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英文单词是“communication”，这个词的本义是“交通运输”，也即与道路、桥梁、海路、江河等有关的货物运输活动。只是在19世纪电信技术出现之后，它才被转换成以电力为媒介的“信息迁移运动”。虽然电信赋予了传播“现代技术内涵”，但是货物运输和信息运输仍然是传播的两个基本内容。不过，电信时代，完整的传播活动应包括发信者、收信者以及讯息转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电信媒介的出现，传统的权力结构将发生改变，并且新的信息中心和边缘结构将会形成。在这个意义上，盛宣怀在19世纪后期凭借他所打造的现代媒介系统，确立了一个隐形的“信息中心和边缘结构”，此即他的媒介帝国。

在1860年至1861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领太平军横扫常州、无锡、苏州，威逼上海近郊。年方17岁的盛宣怀被迫跟随他的祖父盛隆避居苏北的盐城。其后，盛宣怀又从南通航海至宁波，经浙江、安徽、江西，经过半年的颠沛流离，才抵达其父时任湖北粮道的盛康在武昌的住处。此后，盛宣怀在湖北生活五六年，在其父的教导下，从事“有用之学”，奠定了影响其一生的思想基础。[8]

从1861年到1865年，盛宣怀辅佐其父在湖北做官。在此期间，清廷已经开始了现代化的缓慢征途。1861年，清廷设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其事者为恭亲王奕??。1865年，江南制造局在上海建成，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制造工业，被誉为中国近代化的标志。但是，一旦将这些现代化的“象征之物”放在偌大的保守的晚清，则宛如沧海一舟。所以，盛宣怀虽然心向“有用之学”，还是希望走读书人的正途，也即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1866年，盛宣怀回到家乡常州参加童子试，考中了秀才。10年后，他再度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遂与科举告别。因此，盛宣怀在科举制度中所获得的最高“学位”，和他的江苏同乡赵烈文、王韬一样，都是秀才。然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秀才，在19世纪后半期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盛宣怀看重的有用之学，其实就是与采矿、修路、船政等现代实业有关的学问，而这些学问，在当时的许多读书人眼里，不过是奇技**巧而已。盛宣怀出身富商之家，头脑精明，善于抓住时机，利用人脉。当1870年投身李鸿章幕府时，盛宣怀就立即意识到，他一生能否荣华富贵取决于李鸿章的信任与否。于是，他甘愿充当李鸿章的马前卒，为其肝脑涂地，在所不惜。成名之后的盛宣怀在追忆早年跟随李鸿章的日子时，说道“盛夏炎暑，日驰数十百里”，帮李鸿章草拟文稿，“万言立就”。[9]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两年之间，盛宣怀就获得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信任。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早练就了一身识人的超常本领。李鸿章向来爱惜人才，而盛宣怀打动李鸿章的不是溜须拍马，而是他的真才实学和独到见解。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之后，这一要职使他自然地成为洋务运动的领袖。虽然洋务运动的总体目标是富国强兵，但是李鸿章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没有明确的规划。起初，李鸿章的设想是将洋务运动的发展重心放在“外交”与“军工”上，但是盛宣怀不以为然。他对李鸿章建言说，铁路、矿、电线、航船诸大端应为“立国之要”。这番议论让李鸿章茅塞顿开。[10]

毫无疑问，李鸿章是盛宣怀仕途上的贵人。李鸿章不仅是盛宣怀的伯乐，也是他的良师。盛宣怀聪明能干，但是年轻气盛，难免好高骛远而毅力不足。在这方面，老谋深算的李鸿章经常批评盛宣怀，凡事不可操之过急。1877年6月29日，李鸿章在给好友潘鼎新的信中，对盛宣怀有一番中肯的评价，他说：“盛杏荪机智敏达而乏毅力，其条陈固欲办大事，兼做高官，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11]此前，盛宣怀在1875年获得了道员优先递补的资格，还兼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但是他不满意，一心想获得招商局总办的职位，但因时机未到而未成功。[12]上述李鸿章对盛宣怀的批评，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真正让盛宣怀飞黄腾达的，恰恰是电报事业的开创。

