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以重视新闻宣传而著称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当选美国总统。杰斐逊的当选，在美国新闻史上被视为一个伟大的事件，它标志着美国“报业与国家的扩张”。换言之，新闻传播的好与坏，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重要尺度。因为，新闻的力量“不在于以观点去说服别人，它的力量在于传播消息，在于激起人们对迄今淹没于社会冷遇中的重要问题的关心”[2]。对现代国家而言，传播的政治魅力在于它可以通过消息的传播，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继而凝聚人心，培养人们的国家认同感。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大众新闻传播的国家，要指望其人民如何地爱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拿1800年的美国与清朝相比较，人们会发现当时的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变迁，是多么的隔膜。当时的中国仍自视为世界的中心，周边的部族如安南、暹罗等，不过是其朝贡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一员而已。清朝的皇帝被尊称为“天子”，他们拥有天朝的发达文化，而外邦不过是蛮夷。对于这些蛮夷，天朝乐善好施，一无所求；这个古老的国家，地大物博，应有尽有。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由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主导的一个神秘的停滞的国家。[3]但是，在这个古老国家的南部边城——广州，自康熙时代以来就设立了十三行，允许西洋商人在此地从事贸易活动。[4]清廷试图把西洋人对中国的影响力限制在这小小的十三行里头。这个十三行，在清廷看来，是中国与西洋蛮夷进行交往的一个“危险的前哨”。

由于贸易的需要，清廷才允许十三行在广州存在下去。但是，清廷对如何管理这些外侨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从这些规章制度中，今人可以感受到，清廷对待洋人的态度是冷漠的、充满敌意的。任何外国人都不允许进入广州城里，他们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城郊一块狭小的地段，此即十三行所在地。这一地区紧靠珠江的北岸，其长度大约为四分之一英里。[5]1798年，一位到访十三行的美国人理查德·J.克利夫兰（Richard J.Cleveland）记录了他所看到的十三行的景象：

漂亮的房子，欧洲式的位于珠江之滨……它们通常是两层楼，下面一层作为堆栈。房屋粉刷得雪白，各国国旗挂在一根长旗杆上，飘扬于房顶之上……[6]

但是，十三行作为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贸易活动的“前哨”，它绝不仅仅是中外商人为了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贸易而讨价还价的地方，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相互碰撞之地。对西方文明来说，十三行也是其进入东方文明的“前哨”。西洋人想要依靠这个“前哨”，千方百计地靠近中国，最终改变中国的文明。而这种改变，首先发端于传教士的宗教传播活动。

一、“上帝的使者”：马礼逊与其传教士身份的形成

1807年9月7日，一位25岁的英国年轻人来到了广州十三行。一路问询之后，他找到了居住在美国商行的米诺（Milner）。米诺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人，并为他提供了住处。[7]这位年轻人就是著名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按规定，马礼逊不可以在广州自由行动，他不能离开商行半步，也不能对中国人公开传播福音。很快，几个月过去了，他在商行里一无所成，郁闷至极。更糟糕的是，他发现自己成为商行里最不受欢迎的人，这令他自己和米诺都感到非常尴尬。无奈之下，马礼逊只能搬到一个货栈避难，他改换中国人的服装，学习中国人的起居习惯，从他的中国语言老师那里获取食物。与此同时，马礼逊夜以继日地学习汉语。他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传教，传教的对象则是他的仆人和汉语老师。在李十公和陈老宜等中国人的帮助下，马礼逊在广州十三行里一直忍气吞声地住到1808年6月1日，之后搬到澳门。在当年的6月27日，马礼逊完成了长达1100页的拉丁文与汉语辞典。[8]

自然，人们要问：马礼逊究竟何许人也，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来到中国？这就需要从马礼逊的经历谈起。

1782年1月5日，马礼逊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莫佩思（Morpeth），他本是苏格兰人的后裔。作为家中最小的男孩，马礼逊饱受父母的宠爱。在来中国的10年前，马礼逊还没有上帝的观念。大约15岁那年，马礼逊突然萌生了宗教观念，他开始阅读圣经，冥想和祈祷。在1798年，马礼逊加入了当地的苏格兰教会。从那时起，他的宗教信仰就越发地虔诚起来。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制鞋匠，按理马礼逊长大后要子承父业，靠此为生。但是，强烈的宗教信仰让马礼逊意识到他的人生使命将是服务于社会，为他人谋幸福。尽管日常时间都用在劳动上，马礼逊还是挤出时间来读书，因为他知道要献身宗教事业，必须有知识。令他悲伤的是，他第一次请求当地牧师指导他的学习时，遭到了拒绝。幸运的是，在1801年，马礼逊得到了英国纽卡斯尔（New Castle）的牧师雷德罗（Laidler）的私下指导，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拉丁文。这门语言课的学习前后持续了14个月。[9]

