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1911年）是统治中国200余年的清王朝的末日时刻。这一年，清王朝的最后统治危机已经暴露出来，对时局敏感的政治家已经预感到清王朝的覆灭为时不远。此前，梁启超在1910年7月抨击清政府阻挠开设国会时，毫不讳言地说：“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129]同年5月，梁启超在给其弟弟梁启勋的私信中，也承认清廷大势已去，他说：“大约此数月之内，萧蔷之变必作，而各省一切物价，腾涌如沸，举国人民无所得食，殆皆饿死。大乱之起，绝不能出两年以外。”[130]梁启超在公私不同场合发表上述预言时，正值立宪派发起的国会请愿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

但是到1911年春，国会请愿运动宣告失败，加剧了立宪派与清廷的离心倾向。也就是在此关头，清廷为了敷衍立宪派的宪政理想，在5月8日发布谕旨，宣布裁撤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同时，发布“内阁官制”，以及新的内阁名单。[131]这个新内阁中，总共13人，汉人只有4名，满人竟然占了9名，故而人称“皇族内阁”。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对此做出两项决议：一是要求废除皇族内阁，另简贤员组织责任内阁；二是针对外患相逼，提议编练备补兵，保家卫国。[132]这两项决议，意味着立宪派与摄政王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的政治矛盾已经到了无法缓和的地步。

清王朝的政治命运危在旦夕。在此关头，已经在河南彰德“养疴”两年有余的袁世凯重新成为朝野各方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人物。在近代史上，袁世凯那个著名的“洹上渔翁”的公众形象也是在此危急时刻呈现于公众眼前。[133]

一、“洹上渔翁”：一个公众形象的塑造

1911年6月中旬，著名的上海《东方杂志》，在其第8卷第4号上刊登了一副特别的“插图”。图的标题是《养疴中之袁慰亭尚书》。[134]图片显示，船上有两人，一人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坐在船头，垂钓；另一人头戴斗笠，执篙，立于船尾。《东方杂志》还对照片人物加以说明：垂钓者为尚书（指袁世凯）；执篙者，尚书之介弟也。但是，《东方杂志》弄错了。实际上，执篙者为袁世凯，而垂钓者不是袁世凯的弟弟，而是他的三哥袁世廉。[135]

这张照片在《东方杂志》刊登之后，袁世凯的“洹上渔翁”形象立即跃然纸上，广为流传，成为风靡一时的公众形象。但是，史学界对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却是判断有误。专门研究袁世凯的学者张华腾考证说，这张照片拍摄于1911年。[136]但是，根据最新公布的材料，可知袁世凯的洹上渔翁照应拍摄于1910年冬季某日，绝不是1911年。因为，袁世凯的三哥袁世廉去世日期是1910年12月31日。关于袁世廉的具体去世日期，袁世凯在1911年1月2日给甘肃提督张勋的信中，写得很明白：“月晦，忽遭三先兄之变。感家运之多艰，怆孔怀而增痛。”[137]这里的“月晦”，是指1910年阴历十一月的最后一日，即公历1910年12月31日。这则史料证明，袁世凯兄弟的“洹上渔翁”合影，绝不是拍摄于1911年，而是在此之前。

袁世廉生前担任徐州兵备道，但因身体多病，无法处理公务。袁世凯遂派他的儿子袁克文将袁世廉接到河南彰德（今安阳）洹上村养寿园。[138]袁世廉抵达彰德养寿园的具体日期是1909年9月8日晚。5天后，袁世凯在给直隶总督端方的信中，透露了袁世廉抵达洹上村的日期：“廿四日晚，家三兄抵彰，精神尚清楚，惟左手足疼痛，不便行动，幸非麻木不仁之症，可望治痊。……述及厚爱，感深刻骨”[139]。直隶总督端方是徐州兵备道袁世廉的上级领导，他准许袁世廉回家休养，故而袁世凯去信表示感激之情。从1909年9月8日到1910年12月31日，袁世廉与袁世凯兄弟一直都生活在河南彰德洹上村养寿园。其间，袁世凯聘请法国名医梅尼，令其常住养寿园，为袁世廉治病。根据亲历者袁克文的回忆，“先公忧之，以重金延法兰西名医梅尼博士长留村中，为先伯调治。逾年，疾大瘳，几健若常人矣。一日，泛小舟于汇流池，先伯戴笠披蓑，危坐其中，先公则执楫立于后，使克文以镜摄之”[140]。袁克文这段回忆文字，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其一，这张“洹上渔翁”合影拍摄于袁世廉来到洹上村的一年之后，此即1910年的冬天；其二，拍摄者为袁克文本人，增加了记忆的真实性。据此，可以断言，袁氏兄弟的“洹上渔翁”合影是由袁克文拍摄于1910年冬季某日。

