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占卜未来：赵烈文通过“占卜”获取信息

清朝同治六年，是旧历丁卯年，公元1867年，这是很平凡的一年。但是，这一年却因两个读书人的不同际遇而显得很不寻常。这两个读书人一个叫赵烈文，一个叫王韬。他们都是清朝科举制度的失意者，一个身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心腹师爷，一个是清朝的通缉犯。与那些金榜题名的进士举人相比，他们不过是清朝士绅群体中的末流。对清朝来说，他们的存在与否，真的是无足轻重。然而，就是这两个无足轻重的小秀才却直接关乎清朝的前途命运。

回顾爆发辛亥革命的1911年，人们就可以发现赵烈文与王韬在1867年的生活遭遇已经蕴藏了清朝灭亡的迹象。1867年7月21日，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府里，曾国藩与他的师爷赵烈文进行了一番颇有历史深意的对话。在闲谈中，赵烈文对曾国藩说“清亡不出五十年”，此即历史上著名的赵烈文预言，又称“丁卯预言”（详后）。当洪秀全的太平军占领南京时，赵烈文是生活在江苏阳湖（今属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的一名秀才，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但是1860年，忠王李秀成率领太平军向苏南进军，逼近上海时，赵烈文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这场战争逼迫赵烈文全家流离失所，亲人离散。战争也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信息传播的渴求。

19世纪60年代的清朝，即使在经济比较富庶的苏浙一带，信息传播方式依然是传统的驿站传播和人际传播，这正是现代电信技术传入中国的前夜。赵烈文精通易经，他在生活中经常依靠占卜来预测未来。由于战乱，正常的通信被中断或者阻隔，赵烈文更加地依赖占卜，来“获取”他想知道的信息。

1831年，赵烈文出生于江苏阳湖一个世代官宦之家。赵烈文，字惠甫，自幼熟读经史，喜攻佛学，集“儒释道”各家之长，成“一家之言”。自古学者，多囿于门户之见，排斥异己。赵烈文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赵烈文平生最信服明朝著名禅宗大师憨山（1546—1623年）的一句治学名言：“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得道高僧，赵烈文评价说：“明憨山大师德清诗文、禅语及杂著，理见容彻，是悟后人语”。不过，赵烈文认为憨山大师虽然标榜汇通“儒释道”，但是“未能贯彻无碍，尚是此老未除结习”[106]。

在融合儒释道上，赵烈文很自负地认为，自己是超越憨山大师的，做到了“贯彻无碍”。对于“儒释道”，赵烈文到底是如何“贯彻无碍，不留结习”的呢？常言说，生活即是道，诚如老庄所言：“道”无处不在，“道在屎溺”。“道”一以贯之。看来，赵烈文深刻领悟了老庄“道即生活”的名言，他把“儒释道”贯彻运用到日常生活中。他经常收集《周易》《老子》《庄子》等道家之书，旁及儒家经典，以供研习。

1859年3月6日，赵烈文日记中记载的易经待访书目有李鼎祚《周易集解》（明刻本），朱熹《周易本义》，明代黄石斋《说易》各种，惠栋《周易》各种，吕祖谦《古周易》，元代李简《学易记》等等；而待访的儒家经典有《论语集解》、《孟子赵注》、明刻本《孝经》等等。[107]早晚起居，赵烈文也不忘时刻拜佛，比如1860年1月23日，赵烈文“清晨拜佛”。[108]每逢大年初一，赵烈文还把“老天爷”、孔子、佛祖和祖先一起供奉祭拜，比如1866年2月15日，即正月初一，赵烈文“率家人拜天，拜先师孔子，先祖前献汤，佛前、灶前、先祖前，供糖元行礼”[109]。

赵烈文精通周易八卦，并经常利用周易进行占卜。其占卜算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禅宗的“顿悟”说（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与三国时期的周易大师王弼的“得意忘象”说融会贯通，不拘泥于具体的“卦象”与“爻辞”，从而对要预测的人事命理有“灵感”，得“天意”。中国历代都不乏研究周易的学者，但最让赵烈文折服的是三国时期的王弼（225—249年）。

王弼是三国时期的魏国人，籍贯河南，他英年早逝，去世时年仅24岁。王弼的代表作是《周易略例》，在书中，他用老庄“玄理”解释《周易》。这本书在中国“易学”史上的影响至今不衰。关于周易算卦，王弼的名言是“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其意是说：“卦象”只是用来获得“卦意”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所谓的“卦意”就是要算的人事“命理”。[110]王弼生怕人们听不懂，他还做了一个比方，即“卦象”不过是“钓鱼竿”，而“卦意”是要钓的“鱼”。[111]只要得到了“鱼”，就可以不理会“钓鱼竿”了。

1863年4月18日，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三国时期的易学大师王弼的代表作《周易略例》的评价：“《周易略例》，开释经文，条例井然，学者由此得见取象之义，探迹索隐，何远弗达。”赵烈文还顺带狠狠地批评了宋代的理学大师，他说：“宋儒肤浅立说，视大易为卜筮之书者，不可道里计矣。”对于后世有人批评王弼用“老庄的玄理”去解释《周易》，赵烈文也不以为然，他说：“辅嗣学涉老庄，语参玄义，后人以为口实。然易道无所不该，斯亦道之一体，特未尽其大耳，何足病哉？”[112]

