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幽不察，收放自如，天子做到了极致。

令狐绹能从湖州刺史的任上入朝，并在不久之后就入值禁署成为翰林学士，完全是沾了他的亡父令狐楚的光。宣宗追怀往事，特别重用元和公卿子弟，尤对令狐楚之子令狐绹眷顾深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令狐绹得以稳坐相位，却不仅仅是这个缘故。

他与皇上在很多事情上颇谈得来，这也是他十几年来潜心攻史、苦读经典的报偿。学问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让一个人彻底地改变自己，在心里产生一种真正的自信。学问来自于读书，善读书者，更能在字里行间找到处世的妙方，这一点，令狐绹与宣宗不谋而合。皇上得到的是如何御下，而令狐绹则学会了怎样曲线生存，怎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其实这里也没有什么天机，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即：永远不要对人说“不”，尤其是在天子面前。

令狐绹这个人本身性格就极为庸懦，他甚至没有刻意为之，就做得游刃有余。

皇上在大中三四年间，经常在夜里召见翰林学士秉烛长谈，其中就以令狐绹次数最多。皇上对他是十分满意的，原因就在于不费心思，便能使他为自己任意驱役。

大中四年（公元850年）的整个一年中，除了党项、吐蕃依旧在边境为患外，帝国上下出奇地平静。十月二十六日这天的夜半时分，皇上又突然在大明宫的含春亭召见当值的翰林学士令狐绹。君臣在清风微露的秋夜里畅谈不已，直到烛炬燃尽，方才罢休。宣宗亲自送令狐绹下亭，并命内侍以“金莲炬”送之归院。金莲烛炬是天子才配使用的东西，颁赐臣下，是至高至极的恩泽。

一行人走到翰林学士院，院吏远远望见光焰闪烁的金莲蜡烛，相与而叫：“天子驾到了！”慌不迭地准备迎接。可一会儿却见是令狐绹在烛火簇拥中来到，都惊得面面相觑。

第二天，令狐绹就正式拜相，一直做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的十二月宣宗驾崩以后。

为相的这十年中，令狐绹很少犯错误，他的小心谨慎、不置臧否的处事作风使他的圣眷始终没有消减。不过，百密难免一疏，有一次令狐绹不经意之间，竟然也行使了一下宰相的权力，做了一回主。

皇上在即位不久后就规定：凡是诸州刺史，秩满后不得即赴他州，须得归阙朝对后，才可以赴任。这是宣宗独特的政治改革之一，目的是为了防止外官久在朝外而不受驾御的情况出现。有一位刺史从随州调任邻郡房州，令狐绹认为两地毗邻，实在没必要再劳繁缛，便命他可以从便，即去房州赴任。朝命一下，新授之人照例上了一封谢表。

皇上览表奇怪，他不记得有这么个人入朝觐见过。便问令狐绹：“此人为何从便赴任？”

“地近授受，也好方便迎送。”令狐绹答道。

皇上正色道：“朕是考虑到近来州刺史们为官因循，不念治民，这才命他们到京，也好亲问其为政施设、理道优劣，为国家今后升黜立式。”天子说到这里，带着一种冷意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命既行，岂又逾越？宰相太有权了吧！”

令狐绹省悟过来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时虽严冬，却竟然重裘皆透。

后来，令狐绹对人说了一句心里话：

“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但每次延英奏事，未尝不汗流沾衣！”

其实，每一个朝中大员又何尝不是如此。谁没有这样的心态，也就注定他不会在中枢之位呆得过长。比如魏谟，他在令狐绹稍后入相，也许是乃祖魏征——这位本朝第一名相——赋性遗传的缘故，颇能谠言切直，对皇上的一些做法提出意见。宣宗为平衡人心，也需要这位声名卓著的大臣在某些情形下做点补充，但毕竟不能容许以臣子的孤直来取代天子的清明，所以最终还是要将他请出朝外。当魏谟做了六年宰相出任外镇时，有人以为这是令狐绹的排挤，实际上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大中期间的宰相还有好多位，如崔铉、崔龟从、郑朗、崔慎由、萧邺、夏侯孜、蒋伸等人，各人情形虽有差别，但不是些平庸之辈，便是投机取巧之人。这些人所以被任用，可绝不是因为天子也同他们一样无能。宣宗最后的一次除拜宰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那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的十一月，蒋伸其时任兵部侍郎，他在一次入阁奏事时，不小心对皇上说了一句大实话：“近来好像官位很容易得，不少人都有侥幸之心。”

宣宗大惊，他自忖在用人方面极有把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如此不是要乱了吗？”皇上顿时担心起来。

蒋伸回答得妙：“乱倒尚未至于乱。不过侥幸之人多了，即使真乱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话说得皇上叹服不已，他在心里道：“有如此高见，朝中能有几人？”宣宗朝着蒋伸意味深长地说：“今后怕不能单独和卿见面了！”

蒋伸当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满头雾水。直到几天后拜相的制命下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蒋伸的职位兵部侍郎品级上属于“次对官”，也就是能在常朝的入阁奏对时单独被召见；而本朝制度规定：宰相必须是在延英议事时集体面见天子，不可独自觐见。皇上那话的意思，竟是要命他人相，蒋伸又怎么能想到。