既然照片拍摄于1910年底，为何要等到1911年6月中旬才刊登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呢？根据袁克文的回忆，照片拍好之后，洗印几百张，分送“戚友”。[141]晚清时期，名人之间相互赠送照片，业已成为时尚。但是，袁世凯要将其半年前的旧照刊登在《东方杂志》这样的著名刊物上，以博取舆论关注，显然是别具深意。如前所言，要理解袁世凯“洹上渔翁”照此时公布于世的隐衷，当然不能忽略1911年春夏之交袁世凯在清廷朝局中所面临的微妙处境。当时，清廷内部针对袁世凯是否“起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公共话题。但是，以摄政王载沣、隆裕太后、度支大臣载泽为首的皇族对于袁世凯的起用，仍然心存疑虑。洞察时局的袁世凯深知，他的出山时机尚未成熟，因此适时地在《东方杂志》上刊登他的“洹上渔翁”照，营造一个息影林泉，逍遥于江湖、超脱于政治之外的“公众形象”。一图胜百言！这张照片以无声的图像，为袁世凯向外界传达出一个政治信号：表面上超然物外，实际上却坐拥无形的政治影响力。

袁世凯本人对于此次公众形象的塑造，也是自鸣得意的。几年之后，已经稳居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回忆起清末洹上村的隐居生活时，自署《洹上渔翁》，在其“跋”中写道：“余于巳酉、庚戌岁，养疴安阳。负郭辟园，尚饶佳趣，命名曰养寿。策杖弄舟，游观自得，宁静旷远，有足乐者。辛亥改政，迫于安危，暂弃林泉，勉膺大任，四年于是，日不计暇。追怀洹水，时复迥然。因检旧有摄景16帧，重治一册，偶加披览。傥国基底定，付托得人，或可躬历以偿，优游之愿尔。”[142]凡事皆有因果。自然，人们要追问：袁世凯的“洹上渔翁”照，究竟依靠何种关系而得以刊登在著名的《东方杂志》上？

袁世凯远在河南彰德，那么经手办理刊登照片事宜的人，必然是袁世凯在上海的得力亲信。虽然无法找到第一手资料证实是何人经手此事，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袁世凯的关系网进行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推测。当时在上海身居要职，且与袁世凯有至交关系的人，首推时任江海关道的蔡乃煌。此人精明能干，是袁世凯的心腹，尤其对摄影照片等新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早在1907年丁未政潮期间，蔡乃煌就负责伪造康梁师徒与岑春煊的合影，协助袁世凯打倒其政敌岑春煊。[143]此前，蔡乃煌还担任上海道，利用职务之便，他与上海各方势力都有往来。[144]作为江海关道，蔡乃煌与南通实业家、东南立宪派领袖张謇或多或少地也有业务上的往来。张謇因生意上的需要，对“海关贸易数据”非常重视[145]，而上海方面对海关贸易详情最了解的，自然非江海关道蔡乃煌莫属。张謇手下有一个重要心腹，就是日后成为著名史学家的孟森。此前不久，孟森还担任《东方杂志》的主编。在担任主编期间，孟森对《东方杂志》进行重大改革，使《东方杂志》成为预备立宪公会的一个喉舌。[146]大约是通过这层关系，袁世凯的“洹上渔翁”照，在其心腹蔡乃煌的运作之下，通过张謇的心腹孟森的介绍，如愿以偿地刊登在《东方杂志》上。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更可靠的说法还有待新史料的发现，方可证明。

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即《东方杂志》与张謇为首的东南立宪派关系密切。而北洋派领袖袁世凯的照片竟然刊登在具有立宪派背景的《东方杂志》上，这预示着袁世凯的北洋派与张謇为首的立宪派，似乎还有某种不为外人所知的密切合作关系。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北洋派与立宪派的携手反映了清廷新的权势格局的演变。在这一新的权势格局下，隐居在野的袁世凯是否“复出”，早已成为朝廷各方关注的焦点。

二、呼之欲出：朝野内外聚焦袁世凯

1911年5月，皇族内阁一出笼，就立即遭到立宪派的强烈反对，让政治阅历匮乏的摄政王载沣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但是，摄政王载沣的政治“困境”，却成为袁世凯东山再起的“契机”。此时，担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的是徐世昌，而徐世昌与袁世凯为莫逆之交。随后，徐世昌开始暗中运作袁世凯出山的事宜。与载沣不同，徐世昌城府极深，是一位精明的政坛老手。对于袁世凯复出事宜，徐世昌采用了以退为进、欲擒故纵的策略。首先，他在1911年5月8日，就拟“具疏恳辞”。[147]与此同时，奕劻和那桐也都“具折恳辞内阁协理大臣”，同日，上谕发布“庆亲王奕劻、那桐、徐世昌各奏恳请收回成命等折，所请著毋庸议”。[148]5月12日，徐世昌偕同那桐，一起“具折谢恩”。[149]实际上，这道“谢恩折”不过是口是心非的官样文章，而借此机会向摄政王载沣施压，迫使他同意袁世凯出山，才是其真意。立宪派此时对皇族内阁坚决抵制，而皇族内阁中三位领袖人物奕劻、那桐和徐世昌也趁机“辞职”，从而对摄政王载沣构成内外夹攻的局势。