1803年，马礼逊的好运来了。这一年他如愿以偿地进入伦敦北部的霍克斯顿神学院（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at Hoxton），在那里读了一年半书。此时，他终于宣布了潜藏在他内心深处的夙愿，“我要成为一名传教士”。这一愿望一直在马礼逊的心头萦绕，他曾对身边的朋友诉说，得到的答复是老老实地留在这里，哪里也别去。听说马礼逊要当传教士，他的父亲哭泣了。父亲为他深爱的小儿子马礼逊祈祷，不希望他离开，担心他在离开后会犯错误。但是在母亲去世之后，马礼逊当传教士的主张终于获得了父亲的支持。1804年，马礼逊终于加入伦敦布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时年22岁，来到位于戈斯波特（Gosport）的传教学院培训。在那里，神学造诣精深的戴维·博格（David Bogue）担任他的导师，一直到1807年1月他被任命为来华传教士。[10]

伦敦布道会是欧洲最早考虑向中国进行传教活动的新教团体。那时的中国，在伦敦布道会眼里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国家。除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之外，语言是中西方之间沟通的首要障碍。当年马嘎尔尼（Macartney）使团访华时，英国政府就很难找到一个精通汉语的人充当翻译。1805年，伦敦布道会就通过了关于圣经书籍翻译成汉语的议决案。[11]后来，伦敦布道会派遣马礼逊到中国，给他的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学好汉语，为翻译经书做准备。1807年1月20日，伦敦布道会在给马礼逊的指示中，写道：

我们认为，在你驻留广州期间，本会不会给你增加新的任务，直到你完成学习汉语的伟大目标为止……也许，你能编辑一部比之前更好更成熟的汉语辞典；也许你还能做更伟大的事工，就是把圣经翻译成汉语版……[12]

怀揣着伦敦布道会的这份指示，马礼逊在1807年1月31日离开英国前往中国。但是，他没有直接来华，而是先取道美国，其原因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拒绝支持他，故而迫使他转而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持。[13]他在美国逗留了20余天。其间，马礼逊结识了几位活跃的基督教同道。美国时任国务卿麦迪逊（Madison）还为马礼逊写了一封给广州美国领事卡林顿（Carrington）的介绍信，请求卡林顿给予马礼逊力所能及的帮助。然后，马礼逊孤身一人从美国登上“三叉戟”（Trident）号商船驶往广州。[14]1807年9月4日，马礼逊抵达澳门，但是刚上岸他就遭到葡萄牙当局的驱逐，一个重要原因是澳门的天主教教徒不欢迎他这位新教教徒的到来。因为有美国国务卿麦迪逊的介绍信，马礼逊来到广州后得到了美国领事卡林顿和商人米诺等的帮助，暂时有了栖身之所。

一直到1809年初，马礼逊的生活境遇才真正得到改善。这年的2月20日，他与玛丽·莫顿（Mary Morton）结婚。同一天，他获准担任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的重要人物乔治·T.斯汤顿（George T.Staunton）的助理兼翻译，年薪500镑。[15]如果不是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的推荐信，马礼逊无论如何都难以获得这个令人艳羡的美差。[16]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马礼逊可以在广州长期合法地居住。这一职务安排结束了马礼逊在广州居无定所的漂泊日子。此后，马礼逊的生活为东印度公司的公共事务所缠绕，他只在业余时间从事与传教有关的事工。