每逢新年伊始，赵烈文都要算上一卦，占卜一年之祸福吉凶。比如，1860年1月24日（清咸丰十年正月初二），赵烈文“敬占流年”，得卦“山天大畜至山风蛊”。[113]大家注意，赵烈文在占卦时，用了一个“敬”字。这个“敬”字非常重要，其意是说，他在占卦时，内心非常地“虔诚”。为何算卦时，必须“心诚”呢？据精于占卜者言，天下之事，无不从“心动”，“心动信息则发”。[114]只有占卦的人“意念集中”，才能把要预测的事情反映到卦象爻辞上，再通过一番“解卦”，从而实现“得意忘象”。这里的“山天大畜”是指《周易》第二十六卦“大畜卦”，卦分上卦与下卦，上卦为“艮卦”（卦象为山），下卦为“乾卦”（卦象为天），在下卦（乾卦）的初九爻为“阳爻”变成“阴爻”，“爻变”导致“卦变”，故而由“山天卦”（“大畜卦”）变化为“山风卦”，“山风卦”的下卦为“巽卦”（卦象为风）。

根据赵烈文的日记，他在1860年的大年初二，占卜得到了“大畜卦”与“蛊卦”，他用以占卦的方法是“六爻预测法”，别称“纳甲法”。此“纳甲法”又分“安世应法”和“六亲排法”。简单地说，所谓“安世应法”，即一卦六爻中，有“世爻”和“应爻”，其中“世爻”为“问卦之人”，“应爻”为“他人他事”。世爻为自己，应爻为他人，世爻与应爻“相生则吉”，“相克则凶”。至于“六亲排法”，是指一卦六爻，分派六亲，即父母，兄弟，妻财，官鬼，子孙。赵烈文根据上述预测方法，对他得到的卦象进行“解卦”如下：“官鬼持世，又逢岁破，才爻回头克尽，动爻种种凶象……身弱危急，当有外援耳”。[115]

诚如赵烈文占卦所得，1860年确实是一个“凶年”。3月1日傍晚，赵烈文的四姐与六姐突然从浙江安吉逃来江苏武进家中，说太平军在2月24日攻破广德州，而安吉与之接壤，危急万分。[116]更让人担心的是，赵烈文的六姐夫槐亭当时在安吉任职[117]，困于城中，生死未卜。3月2日，赵烈文为他的姐夫槐亭算了一卦，得到“讼卦”和“巽卦”，占卦结果是：“决无其碍，兄克化出”[118]。果然3月3日午后，他的姐夫槐亭的亲笔书信送到家中，告知“化险为夷”，还说安吉在1860年2月29日失守，他和儿子步行逃出城。当时，一同出逃的还有他姐夫的朋友曹淦，但是中途失联，不知生死如何。3月3日，赵烈文得知曹淦是“千里来投，思之可惨”，动了怜悯之心，于是为曹淦算卦，占卜结果是：“卦象大凶，幸未土原神生动，或冀万一之救”[119]。随后，谣传曹淦已死，到3月底，消息传来，曹淦“尚在，九死一生”。通过对曹淦的占卦，赵烈文得出一个算卦心得：“占验当观原用神，此卦原神化申，扶助用神，故危尚得免。”[120]赵烈文所说“原用神”是指一卦六爻所象征的“六亲依据”，六亲不仅是预测的对象，也是“用神”的依据，只有明确卦中的“用神”，才能正确地预测和断卦。

很快，太平军进攻到苏州、常州一带，赵烈文的家乡岌岌可危。1860年5月21日，天刚亮，赵烈文家的大门“咚咚直响”，原来是邻居来相告，说：太平军即将来到，“相去仅数里”，一时大乱。[121]慌忙中，赵烈文拔出宝刀，把村中仅有的一辆马车抢来，把家属女眷扶上车，逃命。随后，赵烈文拉住他的三儿子向村东北方向跑去，到一个名叫张家村的地方，才赶上他的家眷。在逃难过程中，赵烈文记载了当地老百姓惨遭战祸的情况。他在5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清晨起身，余与二奴裹头急装，拔刀护车行。”一路上，逃亡的难民，“啼哭满路”，令赵烈文“目不忍观”。[122]更糟糕的是，赵烈文是富家子弟，一路上还不时遭遇当地强悍农民的“趁火打劫”。如5月26日，赵烈文经过一个名叫“黄土桥”的地方，有当地农民手拿“耕锄”，伺机打劫。亏得赵烈文当时身穿“戎装”，遂“拔刀大呼”，把打劫的农民都吓跑了。[123]这一天，赵烈文步行60余里，用他的话说：“生平未有。”最后，到了他的姐夫周腾虎家，一家人难中相见，互报平安，格外欢喜。由于太平军占领了苏州、无锡一带，赵烈文一家四处投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1863年3月13日，在姐夫周腾虎的举荐下，赵烈文沿长江逆流而上，是日冒雨抵达安庆，直奔湘军统帅曾国藩大营，自此成为曾国藩幕府中的一名师爷。[124]虽生逢乱世，赵烈文还算是个幸运儿。他的姐夫周腾虎早年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深蒙曾国藩器重。当周腾虎向曾国藩举荐他的小舅子赵烈文时，曾国藩二话没说，立即拿出200两白银，将赵烈文招致麾下，待如上宾。[125]曾国藩将赵烈文视为心腹，还不时请其点评他的儿子曾纪泽的文章。如1863年4月23日，曾国藩与赵烈文“促膝长谈”，末了，曾国藩拿出曾纪泽的文章给赵烈文看，请其点评。[126]曾国藩贵为湘军统帅，掌握生杀大权，但是生活非常简朴，这让赵烈文心生敬佩。1863年6月24日，赵烈文直接去曾国藩的卧室聊天，发现他的卧室陈设太简朴了。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葛帐低小，布夹被……旁有两小箱，几上陈设纸笔之外，无一件珍物。吁！可敬哉。”[127]