1880年秋，盛宣怀向北洋大臣李鸿章建议，设立天津到上海的电报线，以贯通“南北两洋之气”，并遏制外国电报线“进内之机”。根据盛宣怀的建议，李鸿章上奏清廷，很快获得批准。其后设立天津电报总局，盛宣怀就任总办，而他的好友郑观应担任上海电报分局的总办。以兴办电报事业为契机，盛宣怀在其后的20年里打造了一个覆盖全国的媒介帝国。但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清廷朝野各方此前已就电报的设立与否辩论了将近20年。一直到1880年，才水到渠成。

早在1844年，美国人顾盛在出使中国时，带给清政府的礼物中就有电报机。[13]1851年，美国人玛高温在宁波出版的《哲学年鉴》中，介绍了电报传信的原理。[14]1860年，法国公使葛罗（Baron Gros）准备送一套电报书给清廷，被恭亲王婉拒，理由是无用。[15]其后，在上海的西方传教士如傅兰雅（John Fryer）和林乐知等人主编的《教会新报》，也刊登文章介绍电报的神奇功用，说：“电线报字之法，虽数十万里片刻可通往来信息”[16]。在此期间，清朝的海关监督赫德（Robert Hart）和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也先后致书清廷，建议架设电报线。1865年11月6日，赫德向总理衙门递交《局外旁观论》，其中提到架设电报线问题；1866年3月5日，英国外交官威妥玛向总理衙门呈递《新议略论》，再次提到设立电报线的问题。[17]在赫德和威妥玛的连番建议下，清廷总理衙门开始重视电报问题。于是，清廷下令地方督抚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马新贻等重臣献策献计。

从上海起家的李鸿章，早已知晓西方现代科技的力量，他是主张发展电报事业的。1867年12月31日，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在给清廷的奏文中，写道：“凡事穷则变，变则通。将来通商各口洋商私设电线，在所不免，但由此口至彼口，官不允行，总做不到……或待承平数十年以后，然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耳。”[18]但是，清廷权衡利弊，将建设电报线的事宜无限期地推迟下去。清廷之所以担心，并不完全是因为愚昧保守，不懂得世界大势，而是其统治者固有本能的忧虑。即使在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那里的统治者也担心电报事业的推广，将削弱国家对信息的控制力，影响政府的权威。1848年席卷欧洲的大革命似乎也证实了统治者的这种忧虑：一旦某地发生动乱的消息迅速传开，其他地区就会闻风而动。[19]像欧洲的统治者一样，此时的清廷也担心电报事业的发展将削弱其对社会的控制。不过，这只是清廷统治阶层的隐忧，不便于公开说出。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那就是中国人的“风水观念”。如果在中国大地上设立电报线，就会破坏风水，引起老百姓的抵制。

1874年5月10日，日本入侵台湾，造成了清朝的边疆危机。新的国防危机逼迫清廷从正面的角度去认识架设电线、巩固国防的重要性。当年6月3日，办理台湾事务的钦差大臣沈葆桢上奏清廷，建议设立电线，以保障大陆与台湾的消息畅通。[20]很快清廷批准沈葆桢的奏折，在福建省建立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马尾线。[21]其后，王韬、郑观应、王之春等人，或是著书立说，或是上奏清廷，鼓吹发展电报事业，从而在朝野内外形成一股有利于电报事业发展的公众舆论。这一切都为1880年李鸿章、盛宣怀创办津沪线起到了舆论动员的作用。

1880年9月16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上奏清廷，获准建设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报线，这项工程由盛宣怀负责。京沪电报线的设立，具有国防战略的意义。用李鸿章的话说，京沪电报线的设立可以打通北洋与南洋的“气脉”。[22]以此为契机，盛宣怀在其后的20余年中开创了一个以航运、电报、铁路为主的媒介帝国。虽然盛宣怀创办现代企业的经历始自1873年的轮船招商局，但轮船招商局早期主要由朱其昂、唐廷枢和徐润等先后把持，盛宣怀只是一个帮衬的招商局会办，而电报事业一开始就由盛宣怀控制。[23]

