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行动部署周密，思虑狙诈，但是计划不如变化。道失既先，事艰必后。
皇上从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十二月患病，郑注入侍，到今年（大和八年）六月得见李训，再到年底最后拍板，花了近一年时间。皇上这次汲取了宋申锡失败的教训，为了克成其事，真可谓殚精竭虑。
首先，不能引起王守澄和若干宦官的怀疑。这一点是文宗主要考虑的事情，也是促成他最终选定两位宦官所信任的郑、李二人特别是郑注的主要原因之一。郑、李在此方面确实有着先天的优势，以至于当他们次第为皇上所任用时，王守澄还暗自高兴。皇上为了稳住对手，甚至还不惜与朝廷大臣们翻脸，坚持任命他们强烈不满的郑注、李训，从而给宦官一种圣恩正隆的假相；李、郑也在竭力拉拢左军和枢密院里的倒王派，为行动作准备。
其次，任用李、郑翦灭宦官，也不能让朝士们得到蛛丝马迹。宋申锡失败就失败在这里，他不应把大事托付给一位居心不良的王璠，导致了全线的崩溃。皇上与李训有一个共识：朝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可与谋大业。这也是天子九年来一贯的想法。
可无论怎么小心，李、郑两人屡屡入宫与皇上朝夕计议，难免会有风声传出去。文宗听到消息，先是有些担心，但很快就有了主意。他招来郑注，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番。
十二月初三，皇上特敕郑注为太仆卿。果然，朝官中有人上疏坚决反对，郑注立即上表固辞，皇上遣人直接以告身赐之，郑注居然也坚辞不受。接着，郑注在长安城中大肆招摇，公开收受贿赂，于是宾客盈门，财物山积。朝间正统之士，愤切郑、李二人倚结宦官横行不法，无不恨之入骨。
天子在一次朝会上更出奇招，把李训所作的五条《易》疏公诸朝廷，宣称：有能出其意者赏！这天，李训站在百官之中，神情得意，那意思是说：有谁能与我论《易》？皇上的意图很明显，他要给外人这样一个印象：李训完全是因为易学精湛才如此圣眷优渥，并无其他原因。
眼光短浅的政治手段往往不免顾此失彼。文宗要完成他的计划，只有也只能任用李训、郑注，他们有他们的长处，但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他们为正统的朝士所不齿，因而不能团结大多数人去对付宦官这一强大的敌对势力。在朝廷重臣中，只有几位投靠他们，一是王涯，时为宰相之一；二是贾，也是新任宰相；三是舒元舆，时为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其中，王涯是受过他们恩惠的人，贾、郑二人自称不与二李（德裕、宗闵）同派，因而对李训、郑注言无不从。他们与郑、李走到一起，充其量也是利益上的暂时同盟而已。更难堪的是，为了保证机密，李、郑乃至皇上并没有对他们交底，这使得仅有的几位重要支持者完全不谙原委。这样，他们的实力就要大打折扣了，尚不如早年的王叔文集团。李、郑的这一局棋，自然也就更为艰苦。
但是，天子的信任使他们斗志倍增，光辉的前景让他们心旌摇**；自负才略，又使他们得意忘形。同时，箭在弦上，弓如满月，岂有不发之理。
冬去春来。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春天，李训给文宗献上了致太平之策的十二字方略：“先除宦官，次复河湟（边患），次清河北（藩镇）。”李训的话，使天子在郁郁愤闷中度过了九年窝囊生涯后，第一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意。
“先除宦官”这第一步怎么走？皇上与李训、郑注煞费苦心。
皇上最恨的是王守澄，别的先不谈，元和时弑杀宪宗的陈弘志，就因为他的庇护尚还优哉游哉，在外间做着山南东道的监军。“此弑逆之徒，当先除之！”天子跺脚拍案不止。
这个好办，擒贼先擒王，只要除掉王守澄，区区一个陈弘志何在话下。李训担心的是，王守澄轻易动不得，“如之奈何？”他对郑注说出心事。
郑注自有办法，他太清楚宦官之间特别是右领军将军仇士良与王守澄的矛盾了，更明白彼辈有隙正可利用的道理。因此他给李训的建议是：守澄既领右军，不妨以仇士良为左军中尉！
这就是先分守澄之权再说。李训觉得此计可行，马上就禀奏了文宗。五月二十一日，天子诏命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制下，守澄吃了一惊，一整天闷闷不乐。然而，他还是没有怀疑到李、郑二人。
事情在一步步进行。
六月，原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在天子的暗示下，进以居中用事，招致王守澄不满，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天子乘机下诏，出杨、韦、王三人为西川、淮南、河东监军。不久，李训、郑注又指责他们与李宗闵、李德裕皆有勾结，接受贿赂，于是三人先是免职，最后被分别赐死；另一位牵涉其中的宦官崔潭峻虽已亡故，也被剖棺鞭尸。守澄大为高兴，觉得报了左军一箭之仇，完全不知道这是皇上与李训、郑注借他之手除掉了“四贵”中的三个，下一个就要轮到他了。
也是这个月，完成了使命的李宗闵被郑注弹劾，贬为明州刺史；同时，朝中凡与二李有染者，皆被逐斥。七月二十一日，李训升任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学士一职不变。八月初四，郑注升为工部侍郎，兼任翰林侍讲学士。两人皆带侍讲学士之衔，保证了他们在外廷任职的同时，依旧能与皇上保持联系，这点至关紧要。
九月初，山南东道监军陈弘志突然接到旨令，命他即刻入京。二十一日，弘志走到青泥驿站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特使出示天子密诏，当即将他绝杀杖下。此事几乎没人知道，更不用说王守澄了。
