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就是权力，谁掌握了信息的发布权，谁就拥有了操纵公众行动的权力。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依托香港发达的国际通信网络和丰富的信息资源，成功地建构了一个以他为代表的口岸知识分子群体所领导的“信息中心”，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心—边缘的权势网络。这个权势网络的本质就是信息发布网络，它虽然地处中国的华南边陲，却逐渐成为推动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信息发源地。麦克卢汉（McLuhan）说，“任何传送信息的新媒介，都会改变权力结构”。王韬的《循循日报》作为一个新媒介，也在悄悄地改变清朝的权力结构。让都城北京的权势相对削弱，而以香港、上海、广州为代表的通商口岸，则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新的权势中心点。王韬的新生命就依托在口岸城市的新媒介上。他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也取决于他对媒介功能的发挥。

虽然王韬的《循环日报》的历史只有10年（1874—1884年），但是这10年已经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传播史上的开拓者地位。1884年，功成名就的王韬回到了他当初仓促逃离的地方——上海。此时的清廷已经换了人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也不再追究他私通太平军的犯罪前科。毕竟，随着太平天国的覆灭，王韬的这桩公案已成为历史的浮云，早已随风而逝。清廷所热衷的是大搞洋务运动，富国强兵。作为资深媒体人，王韬回到上海之后，担任上海格致书院的院长，同时兼任上海最有影响力的中文报纸《申报》的编辑部主任。此时的王韬，因其声名远播，游历东西洋，而成为上海滩的“大闻人”。

到了19世纪90年代，他还担任具有改革倾向的教会报纸《万国公报》的撰稿人。1897年，欧洲列强和日本又开始掀起对中国的瓜分狂潮，这一年王韬去世了。但是，王韬留下的传播遗产却得到了后人的高度肯定。林语堂说，王韬是“中国记者之父”。白瑞华则认为，王韬对中国报纸的贡献可以与梁启超后来对杂志的贡献相媲美。[180]王韬如果泉下有知，对于如此高的历史评价，也应是当之无愧的。

[1] Arthur R.Gallimore，“Journalism and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The Chinese Recorder，Oct.1，1938，p.520.

[2] [美]埃德温·埃默里、[美]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报业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潮流的关系》，121～122页，苏金琥、张黎、阮宁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3] W.M.Ashomre，“An Itinerary o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1807-1897，”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Dec.1，1897，pp.570-571.

[4] 关于广州十三行制度，通行的说法是，开始于1720年。详见[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16页，陈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5] 1英里约等于1.609千米。

[6] H.W.S.Cleveland，Voyages of a Merchant Navigator of the Days that Are Past，New York，Harper & Brothers，1886，pp.46-47.另见[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20页，陈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7] “Obituary Notice of the Reverend Doctor Morrison，With a Brief View of His Life and Labors，”The Chinese Repository，Aug.1，1834，p.180.

[8] Robert Morrison and Eluah C.Bridgman，“Dr.Morrison in Canton，”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May 1，1876，p.174.

[9] “Obituary Notice of the Reverend Doctor Morrison，With a Brief View of His Life and Labors，”The Chinese Repository，Aug.1，1834，pp.177-179.关于马礼逊早期之历史，参见[英]汤森：《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27～60页，王振华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英]马礼逊夫人：《马礼逊回忆录》，1～55页，顾长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 “Obituary Notice of the Reverend Doctor Morrison，With a Brief View of His Life and Labors，”The Chinese Repository，Aug.1，1834，p.179.

[11]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2] “Obituary Notice of the Reverend Doctor Morrison，With a Brief View of His Life and Labors，”The Chinese Repository，Aug.1，1834，p.180.

[13] Samuel E.Meech，“One Hundred Years of Missions，”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Feb.1，1896，p.83.

[14] “Obituary Notice of the Reverend Doctor Morrison，With a Brief View of His Life and Labors，”The Chinese Repository，Aug.1，1834，p.180.

[15]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6] “Obituary Notice of The Reverend Doctor Morrison，With a Brief View of His Life and Labors，”The Chinese Repository，Aug.1，1834，p.181.

[17]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15.

[18] “Obituary Notice of the Reverend Doctor Morrison，With a Brief View of His Life and Labors，”The Chinese Repository，Aug.1，1834，p.181.

[19] James W.Inglis，“Forgotten Pages in Mission History，”The Chinese Recorder，Mar.1，1923，p.155.关于马礼逊在1810年后的翻译成就，详见Robert Morrison and Eluah C.Bridgman，“Dr.Morrison in Canton，”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May 1，1876，p.175。

[20]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1] 《清仁宗嘉庆实录》二四二卷，3594～3595页。另见南炳文、白新良主编：《清史纪事本末》第6卷，林延清撰，2035页，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

[22]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10.

[23]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11.

[24] Robert Morrison and Eluah C.Bridgman，“Dr.Morrison in Canton，”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May 1，1876，p.175.

