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里，盛宣怀创建的以电报为核心的媒介帝国，实现了清朝版图内信息的加速运动。但是，清廷无法预料，随着信息的加速运动，西方思想文化观念迅速传播，天朝大国的传统文明开始崩溃。同时，形成了一个以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通商口岸为主体的新的中心—边缘的权力系统，而盛宣怀的媒介帝国就依附在帝国主义列强所建立的条约口岸权力系统之中。换言之，盛宣怀与条约口岸的帝国主义的经济权力关系更加密切，而他与清廷的关系则相应地疏远。这种权力关系和身份认同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新的媒介技术的引入而产生的。正如汤因比（Toynbee）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一书中所言：正在瓦解之中的文明将屈从于版图辽阔的、强制推行的政治统一的国家，借以换取暂时的苟安。回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清朝就是要屈从于英帝国主导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以换取暂时的苟安。

在来华列强中，英国在对晚清帝国的影响方面无疑占据主导地位。英国为维持它在亚洲的统治地位，很大程度上通过大东电报公司和大北电报公司这两家国际电报公司实现对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信息的交流、传递和控制。这一“信息帝国”的生产者是那些实地工作的人，他们观察当地人民，测量绘制有关地域的地图，对本土制度进行解码，生产出新的知识体。在这些地方，“信息要么被检索出来立即付诸使用，要么被分类存储以备将来查询。这些今天看来似乎司空见惯的程序，在19世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2]。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进行通商的口岸之一，随着以上海为中心的晚清电信网络的形成，上海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几个通商口岸。以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为代表的晚清电信帝国的实际领袖在晚清信息传递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至少在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Hevia）等人看来，这一信息生产过程的影响相当深远，它生产出一个“新中国”。换言之，“欧美人1900年所思考的和所要对之发挥作用的中国，已经不是额尔金勋爵1860年曾经思考过的那个中国了。中国并不仅仅是内部发生了变化，而且通过19世纪下半叶不断进行的文书工作，对于19世纪末的外国观察者们来说，中国这一名称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一整套完全不同的客观‘事实’了”[33]。

19世纪末的中国，在政府系统、商业系统中已经表现出对电信传播媒介的深度依赖。反过来，电信传播也改变了时人的交往方式，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人们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电信技术的传播和推广，造成一个重要结果，即“人的责任意识大大提高”。如麦克卢汉所言，由于电力媒介的作用，“他们现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正如我们与他们的生活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一样……这是忧虑的时代，因为电力技术的内爆迫使人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他完全不顾及个人的任何‘观点’”[34]。由于电报的出现，晚清地方精英能够及时地干预朝政。值得一提的是轰动一时的“经元善案”，即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为代表的沪上士绅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立光绪帝一案。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完全控制中央政权。光绪帝禁闭宫中，只存皇帝空名，但对顽固派还是一大威胁。就慈禧而言，光绪帝在变法期间独立行事，力图摆脱她的控制和束缚，并欲从她手中夺取最高统治权，使她深为忌恨，虽政变囚禁光绪帝犹不解恨。就其他顽固派而言，他们担心一旦慈禧去世，政权必然归还光绪帝，他们将被当作叛逆而治罪。因此，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既得利益，极力策划废掉光绪帝，但由于英美日等国的干涉而未实现。无奈之下，慈禧接受荣禄之计，以光绪帝无嗣为由，决定把端郡王载漪之子过继给光绪为子，并立溥儁为大阿哥，预定庚子年（1900年）元旦，光绪帝行让位礼，溥儁即位。慈禧本以为这是皇族内部很平常的家务事，没想到也遭到列强的干涉。1900年初，清廷将立储一事公之于世，并邀驻京各国公使入宫朝贺，为各国公使断然拒绝。

