疮搞得他坐卧不宁，到底是用中医还是西医来调治他的痔疮，竟然也拿不定主意，更遑论与袁世凯的权斗博弈了。事实上，岑春煊向袁世凯推荐请太子党代表载泽和张之洞一同联名，上奏慈禧太后，请求尽快组织责任内阁，以杜绝孙中山等革命党提出的“排满主义”。这固然不失为良策，因为载泽英勇果断，又倾心立宪，他若参与袁世凯主张的“内阁改革方案”，必然在新一轮中央人事改革中，执一牛耳。载泽也是反袁派，如果载泽在宪政改革中“得势”，必将援引岑春煊，使其“东山再起”。但是，岑春煊举荐张之洞，可是看错了人。因为，张之洞和北洋派走得更近。没过几天，张之洞就把岑春煊给出卖了。

1907年7月16日，时在北洋集团任职的熊希龄在上海见到岑春煊的心腹郑孝胥，并向其出示了一封北京密电，说：“南皮告邸：岑招康、梁至沪，谋不轨”[125]。这寥寥数语，却如同晴天霹雳，把郑孝胥和岑春煊吓得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密电所说的“南皮”，就是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因其是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故称“张南皮”。电文中的“邸”，应是北洋派的大佬庆亲王奕劻。这封密电，等于说张之洞把岑春煊给出卖了。张之洞密报说，岑春煊勾结康有为和梁启超至沪，“谋不轨”。事实果真如此吗？是的，不过只说对了一半。原来，流亡日本的保皇派领袖梁启超得知岑春煊要在1907年6月中旬抵达上海时，就在5月30日从日本启程，6月3日抵沪，等待和岑春煊见面。但是，袁世凯早已告知两江总督端方，密布侦探，在上海四处侦查“康党行踪”。梁启超见形势不妙，只好在6月15日被迫离沪，灰不溜秋地返回日本。[126]在梁启超离开的第二天，岑春煊乘坐的“广利”号轮船才抵达上海吴淞口。故而，梁启超与岑春煊没有见上一面。

岑春煊与康党没有谋面，自然无法“行不轨”。但是，北洋派准备彻底打倒岑春煊。于是，心生毒计，凭空捏造岑春煊与康梁一党在沪见面的“事实”。袁世凯的心腹、上海道蔡乃煌通过上海照相馆，伪造了岑春煊与康梁师徒在上海《时报》馆门前的合影，交给奕劻和袁世凯，再由奕劻亲自面呈慈禧太后。慈禧看后，惊恐万分，但是又狐疑不定，她不敢确信曾经信誓旦旦，愿意做她的“看家恶犬”的岑春煊居然叛变得如此之快，实在令人费解！于是，袁世凯等人再接再厉，又甩出“杀手锏”。他们再次动用北洋著名“枪手”恽毓鼎，请其上奏，弹劾岑春煊。

1907年8月9日，这一天正好是立秋。当晚，北京雷电交加，在新任“国史馆提调”恽毓鼎的宅中，恽毓鼎与两位神秘的来客在窗下密商。其中一位正是袁世凯的心腹干将、上海道蔡乃煌，另一位是恽毓鼎的外甥女婿顾亚遽。此前，蔡乃煌与恽毓鼎并无深交，真正牵线搭桥的是顾亚遽。恽毓鼎把这天下午在家中誊写好的弹劾奏折出示给二人观看。第二天，雨过天晴。恽毓鼎将昨日准备好的奏折呈递给慈禧太后。当晚，恽毓鼎就探听密报，说他的奏折已经被慈禧“留上，未发枢臣阅”。同时得知，慈禧太后密电召集湖广总督张之洞迅速来京，面商“要事”。又过两天，即1907年8月12日，清廷发布上谕，令两广总督岑春煊“开缺养病，以示体恤”。恽毓鼎闻后，又暗中自鸣得意，他在日记中写道：“两月中，毓鼎所上两疏，皆立见施行，又皆重大之举，圣明过听，益当勉自收敛，以避嫌忌之乘。”[127]作为非监察御史出身的“业余弹劾”“枪手”，恽毓鼎的两次奏折，居然接连把清廉派的两位大佬瞿鸿禨和岑春煊弹劾成功，这不能不是“奇迹”。“枪打出头鸟”，饱读史书的恽毓鼎谙熟此道。难怪他说，今后一定要“收敛”，要保持“低调”，生怕引起外人的“怀疑”，招致别人“妒忌”。

自被“开缺养病”之后，岑春煊居然一连养了四年的“病”，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才重获清廷起用。但彼时大厦将倾，岑春煊已无力回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朝灭亡。再说清廷自瞿鸿禨、岑春煊被罢之后，中枢震**。慈禧太后急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进京。1907年9月4日，清廷颁布谕旨，张之洞和袁世凯“均入军机”。[128]自此，历时三月有余的丁未政潮算是正式落幕。

1908年底，随着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死去，摄政王载沣因找不到可以与北洋派抗衡的汉人政治集团，只能与北洋派直接对垒。于是，载沣索性直接罢免袁世凯，让其回河南安阳老家养病。罢免袁世凯，进一步激化了清廷官僚体制内部满汉之间的冲突。而随后成立的皇族内阁，更是让朝廷上下的立宪派认清了皇族的真面目：满人终究是排汉的，立宪不过是幌子而已。自此，清廷在政府体制内外都失去了汉人的支持。失去了汉人的支持，清廷的覆灭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