[25] 马礼逊详细记载了蔡亚科归信基督的过程。他说：“在我来到中国的第一年，即1807年，有一天21岁的蔡亚科来到我的房间，听我讲述基督的故事。但是，他说他无法明白我的话。3年后，我的汉语说写能力更好了，蔡可以更好地理解我的意思了。他和他的兄弟一起帮助我印刷圣经。他是他父亲第二房太太生的。他在16岁时，父亲去世了。蔡的脾气不好，喜欢与他的兄弟争吵，但他对基督的信仰是坚定的。”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14.

[26]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34.另说梁阿发是在1819年受洗，参见Robert Morrison and Eluah C.Bridgman，“Dr.Morrison in Canton，”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May 1，1876，p.176。

[27]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11.

[28]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29.

[29]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34.

[30]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34.另见[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1]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32.

[32] 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the Anglo-Chinese Press，1820，p.154.

[33] 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the Anglo-Chinese Press，1820，p.156.

[34]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2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5] 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the Anglo-Chinese Press，1820，p.157.

[36] 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the Anglo-Chinese Press，1820，p.155.

[37]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34.

[38]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35.

[39]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36.

[40]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18～1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1]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p.436-437.

[42]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3] William Milne，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the Anglo-Chinese Press，1820，pp.349-350.

[44]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2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5] Richard Lovett，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189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9，p.449.

[46] Robert Morrison and Eluah C.Bridgman，“Dr.Morrison in Canton，”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May 1，1876，pp.177-178.

[47] 中国境内第一份英文报刊，是1822年9月12日在澳门出版的《蜜蜂华报》（Abelha da China），也是澳门第一份外国人创办的报纸。1827年，英国商人马地臣（James Matheson，1796—1878年）创办了英文报纸《广州记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在中国出版的最早的英文杂志是《广州杂志》（Canton Miscellany），创办于1831年。以上论述，详见李秀清：《中法西绎：〈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46～4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48] 李秀清：《中法西绎：〈中国丛报〉与十九世纪西方人的中国法律观》，5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49] W.M.Ashomre，“An Itinerary o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1807-1897，”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Dec.1，1897，p.569.

[50] 陈玉申：《晚清报业史》，14～15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51] “Proceedings Rela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The Chinese Repository，Dec.1，1836，pp.373-374.

[52]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导言1页，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53]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7、9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4] 洪秀全是否算得上一名“合格的基督徒”，历来是有争议的，详情后有论述。

[55] 关于罗孝全在广州的传教活动，相关研究详见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155～168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56] 关于广州的端午节习俗，详见叶春生、黄晓茵：《岭南民间墟市节庆》，66～68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57]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1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8]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7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59] 《道光夷务》卷二十一，21～22页。

[60] [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59页，项立岭、林勇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61]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17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2] 有关广州十三行的描述，详见[美]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1784—1844）》，20页，陈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63] 《林则徐集 日记》，3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64] 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续集》，17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5] “Death of Sue Aman，A Chinese Shot by an American in Canton，”The Chinese Repository，Oct.1，1845，p.487.

[66]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136页，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67]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10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68] William J.Donahue，“The Caleb Cushing Mission，”Modern Asian Studies，1982（2），p.208.

[69]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137页，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0]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137页，姚曾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5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72] George B.Stevens ed.，The 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and Hon.Peter Parker，Boston and Chicago，1896，pp.328-329.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116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73]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天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2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74]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天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75]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天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2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76]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1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77] [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27～28页，王维周译，上海，中华书局，1961。

[78] 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6册，842～84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79] 茅家琦、方之光、童光华：《太平天国兴亡史》，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80] 茅家琦、方之光、童光华：《太平天国兴亡史》，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81] 茅家琦、方之光、童光华：《太平天国兴亡史》，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82] 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6册，844～8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83] 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213页，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84] 苏精：《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210页，新竹，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85]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2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86]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天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2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87] 梁发：《劝世良言》，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总39号，22～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88] 茅家琦、方之光、童光华：《太平天国兴亡史》，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89]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39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罗孝全来广州传教，也受到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的影响。郭士立在1840年就开始创建汉会，以此发展基督徒。详见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2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0] 参见夏春涛：《有关太平天国的西文资料选译》，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总86号，58～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另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40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91]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40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92]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5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起义时间采用的是罗尔纲的说法，另一说是茅家琦等的观点，即1850年11月4日。详见茅家琦、方之光、童光华：《太平天国兴亡史》，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93]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2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4]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2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5]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2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6] 茅家琦、方之光、童光华：《太平天国兴亡史》，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97] 茅家琦、方之光、童光华：《太平天国兴亡史》，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98] 祁龙威：《“拜上帝”解》，见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2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另见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19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9]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19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00]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17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毕德·克拉克认为，“圣神风”为杨秀清（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2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1]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204～2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2]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3] 罗孝全是在1860年8月底，从华南赶到上海的。9月22日在苏州拜见李秀成，10月13日抵达南京。11月12日，罗孝全拜见洪秀全。此次拜见很有戏剧性。按照天国体制，任何人朝见天王时都要行跪拜礼，但罗孝全拒绝下跪，毕竟洪秀全曾经是他的宗教学生。当日，文武百官鱼贯而入，站定在大殿两侧，整个大殿中只有洪秀全和他的儿子坐着。就在群臣向天王父子行跪拜礼时，站在天王旁边的洪仁玕大喊：“罗孝全敬拜上帝！”罗孝全一犹豫，不由自主地和众人一起下跪了，但他故意没有将面孔对着洪秀全。这个故事，详见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27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862年2月4日，罗孝全在《北华捷报》上发文为自己辩解（详见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28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04] 《附件三：抚议》，见俞炳坤：《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50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105]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史译丛》第1辑，2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1851 and 1911：A Contrast，”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Oct.21，1911，p.134.