赵烈文心中自然想，能做曾国藩的幕僚，真乃荣幸之至。不过，事与愿违。这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正在围攻南京城，亟须高参。他早就听说哥哥曾国藩幕僚中赵烈文的大名。故而，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要求“借用”赵烈文。赵烈文内心一百二十个“不情愿”，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曾国藩“执意让他前往”，以助其弟国荃一臂之力。1863年6月22日，赵烈文辞别曾国藩，从安庆登船，顺流而下，直奔南京。[128]7月3日，曾国荃得知赵烈文将至，亲自安排车马迎接，其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由此可见一斑。[129]其后，在赵烈文的辅佐之下，1864年7月18日，曾国荃的部下“信字营”的李臣典将通往南京北城下的地道挖通，在地道里装满炸药。7月19日正午时分，曾国荃下令点燃炸药。当时赵烈文在房间内，听见地道里发出的声音“隆隆如雷”，于是出门用望远镜观看，只见“城北烟雾塞空”，将整个钟山下部遮蔽得都看不见了。[130]至7月19日夜半时分，曾国荃的湘军将南京各个城门全部攻破，天王府和其他王府同时火起。湘军进入南京城之后，获得洪秀全的玉玺两方，金印一方。又从俘虏中得知，洪秀全已经在两个月前，“服毒身死”，葬于天王府地下。[131]

7月23日，曾国荃部下将太平军大将忠王李秀成押至帐下，曾国荃亲自审讯。性情暴躁的曾国荃，吩咐准备“刀锥”，要将李秀成“细割之”，凌迟处死。[132]幸亏赵烈文闻讯，及时赶到，将其制止。曾国荃气得从座椅上跳起来，说：“此土贼耳，安足留，岂欲献俘邪？”赵烈文说：“此人内中所重，不可杀。”曾国荃虽然接受了赵烈文的建议，还是吩咐人用刀子在李秀成的屁股上割了一刀，以解其恨！忠王李秀成，真是英雄好汉，虽被刀割，却“纹丝不动”。[133]7月31日，赵烈文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正在谈天，突然门外报告说“洪秀全的尸体送到了”。于是，众人出门去看，其时，洪秀全已经死去两个月，但尸体“尚未坏”。赵烈文看到，洪秀全的尸体“中衣皆绣龙，头秃，须已微白”[134]。洪秀全的尸体是如何找到的呢？原来，曾国荃的部下陈寿武抓住了洪秀全天王府里的一名侍女黄氏，按照她的指引找到洪秀全的墓穴，并将其尸体挖出。

8月初，清廷获得曾国藩兄弟攻克南京捷报。8月2日，同治皇帝亲自到太庙祭拜列祖列宗，又到寿皇殿、大高殿行礼，到关帝庙拈香。同时下诏，加封曾国藩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双眼花翎，加太子太保衔”；曾国荃加封“一等伯爵，赏双眼花翎，太子少保衔”；协助进攻南京有功的江苏巡抚李鸿章加封“一等伯，赏双眼花翎”；负责开挖南京地道，爆破南京城墙有功的湘军将领李臣典加封“一等子爵，赏穿黄马褂，花翎”；其余人等也加官晋爵，皆大欢喜；又下旨，将俘虏李秀成和洪仁达押解到京师，洪秀全鞭尸枭尸，示众。

虽然太平军被扑灭，但是兴起于皖北的捻军，比起太平军来，更加猖狂。以张乐行为首的捻军，在淮北大地，凭借错综复杂的村庄网络，神出鬼没，令负责剿匪的江苏巡抚李鸿章、河南巡抚李鹤年、山东巡抚丁宝桢、湖北巡抚曾国荃等人焦头烂额，无计可施。尽管李鸿章和曾国荃镇压太平军很有办法，但是对付擅长游击战争的捻军，真的是黔驴技穷了。不但如此，捻军在黄安、麻城、南阳、信阳、兰考等湖北河南交界处自由驰骋，而且渡过大运河，骚扰山东泰安、宁阳等地，威逼山东省城济南。最后，清廷震怒，在1867年6月23日下旨，将山东巡抚丁宝桢“严议”，湖北巡抚曾国荃“摘顶”，并与河南巡抚李鹤年“一并交议”，至于江苏巡抚李鸿章，则让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135]

