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叶落而知天下秋！19世纪中期，广州附近的落魄文人洪秀全因科考失利而皈依基督教，最后创立拜上帝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给清王朝致命一击。洪秀全从一名儒生转变成一名“宗教徒”，这是一个重要的精神转变。[54]然而，他的皈依基督教，客观上与19世纪上半期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在我国华南地区的宗教传播活动有关。对洪秀全的宗教信仰造成直接影响的，首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55]罗孝全进入广州传教，则又与广州一个名叫徐亚满的小人物之死，有某种隐然的关联。徐亚满的死亡，启发了美国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在1844年签署的中美《望厦条约》里增加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等特权。这些特权为罗孝全等欧美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提供了条约权利的保护，开启了传教的绿灯。故而，要理解洪秀全皈依基督教及创立拜上帝会，就要从徐亚满之死谈起。

一、徐亚满之死

1844年6月中旬，已经被干旱困扰数月的广州城，炽热无比。还有5天就到端午节了。广州人向来对端午节很重视。按照往日的习俗，在农历五月初二至初四，就有“送节之举”。[56]在这几天里，新过门的媳妇斜挎着装有粽子、鸡蛋、水果等物品的盒子，回娘家向长辈贺节；而小孩子则在衣服上挂着由五色丝线编织的香包，四处玩耍，其乐融融。端午节还是广州人一年之中进行“辟邪”的重要节气。这时，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贴上用黄纸书写的“午时符”，其上用朱砂写作“五月五日午时书，官非口舌疾病蛇虫鼠蚁皆消除”等字样；屋檐下还悬挂菖蒲、艾叶等“辟邪驱魔”之物。就连小孩子额头上也要点上“一点红”，表示辟邪。种种习俗迹象表明，端午节对广州人而言，是一个降魔驱妖的重要节日。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任何与邪魔有关的谣言，都会引起民众的关注。

说来也巧，大约3个月前，在广州城外、珠江北岸著名的十三行区域，美国领事馆门前广场上树立了一个高大的美国旗杆。自此之后，广州城就开始干旱起来了。不知是谁将这旱灾与美国领事馆的旗杆联系起来，有谣传说：在美国新任领事福士（Paul S.Forbes）的寓所门前竖立的美国旗杆尖上，有一个箭头式的风向标。广州之所以出现干旱和瘟疫，就是因为这个风向标在作祟。要想消除广州的旱灾和疫情，就必须把美国的旗杆和风向标毁掉。[57]其实，这个旗杆来到广州城外的十三行，纯属偶然。1843年7月31日，奉美国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之命，出使中国的顾盛乘坐“密苏里”号蒸汽军舰前往中国时，就携带了这根巨大的旗杆。不幸的是，“密苏里”号在直布罗陀海峡失火被毁，好在顾盛使团与美国旗杆安然无事。历尽艰辛之后，顾盛使团在1844年2月24日抵达澳门，并安顿在那里。顾盛本打算将美国旗杆矗立在澳门，但遭到蛮横的葡萄牙当局的禁止。无奈之下，顾盛将旗杆送给了在广州的美国领事福士。哪知，这根美国旗杆竟被演绎成一个谣言的元凶，最终导致了一场流血死亡案件的发生。

谣言引起了广州人的恐慌，其中一些人将此事怪罪于十三行的美国人，对其恨之入骨。若与英国人相比，在广州的美国人本来和广州官民相处得还算融洽。1839年6月3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虎门销烟时，还专门邀请了四位美国嘉宾来参观，其中一位就是后来担任顾盛的翻译官的裨治文。[58]其后，担任粤督的伊里布在1841年2月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也称赞美国人“在粤，向系安静，非若英夷之顽梗”[59]。如果说广州老百姓对美国人有何恶感，也只是一些没有根据的小道传闻所造成的片面印象。这些传闻大都指向洋人的生活道德，如“白鬼子好色，红鬼子贪财，黑鬼子嗜酒”[60]等等。在广州老百姓的认知中，所谓的“白鬼子”是指来自欧美的白人做官者，“红鬼子”是指当兵的，至于“黑鬼子”则是指黑人。这些“鬼子”，无论红白黑，统称为“番鬼”。[61]