[106]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90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07]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45～46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08]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102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09]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960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10] 刘大钧：《周易概论》，172～173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111] 刘大钧：《周易概论》，172～173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112]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632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13]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102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14] 邵伟华：《邵伟华周易预测学》，131页，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1。

[115]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102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16]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109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17]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25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18]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110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19]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111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20]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111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21]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136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22]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136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23]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138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24]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624～625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25] 唐浩明：《乱局清醒客》，见（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1册，前言1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26]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633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27]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657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28]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656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29]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659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30]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799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31]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1册，336～337页，陈义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6。

[132]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803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33]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803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34]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807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35]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1册，540页，陈义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6。

[136]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46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37]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6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38]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0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39]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0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0]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0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1]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0～1061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2]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1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3]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1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4]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4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5]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5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6]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7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7]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7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8]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1068页，长沙，岳麓书社，2013。

[149] （清）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下册，186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150] 刘厚生：《张謇传记》，55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151] 刘厚生：《张謇传记》，56页，上海，上海书店，1985。

[152] 王韬是在1867年12月15日，旧历十一月二十日从香港乘船去欧洲。王韬与赵烈文结拜为兄弟，是在1861年之前。详见[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50～65页，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以及（清）王韬：《弢园老民自传》，15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53]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65页，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54] （清）王韬：《弢园老民自传》，17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55] （清）王韬：《弢园老民自传》，17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56] （清）王韬：《弢园老民自传》，2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57]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22页，雷颐、罗检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58] 王尔敏：《王韬生活的另一面——风流至性》，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上册，231页，1995。

[159] （清）王韬：《王韬日记》，135～136页，方行、汤志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0] （清）王韬：《王韬日记》，126页，方行、汤志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1] （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1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3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62]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44～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63] 《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实录》第1卷，573页，台北，1964；[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4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64] （清）王韬：《王韬日记》，191页，方行、汤志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5] （清）王韬：《王韬日记》，195页，方行、汤志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6] （清）王韬：《王韬日记》，195页，方行、汤志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7]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18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本局日报通启》，载《循环日报》，1874-02-05。

[168] [美]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61～62页，苏世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169] 王韬还影响了孙中山对李鸿章的上书。1894年早些时候，孙中山来到上海，认识了王韬。王韬给李鸿章的幕僚写推荐信，引荐孙中山见李鸿章。详见[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5、14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70] （清）王韬：《弢园老民自传》，16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71] （清）王韬：《王韬日记》，181页，方行、汤志钧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2] [新加坡]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版）》，18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73]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7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7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插图整理本）》，10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75] [美]白瑞华：《中国近代报刊史》，61页，苏世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176] （清）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139～14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王韬关于报刊作用的文章，可参见《代上丁中丞书》（1870年），《代上苏抚李宫保书》（1864年），见（清）王韬：《弢园尺牍》，卷七，3页；卷八，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177] 萧永宏：《王韬与〈循环日报〉：王韬主持〈循环日报〉笔政史事考辨》，29页，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178] 1844年5月25日，塞缪尔·F.B.莫尔斯（Samuel F.B.Morse）坐在华盛顿最高法院的老议事厅的一张桌子旁边，按动电键，用电码发出一份电讯。他在巴尔的摩的助手将滴滴答答的声音翻译成电文，其内容是：“上帝创造了什么？”当日下午的晚些时候，莫尔斯发出了第一份刊登在报纸上的电讯稿，这家报纸是《巴尔的摩爱国者报》。其电文内容是：“一时，众议院刚刚就俄勒冈问题召集全体委员会。这项提议被否决，79票赞成，86票反对。”这是19世纪最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条新闻报道，其意义之所以重大，并非由于新闻本身的价值，而在于这一事实预示了“通讯联络网络的诞生”。[美]迈克尔·埃默里、[美]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193页，展江、殷文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179] [美]迈克尔·埃默里、[美]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199～200页，展江、殷文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180]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5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