当清王朝被捻军闹得“六神无主”的时候，远在南京的曾国藩师爷赵烈文突然谈起了“天命”。1867年6月2日，他写信给正在前线追杀捻军的曾国荃，信中写道：“有主宰焉，圣人谓之天命，老庄为之大道，宋儒谓之无极，释典谓之真性。”[136]为何此时赵烈文要写信给曾国荃，谈起“天命”这些玄之又玄的“大道理”呢？因为他知道曾国荃是个“急性子”，“用人唯亲”。曾国藩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弟弟在军队人事问题上，“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137]。其意是说，曾国荃的部下都是湖南湘乡老家“十里八村”的“叔叔大爷”。这种浓厚的“地缘情结”让曾国荃最终陷入了“孤陋寡闻”的地步，当他率领湘军前往淮北大地去镇压张乐行的“捻军”时，就不灵光了。故而，赵烈文特地写信给曾国荃，劝告他要“知天命”，换言之，是让他做好“打败仗”，虚心接受清廷批评的心理准备。

1867年7月8日，清廷严办负责剿灭捻军的湘淮军各将领的圣旨，送至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府邸。这道圣旨让曾国藩寝食难安；7月9日晚饭之后，曾国藩心事重重地来找师爷赵烈文。[138]第一次来时，正巧赵烈文在和客人谈话，旋即离去。过了一会儿，曾国藩再次来找赵烈文谈心。曾国藩告诉赵烈文，朝廷在圣旨中责难李鸿章、曾国荃、李鹤年等封疆大吏，对于捻军入境“不能堵御，去则全无拦遏，殊堪痛恨”；还批评李鸿章“剿贼，已届半年，所办何事”。曾国藩告诉赵烈文，他非常担心李鸿章与曾国荃“缺乏涵养”，“万一焦愤”，对朝廷的批评“赌气”，结果将导致“别生意外，则国家更不可问”。曾国藩说，如果那样，他将“不免北行，亲自督战”，言罢神气凄怆，还说：“自顾精力颓唐……惟祈速死”[139]。用今天的白话说，“不如死了算了！”这实在是曾国藩的气话，也是无奈之语。看到曾国藩如此难过如此无奈，身为幕僚的赵烈文只好安慰说：“天下不可一日无公”，“一旦无公，则大江以南，乱可翘足而待”。他请求曾国藩“为国为民”，也要“自重其身”。赵烈文还说：“生死有定”[140]。

捻军的事情，确实让曾国藩伤透了脑筋，弄得他形容憔悴，看着让人心疼。赵烈文还劝告曾国藩研习佛经，他认为研读佛经，可以让人“心法一空，诸境尽灭”。他还说，历史上的那些“大圣贤”只因依靠研读佛经，即使“身处地狱”，仍如同“游园观景，心情快活”。遗憾的是，曾国藩终究是一个“俗人”，无法超凡脱俗，佛经是读不进去的。

7月10日，无计可施的赵烈文早早起床，决定为曾国藩日后的“局运”，算上一卦。经占卜，“得豫至晋”，即由“豫卦”变为“晋卦”。[141]其中，“豫卦”的结果是：“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雀巢柳树，鸩夺其处。任力德薄，人命不佑。”赵烈文分析，“用神原神金水，休囚仇忌，动爻挟王气来克。世应落空，官爻失时无权”，简言之，这不是一个“吉卦”。至于“晋卦”，其结果是：“世爻、日辰、动爻皆冲，非静局也”。还没有等他把“卦”分析完毕，实现“得意忘象”，正巧曾国藩不期而至。[142]曾国藩这几日身体糟透了，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他是来请赵烈文诊脉的。经诊脉，赵烈文发现曾国藩的脉象微弱，怀疑外感风寒，于是将此前开的药方停止，重新配药。尽管赵烈文这天为曾国藩的占卦被打断，不了了之。但从最初的卦象分析看，曾国藩未来的“局运”确实不妙，令人担忧。[143]

捻军作乱，朝廷诸帅无计可施，曾国藩忧思成病。这些事情让赵烈文不得不开始思考清王朝的“国运”和“天命”了。7月14日，赵烈文与曾国藩谈话，他说：“天下成败有定，人力亦未可尽代天工，无可奈何之事，惟有听其自然。”[144]赵烈文的话，曾国藩“深以为然”。7月16日，赵烈文又对曾国藩谈“天命”，他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于天”。其意是说，曾国藩“你虽然很能干，但是你的功业有一半是老天爷保佑的”。这句话，赵烈文曾对曾国藩说过多次，以前曾国藩“不以为然”，现在开始“渐悟”了。接着，赵烈文又对曾国藩谈“人命”，他说：“运命之说，甚大甚善……凡人行于运命之中，罔然而兴，罔然而坠，纵丰功伟烈，震烁人寰，亦为随运之流，与秋鸟春花，同其迁变。”[145]其意是说，人的命运像“秋鸟春花”的变化一样，是一种“自然规律”，“人命”服从“天命”。只有“圣人”才能“遗世独立”，虽然“身在运气之内”，而不为“运气所迁”。

7月19日，曾国藩又来找赵烈文谈话，赵烈文分析了清朝开国以来的历史，然后今昔对比，断言说：“彼时主德昭昭，国祚隆盛，故能笮压说臣，成一朝之家法。今昔世殊事异，民轻其上，嚣凌蜂起，势所必至，然朝廷起而与之争，又非集思广益之道。惟有明辨是非，不当者束之高阁，不论不议，使群下渐知上之明察，则妄言自息。”[146]但是，赵烈文话锋一转，说朝廷中并没有这样的人，国家安危全系于此，真叫人“太息流涕”。[147]其意是说：现在朝廷的局势与清初时不一样了，现在的老百姓不再尊重朝廷，用今天的时髦言辞来说就是“公众舆论”兴起，公众舆论作为“第三权力”监督朝廷，甚至是“轻视朝廷”，而清廷高层并没有这样的人来疏导公众舆论，平息舆情。既然没有这样的人，清廷的安危就没有保障了。