要是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大好年头，广州城外的十三行非但不会引起当地居民的恶感，反而还能为他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使他们从中获取无穷的乐趣。试看，那十三行里新颖别致的建筑风格，肤色各异的欧美人士，馆区街巷里琳琅满目的西洋商品，这一切都足以引起广州人的好奇心。[62]十三行，在广州人眼中，就是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神奇地方！十三行，对广州人来说，甚至就是一座可供远瞻的免费动物园！且不说寻常的老百姓，就是见多识广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也认为，十三行的洋人服装“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丑诋”[63]。在广州的外国人喜欢郊游。每当洋人出行时，无聊的广州父老就奔走相告，拉着孩子，一路随行，指指点点，欢声如雷。对此，“洋鬼子”也是习以为常。居然，“人鬼无猜疑”[64]。这种中外和平相处的景象，到1844年端午节前后，已经不复存在。

这一切，都是美国领事馆的旗杆惹的祸。1844年6月15日傍晚，一伙愤不可遏的广州壮汉气势汹汹地来到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外国商馆的围墙外。当时，有几个英国人正在商馆前面的广场上神态悠闲地散着步，他们忽然发现墙外的广州人正围在十三行的大门口，挥舞着胳膊，叫嚷着，要往里冲。起初，英国人努力制止这些广州人的进入，但是双方人数悬殊较大。最后，英国人招架不住，纷纷狼狈逃窜到附近珠江上的英国商船中。一场生死冲突，算是过去了。但是，到了第二天傍晚，那伙广州人怒气未消，再次来围攻美国领事馆。愤怒的人们朝美国领事馆大院里扔石头。这时，在珠江上游弋归来的美国领事福士和两个美国随从正好回来。但是，美国领事馆门口已经被广州人围得水泄不通。为迎接福士入馆，美国领使馆里的几个全副武装的美国士兵不得已鸣枪示威，试图驱赶围在门口的广州人。在骚乱中，一位名叫徐亚满的广州男子中枪身亡。[65]

徐亚满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广州老百姓了。他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冲击美国领事馆呢？原因是，他相信了那个流传多日的谣言。也就是说，美国旗杆和风向标是造成广州严重旱灾的罪魁祸首。还有人说，那个箭头是中美即将开战的一个预兆，故而使得广州全城老百姓，人皆哗然。于是，年轻气盛的徐亚满也加入了围攻的行列。他们试图冲入美国领事馆，损毁旗杆，去掉那令人害怕的风向标。但是，美国人不像英国人那样灵活应变，他们最终开枪击毙了徐亚满。[66]

徐亚满之死，对他的家庭来说，当然是一个悲剧。但是，他的死亡或许是可以避免的。案发之前，美国领事福士已经多次请求广东巡抚程矞采派兵维持使馆区附近街道的秩序，防止民变。但是，程矞采不加理睬。程矞采为何这样，主要原因是他对新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耆英的外交政策表示不满。他认为耆英的对美外交太“软弱”。耆英是在1844年5月31日抵达广州的。此前两个多月，都是由程矞采负责与美国公使顾盛交涉。在与顾盛的交涉中，程矞采立场强硬，严词拒绝顾盛提出的北上进京面见道光皇帝的请求。顾盛则用武力示威的方式来威胁吓唬程矞采，导致双方关系一度非常紧张。[67]

徐亚满死后，广东巡抚程矞采立即要求美国领事福士交出凶手，然而遭到后者的拒绝。随后，这个案子由钦差大臣耆英和美国公使顾盛进行谈判。顾盛是一位精明的律师，他出使中国的基本使命就是与中国签订通商条约，与治外法权毫无关系。但是，徐亚满案让律师出身的顾盛意识到，如何处置美国人在华犯罪事宜，将是未来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随后，顾盛在给美国广州领事福士的信中，明确提出了他的“治外法权理论”，他说：“欧美各国以文化及宗教相同，并皆遵守条约及国际法，故组成一国际社会。欧美各国因遵守国际法，故欧美各国人士旅居任何一基督教国家中，若有违法行为，自当受所在国的司法裁判，其本国使领人员不得保护之，盖当地自有其法律也。然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间之交往则异之，即凡基督教国家人民之居住于伊斯兰教国家境内者，皆受其本国使节或其他代表之裁判，而不受当地法律之管辖。在华美国公民必须在此两原则中择一而行之，并无他途可循。”[68]据此，顾盛认为，美国人在中国犯罪，应拥有治外法权，因为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更不遵守国际法。于是，顾盛决定抓住徐亚满这件案子，要在事关美国人在华犯罪的管辖权方面，确立一个执行治外法权的先例。[69]

