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刺马案”与晚清媒介的国际化(1 / 1)

在中国近代传播史上,1870年所发生的几件看似无关的历史事件,在其背后却蕴藏着一个静悄悄的媒介革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发现这一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在不约而同地成全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登场。这个人就是盛宣怀。在其后的40年中,他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媒介帝国,左右着晚清的命运。

事情还需从头说起。1870年8月29日,北京城,闷热无比。即使穿着透气的葛布衣服,人们仍然挥汗如雨。这天,同治皇帝和他的老师翁同龢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说的是,一周前的8月22日,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在阅操之后返回官署的途中,被河南人张文祥刺中右肋,次日殒命。这就是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奇案,人称“刺马案”。[2]当8月22日马新贻遇刺后,南京的江宁将军魁玉立即用六百里加急快报向北京传递消息。一直到8月29日,清廷才收到来自南京江宁将军的快报。从南京到北京,两地直线距离不过1100公里左右,但清廷在1870年使用最快的“六百里驿站快报”也要费时一周。

如果再比较一下清朝与欧洲世界的通信时间,就可以发现清朝的通信是如何地落后于时代了。同样是在1870年,清廷与法国政府之间的往返通信,前后历时一个月。但是,通信时间基本上是因为清朝落后的通信网络而被延迟了。比如说,从清朝都城的前哨天津发信给法国的巴黎,沿途经过香港和孟加拉两个信息中转站,再直达法国巴黎。然而,从天津到香港的邮递历时七天,从香港到孟加拉费时八天,但从孟加拉到法国巴黎,通过电报线传递,则是顷刻之间。[3]就在这条国际通信线上,东方国家传统的驿站通信与西方世界现代的电报通信相互连接,而其通信速度却是天壤之别。东西方通信速度的这种巨大反差,确实深深地震撼了清朝的一个灵魂人物。此人非别,正是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他在1870年8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中法两国通信“一月可往返”,从天津到孟加拉要半个月,但从孟加拉到法国,“有电气线顷刻可传”。[4]就在翁同龢写下这则日记之后的第十天,他收到了南京江宁将军魁玉的600里加急快报,得知马新贻在一周前被刺杀。马新贻之死,让清廷震动不已。随之而来的是,朝廷重要的人事任命变动。

1870年8月29日,清廷发布命令,将直隶总督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接替马新贻留下的遗缺;同时,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随后兼任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兄弟李瀚章擢升湖广总督,杨昌浚擢升浙江巡抚。一日之间,清朝疆域里最重要的三个总督和一个行省,即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浙江巡抚的官位发生变动,这在近300年来的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一切都是由“刺马案”而引发的连环反应。

冥冥之中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发挥着作用。那时的人们是非常迷信的。就连亲历此事的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也将其归因于“天意”。他说,在“刺马案”发生的前一个月,钦天监上奏说,“孛星见于角亢,占验云主兵,又主主将被刺及贵臣死云云,马公之事应之矣”。翁同龢大发感慨地说道,此乃“三百年未有之奇事也”[5]。作为咸丰六年(1856年)的状元和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无疑是那个时代读书人中的佼佼者。论才智和情商,翁同龢当然都是第一流的。只有像翁同龢这样身居朝廷中枢的重臣才能从“刺马案”中,敏锐地感受到大清朝所遭遇的“三百年未有之奇事”。但是,他的感受毕竟还是直觉的,而不是根据他对人类历史发展大势的洞察和预测。

人们无法预测未来,只能在事后去总结历史的经验。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观之,今人才清楚1870年的刺马案以及李鸿章被擢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确实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就是引领清朝进入现代传播时代。担当这一使命的,就是李鸿章的心腹干将盛宣怀!20年后,当盛宣怀和他的媒介帝国初具规模时,人们感受到的将不再是翁同龢所说的“三百年未有之奇事”,而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从传播史的角度看,这个千古未有之奇变,不单是晚清人们的感受,而是震撼着全体人类的心灵。试想,当1870年世界上第一批铁路建成时,火车让书信的邮寄速度提升到每小时40公里,是原来的3倍,而电报通信实现了零距离传播。早在1843年,德国抒情诗人海涅就预言了铁路等现代媒介诞生之后,人类实现零距离的未来景象:

我似乎看到了世界各国的山峦和森林向巴黎走来,我已经闻到了德国椴树的香沁;在我门前,北海的波涛汹涌,激起千层雪。[6]

是的,春天的特色只能在冬天才能认清。信息传播的国际化和零距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现代媒介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可谓是阻力重重。在此过程中,打破人们的陈腐观念,让中国通信零距离的,首推盛宣怀。

1870年10月,27岁的盛宣怀在杨宗濂的推荐下,担任李鸿章的幕僚。旋即,他跟随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前往天津,协助其处理棘手的天津教案。巧合的是,这一年6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The 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进驻上海,租界南京路5号、6号房屋,成立远东公司和上海站。其首任经理是史温生(Edouard Suenson,1842—1921年)。大北电报公司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电报公司。当盛宣怀跟随李鸿章北上天津就职时,大北电报公司在1870年冬天建立了从香港到上海吴淞口外的海底电报线,随后又偷偷地将电报线沿着黄浦江而秘密引入南京路大北公司的电报房。[7]1871年4月18日,大北电报公司正式开通从上海至香港的电报水线,在上海南京路正式对外受理电报业务。此举也标志着晚清电报通信国际化的开端。盛宣怀就是在此背景下,历尽艰险,最终开创了他的媒介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