1900年1月24日，上海电报局收到清廷欲为光绪帝立嗣的电谕。上海人心沸腾，并传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1月26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联合章炳麟、马裕藻、唐才常、经亨颐等各省寓沪士绅1231人致电总理衙门，奏请“圣上力疾监御，勿存退位之思”[35]。盛宣怀得悉之后，立即暗示郑观应通知经元善远避。1月28日，经元善挈眷逃往香港，转去澳门。慈禧太后谕令盛宣怀追查，否则唯盛是问。盛宣怀详奏此事与己无关，建议对经元善先行革职，另一方面设法严密缉拿。[36]2月初，清廷上谕勒交经元善，文称：

有人奏，电局委员聚众妄为，危词挟制，督办通同一气，纵令潜逃，请严旨勒交，以伸国宪一折。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特颁朱谕，为穆宗毅皇帝立嗣，薄海臣民，同深庆幸。乃有上海电报局总办委员候补知府经元善，胆敢纠众千余人，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危词要挟。论其居心，与叛逆何异。正在查拿间，闻经元善即于二十八日挈眷潜逃，难保非有人暗通消息，唆使远遁。盛宣怀督办各省电报，受国厚恩，经元善为多年任用之人，自必熟其踪迹，著勒限一个月，将经元善交出治罪，以伸国法而靖人心。傥不认真查拿，一经畏罪远飏，定惟盛宣怀是问。[37]

事实上，暗示经元善潜逃的就是盛宣怀本人。但盛宣怀迫于清廷勒令追查，又必须做出认真追查经元善的官样文章。2月21日，盛宣怀致电粤督李鸿章，说：“经元善系电局委员，有旨饬拿甚急，沪报赴港，即求就近派员缉访，如果在港，拟由电局出名控其侵挪或可拿到。”[38]2月26日，李鸿章致电盛宣怀，告知已将经元善拿获，电文写道：

前派刘道（指刘学洵）等往澳，即照会澳督以经元善骗拐电局公款逃匿请拿交，未便提伊电奏干涉国政，恐不肯交。二十六澳督电，本日三钟刘到台带来公文谨悉，五钟已将经元善拿获，请速送凭据，以便递解云。[39]

旋经友人多方交涉，经元善免于引渡，但其家产在2月27日被抄。[40]被缉拿的经元善得到海外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极大同情。3月5日，香港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旬报》报道了经元善被拘经过，文章写道：“经元善沪上好善人也，平日善举指不胜屈。去岁闻立嗣之信，为同人推举，遂联名作电禀至北京，大意不欲光绪退位，且以讯闻各国调兵干预为谏。……兹所云经某之事，惊动华人之心者，实欲将此事通融办理，望念邻境之情，将全案持平审办，遵照文明国最善之遗传，秉公判断可也。”[41]3月28日，保皇派梁启超从檀香山致书慰问经元善，其信写道：“从报纸中得悉先生近事。气贯云霄，声震天地，岁寒松柏，岿然独存。国家养士数百年，得一先生，可以不恨矣。虽为权奸所忌，流离播越，一生九死。然操莽之谋，卒因之而暂沮，今年之仍得为光绪二十六年者，皆先生之力也。一言重于九鼎，先生之所以报君国者，所造实多矣。”[42]

革命派和立宪派对经元善的“过度吹捧”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实际上，经元善通电干预清廷废立光绪帝，并非由于他对慈禧太后的不满，而是由于对清廷的“愚忠”。1900年中秋，被关押在澳门炮台的经元善回首年初致电清廷干预“废立”一事时，感慨万千：“当日诸君子牵率微臣昧死而为此者，为我皇上也，而尤为我太后。盖天既笃生今辟，殷忧启圣自有天眷。迂愚之意，盖以两宫垂帘，蔚成中兴之治，而慈圣于毅皇帝升遐之后，独能以英明仁厚之君入承大统。御极以来，自国民以迄邻邦，无不爱戴瞻慕，蒸蒸焉日进于维新之治，不有太后曷可致此。是皇上之盛德即太后之盛德，皇上之丰功即太后之丰功，后海先河畴敢曰否。只以误国罪臣，妄分新旧，盈廷水火，至有戊戌八月之事。……新党云乎哉，夫群而不党圣人之训，何新何旧，求我心之所安与其力所得为者，如是而已，明理之士必能辨之。”[43]1901年夏，经元善被澳门当局释放，旋即上书外务部乞求朝廷赦免。1902年夏，由香港返回上海，闭门家居。1903年秋，在上海病故。