在徐亚满死后的第二天，即1844年6月17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率领黄恩彤、赵长龄和潘仕成等人抵达澳门望厦村，驻节在这个村的天后庙。关于徐亚满案，耆英认为顾盛提出的治外法权是合情合理的，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他们召集了一个由美国人组成的陪审团，按照美国法律审判。美国陪审团认为美国士兵自卫事出有因，于是宣告开枪的士兵无罪释放。对此项决定，耆英也表示同意。为安抚徐亚满的家人，美国方面提供了一笔抚恤金，算是了事。[70]

耆英谈判的目的是阻止顾盛进京觐见道光皇帝，而顾盛的目的是签约。双方的目的既然毫不冲突，于是耆英与顾盛在1844年7月3日在望厦村签署了中美《望厦条约》。这个条约，在关税修改、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和修约问题上，对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由于条约强调了最惠国待遇原则，故而其他列强也对条约规定的上述特权一体均沾。这小小的望厦村，因为《望厦条约》的签署，而名声大作。那个被杀死的广州百姓徐亚满也因其在不经意间卷入了中美条约的谈判，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烙印。由他的死亡所引发的美国治外法权的提出，在其后100年的岁月中给中国的国家主权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望厦条约》的签署赋予外国人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也为传教士来华传教提供了各种特权。值得注意的是，《望厦条约》还为传教士在中国内陆传教自由“打入了一个楔子”，如该约第17款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71]故而，参与此次条约谈判的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得意地认为，这一条款是被打入《望厦条约》的一个“楔子”。[72]

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传教士罗孝全1844年来到广州，并在1846年于广州建立一所教堂，进行公开布道。也是在罗孝全的广州小教堂里，他对慕名而来的落魄秀才洪秀全进行了短期的宗教培训。

二、魏克德大使的困惑

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当代著名作家、外交家埃尔文·魏克德（Erwin Wickert）曾谈到洪秀全的“基督教信仰”问题。作为欧洲人，魏克德第一次听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故事，是在1943年。这个“神奇”的中国故事，令魏克德备感惊奇。他感到纳闷的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动**不安的社会状态中，是如何为这样一种令人费解的思想（基督教）所**？而洪秀全那种怪诞的宗教启示和思想说教，又是怎样引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几乎把衰微的清朝给灭绝掉？[73]这个问题困扰了魏克德30余年。一直到1976年，魏克德有幸担任德国驻华大使。来华赴任之后，魏克德在中国最早访问的地方之一，就是洪秀全的出生地——广东省花县（今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在花县官禄布村，魏克德参观了洪秀全的故居，以及当地的乡村学校和博物馆。令他惊讶的是，当地博物馆并没有提到洪秀全的宗教思想，那里没有涉及任何宗教观念。只是在魏克德向陪同的讲解人员提问时，才得到这样的回答：洪秀全确实有“某些”迷信思想，而且这种“迷信思想”败坏了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广东花县之行，让魏克德对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运动问题，有了深刻的体悟。最后，他得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

尽管洪秀全把他的使命追溯到上帝，亦即耶稣基督之父的所谓命令，尽管他认为，并且甚至可能相信他是耶稣的兄弟，但根据资料判断，显然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理解基督教，基督教不是“迷信”，耶稣基督也不是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洪秀全从圣经里借来的信条是犹太教《旧约全书》中的《十诫》。至于论述耶稣、耶稣的身世以及他的门徒们的行为的《新约全书》，洪秀全主要在试图证明他是耶稣的兄弟时才用。为了表明甚至圣经都预言了太平天国和他洪秀全本人的出现，他利用，或者更确切地说，滥用《新约全书》，别出心裁地解释某些段落。在洪秀全对《新约全书》的注释中，他主要限于谈据说是耶稣创造的奇迹，或耶稣（像洪秀全自己一样）是上帝之子的所谓“证据”。但是我们看不出他对耶稣的实际目标有什么真正的认识，也看不出他对耶稣的品格及耶稣在揭露人类虚伪、伪善、罪孽、残忍、自欺和欺诈时的有力言论有什么理解。当耶稣说“我的王国不是这个世界”，当他祈求天国降临时，洪秀全则认为“天下万郭人民归朕管”。[74]