此时，奕劻名义上为皇族内阁总理大臣；那桐为协理大臣，屈居第二。但奕劻年老多病，故而贪婪成性的那桐在皇族内阁中实际扮演了关键角色。再者，奕劻与那桐早已被袁世凯收买，他们与袁世凯的贿赂关系在晚清朝野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150]因此，徐世昌轻易地与奕劻、那桐达成共识，就是“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151]为了不引起皇族的猜忌，徐世昌运动那桐，由其领衔上奏载沣，请求袁世凯出山。其奏折写道，从前罢免之袁世凯“其才具固胜臣十倍，其誉望亦众**推，仰恳圣恩，悉予起用”。[152]只是，当时各省还没有发生类似武昌起义的暴动，摄政王载沣还没有感受到“非袁出山”不可的危局压力，故而他对那桐等人的奏折不置可否，但也未加申斥。

徐世昌本是袁世凯一手提携起来的私党，他不遗余力地运动皇亲贵族奕劻和那桐，密谋启用袁世凯，当然有朋党结援之嫌疑。但是，一些与袁世凯北洋派并无深交的地方督抚此时也上奏清廷，建议启用袁世凯，则说明呼吁袁世凯复出不纯粹是派系利益的角逐，更多的是由于时势所迫。早在1911年1月初，东三省总督锡良和云贵总督李经羲就上奏清廷，“启用袁世凯，以孚众望”。[153]其后，山东和云南等省份的京官，也屡次要求清廷起用袁世凯；对于袁世凯启用之后的去向，多数人主张将袁世凯简任为“边防全权专使为最宜”。[154]这些京官的意见，很大程度上附和了云贵总督李经羲和东三省总督锡良的意见。因为，此时的边疆危机日益凸显。在东北，有中俄条约交涉；在云南，则有中英片马交涉。与英、俄两国的外交谈判，让李经羲和锡良穷于应付。在此困窘之下，李经羲甚至提出让袁世凯接替他的云贵总督职位，而他本人甘愿自任“勘界大臣”。[155]日益严重的边防危机，让摄政王载沣不得不慎重考虑起用袁世凯的问题。据报道，摄政王在1911年5月底关于外交边防政策的内阁会议中，对起用袁世凯和岑春煊一事，加以考虑。[156]

此时，清朝皇族中极力反对起用袁世凯的为度支大臣载泽。针对朝臣中起用袁世凯的呼声，载泽在隆裕太后面前力排袁世凯，并说：“切不可令入内阁，致有类引虎自卫。”[157]载泽的这番言论，是阻挠袁世凯出山的重要因素。此外，朝臣中支持袁世凯出山的理由，也主要是“外交与边防危机”，但这些“外患”毕竟不是“内忧”。故而，清廷对朝局的未来，尚存侥幸之心。1911年5月，负责中俄修约交涉的驻外公使陆征祥在觐见摄政王载沣时，趁机剀切陈词，推荐袁世凯，说他“办事干练，识力坚卓”，可以肩负外交重任；但是，陆征祥的这番言论也仅仅是让摄政王载沣“有所动心”而已。[158]不过，陆征祥是以驻外公使的身份，向摄政王传达了起用袁世凯来应付外患的重要性的。陆征祥的建议隐约地表达了晚清时期“洋权”对“皇权”的制约与束缚。换言之，此时的“洋权”已经成为晚清一个新的权势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到清廷的重要人事任免。如著名学者吴晗所言，随着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签订诸多屈辱条约以后，“皇权动摇，洋权日盛，对皇权的自卑被洋人所代替，结果是洋权控制了皇权”[159]。

简言之，在1911年上半年，清廷内部曾就“起用袁世凯”一事展开激烈的争论。其中，支持派的理由主要是外交与边防危机，其代表人物是云贵总督李经羲和东三省总督锡良；至于袁世凯在朝廷中的“死党”，如徐世昌、奕劻与那桐等人也是暗中运作袁世凯出山的主力，但他们密谋起用袁世凯的理由，除了日益严重的时局因素，就是强调袁世凯的才干如何胜任之类；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皇族中的少壮派、度支大臣载泽。他主要从狭隘的满汉种族矛盾的立场出发，去防范袁世凯出山，以防不测。在这场辩论的历史语境下，日益凸显的是“洋权”作为一个新的权势力量影响着清廷对袁世凯复出命运的抉择。

与此同时，清廷内部围绕袁世凯出山问题的讨论，也引起国内重要媒体如《申报》的关注与报道。在《申报》为代表的中外媒体的连续报道下，隐居河南彰德的袁世凯已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而媒体的介入，在客观上也促使袁世凯不能继续保持沉默，而应该以某种形式来回应外界的关注。