在1867年7月中上旬，赵烈文反复与曾国藩探讨清廷之“国运”，详论“认识天命”。在此语境下，赵烈文势必在内心深处为清廷的“国运”占上一卦，推盘布局，预测清廷之国运未来。于是，这就有了1867年7月21日傍晚时分，曾国藩与赵烈文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的对话。

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异常冷静地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其意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逐渐分裂，是为“天下合久必分”；不过，由于清朝皇帝还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还没有烂掉，因此暂时不会出现土崩瓦解的局面。但是，赵烈文估计，大约不出50年，清王朝中央政府必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

曾国藩眉头紧皱，沉默良久，问道：“然则当南迁乎？”曾国藩的意思是：清王朝不会被完全推翻，而有可能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权南迁相似，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

赵烈文明确地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其意是说：清政府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偏安东南一隅，而是会彻底灭亡。对于赵烈文的这番言论，曾国藩未加反驳，而是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148]。44年之后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土崩瓦解，中华民国诞生。旋即，大总统袁世凯一意孤行，复辟称帝，蔡锷云南举兵反袁，引发护国运动。1916年6月6日，袁世凯郁郁而终，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正印证了赵烈文在大约50年前的预言：“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幸亏赵烈文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当日他把与曾国藩的这段对话如实地记载在他的《能静居日记》中，而曾国藩当日的日记对此事的记载，只有五个字：“至惠甫一谈。”[149]赵烈文的预言或许是一种巧合，但是他从周易中借鉴朴素的历史辩证法并将其运用于对清王朝政治命运的分析中，无疑体现了一个传统文人的历史智慧。

在晚清时期，赵烈文并非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但是他作为幕僚跟随晚清名臣曾国藩多年，见多识广，对晚清政局深藏的危机有深刻的冷静的洞察。赵烈文在1893年中去世，此时距离甲午战争爆发还有一年。他虽然没有见到甲午战争的爆发，却在战争爆发的19年前，就预言李鸿章治军和用人的不当，而忧虑李鸿章的“海防之不可恃”[150]。赵烈文对晚清政局与人物臧否，具有深识远见。就连张謇的亲信刘厚生都不得不赞叹，赵烈文的“先知先觉”，尤其在张謇之上。[151]

1867年，赵烈文在与曾国藩的对谈中，对清廷的命运表示忧虑，发出了清亡不出50年的感叹。这一年的年底，他的好友王韬乘船离开了香港，前往欧洲参观西方的新世界。[152]

二、“晚清帝国的边缘人”：王韬的跨文化传播经历

王韬此次欧洲之行，不仅于他本人意义重大，就是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而言，也是影响深远。王韬的身份是如此特殊，乃至他有幸成为那个时代游走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边缘的拓荒者。虽然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中国人出洋考察，其中最著名的如容闳、黄胜和黄宽等人，并曾在西方受过现代教育，但是他们不像王韬那样曾经饱读诗书，深受中学的熏陶。在这个意义上，王韬可能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153]。

作为曾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如此深厚感情的读书人，王韬在1867年的离华赴欧考察，确实象征着清朝文明的没落。如果清朝自己培养的读书人都不再认同它的文化，那么这个王朝存在的合法性就有问题了。其后，以王韬为代表的一小批士大夫如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等人愈来愈为欧美的民族国家观念所吸引。他们意识到民族主义与工业文明是西方强大的根本所在，开始抛弃清朝的天朝观念，致力于改造中国文明。其实，王韬不能说英语，决定去欧洲旅行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要不是他的雇主、香港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真诚邀请，无论如何王韬是不敢贸然赴欧的。

王韬是幸运的，当1867年12月15日从香港起航时，他就遇到了两位能说几句中文的欧洲人。一个是法国医生备德，一个是德国船长坚吴。航行途中，这两位欧洲人对他很照顾。1868年1月，王韬抵达了欧洲的第一站法国的马赛。又从马赛到巴黎参观。巴黎巨大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让王韬很震撼，也让他入迷。他所看到的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最大印象，除了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之外，就是欧洲人生活空间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不过，真正让王韬好奇的还是英国。因为就是这个国家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并在中国开辟了通商口岸。

哪知来到伦敦之后，王韬发现他竟然成为这座现代城市里的“怪物”。他在英国的出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天，王韬来到伦敦的阿伯丁大街时，被一群好奇的伦敦市民围观！尤其伦敦小孩儿对他比划着说：“载尼礼地”（China Lady，中国女士的音译），“詹五威孚”（詹五是安徽人；威孚是Wife，即妻子的音译）。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王韬到英国时，正好有一个安徽华侨詹五也在伦敦。詹五身材高大，人称“长人”。詹五是带着妻子到伦敦的。但是，不明真相的伦敦小孩儿以为拖着长辫子的王韬就是詹五的妻子，所以说“詹五威孚”。