以上就是魏克德对洪秀全的“基督教信仰”的批评。说实话，他的批评确实很尖锐，毫不留情。魏克德的这番话，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洪秀全是“伪基督徒”。如果按照魏克德的宗教信仰准则，他的结论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是，历史上的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成员，确实曾认为他们就是“基督徒”，而且和外国人信仰“同一种基督教”！虽然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成员并不符合19世纪中叶的来华传教士与魏克德所接受的那种意义上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洪秀全及其太平天国成员确实“接受和信仰基督教的某些因素”[75]，并将这些宗教因素转化成他们进行反清运动的精神力量。要知道，洪秀全毕竟是中国人，其在理解与接受基督教的某些思想要素时，必然会将自身的中国文化习性融入其中。

对洪秀全而言，西方基督教不过是他进行反清运动的思想工具而已。他真正关心的是，利用基督教的动员力量，推翻清王朝，创建一个“新社会”，实现他的“天国之梦”。一般而言，思想体系本身并不构成革命的原因。如果思想具有“革命”的力量，一定是被“革命者”在主观上加以利用。回到洪秀全的时代，19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危机重重。在鸦片战争的冲击下，西方思想观念对中国社会的渗透更加深入了。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都开始崩溃。特别是在洪秀全所生长的华南社会，像洪秀全这样有抱负的底层读书人要想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获得擢升，已经越来越难。另外，传统的秘密结社方式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也无法奏效。因此，寻求新的替代办法来应对日益严重的文化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已经势在必行。时势造英雄，洪秀全就是应时而生的时代产物。在某种意义上，洪秀全的出现，确实含有“天命”的意味。只不过，这个“天命”并非他所说的“上帝的意志”，而是历史本身的发展趋势。

三、丁酉异梦：洪秀全1837年的升天怪梦

道光十七年是丁酉年，即公元1837年。这一年，24岁的广东省花县农村“老童生”洪仁坤，赴广州应试。[76]一路上，洪仁坤心事重重。俗话说，事不过三。他这次是第三次参加科举应试。他还清晰地记得前两次科举应试失败的情形。8年前，16岁的洪仁坤在亲朋好友的期待中，第一次赴广州应试，结果名落孙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迫于生计，洪仁坤年纪轻轻的就辍学在家务农了。有时帮家里干点儿农活，有时在山坡上放牛，看上去也挺“闲云野鹤”。18岁时，洪仁坤成为村中的一名私塾先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这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循规蹈矩的生活，让洪仁坤想着就烦。他终究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

洪仁坤胸有鸿鹄之志，他岂甘心种地放牛，与草木同朽一生？1836年，洪仁坤再次到广州应试，然而又失败了。如今是洪仁坤第三次赴广州应试。毕竟，他是穷苦农家的子弟，家底薄得很，实在经不起考试的折腾。但是，洪仁坤心比天高，一定要去试试，说不定金榜题名了呢？尽管洪仁坤确实招人可怜，但是命运之神还是没有垂青他。1837年的广州应试，洪仁坤再次名落孙山。不过，这一次洪仁坤有一次偶遇。逗留广州期间，他曾路遇传道的外国传教士；也曾在广州龙藏街获赠一部《劝世良言》，这是由中国本土第一位华人传教士梁发写的传教小册子。名落孙山的洪仁坤，心情糟透了，他哪有闲情逸致去仔细阅读《劝世良言》？回乡之后的洪仁坤，只是把这本小册子随便翻了一下，就束之高阁了。