清廷规定外国人的家属是不能居住在十三行的。因此，马礼逊与他的妻子时常分居在广州与澳门两地。这对新婚夫妇很快遭遇了不幸。1811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就夭折了。马礼逊亲手将他们的孩子埋葬在澳门北面的一座小山丘上。1815年，马礼逊的夫人因身体缘故，不得不离开澳门，带着两个孩子返回英国。[17]5年之后，马礼逊夫人在身体有所恢复之后重新回到澳门，但是来年她死在了丈夫的怀抱中。[18]在家庭遭遇如此重创的情况下，马礼逊凭借顽强的信念先后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翻译著述工作：1811年编辑了有关汉语语法的书籍；1812年出版了《问答浅耶稣教法》；1814年出版了《新遗诏书》（New Testament）；1815年翻译了《养心神诗》等[19]；1822年完成了英汉辞典的编辑工作。[20]

二、文字布道：马礼逊、米怜与中国近代传播的出现

清廷对外国人的传教活动是严厉禁止的。在马礼逊来到中国的第四年即1811年，嘉庆皇帝颁布了一道谕旨，规定说：“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设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竟当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著定为绞候……”[21]这道谕旨虽然针对的是天主教，但也适用于基督教新教。因为对清廷来说，两者并无多大区别。

对于清廷的这道禁止传教的谕令，马礼逊表示他要继续信神。[22]在此时刻，马礼逊的得力同事，即伦敦布道会同事米怜（Milne）远道而来。1813年7月4日，米怜夫妇来到澳门。米怜的到来，让马礼逊欢喜鼓舞。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3时，当我们夫妇正准备坐下来祈祷时，收到了米怜的来信。他说已经抵达澳门。我们非常激动，这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为了他的到来，我已经企盼了六个年头。”[23]

米怜夫妇在广州、澳门生活了半年左右。因受到排斥，最后米怜夫妇搬到马六甲居住。[24]在马礼逊和米怜的努力下，到1814年夏有一个名叫蔡亚科的华人接受了洗礼。[25]蔡亚科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接受洗礼的新教教徒。至于人所周知的梁阿发则于1816年11月3日在马六甲接受洗礼，主持仪式的为米怜。[26]也是这个时候，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一所学院，训练针对中国的传教士。[27]将传教中心设置在马六甲，由此形成一个信息传播网络，这个网络的受众主要是来往的华侨和学习汉语的西方传教士。这是一个对华传教战略的开始。

从1807年到1842年，这期间清廷是不允许外国人在华传教的，因此马礼逊和米怜等新教传教士没有在华传教的自由，即使米怜要在澳门和广州居住，也遭到清廷的拒绝。在此背景下，马礼逊实施了他的“跨恒河传道团”（Ultra-Ganges Mission）计划。简言之，就是选择一个距离中国最近而且华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将其作为对华传教的海外培训基地。这个地方就是位于马来半岛的马六甲。马礼逊坚信中国终有一天要对传教士开放，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把马六甲建设成一个对华传教的培训总部。[28]1815年4月，米怜夫妇带着一名中文教师和几名刻工前往马六甲。[29]其中，有一个名叫梁发（1789—1855年）的刻工，他的加入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梁发，又名梁阿发。他在1789年出生在距离广州约70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家境贫寒，他在11岁时才入学。15岁时背井离乡来到广州谋生。之后他在马六甲期间，接受了米怜的洗礼。[30]1815年8月5日，米怜在马六甲建立了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免费学校，俗称“义立馆”；同一天，由米怜等人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的中文定期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出版。[31]对于这份刊物的中文水平，米怜曾写道：“初期的样本，不论是在文章写作，或者印刷方面，都很不完善。但习惯阅读的读书人应该能理解。编者希望在进一步掌握语文能力之后，能改善文体。”[32]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马六甲刊印，其发行区域对象主要是云集在东南亚的华侨和中国境内的读者。在最初3年里，每月印刷500份，到1819年印刷量达到每月1000份。[33]这份杂志是米怜进行传教的工具，因此他非常重视利用这份杂志与阅读者进行互动。[34]杂志的编辑原则是服务于宗教传播。为传教服务也是米怜办刊的精神动力所在，他说：“我在写宗教问题的文章时，精神很振奋。”[35]《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主要文章是与宗教有关的，为了吸引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偶尔也会介绍一些有关天文、历史、政治方面的西洋知识。[36]