只要想一下王韬的衣着打扮，再将他的行头与英国人的比较一番，就知道他成为“怪物”的奥秘了。当时的英国人都是短装打扮，男士西装革履。而王韬呢，则是身穿长衫，脑后还拖着一个长长的辫子！虽然王韬的英语不行，但是他长期充当外国传教士的助手，还是能听懂几句简单的英文。因此，当他听到伦敦市民说他是“中国女士”和“詹五妻子”时，他并不恼怒，只是哈哈一笑说：“余本一雄奇男子，今遇不识者，竟欲雌之矣”[154]。伦敦小孩儿不辨雌雄，王韬虽不以为忤，却不免对自身坎坷命运进行感叹。他说：“忝此须眉，蒙以巾帼，掷身沧波，托足异国，不为雄飞，甘为雌伏，听此童言，讵非终身制谶语哉”[155]。

明明是豪气干云的好男儿，如今却成为托足异域的巾帼雌伏，这正是1868年王韬在欧洲参观时的内心写照。在这个孤独的写照下，映射的是王韬作为晚清时期一个文化双面人的悲剧。王韬的一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汇的一生。他的双面人生，当然不是开始于1867年的欧洲之行，而是发端于1849年的秋天，那时他才21岁，学名王瀚（“王韬”是他在1862年流亡香港之后更改的名字）。对成名之后的王韬而言，王瀚这个名字代表着他那不堪回首的过去，是一个遥远的“昨日之我”！

三、帝国边缘的新生命：王韬的文明冲突

1849年夏天，对青年王瀚而言，正处在人生的重大关头。这年夏天，他的父亲病故。他必须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两年前，王瀚的父亲来到清朝的通商口岸上海设馆授徒，维持生计。随后，王瀚也从江苏省甫里镇（今江苏省苏州市甪直镇）老家赶到上海探望父亲。在上海，王瀚体验了通商口岸华洋杂处的文化氛围，也认识了外国传教士麦都思。在父亲去世后，王瀚在1849年秋天担任麦都思在上海主持的墨海书馆的中文编辑。像王瀚这样有秀才功名的读书人，去为洋人打工，在那时的主流社会看来是不够体面的事情。但是，墨海书馆的报酬优厚，王瀚只好委曲求全。

从1849年秋一直到1862年春，王瀚一直在上海过着双重的文化生活。这种双重的文化身份认同让王瀚很困惑，很不自在，使得他的灵魂难以找到安栖之所。同洪秀全一样，王瀚的人生理想原本也是科举及第，无奈命运多舛。虽然他在1845年的乡试中拔得头筹，主考官对他赞扬备至。但是，在第二年的举人考试中，原本信心满满的王瀚却落榜了。一气之下，王瀚把考试用的笔墨纸砚都烧毁了。[156]其后，王瀚跟随父亲到上海，以靠给洋人“卖文”为生。与此同时，心高气傲的他不得不忍受同胞的怀疑和鄙视。作为走异路的文化人，王瀚与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的两个秀才李善兰（1811—1882年）和蒋敦复（1808—1867年）结为莫逆之交。因此，他们三人被称为“三异民”。墨海书馆是英国新教伦敦会的下属机构，在馆长麦都思的劝导下，王瀚先是成为基督教的“慕道友”，随后在1854年8月26日受洗，成为一名有“教籍”的基督徒。[157]

至少在形式上看来，王瀚新获得的基督徒身份让他成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员，但是他的心依然留恋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王瀚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向同胞掩盖他的基督徒身份，而在其生活方式上更加向传统士人回归。王瀚绝对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皈依基督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功利性的选择，即通过入教可以更好地获得其传教士主子的信任。一句话，王瀚的入教不过是一种事业发展的需要，就像孙中山受洗基督教一样。在处理与基督教的关系上，王瀚与孙中山很相像，两人都是借此谋求洋人教会的支持，而他们真正信仰的是民族主义。

只要看一下这期间王瀚的生活情趣，就知道基督教的清规戒律对他的生活没有任何约束，他依然过着声色犬马的日子，陶醉在温柔乡中。王瀚本来是一个嫖妓老手。当1846年在南京参加乡试时，年仅19岁的王瀚就去秦淮河畔寻花问柳。[158]1860年，是王瀚人生中最难过的一年。这一年，太平军的后起之秀忠王李秀成向上海进军，在当年秋天占领了常州、无锡和苏州等地，威逼上海。王瀚在苏州的家人性命也岌岌可危。为排遣心中的苦闷，生性风流的才子王瀚经常光顾青楼，与沪上艺妓秦娘打得火热。