梁发的这本《劝世良言》对于安抚科举失败的洪仁坤，毫无效果。很快，洪仁坤在三次科举失败的打击下，一病不起。某日，神情恍惚的洪仁坤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其内容是这样的：

起初，他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一龙一虎和一雄鸡进入室内。不久，又见一群人奏着乐，抬着一顶美丽轿子走来，请他上轿，然后把他抬走……他们不久就到了一处美丽光明之地，两边聚集很多高雅的男女，向他欢迎致敬。他下轿后，有一位老妇人领他到一河边，说：“你这个污秽的人，为什么跟那些人在一起，使自己满身肮脏呢？现在我一定得把你洗干净。”洗毕，洪秀全陪着一大群年高德劭的人，其中有许多是古代圣贤，走进一所大宫殿。在这里，他们用刀剖开了他的身体，取出他的心肝五脏，另外把一副簇新鲜红的放进去。伤口立刻复合，全无痂痕……后来，他进入另一大厅，富丽堂皇，不可言喻。上有一高龄老人，须髯金黄，穿着黑色长袍，态度威严，高坐在宝座之上。一见到洪秀全，老人就流泪着说：“世人都是由我所造，由我所养。他们食我之食，衣我之衣，但是没有一个有心肝纪念我，尊敬我；更可恨的是，他们用我所赐的礼物去拜事魔鬼。他们故意忤逆我，惹我震怒，你不要效法他们的榜样。”于是，老人交给洪秀全一把剑，吩咐他去斩除那些恶魔……老人谴责孔子在经书上不曾清楚详述真理。孔子似极羞愧，自认有罪。[77]

以上就是洪仁坤卧病期间所做的怪梦。卧病一个多月之后，洪仁坤终于起床了。家人劝他出去在村里走动走动，活动活动筋骨。可是，洪仁坤在村里走路时，口中念念有词，大呼“斩！斩！”。吓得乡里人见着他，都是躲着走。人们说，洪仁坤考试失败，气疯了。洪仁坤还逢人就说他梦中的故事。他曾对父亲说：“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归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洪仁坤改名为“秀全”，表示自己将成为“天王”。[78]

真如其乡民所言，洪秀全气疯了？当然，洪秀全没有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岂是那些不明“真相”的“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不过，这次怪梦却让他告别了“昔日的洪仁坤”，成为后来的“洪秀全”。升天怪梦让洪仁坤的灵魂获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从此以后，原先那个只知道读圣贤书，一心向往金榜题名的洪仁坤在内心深处滋生了反清的思想。是的，他要成为一名大清朝的造反者。诗言志，他在病中所写的一首诗，已经隐约地传达了他要造反的念头。其诗写道：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眼过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79]

一般而言，人的名字代表着自我的身份认同。洪仁坤为何要给自己起一个“秀全”的名字呢？这“秀全”二字有何来历？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秀”源自他的小名“火秀”，而“全”字来自洪仁坤在病中所写的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即“天王大道君王全”[80]。14年后，洪秀全的名字开始响彻中外，声震云霄。

洪秀全的梦中奇遇，到此还没有结束。随着时间的流逝，洪秀全越发地认识到他的“怪梦”大有用处。于是，洪秀全开始有意识地重新建构他的怪梦的意义。虽然他滋生了对清朝的不满，但是1000多年来中国读书人的至高理想——金榜题名，仍然在紧紧地纠缠着他。每当夜幕降临，洪秀全躺在**没事瞎想的时候，总有一个念头萦绕在他心头：不能就此罢休，我还要去广州应试一次！1843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洪秀全怀着最后一丝侥幸的心理，来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又是失败而归。在归途中，洪秀全已经下定决心要造反了。他在归舟中，吟诗一首，其中两句是：“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81]回到花县的官禄布村后，洪秀全发誓说：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一句话，他与清朝势不两立。

在花县莲花塘，洪秀全有一个表兄，名叫李敬芳。洪秀全就在李敬芳的村子里设馆教书。1843年5月的一天，李敬芳来洪秀全的住处聊天，偶然间发现了梁发撰写的《劝世良言》小册子。这本书，已经被洪秀全放在书柜里好久了，上面浮着一层薄尘。好奇的李敬芳问道：书中写的什么？洪秀全应声说：不清楚。于是，李敬芳将书借去一阅。哪知，李敬芳读过《劝世良言》之后，连声赞叹说，“奇书！奇书！真是与中国传统的经书不同”。既然李敬芳如此称赞说好，洪秀全也来了好奇心。他随后认真阅读《劝世良言》，读后大彻大悟。[82]