1900年是中国政局的多事之秋，也是上海电信卷入中国政治最深的一年。这一年年初，上海电信局总办经元善与沪上士绅名流联名致电清廷，反对慈禧太后废立光绪帝，开启了20世纪初地方政治精英利用电报公开干预朝政之先河。“经元善案”不仅震惊朝野，经元善本人也因此名扬海外，并为流亡海外的保皇党和革命党大加吹捧。稍后，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风起云涌，北方电信设施遭到义和团的严重破坏。无论是出于对维护电信通信安全的需要，还是对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之不满，上海电信同人大都主张镇压义和团。7月7日，经元善从澳门致信两广总督李鸿章，请其进京勤王，剿灭义和团。

1900年6月初，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与光绪帝出走西安。不久，就在西安组成了以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为首的军机处，形式上仍然掌握着中国的最高权力。实际上，此时孤悬在西安的行在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当时，大理寺少卿兼中国电报局总办盛宣怀正滞留在上海，上海是中国电报局总局所在地。盛宣怀所掌握的中国电报局成为逃亡的清政府与外界沟通信息的唯一渠道。如汪熙先生所言：

代表清廷在北京议和的全权大臣奕劻和李鸿章，只有通过北京至大沽的陆上电线与由大沽至上海的海底电缆将议和进展情况通知盛宣怀，再由盛宣怀经由上海至西安的陆线传递给逃亡在西安的慈禧与光绪；而北京的议和代表又通过这一渠道得到慈禧等对议和条件审定的旨意。各省的将军、督抚，特别是像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这一类有势力的封疆大吏，也都是通过盛宣怀以电讯与西安行在保持密切联系。在这期间，中国驻欧、美、日各国公使只有依靠了盛宣怀在上海的中转，才能及时得到西安行在的指示并向西安行在和清政府在北京议和代表报告各国政府的态度与动向，这些驻外公使自然也是通过盛宣怀与各疆吏之间互通消息、交换意见。[44]

可以说，此一时期的上海电报局是中外信息交汇的总枢纽，而驻守在上海的中国电报局总办盛宣怀则成为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外交涉信息互通的总负责人。通过对信息发布权力的垄断，盛宣怀与上海电报局对庚子年间的晚清政治外交施加了无可替代的历史影响，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东南互保。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兴起，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欲借义和团排斥洋人，但是盛宣怀作为洋务事业的领袖，他所经营的铁路、电信等现代化事业已经与列强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盛宣怀与列强的态度反倒是一致的，即主张剿灭义和团。盛宣怀主张严惩义和团祸首、山东原巡抚毓贤：“当严治毓贤之罪以谢天下，并以谢各国”[45]。

以盛宣怀为代表的中国电报局同人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保守派态度截然相反，其原因不仅仅是盛宣怀所经营的轮船、电报、铁厂、铁路、银行等经济设施集中于长江流域并且与帝国主义列强有密切的关系，还在于盛宣怀等人对于朝廷的效忠观念已经淡薄，他们更看重的是地方利益，而非朝廷利益。至于朝廷与地方谁更能代表中国，显然，在盛宣怀等看来，地方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保护地方也是在保护中国。义和团运动期间，盛宣怀苦心孤诣所主导的东南互保显然具有将个人利益、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融合在一起的主观考虑，并以此赋予其东南互保行动正义性与合理性。

1900年6月上旬，义和团在北京的势力迅速发展，盛宣怀在给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信中指出：“朝政皆为拳党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自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46]。6月25日，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位总督，说：“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47]。6月26日，上海道台余联沅与驻沪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互保章程》，其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6月30日，翰林院编修费念慈致函盛宣怀，称赞盛宣怀“旋乾转坤以公为枢轴，东南半壁之长城也”[48]。