关键还是杂志的发行。在这方面，刻工梁发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将在马六甲印刷的传道资料带回国内，发给亲友。1819年，梁发回国探亲，在马礼逊的许可下，他印刷了自己撰写的《救世录摄要略解》200份，向亲友散发并因此而被捕。[37]在马礼逊的营救下，他上缴了70美元的赎金，又被杖刑30竹板，才被释放。[38]后来，他回到马六甲继续协助米怜进行文字印刷活动。1822年6月2日，米怜在马六甲病死。米怜的去世，让梁发在马六甲失去了依靠。于是，他返回广州，跟随马礼逊学习经文，成为一名合格的牧师。[39]1823年，伦敦布道会授予他为中国本地传教士。[40]

还是在1817年，麦都思（Medhurst）来到马六甲，协助米怜。1819年4月，麦都思在马六甲获得神职，正式加盟“跨恒河传道团”。但是，1822年，麦都思搬到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故而，从1822年米怜去世一直到1840年理雅各（James Legge）加入，“跨恒河传道团”的事工主要由印刷工人来主持。[41]位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在1819年11月10日由米怜创办。[42]书院除了对传教士进行培训，还开放给欧洲各国的大学教师、公司职员和外交人员。[43]一直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为止，英华书院是培养欧美的中国通的唯一学校。[44]1842年12月，从属于“跨恒河传道团”的传教士聚集到香港开会，决定将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搬到香港；1843年8月，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率领三位中国刻工来到香港，与麦都思等人汇合；同时，梁发也赶到香港。[45]从此，香港成为欧美对华传教的一个重要基地。

三、余论

1832年9月4日，马礼逊写道：“迄今只有十个中国人受洗。”这一年，他与美国传教士裨治文（Bridgman）一起创办了影响深远的英文杂志《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46]如果将这份杂志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的历史特色。创办于1815年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由马礼逊、米怜等传教士在中国境外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月刊，也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份中文报刊，还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华人为阅读对象的近代中文报刊；而《中国丛报》则是传教士在中国境内创办的第一份“成熟的英文期刊”。[47]

《中国丛报》从1832年到1851年，前后出版20卷，共计232期。虽是传教士所办，但其主要内容并非关于宗教，而是对中国国情的报道与介绍。其作者，队伍庞大，社会职业广泛，除传教士外，还有外交官、商人、旅行家、军人等等。[48]这份杂志的主要阅读对象是欧美人士，因此它是早期欧美世界了解中国国情的主要文献，是西方世界了解东方文明的主要窗口。

传教士创办杂志是为了实现中国的基督教化。但是，他们创办的杂志最终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因为，他们意识到，只有适合中国的国情，才能更好地开展传教事工。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传教士要想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观念，是非常难的。此外，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进展基本上是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同步的，“几乎每一次战争都推动了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49]。在此情境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与中国战败的耻辱联系在一起的。故而，中国人对于基督教除了态度冷漠，还有排斥的情绪。[50]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人的信仰，于是采取灵活的宣教策略。

作为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对中国近代传播的诞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834年8月1日，马礼逊去世。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引起了在华外国人的关注。1835年1月26日，一份呼吁纪念马礼逊的文件在广州的外国人中间流传。1835年2月24日，由22个在华外国人签名，募捐了4860美元的马礼逊教育基金，成立了一个马礼逊教育会筹备会。该筹备会由裨治文、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Robert Morrison）、乔治·B.鲁宾逊（George B.Robinson）等人组成。马礼逊教育会所要做的就是继续进行宗教传播。[51]

在马礼逊去世多年之后，来华的欧美传教士前仆后继地在中国进行报纸杂志的发行事业。其中，有代表性者如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MacGowan）的《中外新报》（1854年，宁波），英国传教士卫礼（Alexander Wylie）的《六合丛谈》（1857年，上海），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的《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上海），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Martin）的《中西见闻录》（1872年，北京）等等，不胜枚举。这些外国传教士开创的新闻事业，为清朝官绅提供了一个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通过这些刊物，欧美新学识、新观念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变化。正如法国学者勒庞所言：

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一看上去，似乎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决定的。但是对这些事件作些更为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在它们的表面原因背后，可以普遍看到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52]

没有传教士的文化传播，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日程也许会大大推迟。如熊月之所言，马礼逊来华开启了“西学东渐”的第一阶段，自他1811年在广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就揭开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序幕。在此阶段，马礼逊等西方传教士共出版中文书籍和刊物138种，内容涉及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53]诸如《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贸易通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等，这些书刊为日后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畬等了解西方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传教士的文化传播，形成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毒化和奴化中国人民思想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