《劝世良言》到底是一本什么书，真的那么神吗？如前所言，《劝世良言》的作者是梁发。梁发在少年时读过四书五经，后来跟随英国传教士米怜在马六甲从事与《圣经》有关的刻字印刷工作。梁发只是粗通文墨，也能唱几句赞美诗。梁发的宗教信仰很是虔诚，但他天生具有“不合群”的怪僻性格。[83]所以，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他所做的工作不在于口头宣讲，而在于文字著述。其代表性成果就是被李敬芳和洪秀全表兄弟视为至宝的《劝世良言》。梁发是中国人，故而他明白基督教要想在中国深入传播开来，必须用中国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文字不可。所以，他在《劝世良言》中使用的都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在《圣经》翻译上，梁发曾不止一次地抱怨他的顶头上司马礼逊翻译的《圣经》真是“晦涩难懂”。[84]

比如，关于“God”的翻译，马礼逊始终将其翻译成“神”，而梁发则将其翻译成“神天上帝”。事实证明，梁发翻译的“神天上帝”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政权很少把“God”直译成“神”，而是始终不变地翻译成“上帝”或“皇上帝”，这一译法与梁发的“神天上帝”更为接近。[85]但在宗教文字的传播上，影响最大的还是德国来华传教士郭士立翻译的《圣经》译本，这个本子最终为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所采纳。[86]梁发的《劝世良言》的中心思想是宣扬“上天自有一位真神”，那就是“上帝爷火华”（God Jehovah）。熟读中国儒家经典的洪秀全，立即从中国的经典中验证了《劝世良言》所宣扬的“独一真神”的思想。如《周易·豫》有言，“现代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再如《孟子·梁惠王下》有言，“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崇之”；等等，不一而足。于是，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找到了救世真理。为增加读者对《劝世良言》的真切印象，我们不妨引用其中一段，如下：

（富人）其心骄盈殆甚，日夜方寸之中，惟慕于财利世俗宴乐之事……旦昼之间，不论衣食，就谈财色。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贪财色，爱纳少妾。[87]

自从在《劝世良言》中获得了宣扬崇拜上帝的灵感之后，洪秀全开始重新叙述他在1837年所做的怪梦。他说，原来梦中的那个老人，就是上帝。在行动上，洪秀全积极宣传拜上帝，首先被他洗礼的就是他的堂弟洪仁玕和表弟冯云山。[88]这里，人们可以发现，洪秀全最初的传教方式，首先是利用亲族网络进行的。事实上，这种亲族网络一直成为他创立太平天国的核心组织网络。其后，一个人称“拜上帝会”的组织在两广地区的基层社会中间逐渐流传开来。要说明的是，洪秀全从来没有命名“拜上帝会”，这不过是别人对他创立的传教组织和传教活动的一个概称而已。

四、拜上帝会：洪秀全的宗教动员

1844年4月2日，洪秀全与冯云山离开广东花县老家，一路向西，向人传教。同年5月21日，洪秀全抵达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的赐谷村（今西谷村），那里住着洪秀全的表兄王盛均。9月5日，冯云山离开赐谷村前往紫荆山区传教。经过几年的努力，广西紫荆山区成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的大本营。即使到这个时候，洪秀全依然有可能融入正统的基督教会。但是，命运之神另有安排。

当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人在两广乡下四处传教的时候，中国的大门已经被英国的“炮舰外交”打开。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广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允许外国传教士来此传教。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进一步准许美国人在五个通商口岸自由建立教堂。1844年5月15日，美国南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从香港来到广州，在广州十三行附近的一个地方租房子，公开传教。不久，罗孝全迁居到广州的东石角，在那里设立教会。[89]罗孝全来广州公开传教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洪秀全的耳朵里。此时，洪秀全在两广地区的自行传教经历，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就连初来乍到的罗孝全也听说了洪秀全的传教故事。