于是，袁世凯利用最新的外国摄影技术，将他的“洹上渔翁”照刊登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塑造出一个超然于政争，但拥有无形影响力的公众形象。然而，“洹上渔翁”形象的塑造不过是袁世凯博取清誉的一个迷人假象，他真正的目的还是利用清廷内忧外患的困境，伺机东山再起。于是，袁世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此期间，他与张謇为首的立宪派进行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结盟，以应对时局的突变。

三、洹上密谈：晚清军权与绅权的结盟

1911年5月出笼的“皇族内阁”让全国的立宪派失望至极。其中，东南立宪派的领袖、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在“忠君”和“忠国”的选择上，其内心深处的身份认同观念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160]在此危机时刻，状元出身的立宪派领袖张謇与北洋派领袖袁世凯的政治结盟，深刻地影响了清王朝的命运。就当时全国形势而言，如果说北洋派的大本营直隶是北方政治的活动中心，南方的便是东南立宪派的大本营江苏省，而且该省为全国经济重镇，“若能加以控制，往往有左右全局之势”。[161]拥有显赫的绅士功名的张謇不仅是江苏省立宪派的领袖，而且是全国立宪派的风云人物，几乎有一半的全国立宪派都唯其马首是瞻。[162]在这个意义上，袁世凯与张謇的政治合作确实象征着辛亥鼎革之际晚清军权与绅权的悄然结盟。不过，今人应从动态的角度去审视袁世凯北洋派与张謇立宪派的合作，只是袁、张二人“洹上密谈”的政治合作的象征意义不容忽视。

毋庸置疑，张謇是晚清东南士绅集团的领袖。张謇所领导的江苏省咨议局其实就是东南士绅活动的政治舞台，代表着东南士绅集团的政治利益。袁世凯出身淮军旧部，他所训练的北洋新军是清廷最强大的军事武装集团。尽管袁世凯自1909年1月起就回籍养疴，但北洋旧部将领如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等人一直效忠于袁世凯，奉袁世凯为北洋新军的精神领袖。当1911年春清廷朝野各方为袁世凯的起用问题争执不休时，东南士绅集团的领袖张謇开始寻求与袁世凯的政治合作，从而拉开了晚清北洋新军集团与东南士绅集团合作的帷幕。这一次政治合作，奠定了北洋军阀时期“军绅政权”的权力格局。[163]

有时历史总是如此地巧合。纵观袁世凯与张謇的交往历史，不难发现他们二人的分分合合与晚清政府跌宕起伏的命运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袁世凯与张謇相识于淮军将领吴长庆的部下。彼时，张謇还一度担任袁世凯的家庭教师，辅导袁世凯参加科举考试，故而二人有“师生之谊”。其后，张謇、袁世凯随同吴长庆的军队入朝平乱。再其后，袁世凯改换门庭，投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而对其昔日的恩主吴长庆，则弃之不顾。因此之故，张謇与袁世凯绝交。[164]其后，二人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袁世凯在晚清官场一路扶摇直上，辛丑之后他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袁世凯与军机处的实权人物荣禄、奕劻深相接纳，成为影响晚清政局的关键人物。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张謇则远离京师，走向实业救国的道路。但是，袁、张二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可谓殊途同归。

到了1904年，张謇为推动立宪的实现，不得不与已经绝交20余年的袁世凯重新订交。[165]张謇也深知，袁世凯虽然表面上“言必称立宪”，但是其内心对立宪是持保留态度的。袁世凯之所以在立宪问题上与张謇周旋，不过是把张謇作为他“政治棋盘上的一着备用的棋”。[166]张謇作为东南立宪派的领袖，素有人望，具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在必要的时候与张謇合作，显然是于袁世凯有利的。对此，张謇也是心知肚明。1905年12月25日，张謇在日记中写道：

立宪之机动于铁、徐之入政府，端之入朝，振贝子又助之陈于两宫。慈圣大悟，乃有五大臣考察政治之命。既盛宣怀于召见时首倡异议，袁世凯亦依违持两可，会八月廿六日车站炸弹事发，慈圣大震，而小人得乘势以摇之，然六大臣之命不可遂收，故反复延宕至三月之久。徐入政府，袁所荐也，闻于此事不甚附袁。既又留徐、绍，而易以尚其享、李盛铎佐泽公西行。李颇有自命为宪政党之意，亦时时示异于袁，盖善占气候人也。[167]

张謇的主要身份是绅商，他的立宪主张及其与袁世凯的合作动机，都是希望以最小的政治变革代价，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固。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士绅集团的最大利益诉求。然而，要推动立宪的实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位高权重，自然当属张謇联络的重点对象。到了1911年，清廷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同时，张謇在东南地方的实业却是日益做大，并且他成为东南士绅集团名副其实的政治领袖。为了确保他们的利益，1911年6月，张謇在东南士绅朋友的劝说下，进京探查朝廷动向，寻求政治帮助。在进京途中，张謇特意绕道河南彰德，拜会袁世凯，此即著名的“洹上密谈”。