1860年2月20日清晨，王瀚与友人祝安甫一同又来到秦娘住处，听其弹奏数曲。秦娘的细指落处，琴声抑扬顿挫，顷刻数变。听到动情处，王瀚不免想起大唐诗人白居易与琵琶女的动人故事，自会长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对于秦娘的高超琴艺和不幸遭遇，王瀚有字为证，他写道：“滑如盘走珠，朗如瓶泻水，宏壮如铁骑千群，银涛万顷，悲怨幽咽，如羁人戍客，有不可告人之哀，真可播**人神志也。”秦娘弹奏完毕，王韬的好友祝安甫也来了兴致，弹奏了一曲《平沙落雁》。琴韵悠扬，沁人心脾。[159]这种佳人美酒奈何天的日子，就是王瀚日常的精神世界景象。尽管他已受洗入教，这不妨碍他寻花问柳，在朋辈眼中他仍然是恃才傲物的风流才子。不过，这一切都是做给外人看的。在他内心深处潜藏的还是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自屈身上海墨海书馆以来，10余年间，王瀚与麦都思等西洋传教士朝夕相处，对西方文化耳濡目染。他已经习惯了从西方文明的角度思考清朝的弊病。如1859年，英、法两国提出“修约问题”，要求按照西方国际公理，派驻公使驻扎京师，但是清廷百般阻挠。对此，王瀚批评清廷昧于世界大势，不知变通。王瀚在这年5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国大臣不能熟稔夷事，以为英酋驻扎京师，大失国体，大有龃龉。不知泰西各与国原有此例。两相遣使，互驻都中，使往来情事，不致壅于上闻，其实于大局并无损害。”对于清朝王公大臣的愚昧无知，王瀚无奈地哀叹说：“以后之事，愈不可为矣”[160]。

通过以上两次日记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王瀚经常在两个精神世界里徘徊：在情感生活上他依然具有传统文人的情怀，忘情于琴艺声色之中；在政治观念上他已经认同于西方文明。传统文化生活滋养着王瀚的灵魂，西方文明让王瀚对清朝的未来怀抱忧虑。这种东西方的文明冲突体现在王韬身上，就是他对清廷的态度，暧昧不明，模棱两可。他时而对清廷怀抱幻想，时而又希望清廷被洪秀全的太平军推翻。当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在1860年秋威逼上海郊区之后，王瀚给镇压太平军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写了一封信，指出：太平军在东南地区的成功，不在于其勇猛，而在于清廷在这一地区的地方官的职责划分不明确。[161]王瀚还在其他文章中批评清廷正如一个讳疾忌医的病人，当局只知道一味地放任自流，让国人迷信于现状安好。虽然对清廷备感失望，王瀚还是希望它能发愤图强，改过自新。但是，到了1862年，一次偶然的回乡经历，让王瀚决心抛弃清廷，寄望于太平军。

1862年元月，王瀚听闻他在苏州东南郊外甫里镇的老母亲病危，立即返乡探母。一直到这年5月，他才返回上海。在老家时，王瀚化名黄畹给太平天国在苏褔省的长官刘肇钧写了一封信，请其转告李秀成。其信的大意是，建议太平军暂时集中兵力打击清军，不要进攻上海，导致与外国人发生冲突。[162]关于王瀚写这封信的动机，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王瀚是为了讨好太平军，保护其家乡亲族的性命；有人说王瀚是受到了英国人的指使。总之，王瀚这封信在1862年4月4日落入清军手中之后，就成为他叛变清廷的有力证据。清廷很快查出，这个黄畹就是王瀚。1862年4月25日，清廷将王瀚暗中通敌的消息通告英法驻上海的领事，同时命令新任两江总督李鸿章严密防范内乱，并着曾国藩查明王瀚的下落，立即拿办。[163]

实际上，王瀚确实在暗地中与太平天国的领袖有往来，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也很希望王瀚为其所用。早在1860年7月30日，洪仁玕就派人秘密联络王瀚，诚挚地邀请他到太平天国做官。但是，王瀚托病拒绝。[164]1862年5月18日，王瀚潜回到上海租界，躲避在友人黄春甫家中。5月23日，王瀚躲进上海英国领事馆；在那里住了135天。[165]其间，恭亲王奕??领导的总理衙门曾要求英国公使弗雷德里克·布鲁斯（Frederick Bruce）引渡王瀚，遭到拒绝。当时的上海英国领事为麦华佗（Walter Henry Medhurst），他正好是王瀚昔日的雇主麦都思的儿子。1862年10月4日，在麦华佗的建议下，王瀚偷偷地从上海乘坐英国怡和洋行的火轮船，远赴香港避难。[166]这个清廷的通缉犯，从此开启了他的流亡生涯。

在流亡途中，王瀚改名王韬，号子潜，从此他以这个名字称雄于香港媒体界，也以此名而垂青史。从通缉犯王瀚到媒体人王韬，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随着王韬这个名字的出现，一个中国近代的新媒体人诞生了。常言道，无心插柳柳成荫。清廷的通缉令，等于把王瀚这个双面文化人逼进了死角，让他无法再如从前那样自由地徘徊在东西文明的交汇处，而是让他不得不投入西方文明的怀抱，最终成为西方文明改造清廷的媒介——中国现代报业的开创者。

自1870年欧游归来之后，王韬在1874年于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这是中国人自己主办成功的最早的中文日报。王韬创办日报的目的很高远，首先不是发财致富，而是培养国家的“元气”。所谓“元气”就是打通国家的民情，实现国家的信息贯通。他在日报发刊词中写道：“且夫国之大患，莫若民情壅于上闻。民情不通，即虽有水旱盗贼皆蔽于有司，莫得而知矣。譬之一人之元气不通，则耳目失其聪明，手足艰于行动。国之有民，亦犹人身之有元气也。”[167]这份创刊“启示”，不仅标志着王韬的新的职业身份——现代报人的诞生，也由此确立了他作为中国近代杰出的编辑出版奠基人的地位。