洪秀全是通过周道行而认识罗孝全的，而周道行是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创办的传教组织汉会的成员。在周道行的介绍下，罗孝全让助手写信给洪秀全，请他到广州一叙。洪秀全也想通过训练有素的外国传教士来印证他通过自学《劝世良言》所领悟的宗教知识。于是，1847年3月下旬，洪秀全与洪仁玕兴冲冲地赶到广州。

在广州，洪秀全认真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也仔细地阅读了《圣经》。1847年3月27日，罗孝全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了洪秀全。他说：“三四天前，有两名问道者从二三十英里外的乡下来到我这里，唯一的目的是接受福音指导！他们都写了一份材料，陈述他们的心灵体验，这导致他们来此受教。……其中一位的陈述简直同罗马百夫长科尔乃略（Cornelius the Centurion）的异象差不多。”[90]在罗孝全的殷切教导下，洪秀全很快提出要受洗入教。按规矩，罗孝全指派专人去洪秀全所在的官禄布村，实地考察洪秀全的信仰情况和家世背景。调查的人回来后，对洪秀全的信仰给予肯定。接下来，罗孝全安排神职人员为洪秀全的受洗做预备工作。就在此关键时刻，罗孝全的两个助手黄乾和黄爱因为担心洪秀全的入教会抢走他们的饭碗，设计陷害洪秀全。他们怂恿洪秀全，在受洗时要提出“入教后的生活保障问题”。不明就里的洪秀全果真在受洗的当日提出了“入教后的生活保障问题”。

在那天主持洗礼仪式的关键时刻，罗孝全对洪秀全说：“（你）成为教堂的一员，并不是某种雇佣，也与金钱的报酬无关。我们不应出于邪恶的动机而加入教堂。”洪秀全懵懂地反问说：“我穷，没有生活来源，加入教堂将丢掉我的职业，我不知以后会怎样过活。”[91]当然，洪秀全的回答让罗孝全非常生气。他认为，洪秀全的入教动机是“邪恶”的，于是洪秀全的受洗就被无限期地推迟了。不能入教，在广州就没有生活来源。无奈之下，洪秀全在1847年7月21日动身前往广西。如果当时没有受到黄氏兄弟的陷害，洪秀全就顺利地入教了。按照他的执着，他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梁发”，忠心耿耿地听从罗孝全的领导，为美国浸礼会在华传教事业鞠躬尽瘁。如果那样，中国近代史上就少了一个“造反者”！

2000年前，孔子就教导世人，“未知生，焉知死”。儒家的教义，是重人情味的，讲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自幼苦读诗书的洪秀全在孔子入世思想的影响下，非常重视现实的生活。他无法理解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所说的“提出生活保障问题，就是一种邪恶的观念”。如果饭都吃不上，还能去传教吗？这也太不合乎人世间的基本情理了。洪秀全决心用他所理解的“拜上帝观念”去动员更多的中国人加入拜上帝会。团结就是力量，当无数的穷苦人民聚集在一起，那就会产生排山倒海式的反抗力量。到那时，一举推翻清王朝，实现他的“太平天国之梦”。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即公元1851年1月11日。当日，大约2万人聚集在广西金田村，一方面是庆贺教主洪秀全的生日；另一方面是宣布正式起义，定1851年为“太平天国元年”。[92]随后，洪秀全率领他的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杀到南京。1853年，洪秀全定都南京，改名天京，这个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政权一直维持到1864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让晚清王朝的统治一度风雨飘摇，岌岌可危。

在洪秀全金田起义半年之后，对他的拜上帝会有组织上影响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去世了。在1851年初，洪秀全的太平军消息已经传到了广州与香港。许多传教士认为，洪秀全的教会与郭士立的汉会有某种联系。[93]确实，郭士立对洪秀全的传教运动有深刻的影响。表现之一，就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印刷和使用的《圣经》就是郭士立的中文译本，这个译本就是郭士立的汉会广泛散发的译本。[94]从1844年到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的传教运动绝非他一人所为，而是许多具有同样基督教知识的人联合在一起，特别是郭士立的汉会成员的传教活动发挥了积极影响。[95]