东南互保是盛宣怀联合张之洞、刘坤一和李鸿章等东南督抚与在华列强代表达成的政治协议。此项协议确保了东南各省的安定，但是违背了朝廷的意志。这一看似矛盾的政治行为实则反映了近代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并非简单的中外之别、敌我之分。仅就盛宣怀策划的东南互保而言，盛宣怀与东南各督抚之所以与侵华的列强联合，而不是北上勤王救驾，根本上是由于清末民初的中国已经卷入了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至少就电信方面而言，此时的中国电信与大北、大东电报公司的国际通信网络已经融为一体，相互依存，无法分割。晚清中国电信的国际化使得中国的民族利益与列强的利益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可以说，盛宣怀的东南互保行为既代表了中国，也代表着西方。8月28日，盛宣怀在给刘坤一、张之洞的电文中写道：

自北方匪乱以来，长江各省商货停滞，市面弊坏，于今几及三月。不独中国商民吃亏，即各国商民亦受其害。现在北京失陷，人心震动，各处会匪多有藉保国为名乘机窃发。虽经两帅严行惩办，而和局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宁，商务愈难振作。英在我中国通商五十余年，长江各埠始有此鼎盛局面，今若不出头联同美、日两国赶早调停，设或到处匪徒滋扰，不独各督抚疲于驰剿，而各处商埠搅坏如天津情形，恐非数十年不能规复。[49]

7月8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全权负责与列强和谈。为促进议和早日成功，盛宣怀积极地修复和架设被义和团毁坏的电线。义和团运动期间，铁路电信破坏非常严重。上海电报总局成为指挥各地修复和保护电线的中心。例如，6月23日，盛宣怀致电张之洞，说：“保定线尚通，请电嘱廷藩、廷臬多备快马，按站接递各省电奏，一日可达，较济南近。并请转托保护保定至晋界电线，非公切谕不妥。”同日，盛宣怀又致电武昌、汉口、沙市、襄阳、西安、潼关、太原、平遥、正定、保定、老河口等地电报分局，说明：“各省至京电线，只有保定可通，以后诏奏，均归此路。望各设法认真保护，并会同严饬各州、县劝谕各村首事地保，认真保守，使京外通消息，以维大局。”[50]6月24日，盛宣怀再次从上海致电各地电报局，指出：“军务紧急，局员学生务必设法保守杆线，认真递报，事竣分别优奖。”[51]6月25日，盛宣怀又致电时任陕西按察使、代理陕西巡抚的端方，说明：“南北只剩西线可通。军务紧急，乞公电会晋、直抚藩，切实保护。尊署设报房，请转饬局员照办。如机器学生不敷，公可暂排妥员到局照料，免隔阂。”[52]盛宣怀在向清廷报告电线破坏情况时，说：“窃自拳匪事起，京师至保定电线首被拆毁，曾不逾时，京津一路继之，津德一路又继之，山西、河南无洋兵无拳匪之地亦继之，巡至晋、豫、直隶、东三省境内**然无一线之遗”，结果造成“南北隔绝，中外阻塞，朝廷之指挥，封疆之机要，两不相及，贻误实多”。[53]

为修复华北被毁坏的电线，盛宣怀与大东、大北电报公司签订了京、津、沽造线合同。他还安排上海电报局参赞朱宝奎、提调周万鹏与大东、大北电报公司商定由上海设一水线至大沽口，中间经过烟台上岸的电报合同。合同规定，由中国电报局借两公司资金21万英镑，线由两公司造办，专由两公司代管代办，至付清借款之日止。[54]10月26日，中国电报局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及英国大东电报公司在上海签订《沽津北京陆线暂时办法合同》。[55]

从“经元善案”到东南互保，盛宣怀都隐约地操纵其间。庚子前后，盛宣怀对晚清政局的介入，是他的媒介帝国与通商口岸的列强利益形成共生关系的必然结果。盛宣怀是东南互保的实际导演者。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盛宣怀的媒介帝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张之洞等督抚政治的地方利益所在，还是帝国主义列强如英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尽管东南互保并无明显的为“外人计”的迹象，却也符合英国等列强的利益。[56]在当时条件下，盛宣怀的媒介帝国利益与列强的利益之间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具有一致性。事后盛宣怀在解释他发起东南互保的动机时说，是为了避免“生灵涂炭”。[57]这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套话，实际上是为了掩盖他的现代媒介帝国与列强利益已经融为一体的事实罢了。

