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宗最后选择了某种意义上的第三方力量来实现他的计划。然而方向既已迷失，任何努力都只不过是一场赌博。

郑注在医术上确实有一套。

说起来话就长了。郑注本姓鱼，因为郑氏是大姓望族，遂冒姓为郑，早年就以医药之术游于长安权贵之间，后来他也正是凭借此道才得以投入王守澄的门下。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起，郑注先是被李愬所用，署为节度衙推等职，随之转战各地。郑注医术精湛，屡验其效，李愬对他极为赏识，渐渐地，连军政大事之可否，都经常与之商讨参决。郑注在这方面也表现出很高的才略，为之筹谋，皆得采纳，因而得以在李愬军中挟恩骄纵，作威作福，惹得军府将士甚为怨怒，都欲除之而后快。但李愬看中了他的智术和医道，每为袒护，大家敢怒不敢言。

王守澄当时在李愬军中任监军，听得将士们反映，也很讨厌郑注。后来，郑注结怨太深，军将们都忍无可忍，纷纷到守澄处诉苦，守澄便去请求李愬排斥此人。

李愬一笑：“情况我都知道，郑注是有这些毛病。不过，这个人确实是个奇才，将军若是不信，不妨与其谈谈，若真是一无所取，去之未晚。”当时宦官出为监军，多挂诸卫将军之衔，故李尊称守澄为“将军”。

说罢，李愬吩咐传话郑注，“内衙将军召见。”

守澄面有难色，心想：“我怎么能见这么个人！”但节度使如此说，他也不能完全推托。没办法，守澄很勉强地接见了郑注。

有阴诡之机的人天生有一种常人很难具备的才能，这就是善揣人意。不唯如此，这种人更有一种以片言只语打动人心的机辩，一般人是很难抗拒的。果然，守澄与郑注略谈了一会，就被他完全征服了。从外厅谈到内室，两人促膝投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郑注成为了守澄的亲信，并随之入京，开始了他不平凡的经历。

长庆、宝历之际，王守澄入知枢密，专领国政，郑注如鱼得水，往往是昼伏夜出，专门从事守澄不能公开进行的勾当，一时门庭若市，从奸巧之徒到朝廷大臣，无不争趣其门。长安城中的人都知道，要找王守澄办事，先要去求郑注，当年李逢吉入相，就是通过侄子李仲言走的这条门路。京师好事者给他起了个外号，曰“鱼郑”，后来干脆称之为“水族”，取其本姓之字义，也有讥讽他圆滑巧佞的意思。

宋申锡事件后，郑注外放为邠宁行军司马，大和七年（公元833年）九月，卸职入京师时，被御史重重地参了一本。

首倡者是侍御史李款，在十天之内，连续上了十几道奏章，请将郑注交付法司。王守澄见风声甚紧，便把他藏在自己的神策右军军营里。郑注也知道，因为宋申锡冤案，自己犯了众怒，眼下只能缩头不出，避避风头再说。有王守澄的保护，一两个朝官的弹劾倒也是奈何他不得的。

但其中还有一个值得细细说上两句的事情。

宦官之中，也大有派别，早年的李忠言与俱文珍的分野就是一例。特别是宦官分领左右神策军，两中尉地位相当，为争取权力，自然就有分歧和冲突。这也是由来已久了，左军先是马玄亮，与当时的右军梁守谦就有不和。眼下右军的王守澄独掌大权，挟天子把持朝政，宦官中便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满，其中包括现时左军中尉韦元素，左右枢密杨承和、王践言。在利害相同下，三人更是联合了起来，合力对付王守澄，而郑注被朝臣弹劾，正是一个契机。有左军与枢密参与了进来，郑注就危险了。

左军将官李弘楚建议中尉韦元素诈病召郑注医治，届时在左军中先杀后奏，“有御史的弹奏，又有杨、王两枢密在圣上面前进言，大人绝不会因除奸而获罪。”李弘楚道。

元素以为然，遂召郑注。郑注晓得此番前去凶多吉少，躲过今日躲不过明日，遂走险招，果断地来到左军。一见到韦元素便跪行数步，接着俯仆在地，又是一大段滔滔不绝的自诉，一把鼻涕一把泪，真的是感人至深。

元素心软，不觉同情他起来，听了他的一段表白，也觉得有道理，赶紧下座将他搀扶起来。郑注一见得计，话就更多了，巧舌如簧，说得元素是兴趣盎然，早把杀他的意念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李弘楚立在元素身旁急得不行，屡次以目示意，元素就是视而不顾，最后还厚赐郑注不少金银布帛，放了他回去。