蒋伸无疑也是一位“侥幸之人”，不过，皇上是不怕“侥幸之人”多的。这是大智若愚，还是聪明过头？答案也许不辨自明。

看得出来，宣宗有意要撇开宰相。他与早年的德宗有些相似，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皇上是有些猜忌和自信，但他与德宗不同的是，他经过多年的处心积虑，业已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水平。

确实，没有皇上不知道的事，也没有他无法解决的事。

天子常常微服出游，这是他自十六宅时就养成的习惯，只不过那时只是为了排解忧虑而已，与此际的目的大不相同。

皇上每次出去都是一人单驴，厚帽遮颜，一路之上不停地看，不住地在心里默记，有时甚至与贩夫走卒、乞儿穷汉搭上两句闲话，往往要到日暮天昏，方才归宫。即使是大队人马出城畋猎，皇上也不忘顺带作点巡访。

一次是在皇苑之北遇到樵者数人，宣宗命留下他们，有话要问。

“尔等家在何处？”皇上对跪在面前的樵夫们问道。

“小人们乃泾阳县百姓。”泾阳是长安附近的一个县。

“邑宰是谁？”这是正题。皇上可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些君主，装模作样地问些年成丰歉之类的东西。

“李行言。”

“为政如何？”

樵夫们也无顾忌：“为人有点呆板。上次抓到五六个劫贼，不容他们以钱赎罪，全部杖死。”

宣宗还宫，立即就把这位李行言的名字写到了寝殿楹柱上。过了两年之久，朝廷有令擢李行言为海州刺史。行言人宫谢恩时，皇上问他：

“你是不是曾做过泾阳令？”

行言答道：“臣是在泾阳呆过二年。”

皇上听道，便命赐赏金紫服。不同的服色代表着朝臣地位的高下，也象征着天子的不同恩遇，紫色是品极较高的一种。行言再谢。

“卿是否知道朕赐你着紫之由？”皇上又问。

行言奏答：“臣不知。”

皇上微微一笑，命左右去把柱上贴有他名字的纸条拿给他看。行言怎么也没想到，天子的寝宫里，居然大书着自己这么一位低级官员的姓名。他又一次拜伏下去，除了激动，也情不自禁地倒抽一口凉气。

还有一次是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二月出外校猎时，在城西快到渭水的地方，皇上看到有一二十个醴泉县的百姓，在村头佛祠中设斋，祷求本县官秩已满的县令李君奭留任。皇上回到殿中，马上就命内侍将此人姓名重重写上。后来，中书门下两次拟换醴泉县令，都被皇上驳回。过了一年，宰相奏怀州刺史一职空缺，请命人填补。天子遂亲笔写了一张条子：“醴泉县令李君奭可授。”传到政事堂会议上，宰相们顾视茫然，连他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为皇上所垂意。

可皇上却不能满足京畿周围这一小块地方，他还要知道天下所有的父母官们是不是恪尽其守。皇上对此虽已无法亲自前往，可他照有办法。

这时，极有谋略的韦澳已被皇上用为翰林学士。宣宗秘密地命令他：撰写一份诸州风物利害情况的报告。韦澳领旨，归宅闭门，虽子弟亦不许入内，日以继夜地赶了出来，题为《处分语》，独自呈上。

过了几天，正好有一位邓州刺史薛弘朝回京述职。出宫后，禁不住内心的惊叹，逢人便道：“圣上处分本州事务，惊人的准确！”

韦澳问他怎么回事，薛弘朝一五一十娓娓道来，韦澳一听，果真全是《处分语》上提到的。

宣宗已把他的心智用到了极致，事无巨细，全部包揽，十几年中可以说是始终如一。像他这样殚精竭虑的天子不能说没有，但能做到如此这般算尽机关的，那真是凤毛麟角。当今天子的御下之术已有相当的火候，此乃历朝历代人君梦寐以求的东西，而宣宗庶几得之，这就更为难得了。

皇上的孜孜追求，甚至到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时任司勋员外郎的李远，很有文才，诗名亦颇著称。令狐绹想把他升为杭州刺史，延英召对时便向皇上提了出来。

宣宗当然知道这个人，但他不同意令狐绹的建议。

皇上道：“朕以前曾读过此人的一句诗，说甚么‘长日唯消一局棋’，这种人如何可以出任一郡长官！”

令狐绹都有些哭笑不得，忍不住道：“这是诗人写诗时才说的话，不一定实有其事。”

皇上愣住，像是在清理自己的思绪。过了良久，才缓过神来，明白自己这是存念过深了，方才不语。

宫中的内侍们在后来还常常看到皇上用小纸条写上好几个人的姓名，用碗盖住。一旦需要任命宰辅时，天子便净手焚香，虔诚默祝，最后在碗下拈着谁人，就命谁人入相。宫人们都天真地以为天子必有神助，其实皇上根本就是无奈。他再怎么资禀过人，像这样地苦心孤诣，总有一天要江郎才尽，到了这个份上，人算真就不如天算了。

