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之物。

此时的天子已不再是一位躁动无知的少君了。

宣宗已近不惑之年。更主要的是，当今天子的阅历是前几代皇帝所无法比拟的，他所承受过的寂寞痛苦，就是本朝的列祖列宗，恐怕也没人能望其项背。新一代君主宣宗皇帝，确是带着深深的思绪登上九五之位的。

对此，令狐绹是第一个深有感触的大臣。

那是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月，其时他刚刚由司勋郎中入居禁署，担任翰林学士。有一天傍晚正在翰林值班，忽有中使传谕，说是皇上召见。

令狐绹赶忙入宫，走到皇上寝殿门口，便见有小黄门在那里秉烛而候。显然，皇上正急切地等着他的到来。

令狐绹走进殿来，皇上正在榻上读书，“贤卿入座。”令狐绹行礼已毕，在一旁恭敬地坐下。

皇上放下手中的书，凝神望了他一会，道：

“贤卿从江表来，不知对彼处民情吏政有无考察否？”皇上略略顿了一下话头，接着又道，“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广，虽明君也难能自理，故尤需贤臣良弼的辅佐。”

说到这，皇上正眼瞧着令狐绹，意味深长地道：“然朕近来留意朝廷，却未见有忠赤之士。”

令狐绹心里一慌，急忙离座降阶而伏，口道：

“圣意如此，微臣便是有罪了！”

皇上一见效果达到，话锋立时一转：“卿甫为翰林学士，方才之言，本不相及！贤卿不必如此，上来就座。”

令狐绹口里唯唯，心中却是忐忑不已。

天子命宫人以玉杯斟酒赐与令狐绹，令狐绹山呼万岁，一饮而尽。

皇上望了望放在榻上小案上的书，有意岔开话题：“朕听政之暇，未尝不披寻史籍。”他拿起两册，又接着说，“这一册是先朝所述的《金镜》，此册为《尚书·大禹谟》。”皇上随意翻开其中的一卷：“贤卿读过《金镜》否？”《金镜》乃本朝英明之主太宗皇帝手撰的一部治国经验之谈，与后人记述的《贞观政要》一样，都是历来君臣取法贞观之治的必读经典。《尚书》则是先王先圣的言行纪录，也是垂范百代的不二宝鉴，《大禹谟》是其中的一篇。

令狐绹暗自庆幸：还好自己对这部书下过功夫。遂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文皇帝此书，讲的是治国治身的至理。微臣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令狐绹话中的“文皇帝”就是指太宗，太宗皇帝庙号“太宗”，谥日“文”，所以有这样的称呼。

天子十分高兴，“卿试举其要。”

令狐绹朗声而读，果真是烂熟于心。当他读到“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一段时，皇上摆手示意他停住。

“朕每至此，未尝不三复然后已。《尚书》上也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欲致升平，当以此言为首！”

令狐绹当然称颂不已。

宣宗的好读书又非是当年的文宗所能比拟的。文宗血气方刚，追求的是一种完美的理念；而宣宗披览史籍，却完全是寻求一种技巧上的借鉴，两者性质不同，效果也就大相径庭。

谁都知道要“任贤去邪”，可怎么个“任”、怎么个“去”？再说，即使有了贤明的辅弼之臣、忠直的清明之士，国家就真能治理？前代的李德裕就是个例子，最后还不是功高盖主，而使天子退居其后！宣宗相信书中所总结的这个原则，但是他却自有他的方法。他对令狐绹说：

“朕想知道朝中百官所有人的姓名。”

这就是了，宣宗确实不笨，他在十六宅度过的日子没有白费，他早就深思熟虑过其中的手段和必需的原则了。任何事情都必须做到成竹在胸，也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的天子。

令狐绹很为难：“六品以下的官员太多了，皆由吏部造册登记：五品以上，方由中枢制授。这部分倒有一种名册，称作‘具员’。”

皇上心里有数。送走了令狐的第二天，他立即命宰相撰就《具员御览》一册呈上，放在案头，时时翻检。

可见宣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极高心智已经开始逐渐显露，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信号。