洪秀全用以传教的材料，除了郭士立的《圣经》译本外，还有他本人创作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这几篇文字其后被合编成《太平诏书》，作为太平天国的官书公开发行。[96]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非常重视太平军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此而刻印了许多宣传品。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天条书》。[97]所谓《天条书》共计“十款”，第1款就是“拜上帝”，这是太平天国的“最高信条”。第1条规定，“人人皆当早晚敬拜皇上帝，酬谢其恩”[98]。太平军成员大多是文盲，因此洪秀全的宗教宣传都是通过“集会活动”进行口头宣讲，俗称“讲道理”。[99]1853年定都南京之后，太平天国的宗教宣传和礼拜仪式更加正规。他们坚持“七日礼拜仪式”。礼拜前一天，南京城内各街道遍插“礼拜旗”，上写“明日礼拜，各宜虔敬”，还有士兵沿街吆喝，提醒人们“明日礼拜，不得怠慢”。

当星期天礼拜仪式开始时，众人齐生念诵《赞美经》，歌词大意是：“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等等。礼拜仪式结束时，众人还不忘大呼“杀尽妖魔”。[100]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吸引了很多好奇的中外人士去参观。其中就有容闳，他在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也是近代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名校的中国人。1860年秋，容闳为了弄清太平天国的真相，和几名传教士一起从上海出发，去访问南京。容闳一行在途经苏州、无锡、常州等地时，还专门拜访了当地的太平军将领。他惊奇地发现，许多太平军将领根据天王洪秀全的教导，不仅能谈论“上帝”观念，而且能唱“赞美诗”。[101]

1860年11月18日，容闳等抵达南京，见到了在那里工作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罗孝全身穿黄缎官服，神态悠闲，其时正充当天王洪秀全的宗教顾问。[102]但好景不长，罗孝全与洪秀全的宗教理念终究是不同的，两人发生冲突是必然的。1862年1月20日，罗孝全不辞而别，悄悄地离开洪仁玕的干王府寓所，溜到停泊在南京江面上的英国军舰，离开南京。其后，他与太平天国反目成仇。[103]

洪秀全的宗教动员是成功的。尽管他的宗教知识很肤浅，但是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灵魂附体的“巫术”仪式，都是中国民间信仰中很熟悉的内容。他把基督教的内容中国化，为老百姓所接受。清廷地方官员就注意到洪秀全的宗教动员是很奏效的，其奏折写道：“今百姓之从贼者……入教既久，心性俱迷，信其矫诬之词，妄作非分之想，不惧不悔，视死如归”[104]。

洪秀全宣传的朴素的宗教真理，一旦为太平军的男女接受后，这些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就立即转变成为“视死如归的英雄”。虽然他们最初作战的武器都是一些简单的农具如耙子、铁锨、锄头等等，面对拥有火器的清军，却能够视死如归，勇往直前。正是在洪秀全的宗教动员下，拜上帝会从“宗教性的反抗”转变成为“政治性的叛逆”。在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的帝王富贵思想泛滥成灾，而太平天国诸王为争权夺利也发生了内讧。一旦“进城”，立即进行“报复式消费”，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传统，不足为怪。尽管如此，人们应该承认，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是在他醉心基督教的情况下命名的。为了达到目的，洪秀全爆发出令人震撼的宗教热情和摧毁旧习俗的狂热。

在近代历史上，广州作为中国与西方文明交汇的最前哨，使其周边的居民最早受到欧美思想的影响。因此，那里的人们自然地担当起了引领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历史使命。从1851年洪秀全的金田起义到1911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整整一甲子的轮回。在这60年间，给清王朝致命一击的都是广东人。影响这两次历史巨变的洪秀全的基督教观念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无一例外，都来自西方。“近代留学之父”容闳，对洪秀全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先觉者地位”，曾有一番中肯的评价。他说：洪秀全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政治思想”，所以，“不论是在宗教方面或政治方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没有从这次运动中受到什么益处”；但是，洪秀全的“叛乱”，确造成了唯一的良好后果，那就是“打破一个伟大民族的死气沉沉的气氛，使他们觉醒，意识到需要一个新国家”。[105]确如其言，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