盛宣怀一生的功业离不开李鸿章的庇护与扶持。他最初不过是李鸿章幕府的一个师爷而已。但是，这位来自常州的盛师爷机智敏捷，深得李鸿章的器重。恰恰是有着恩主与仆从关系的李鸿章与盛宣怀开创了近代中国具有影响力的现代企业。如果把李鸿章比喻成这批现代企业的董事长，而盛宣怀就是总经理。李鸿章为这批现代企业的管理创造了一个新模式，就是官督商办。这个术语带有强烈的官僚政治色彩。简单地说，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在官方倡导和监督之下，私人投资者对这些企业的经营自负盈亏。实际上，在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李鸿章、盛宣怀和许多私人投资者，对于董事会和股东法人团体的管理责任概念，几乎是一无所知的。[24]因此，李鸿章作为现代企业的当然“董事长”，很少使用“监督权”，而作为“总经理”的盛宣怀对电报、航运、矿物等现代企业拥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25]在这方面，李鸿章很像传统商号的老板，很少干预盛宣怀的企业管理活动。

盛宣怀之所以能在20多年中创建一个横跨航运、邮电、铁路、银行等现代企业领域的媒介帝国，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他的总后台李鸿章在至关重要的25年（1870—1895年）里一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如果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上的任期过短，那么盛宣怀再有能耐，他的现代企业一旦失去了官方的保护，将无法维持下去。师爷出身的盛宣怀，有一个天然的“短板”，那就是他没有自己的“地盘”，也就是权力根基。所以，他只能最大限度地依靠李鸿章、张之洞等权臣的庇护，从而保持他的各种私人的以及官督商办的企业。[26]在晚清时期的中国，像盛宣怀这样的现代企业开创者，要想办企业，如果离开官方的支持，简直是寸步难行。张孝若，近代中国最有名的实业家张謇的儿子，对此有深刻的体悟，他说：“在中国的社会，要做事就和官脱离不了关系；他能够帮助你，也能够破坏你；如果民间做事，能得官力帮助，那自然就事半功倍了。”[27]

盛宣怀的权力欲极重。在直隶总督李鸿章庇护的现代企业中，他不仅牢牢控制了中国电报局，而且还在1884年前后挤走了轮船招商局的负责人唐廷枢和徐润。到了1887年，盛宣怀又接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此期间，盛宣怀掌控的电报事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1885年，盛宣怀主持建成中国三大电报干线，即津沪线、长江线和沪粤线，形成覆盖全国的电报网络的基本构架。[28]截止到1900年，盛宣怀主持的电报线已经扩展到中国西北、东北、西南、台湾。这个以上海为中心而覆盖全国的电信网络，就是盛宣怀的媒介帝国的根基所在。

1902年，功成名就的盛宣怀在回顾他创办电报事业的艰难历程时，感慨地说道：“创兴之始，人皆视为畏途，即身任其事者，成败利钝亦绝无把握，若非不辞劳怨，不避疑谤，惨淡经营，焉有今日！统计电报商线纵横数万里，设局百数十处，均属商款商办，即有借用官项者，业经陆续清还，有案可考。”[29]盛宣怀对其所掌控的企业，在资金流动上，说一不二。他经常挪用公司的资金，把一个公司的资金转移到另一个公司，这是他的惯用手法。比如在1890—1891年，盛宣怀利用职权将轮船招商局的30万两银子转到上海机器织布局。1896年，盛宣怀又从轮船招商局提款80万两银子，从天津电报局提款20万两银子，用来支持他新创建的中国通商银行。[30]但是，如果把盛宣怀视为一个只会赚钱的商人，那就错了。事实上，盛宣怀的志向在做高官，而非当富商。在这方面，他与同时期的实业家张謇是截然不同的。

盛宣怀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清楚没有权力护航的企业主，是朝不保夕的。他如果要牢固地控制自己的媒介帝国，就必须拥有实际的官方职务，这样他才能够控制和扩展他的媒介帝国。他也深知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相互转换的微妙关系，于是他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掌握的经济权力去兑换更大的政治权力，也就是谋求官职。在这个意义上，盛宣怀是最成功的官僚企业家，也即一个玩政治的企业家。

盛宣怀是如何一步步地用商权谋取官位的呢？只要看一下他的履历就明白了。1879年，他在轮船招商局任职6年之后，获得了第一个行政职位，就是天津河间兵备道。1885年在李鸿章的提拔下，因办理电报线有功，奉旨简放海关道。1896年，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事务，独揽修筑铁路大权，并被授予太常寺少卿。1897年，盛宣怀被补授大理寺少卿衔。随着官越做越大，他掌控的企业也越来越多。1899年6月10日，盛宣怀的属下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在给郑观应的私信中，就批评盛宣怀独揽轮船、电报、铁路、银行、煤矿以及纺织等企业，是“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有务博不务精之弊”[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