第一步是确立一种原则。宣宗选择的是“法”。

自古而来的传统皆反对法治，因为治以形名，则必伤乎道德，而帝国的基础正建立在一系列的伦理制度之上，法既不能绝民刁顽，也无助于人君教化。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宣宗却不以为然，他的想法是，若以铁腕治国，就少不了法。

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皇上为此减膳食，出宫女，祷告上天，仍不见好转，于是想到赦免囚犯。便命宰相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但其时任大理卿的马植却上疏称：有些重犯，罪有应得，似不可一概宽宥。

天子得奏，也觉得有理，又命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合议。讨论的结果，赞同马植意见的占了大多数，皇上就采用了这一措施，诏命一切皆按法规办理。这是宣宗倾向于法治的开端。

不能不说马植的话给了皇上重大的影响，他在奏章中所说的“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方副圣心”、“若平日大赦尚且不免之人，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之道”之类的话，和皇上内心的想法本就有很多的契合之处，而马植的这一理论，更符合他所构建的政治策略，因而立即就予以接受。马植为此在后来也成为宰相，为宣宗所重用。

宣宗当然还有所发展。他自己就公开说过：“犯朕之法，虽我子弟亦不宥！”既把“法”有所限定，此“法”非他“法”，而是“朕之法”，又着重强调了“法”的铁板原则，操作起来，便就得心应手。

有一段时间主掌京兆府的是一位叫崔罕的人，此人治绩不怎么样，但做起事来却很浮躁。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员没有避让他的马头，崔罕心里大为生气，再一问，此人不过是一位小小的内园巡官，竟马上重责其人五十四杖，至于将人打死。皇上得讯震怒不已，立即宣谕，把崔罕贬去远州。

宰相们倒觉得处罚太过，齐诣皇上援救。宣宗心里有着细细的一本账，他对宰相们道：

“崔罕为京兆，抑强扶弱，是其职责。道不避马，杖之也不算为过，但问明为内园巡官再下手，就是明显的欺弱怕硬。另外，人臣之刑，止行二十杖，此乃朕之法；他打到五十四杖，这是谁家之法？真是骇人听闻！”

宰相们听着这番话，顿悟皇上执法之旨，又如何不心生畏惧！

当然，宣宗选择的原则是为自己服务的，刻于用法是为了政治的需要。皇上聪明就聪明在他从不幻想着以德行使天下治理，那是典型的远水救不了近火。皇上宁愿选择威严之后的宽仁，也不愿去做仁德之后狰狞尽露的蠢事。天下人确实也都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通病：十日被威，一日受德，无不感激流涕；而十日被德，一日受威，却不免交怨沸腾。天子懂得了这个道理，天下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不过这第一步还只是小样。若要就此以为这位新一代天子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这种见识那就是比文、武二帝这两位乳臭小儿都不如了。宣宗十六宅中二十年的岁月，又岂是白白虚度的？

尽管皇上多才多艺不让先人，无论是射箭击毬或是制曲吹管，都能曲尽其妙，但皇上却不甚为意。甚至对于女色，天子也是淡然得很。皇上退朝之后，只做两件事，一是读书。为此天子下令，专门辟置了一间偏殿作为读书之处。有时皇上一进去就是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内侍们看见的常常是烛灰遍地、书卷狼藉的情景。二是读书之余，便是召见翰林学士，与他们长谈不倦。

令宫侍感到迷惑的是，皇上召见学士时，全都屏退左右，不让任何人入侍。皇上还亲自整理读过的奏章，经常亲手焚毁其中的一些，然后再吩咐人拿去处理，这也是前朝所不曾有过的事。寝殿的楹柱上，御笔大书“乡贡进士”四字，此外还有许多人名，有时枢密使们偶尔看上一眼，发现其中有些是知名的朝官，有些则是无名小辈。

皇上的记忆力惊人。不谈别的，整个大明宫中，厕役、洒扫之仆少说也有百十来人，可皇上只要见过面，都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皇上若有指派之事，从来都不是吩咐一声了事，常常就是直接说：“叫某某人来”，无一差误。宦官宫婢都暗自心道：简直就是神了！