天子确实是用心太多了，除了朝中臣子，皇上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些人，他在这上面更没有少费心思。

宣宗知道，没有宦官，自己就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御极天下的地位；但他也没有忘记前几代天子的苦难悲剧，作为人君，是不能受制于家奴的，否则即使贵为天子，也就形同草芥。

他对宦官的基本策略是：对重要人物委以虚恩，对位轻之辈则严施约束；大的方面装糊涂，小的事情上绝不留情。

看起来似乎是本末倒置，其实这叫做敲山震虎，在目前这种不可能大动干戈的情形下，还真是上上之策。

大中期间主要的宦官先后有马元贽、王公长、马公儒、王宗实、王茂玄几位。特别是左军中尉马元贽，为宣宗即位立下大功，在宣宗初期可是炙手可热的人物。皇上对他的安抚做得很好，元贽表面上荣耀无比，但除了手中的禁军之外，却没能形成什么实际力量。

皇上表面上装着毫无疑心，其实暗地里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想法解决。宣宗有一点很明确，绝对不容许宦官交结朝臣，这是有前事可鉴的，当年的王守澄就是最好的范例。在这种事上，皇上肚子里很有一本账，他也知道该怎样对付。

马植入相后，有点想交结马元贽，竟跑去和元贽叙同宗之谊。元贽恩冠诸宦，有些大大咧咧，一高兴，便把皇上赏赐的一条金宝带转手送给了马植。天子赐物，这是莫大的优渥，即使做不到压之箱底、世代传家，起码也不能送人。元贽此举做得是有点过分。

皇上还就发现了元贽身上的御赐之物不见了，怪而问之。元贽自觉理亏，不敢隐瞒，便道出实情。宣宗当时忍而未发，他晓得，对神策中尉之流的宦官是千万不能草率处理的。

但是皇上可以杀鸡儆猴。他没有动马元贽一丝一毫，却转而立即罢免了马植的宰相，又下令严查此事。最后马植的从官交待了马植与元贽来往的事，皇上这才发现宰相当中竟真的存在交通宦官的情况，龙颜大怒，又再贬马植为常州刺史，并公开宣布：他的罪名就是与宦官有所来往。天子的这一招把马元贽一下子就震住了，心生恐惧，便再也不敢有越轨之举。

对那些小人物就不用说了，皇上在内宫中设有专门的棍杖，有时就在延英殿，当着宰相的面杖罚他们。宰相们倒觉得天子未免有失儒雅，还常常劝解。可皇上说得理直气壮：

“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

此举一半是向朝官显示自己的不私近臣，一半也是做给其他的大宦官们看的。皇上的其他举动，亦往往如是，哪怕是再小的事情，也无不含有深意。

前几代天子为了防止左右神策军横生事端，定下了这么个规矩：凡是左中尉卸职，须由右军而出；右中尉卸职，则务须从左军出宫。宣宗心想：这真是笨得可以了！若是中尉心生不轨有意作乱，这种小聪明又如何能阻止他们？于是下令改革，命中尉离任，皆从本军径直出营。

这下，朝廷及宫中宦官有时都不知道中尉已经易人，即使卸职中尉本人，也不清楚对方情况。两军既莫知情由，又如何敢轻举妄动！皇上的谋略，真不知要高于那些自以为得计的先代天子多少。

不过，宣宗还是没来得及消除掉这个祸患。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皇上曾反反复复地找翰林学士们商量对策。他是有心要花大力气改变现状的，只是因为文宗时期因轻躁而酿致惨败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皇上心存顾虑，才一直没有动手。

韦澳认为有甘露之变的前车之鉴，绝不能再用外间朝士，不如就在宫中选择忠直有识的宦官，以子之矛，攻其之盾。

“这是最下之策！”宣宗对宦官太了解了，“那些人若是身处下位，尚都能感恩戴德；一旦成为三品的禁军将军，就变得沆瀣一气。”皇上没有充分的把握，不做冒险之事。为保证一击成功，他宁愿慢慢来。

是令狐绹的懦弱断送了皇上的大计，他自己没有勇气挺身而出，反而以种种借口打消皇上的这个念头。令狐绹对皇上说：“只有陛下坚持以往的方针，有罪勿舍，有缺不补，彼辈则自会渐耗而至于瓦解。”

皇上听了不语。这是他一贯的策略，但不是永远的方针。可他也知道，最后的一步将是无比的艰险，弄不好就是全盘皆输，连眼下的苟全也不可得。没有臣下有力的支持，他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朝中“侥幸之人”太多，终于在这件事上暴露出了恶果。皇上与朝官既丢失了由武宗和李德裕争取过来的先机，则必然使宦官们得以苟延残喘，有机会开始积蓄反击的力量，并终于在宣宗死后再次发挥出他们强大的威力，主宰了帝国的政治。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

可话又说回来，神策军、枢密使造就的反奴为主的现实，单靠宣宗的智术是无法改变的。皇上能做到十几年的时间里没让宦官兴风作浪，就已经是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