[1] 虽然邮政网络历史悠久，但其作为公共性的服务网络是在19世纪完成的。1837年电报发明；大众报纸也在此期间出现，如法国的《小日报》（1863年）；英国在1839年，法国在1848年开始发行邮票。铁路在1830年至1880年开始在欧洲各国大规模兴建；1865年，海底电报线开始铺设，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1876年出现电话，1899年第一批无线电开始使用。1895年，电影开始放映。详见端木美、[法]戴和特：《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2辑，2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2册，陈义杰整理，7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2册，陈义杰整理，7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4]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2册，陈义杰整理，7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2册，陈义杰整理，7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6] 端木美、[法]戴和特：《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2辑，23～2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7] 《上海电信史》编委会：《上海电信史》第1卷，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8] 夏东元：《盛宣怀传》，3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9] （清）陈夔龙：《盛公神道碑》，见（清）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第1卷，1～2页，思补楼刻本，1939。

[10] （清）陈三立：《盛公墓志铭》，见（清）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第1卷，1～2页，思补楼刻本，1939。

[11] （清）李鸿章：《致潘鼎新函》，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传》，8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12] 夏东元：《盛宣怀传》，12、13、27、31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13]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121页，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此书中所说电话机，应为电报机之误。因为当时电话机尚未发明，而电报机刚出现。

[14] 黄嘉谟：《中国电线的创建》，载《大陆杂志》，第36卷，第6、7期合刊，1968。

[15] 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对象》，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6] 《中外新闻》，载《上海新报》，1868-10-06。

[17]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册，1664～166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8]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6册，2256、2260～226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9] 端木美、[法]戴和特：《时空契阔：中欧学者论集》第2辑，2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0] 中华书局编辑部、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0册，375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21] 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对象》，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2] 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对象》，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3] [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74～75页，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4] [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72～73页，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5] [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75页，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6] [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53页，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7]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68页，上海，中华书局，1930。

[28] 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对象》，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9] 盛宣怀：《电线设立情形》（1902年，盛宣怀档案）。

[30] [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82～83页，王笛、张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1] 夏维奇：《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对象》，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2] [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134页，刘天路、邓红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3] [美]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134页，刘天路、邓红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4] [加拿大]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22页，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5] 虞和平：《经元善集》，261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6] 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663～664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37] 虞和平：《经元善集》，262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8] 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664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39] 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664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40] 虞和平：《经元善集》，351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1] 虞和平：《经元善集》，262～264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2] 虞和平：《经元善集》，31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3] 虞和平：《经元善集》，261～262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4]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义和团运动》，主编前言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5] （清）盛宣怀：《请严治毓贤罪状片》，见《愚斋存稿初刊》第5卷，12～13页，思补楼刻本，1939。

[46] （清）盛宣怀：《寄粤李中堂、宁刘岘帅、鄂张香帅》，见《愚斋存稿初刊》第36卷，6页，思补楼刻本，1939。

[47] （清）盛宣怀：《寄粤李中堂、宁刘岘帅、鄂张香帅》，见《愚斋存稿初刊》第36卷，6页，思补楼刻本，1939。

[48]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义和团运动》，10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9] （清）盛宣怀：《寄刘岘帅、张香帅》，见《愚斋存稿初刊》第39卷，34～35页，思补楼刻本，1939。

[50]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义和团运动》，8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1]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义和团运动》，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2]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义和团运动》，86～8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53] （清）盛宣怀：《请分别筹修北省拆毁电杆电线折》，见《愚斋存稿初刊》第5卷，9页，思补楼刻本，1939。

[54] 盛宣怀：《译大东、大北公司总办毕、史、蒲复函》（1900年6月，盛宣怀档案）。

[55] 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704～705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56] 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211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57] 盛宣怀：《壬子亲笔函稿》（1912年7月11日，盛宣怀档案）。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211页，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