宫侍们最感到心惊肉跳的时刻，是天子升殿听朝之前的那一会。

皇上这时会突然沉下脸孔，变得面无表情，默默地朝着某个方向肃容片刻，然后更衣、盥手，调匀气息，再慢慢地走向大殿。此时此刻，天子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但这静得让人无法呼吸的气氛，却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在走向金銮宝座的那一刻，皇上能感受到他的背后凝聚着不少疑惧的目光，但这不是他主要追求的。皇上心里清楚，他真正所需要的，是在马上要面对的朝廷百官的眼神里，也要看到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宣宗有办法做到。

临朝之际，皇上的脸上已是一片熙容，接对群臣，往往犹如宾客。朝臣们当然很平静，因此，开始之时，都能奏事甚明，有些劝谏，也敢于上言。皇上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专注地倾听着，有时还在默默地念叨，好像生怕自己会忘记似的。

有一次延英殿合议，事情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皇上忽然笑道：“现在可以说些闲话了！”说着，自己先带头大谈宫中游宴的趣事，引得大家也情不自禁地说些坊里闲话。过了一会，宰相及翰林学士、枢密使们刚刚感到情绪轻松下来时，皇上又突然正色而道：

“卿辈好自为之。朕常恐卿等负朕，以使日后不复得见，再无今日之乐。”

这话说得让诸人猝不及防，人人都是陡然一颤。

皇上的态度变化率皆如此，让人无法揣度。没有暴怒，没有焦躁，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严酷处罚，但朝中的中枢要员，却无时无刻不感到战战兢兢。特别是当朝宰相，这种感受尤其强烈。他们有时甚至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天子虽有些刻于用法，但也不失宽仁爱人之风，勤于政事，从善如流，怎么说也能算上英明俭德之君，己辈的忧惧又所从何来呢？

在大中时代初期前后为相的有白敏中、崔元式、崔琮，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崔先后罢去，接着便是周墀和马植。其中敏中担任的时间较长，居相接近六年之久，而周、马二人，在位分别只是一年与两年。

敏中的秘诀就是无所建置，一切都唯天子是从，至多也是略作修饰而已。他在相时最大的举动就是清除了李德裕之辈，帮助皇上不遗余力地否定会昌政治，其他的实在无可足道。不过这种人，宣宗却很赞赏。

这倒不是皇上昏庸，宣宗要的就是这种事不关己的宰相。以宣宗的明察秋毫和事必躬亲，有敏中做摆设，那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敏中才有可能做了那么多年的宰辅，而其后来的罢相出镇，也就是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对德裕之党处理过重，擅权独行，引起朝野不服的缘故。

周墀就是那位文宗曾经相与痛哭“受制家臣”的人，文宗时颇受重用，先后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武宗时出外任职，宣宗即位后，大中二年入朝为兵部侍郎兼判度支，五月份拜相。

本来周墀应该是能像白敏中一样多做几年宰相的，这是因为在入相之时，有一位极富韬略的人给了他一个忠告。

此人名韦澳，是元和时宰相韦贯之的儿子，是周墀的老部下。当周墀向他请教为相之道时，韦澳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相公不要有权！”

这话当时让周墀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在韦澳的解释下立即就明白了，并还深为叹服。

韦澳的解释表面上是大道理，但实质就是要周墀尸位素餐，无功无过而已。这可算是摸到了宣宗的心里去了，韦澳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一个有心计之人，无怪乎在后来成为皇上的心腹。可惜的是周墀尽管接受了这一劝告，也循规蹈矩地坚持了一年，可在最后还是忍不住犯了冲动的毛病，既得罪了一些宦官，又忤逆了皇上，无奈被罢。

此后最主要的宰相就是令狐绹和魏谟。这两人在相时间都很长，正如前期的白敏中，他们与后期的宣宗之政也是密不可分的。

令狐绹是大中时代居位最久的宰相，自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辅政几达十年。在圣明睿德的天子眼下，令狐绹能如此长久地安居其位，其中当然自有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