主动发起此次密谈的，不是袁世凯，而是张謇。张謇本是心高气傲之人，他对于拜见袁世凯一事，起初是非常不情愿的。只是在雷奋、杨廷栋、刘厚生等心腹好友的极力建议下，张謇才决定拜访袁世凯，与其沟通时局意见，以对可能即将发生的天下大乱有所准备。其中，雷奋的建议彻底说服了张謇。雷奋对张謇忠告说：

切勿因为自己是清朝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须知皇帝与国家比较，则国家重于皇帝……[168]

议定之后，张謇在1911年6月6日特意致电袁世凯：“别几一世矣，来晚诣公，请勿他出。”[169]1911年6月7日下午5时，专车行抵彰德，袁世凯安排副官带领轿子，在车站恭候张謇。随后，张謇乘轿至袁世凯的洹上村，与袁世凯会谈。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张謇的日记有简单记载：“访袁慰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廿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其论淮水事，谓不自治则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又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问有利无利”[170]。仅就日记显示，张謇与袁世凯讨论了“治理淮河”的国家大事。袁世凯对治淮的态度，让张謇对其刮目相看，认为其有“天下为公”的胸襟与气度。需要注意的是，张謇日记中记载的绝非二人会谈内容的全部。换言之，两人更机密的谈话是没有被张謇写入日记的。当晚12时，张謇回到火车上休息，而孟森等人一直在等候着张謇回来。见面后，张謇笑着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171]据此，可以肯定张、袁二人的“洹上密谈”，至少产生两个结果：其一是张謇与袁世凯消除了昔日宿怨，为深入的政治合作开启了良好的开端；其二是张謇与袁世凯对于如何应付未来时局的变化，必然会有某种程度的默契。[172]因为，张謇知道清廷已经无法驾驭全国的局势，而能确保时局稳定的非袁世凯莫属。

“洹上密谈”之后，张謇直赴北京。他在6月10日致电袁世凯，既表示对袁世凯盛情款待的感谢，也流露出对二人密谈所达成的共识的满意之情。张謇在电文中写道：“日昨谒奉光尘，感卅载之沧桑，快一夕之情话。夜分遽别，慨系横生，积愫离悰，仍兹轸结。濒行承筐之惠，具纫高谊，知非寻常投赠之文，弥极旧雨绸缪之雅。京师已十四年不到，此来虽被商界公推，事有专注，然有不可省之周旋，车马衣冠亦殊无谓，何况人民、城郭均有无限之悲思也。”[173]张謇这封电报主要是谈“洹上密谈”之后的感想，当然也有借此与袁世凯“套近乎”的考虑。果然，袁世凯接到电报之后感慨万千，立即于6月13日给张謇写了一封回信，说：“州年阔别，猥辱顾存，快倾积愫。荒村僻远，简慢多般，至深歉仄。顷诵惠毕，敬审吉抵京师……雅贶光绪朝海关贸易比较表，纵览一过。窃以国家富强，基于实业。公家既多忽视此事，商民又安于固陋，不求新知。惟我公洞烛几先。十数年来，倡导不遗余力。几经困难，使得为实业界一放光明。伟猷毅力，讵他人所可及乎。”[174]张、袁之间的这次函电往来，从字面上看，可谓是情真意切。“洹上密谈”之后，二人情感上的共鸣及对诸多国事达成的共识，为张謇所代表的东南立宪派与袁世凯的北洋派合作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1911年6月8日，张謇抵达北京。从其在北京的社交活动看，即可发现张謇与北洋派在京要人的往来密切，非同寻常。6月12日，张謇专门谒见了时任内阁协理大臣的北洋派灵魂人物徐世昌。6月17日，袁世凯的心腹幕僚、北洋派的重要谋士阮忠枢宴请张謇。6月20日，徐世昌宴请张謇。[175]在京期间，北洋派人物徐世昌等人与立宪派领袖张謇的频繁往来，当然不能视为寻常的社交应酬。张謇此次进京，表面上看是代表上海、广东、天津和湖北四地的商业公会而来，寻求清廷对“中美商业合作”事业的支持[176]；而其秘密使命则是趁机“视察中枢情形，以决定各省咨议局对于国是应采取的态度”[177]。