关于王韬在中国近代传播史上的杰出地位，燕京大学新闻学创办人、中国新闻学的重要奠基人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曾这样写道，“《循环日报》的亮点在于王韬亲自撰写的每日社论。他的文风优雅洗练，没有深奥晦涩、矫揉造作的弊病……他的报纸文章使用的语言对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平白易懂……王韬大胆地痛斥腐败的中国官员……这种社论的呼吁看来并没有触动皇帝，但无疑对正在南方出现的革命思潮是一种激励。王韬远远走在时代的前列，超前一代人的时间距离”[168]。

王韬对中国近代传播的贡献是，他把报刊作为传播新思想的公共媒介，以此推动晚清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虽然王韬的《循环日报》创办于清朝的边缘前哨——香港，其媒介影响力还无法辐射到清朝的腹地，但是以他的《循环日报》为平台所形成的公共舆论空间，却对中国南部的改革者如梁启超、孙中山等辈造成了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到王韬的晚年，也就是19世纪的最后10年，他通过报刊所开创的现代舆论空间终于彰显出无比的威力。[169]以康梁为代表的公车上书运动，文人办报、集会结社等表达公共舆论的现代方式，无一不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王韬在香港的媒体生涯。

1870年，王韬欧游归来，已过不惑之年。他在欧洲时，目睹了西方发达的工业文明，特别是电报、铁路等现代传播通信手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国中苟有变乱，闻报调兵，朝发而夕至，有如疾风之扫叶……自建铁路后，人行万里，无意外之警；即有急务，顷刻可达。”[170]此时，他终于认清了自己的人生使命所在。从1849年以来，他不过是在为外国传教士帮工，虽衣食无忧，但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现在到了他命运攸关的决策时刻。他要创办一份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报纸，以此唤醒沉睡的国人。香港的英文报纸起步很早，王韬对此早有印象。10年前，王韬在上海的朋友圈中就听闻香港“新闻纸”传播消息的厉害了。[171]要办报，王韬光靠雄心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套印刷设备。

有心人天不负，机会终于来了。1872年，王韬的老雇主、香港英华书院的院长理雅各受聘回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英华书院停办，留下一整套印刷设备。王韬联络他的好友黄胜等集资，以1万墨西哥鹰洋的价格购买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以此为基础创办了中华印务总局。[172]随后，在黄胜和伍廷芳（1842—1922年）等近代口岸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王韬主持的《循环日报》终于在1874年2月4日问世。

《循环日报》不是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报，王韬的定位是通过这一报刊媒介来培育公众舆论。在那个时代，清朝内部还无现代报纸可言，自然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舆论。而同时期的西方，报界主导公众舆论，成为制约政府权力的无冕之王。有感于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王韬要通过报纸来打通民情，培育国家的元气。由于没有现代报纸，没有公共舆论空间，造成偌大的一个清廷闭目塞听，君民之隔，远在天涯。上下不通，造成国家的衰弱无力。而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报刊媒介，传播信息。王韬认识到，只有报纸才能改变君民隔绝的状态；在这方面他是早于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先行者。在这种传播观念的主导下，王韬的《循环日报》开辟了三个传播消息的栏目，此即京报栏目、广州与广东省消息栏目、外国消息栏目。[173]

王韬用“循环”两字来命名这份报纸，凸显了他对这份报纸所给予的深切厚望。简单地说，“循环”就是天道循环，周而复始。戈公振解释说，用报纸传播革命思想，循环不已。[174]白瑞华说，循环是指自然发展缓慢而必然的运作。[175]这两说都暗含了一个共同点，就是物质运动的常态化、客观化。王韬把循环用作日报的名字，当然意味着日报所承载的信息传播是一种客观的必然。尽管日报对清朝而言是新事物，但其在欧美已经是很流行的新媒介。王韬在欧洲旅行期间，对西方发达的报业有深刻的印象。在英国期间，王韬曾经拜访香港英文日报《德臣报》（The China Mail）主笔德臣（Andrew Dixson），称赞其所办报纸“主持论断，辨别是非”。[176]在王韬看来，日报可以打通中西隔阂，是中国人了解西方的津梁。[177]

王韬对媒介的传播功能有深刻的体悟，这种认识建立在他本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解之上。在他所生活的19世纪70年代的香港，那里已经涌现出一批口岸知识分子如伍廷芳、黄胜、陈善言、张宗良等等。这个知识群体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就是香港日益发达的国际商业贸易网络。特别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香港作为东西方贸易的国际枢纽地位更加凸显。日益发达的商业贸易需要大量的信息流动，这就催生了商业报纸和阅读群体的出现。其次是通信技术的革命，特别是有线电报的普遍使用，为日报的创办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178]此外，就是印刷机的普遍使用。王韬的《循环日报》所利用的印刷设备是从英华书院购买的先进印刷机。日报是需要大量发行的，其前提必须是能够廉价地、快速地和大批地印刷出来，这就需要现代印刷技术。在当时的欧美国家，已经普遍使用了“闪电式”印刷机，这种印花机每小时可以印刷12000次。[179]印刷速度的提升，为日报的大量发行提供了技术保障。同时，这也意味着“信息运动的加速”。而信息运动加速的结果，就是造成一种新的信息“中心—边缘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