二十六日，皇上发布诏命，调升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到了这时，守澄仍还蒙在鼓里，以为这是郑、李二人的报恩之举，他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荣衔只是李训、郑注架空他的措施，根本不存在着丝毫善良的意图。守澄的昏懵决定了他已经接近于灭亡。
最后的时刻即将到来。
彻底解决宦官务得有兵在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必须及早准备，方不至于被动。当年王叔文临时抱佛脚不克其功的故事，李训、郑注又何尝不知道。早在九月中旬，郑注即主动上表请求外任为凤翔军节度使。凤翔是京西北的战略重镇，因为地位重要，此间节度往往带“神策行营”之名，军力亦颇强盛。京中的左右军既不可得，掌握京城周围的行营部队就十分重要。在调升王守澄的前一天九月二十五日，诏制颁下，同意郑注的请求。宰相中唯一的不合作者李固言因反对这一任命，也被派出京外。二十七日，舒元舆、李训入相，皇上在拜李训“同平章事”的制书中还特别命令：李训仍需每二三天一入翰林，为天子讲解《易》经。
十月初八，李、郑悄然进宫，与皇上密商了一整夜。第二天，毫无准备的王守澄就在府第中被毒酒鸩杀。
到此，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李训从一位受流贬的人一跃而至宰辅，为天子倾意任用，或在政事堂，或在翰林院，天下事无不可决，这是前所未有的。朝野上下，无不震恐，就是神策中尉、枢密使，见到他都不敢不迎拜叩首。李训决定：十一月份动手！
这是因为，下个月有个绝好的机会。
王守澄死后，天子追赠“扬州大都督”之衔，就定在十一月下旬在城外的浐水入葬。郑注虽在京外任职，但以故旧情深，请率亲兵入护丧事，自也不会引起怀疑。到时，只要天子下令内臣齐集送葬，李训关起城门，郑注则可在城外令亲兵尽诛宦官，使无遗类。同时，城中诱捕住两中尉，事即可成。这是李训、郑注反复计议的结果。
李训提出，计划中最为关键的是郑注出镇凤翔，务得蓄以兵力，届时召之能来。
郑注理会得。他有些担心的是，届时自己是在城外，得手后即使马上进城，也难保能一下子扫清后事，关键还是要看京中。到时，有无足够的兵力应付局面？
李训已有安排。
在郑注即将赴任的前夜，李训及其死党大理卿郭行余、户部尚书王璠、京兆少尹罗立言、太府卿韩约、刑部郎中知杂李孝本一起在郑注位于善和里的宅第中秘密集会，进行最后的决定。
不时，诸人来到。李训对众人宣布道：“圣上旨意，下月中外同赴，诛杀宦官，还望诸位不遗余力，襄助其事，同靖国难，报天子圣恩！”
众人慷慨激昂之余，都隐隐有点不安。毕竟，这是要见真血的事情，这些平常养尊处优、逍遥自在的人一想到马上就要真刀真枪地上阵，也真有些胆怯。但李训已不能让他们在这个最后时刻退场，他道：
“诛灭宦竖，必须里应外合。除郑学士出镇凤翔外，邠宁、河东两镇，京中的几个要害部门亦须掌握。明日仆即奏明圣上，将两镇节度及京兆尹、金吾卫弄到手。”其中邠宁、河东两镇拱卫京畿，兵员充沛，举事之际尤得假借，所以李训非常重视，他把这个任务委托给王璠、郭行余二人。
王、郭表情肃然，点了点头。
十一月初五，文宗颁布诏制，命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王璠为河东节度使；调原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罗立言代理京兆府事；以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李孝本代理御史中丞。其中，韩约的“左金吾卫”更是关键所在。
“左右金吾卫”是中央卫戍军队十六卫之一，原来担负的是保卫皇城中枢机关的职责，本朝之初称为“南衙诸卫”或“南军”，与“北衙卫”或“北军”对称。北衙（宫城）的神策禁军兴起后，南衙诸卫基本上都成了闲司，既无权，亦无兵，只有左右金吾卫仍然担任昼夜警巡之职，是京城除了左右神策军之外唯一的军事力量。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十月底，郑注就到了凤翔节度府任所。一到镇，立即精心挑选了数百个精悍的壮士为亲兵，配备精锐武器，赏赐丰厚钱物，时刻准备进军。不多日，消息传到：王守澄入葬，日子定在十一月的二十七日。郑注立即上表请求入京，同时传书李训，告知了上路时间。
但不知为何，京中的李训却决定提前行动。
事后很久的一段时间里，以至于在千余年后的今天，人们都对李训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表示不解。确实，这情况郑注还不知道，也来不及通知，如此临时变更，就等于把郑注的力量摒弃在外，对于本就捉襟见肘的李训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更何况，李、郑的这次行动仍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宫廷政变，它的成功全赖于周密的计划和万无一失的措施，如果这个都做不到，事情就很难说了。
有一种说法是李训忌讳郑注。因为照原计划办，成事之后，郑注则专有其功，对他不利，所以他要先期行动，同时可把郑注也一并解决。这种意见是当时不明内情的人的普遍看法，宋朝司马光同意此说，并把它写进了他的名著《资治通鉴》，因而广泛流传。
另一种说法是认为李训、郑注本有两套方案，一前一后，而以李训的那套出奇不意的计划为主。因此提前发动，并非是李训的临时决定。这是近代史学家吕思勉的见解，他甚至认为，李、郑二人预谋早在八月份就定形了，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十月底。
事实上，这些论断都没有说到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