在京期间，摄政王载沣还专门接见了张謇，待若上宾。晚清皇室贵族对张謇的异常热情，说明清廷也想借助张謇所代表的东南士绅集团的支持。因为东南士绅集团是地方社会的优秀分子，特别是作为东南士绅集团领袖的张謇“声望日益增高，隐然执东南牛耳”[178]。尽管科举制早在1905年就废除了，但士绅集团的影响力依然健在。[179]科举制不过是将传统的“官—绅—民”的稳定结构打破，但在地方层面，“绅—民”之间的关系依旧。譬如，张謇所代表的地方士绅集团在维持“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上仍具有很强的通融能力。晚清皇室贵族和北洋派所看重的，正是士绅集团的这一维系地方社会秩序的政治功能。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张謇所代表的东南士绅集团与袁世凯所领导的北洋派之间的政治合作。这一表述背后的价值预设是，更加强调武昌起义对辛亥年间中国时局所造成的“突变性影响”。反过来，也就是忽略辛亥武昌起义之前“正常”的历史演变力量。这方面，最经典的描述首推台湾地区学者张朋园的观点，他说：“以张謇为首的江浙派，计划拥袁以收拾政局，是在惜阴堂决定的”[180]。实际上，如笔者所言，1911年6月7日张謇与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的“洹上密谈”，及其后在北京与北洋派重要成员的多次沟通，已经预示着北洋军事集团与东南士绅集团合作的开始。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张謇所代表的东南士绅集团做出拥护袁世凯的决议，不过是此前双方合作的自然结果。长期以来，武昌起义对辛亥鼎革所具有的“伟大历史意义”已经成为近代历史书写的“典范历史”。在此典范历史记忆的影响下，学者们在考察这段历史时就不可避免地去强调武昌起义对辛亥政局的影响，从而忽略了起义之前朝廷各方政治集团的分散与聚合。对于北洋派与立宪派的早先的政治合作及其在武昌起义之后的进一步政治结盟活动，也当作如是观。

简言之，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清廷对于应付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已经表现得力不从心。这期间，由外患所体现出来的“洋权”，从内乱所彰显的“绅权”，与隐居在野的袁世凯所遥控的北洋派“军权”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权势格局。而对这一权势格局起到稳定作用的，就是袁世凯。这一政治权力结构现实已经成为清廷朝野上下一个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在清廷围绕袁世凯的“起用”问题上，具有洋权、绅权和军权背景的驻外使节、朝野官绅和地方督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其中，从而使得隐居河南彰德的袁世凯成为朝野各方所关注的公共人物。洞悉时局内情的袁世凯深知他出山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又不便于发表公开的言论，表明其明确的政治主张。故而，袁世凯巧妙地运用现代摄影技术，将他与三哥袁世廉的“洹上渔翁”合影刊登在著名的《东方杂志》上。通过这一无声的图像暗示，袁世凯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超然于政争之外的公共形象，并向外界传递了他坐拥无形的政治影响力的信息。真可谓，一举两得，深得其妙。

[1] 梁启超：《良心麻木之国民》，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4册，55～5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2] 杨念群：《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见李喜所：《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38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3] 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2册，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4]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册，27、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5] [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245页，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从晚清到民国，在身份的变化上，就是身份的职业化得到了国家的认可。民国对身份职业化的尊重，特别体现在民国对官员职务的法律认定上，比如民国的顾问与秘书等官员职务，与清代的幕僚是不同的。尽管两者的角色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但是他们在与其尊敬的上司的关系上确实有很大的区别。民国的顾问和秘书是正式的官职；清代的幕僚则只是官员的朋友，在法律上不属于任何政府部门，也不从国库中领取工资。

[6] 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1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8]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9]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131～13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0] 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1]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八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 《新开时务报馆》，载《申报》，1896-06-22。

[13]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载《时务报》第1册，1896-08-09。

[14] 梁启超：《说群序》，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1册，3～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5] 关于梁启超逃亡的细节，戊戌变法的亲历者张元济有生动的记载，详见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4册，3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6]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劳祖德整理，6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7]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劳祖德整理，6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8]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劳祖德整理，6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9]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0]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26～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47～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80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21] 孙中山：《驳保皇报书》，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2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8册，63、65、6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2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8册，6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24]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83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25]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83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2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7]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30～3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8]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29页，欧阳哲生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

[29] 当时檀香山有一个华侨少女何蕙珍，非常仰慕梁启超，欲嫁给梁启超，被任公拒绝。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24～125页，欧阳哲生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

[30]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25页，欧阳哲生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

[31] 《孙中山全集》第1卷，2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2]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151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梁启超：《杂答某报》，载《新民丛报》，第86号，1906。

[33] 章太炎：《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载《民报》，第17号，1907。

[34] 李喜所：《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12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35] 丁文江、赵丰田：《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82页，欧阳哲生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

[36] 《神京珥笔》，载《申报》，1904-03-27；《本馆接奉电音》，载《申报》，1904-06-23。

[37] [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286页，丘权政、符致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8] 郝平：《孙中山革命与美国》，1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9] 刘伟森：《孙中山与美加华侨》，8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

[40] 陈福成：《洪门、青帮与哥老会研究》，86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14。

[41]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3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42] 刘伟森：《孙中山与美加华侨》，8～9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檀香山国安会馆图，国安会馆主席钟国柱、黄三德像，参见郝平：《孙中山革命与美国》，119、120、1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3] 《孙中山全集》第1卷，2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44] 张庆松：《美国百年排华内幕》，29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45] 陈仪侃与《新中国报》历史，详见[美]王冠华：《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90～91页，刘甜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46] 郝平：《孙中山革命与美国》，12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7] 郝平：《孙中山革命与美国》，1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8] 刘伟森：《孙中山与美加华侨》，11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

[49] 郝平：《孙中山革命与美国》，12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另见[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287页，丘权政、符致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0] [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287～288页，丘权政、符致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关于斯蒂杰律师，参见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3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51] 刘伟森：《孙中山与美加华侨》，11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

[52] [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288页，丘权政、符致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3] [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288页，丘权政、符致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4] 《孙中山全集》第1卷，2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55] 陈嘉庚：《追忆孙先生》，见尚明轩、王学庄、陈崧：《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6] 林家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增订本）》，107～108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

[57] 1911年以前，海外参加同盟会者甚至不到1万人。[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44页，杨慎之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

[58] 刘伟森：《孙中山与美加华侨》，13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3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59]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3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60]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3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61] 张庆松：《美国百年排华内幕》，22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62] 陈依范：《美国华人史》，225～226页，韩有毅、何勇、鲍川运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63] 陈依范：《美国华人史》，244页，韩有毅、何勇、鲍川运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64] 陈依范：《美国华人史》，245页，韩有毅、何勇、鲍川运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65] 《孙中山全集》第1卷，2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66]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5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67] 刘伟森：《孙中山与美加华侨》，17～18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

[68]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316～3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孙中山全集》第1册，2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69]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3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70] 潮龙起：《美国华人史（1848—1949）》，248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71] [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44、47页，杨慎之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Charles R.Hager，“Dr.Sun Yat-Sen：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The Missionary Herald，Apr.，1912。另见[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326页，丘权政、符致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72] 《孙中山全集》第1册，2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73] 《孙中山全集》第1册，2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74]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6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

[75] 刘伟森：《孙中山与美加华侨》，23、60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

[76] 林家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增订本）》，109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

[77] 《孙中山全集》第1册，437～4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78] 张一麐：《古红梅阁笔记》，5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79]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97～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0]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1] 刘厚生：《张謇传记》，133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82]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784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83] 侨析生：《拳匪纪略》前编卷上，19～2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按郑孝胥日记，这道上谕是在1901年1月29日发布，由樊增祥起草，其主旨是“改革旧法”，请中外大臣详奏办法。郑孝胥认为谕旨“闲话太多，真意未透”。详见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782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84] 关于“行在派”的说法，本是金冲及教授的提法。2015年12月16日，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马忠文的博士论文《晚清政局中的荣禄研究》答辩会上，金冲及教授在介绍马忠文的博士论文选题时，谈到庚子西狩的清廷派系时，称那些追随慈禧太后西狩的官员如瞿鸿禨、岑春煊、鹿传霖等为“行在派”。拙著今从其说，使用“行在派”，特此说明。

[8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晚清宫廷生活见闻》，94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86] 刘厚生：《张謇传记》，129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8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晚清宫廷生活见闻》，96～97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88] 刘厚生：《张謇传记》，130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89] 刘厚生：《张謇传记》，130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90] 河北省博物馆：《鹿传霖日记（一）》，载《文物春秋》，1992（2）。

[91]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782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788页，史晓风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92] 刘厚生：《张謇传记》，130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93] 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荣禄存札》，3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94] 刘厚生：《张謇传记》，132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95]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803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96]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759～783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97] 刘厚生：《张謇传记》，152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98] 刘厚生：《张謇传记》，134～135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99] 刘厚生：《张謇传记》，134～135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100] 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袁世凯奏议》上册，284、358、361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01]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789页，史晓风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7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02]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10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03]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349页，史晓风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1088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104] 程为坤：《杨翠喜案与丁未政潮》，载《紫禁城》，1989（4）。

[105] 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1册，130页，许恪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6] 北京市档案馆：《那桐日记》下册，60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107] 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1册，133页，许恪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8] 北京市档案馆：《那桐日记》下册，600～60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四月初八日，那桐与徐世昌换兰谱，八拜结交。

[109] 北京市档案馆：《那桐日记》下册，60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110] 孔祥吉：《恽毓鼎与丁未政潮内幕》，载《南方周末》，2014-01-09。

[111]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351页，史晓风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112]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1095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113]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辛亥革命前后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114]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10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载《近代史研究》，1989（5）。

[115]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10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6] 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载《近代史研究》，1989（5）。

[117] 《袁世凯全集》第16卷，194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10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8] 《袁世凯全集》第16卷，203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119] 《袁世凯全集》第16卷，203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120] 1906年10月21日，预备立宪公会正式确认名称，详见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1057～1061、1094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121]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1096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122] 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载《近代史研究》，1989（5）。

[123]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1096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124]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1100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岑春煊主张用中医切除痔疮，郑孝胥建议用西医。

[125] 中国历史博物馆：《郑孝胥日记》第2册，1100页，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3。

[126]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40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27]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351～352页，史晓风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128] 许宝蘅：《许宝蘅日记》第1册，141页，许恪儒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9] 梁启超：《国民吁请速开国会之理由》，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上），第3册，10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30] 《梁启超致梁启勋信》（1910年5月），未刊书信，中华书局藏。转引自耿云志：《梁启超对清王朝最后统治危机的观察与评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第2册，76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31] 北京市档案馆：《那桐日记》下册，68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132] 耿云志：《梁启超对清王朝最后统治危机的观察与评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辛亥革命与百年中国》第2册，76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33] 先前研究虽注意到袁世凯的“洹上渔翁”形象，但只是对其照片本身内容做考释，没有注意到袁世凯的这一公众形象的塑造及其背后的权势格局的演变。此外，既有研究多强调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复出”，而忽略了此前的局势演变对袁世凯政治前途的影响。相关研究，参见李健武：《〈蓑笠垂钓图〉照片人物考》，载《中州学刊》，1991（5）；张华腾：《洹上渔翁垂钓照考释》，载《文博》，2010（1）；骆宝善、刘路生：《袁世凯与辛亥革命》，载《史学月刊》，2012（3）；等等。

[134] 袁世凯，字慰亭，也作慰庭。

[135] 张华腾：《洹上渔翁垂钓照考释》，载《文博》，2010（1）。

[136] 张华腾：《洹上渔翁垂钓照考释》，载《文博》，2010（1）。

[137] 《袁世凯全集》第18卷，601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138] 袁克文：《洹上私乘》，见沈云龙：《袁世凯史料汇刊》第9册，33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无影印日期。

[139] 《袁世凯全集》第18卷，431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140] 袁克文：《洹上私乘》，见沈云龙：《袁世凯史料汇刊》第9册，33～3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无影印日期。

[141] 袁克文：《洹上私乘》，见沈云龙：《袁世凯史料汇刊》第9册，3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无影印日期。

[142] 张华腾：《洹上渔翁垂钓照考释》，载《文博》，2010（1）。

[143] 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载《近代史研究》，1989（5）。蔡乃煌与袁世凯往来密切，其通信话题不限于寻常公事，而涉及日常生活。详见《袁世凯全集》第18卷，623、653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144] 《袁世凯全集》第18卷，323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145] 《张謇全集》第2卷，27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46] 关于孟森与《东方杂志》的关系，详见承红磊：《孟森早期史事考略》，载《史林》，2012（5）。

[147]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1911年5月8日，天津图书馆藏影印本。

[148] 北京市档案馆：《那桐日记》下册，688页，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社，2006。

[149] 徐世昌：《韬养斋日记》，1911年5月12日，天津图书馆藏影印本。

[15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晚清宫廷生活见闻》，66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151] 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29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52] 《内阁协理那桐恳请收回成命折》，载《申报》，1911-05-17。

[153] 《东滇两督拟请郑重阁臣》，载《申报》，1911-01-11。

[154] 《专电》，载《申报》，1911-02-22。

[155] 《中英交涉》，载《申报》，1911-03-08；《退让即交涉之进步》，载《申报》，1911-03-18。

[156] 《专电》，载《申报》，1911-05-30。

[157] 《袁世凯被摈于泽那》，载《申报》，1911-06-10。

[158] 《京师近事》，载《申报》，1911-06-27。

[159]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48页，长沙，岳麓书社，2012。

[160] 类似张謇这样的东南士绅阶层，他们在政治上并不因循守旧，而是能够与时俱进。晚清士绅阶层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型，辛亥年（指1911年）确属一个关键年份。关于晚清士绅的政治身份转型，可参见Mary Backus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transformation in China，Palo Alto，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1-263。

[161]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69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162]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69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163] 这里所说的“军”，主要是指1895年之后袁世凯所训练的北洋陆军集团；所谓的“绅”，就是接受传统教育和拥有科举功名的人，或在政府任职，或在地方拥有田产。在辛亥鼎革之际，张謇就是地方士绅集团的典型代表。关于军绅政权之研究，详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64] 刘厚生：《张謇传记》，21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165] 章开沅：《张謇传》，177～178页，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

[166] 章开沅：《张謇传》，180页，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

[167] 《张謇全集》第6卷，56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68] 刘厚生：《张謇传记》，180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169] 《张謇全集》第2卷，27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70] 《张謇全集》第6卷，65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71] 1911年，张謇61岁，故称老夫。刘厚生：《张謇传记》，180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172] 章开沅：《张謇传》，227页，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

[173] 《张謇全集》第2卷，27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74] 《袁世凯全集》第18卷，680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175] 《张謇全集》第6卷，650～65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76] 《张謇全集》第6卷，65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77] 章开沅：《张謇传》，225页，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

[178] 刘厚生：《张謇传记》，177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179] 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是“官与绅共治天下”。关于传统的绅权，详见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45页，长沙，岳麓书社，2012。

[180] 1911年10月15日，张謇等人在上海赵凤昌宅中的惜阴堂做出拥护袁世凯的决议，是为拥袁的开始。他们先是促成袁世凯为内阁总理，进而拥之为共和政府的总统。详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176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