郑注刚走出屋外，李弘楚便道：“中尉大人今日不能决断，来日必受其祸！”元素不语。弘楚望着门外郑注的背影，跺脚长叹不已。

王涯出任宰相，郑注在中间出了不少力，王涯为了报答郑注对他的襄助，最后压下了李款的奏状。守澄又在皇上的面前说了话，郑注终于逃过了这次难关，升任侍御史兼右神策军判官，得以正式在王守澄手下任职。任命一下，朝野无不骇叹。极权政治之怪往往如此，一个人越无行，受到的抨击越多，极权者就越是要扶持此人。原因无他，“极权”的实质就是反常道而行之，否则，大家都赞成，又何能显出唯我独尊的快乐？

以郑注的天才，又借天子得病的东风入侍医药，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当郑注略施小术，开出几副药，说出几段话后，文宗便成为了他所征服者名单上新的一员。

单有郑注，恐怕还很难有异日之变。在大和八年（公元834年）正月，皇上因风病小瘳，发布大赦后，又有一个“奇人”回到了长安。

这就是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当年为逢吉迫害裴度、元稹的主要策划者。

此人更不同寻常。比之郑注，他虽然没有小道之术，但却是标准的名门之后、进士及第的士流。形貌魁梧，神情洒脱，长得一表人才，更兼才识过人，机辩不让郑注。在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身份地位比郑注更能成事。

李仲言可并不斤斤计较一时的得失，也不会为金钱权位而得意忘形，他是有大志的人，起码也要像他的祖先一样，出将入相，成就一番大业。仲言的一切行事，都是在为此做准备，对他来说，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起先依赖李逢吉没有成功，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沉沦不复。仲言任侠豪放，有不少两肋插刀的朋友，郑注就是其中的一个。郑注既为皇上所宠信，他的机会就来了。

仲言得罪流贬后，是因为母亲去世，才返回洛中故里居丧的。此次入京，他带了价值百万的金帛珍宝，目的有两个，一是为李逢吉上下打点，一是为自己活动，希望能够恢复一官半职，重新步入政坛。一来到长安，他当然第一个就找郑注。

皇上好易学。易之道，其思也博，其用也大，是一种富于辩证，讲究哲理的神奥之术，所谓一阴一阳之间，天地皆备，八八六十四卦，涵盖万物。想当年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圣人以后，虽未亡于秦火，然微言既绝，大义亦乖，若非上智之人，不能略窥堂奥。当今天子好学深思，才智不让古贤，他对易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即位以来，常常是捧以随辇，朝廷无事时，便在偏殿读之竟日。这几年来，皇上把一腔郁闷全部转化成了读书的热情，他迫切需要在书中找到解决的方法，皇上常感慨的是：“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其实，现在的天子“甲夜视事”早已难有作为，恐怕也只能是“乙夜观书”罢了。

皇上对易学的爱好如此强烈，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古代典籍的崇拜而已，文宗在这部书里，获得了一种《贞观政要》以及其他书中所没有的东西。奇正反合，阴阳交感，乾坤为列，否极泰来：“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君子以远于小人”……都是皇上孜孜探究的问题，皇上把圣人垂则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似乎就更能理解书中的深意。皇上披览群书之时，或扼腕欷歔，或欢呼裣衽，但读《易》时却多是沉默不语，很明显，不甘的天子自有心机。可惜的是，朝中却无人通晓易道，身边的三位侍讲学士虽然时相顾问，但解决不了什么实际疑难。皇上苦无商析疑义、倾述衷怀的对象，其寂寞可想而知。

巧的是，李仲言精通易学，他浸**此道十几年，仕途的不幸更使得他对易理有深厚的理解。仲言既托到了郑注，郑注自然便将他引荐给王守澄，守澄得知仲言独擅其术，便郑重地推荐于文宗。同得到郑注一样，皇上大喜过望。

仲言尚在居丧期问，不好除授官职，为避人耳目，皇上命他着戎服。对外称“王山人”，与郑注同时在禁中行走。

王守澄暗自高兴。从他这方面来说，宋申锡事件暴露出两个苗头，一是皇上对他的态度，一是左军的不良企图，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守澄荐举郑、李二人，特别是引举标准的士流李仲言，有自己的考虑，他希望两人能够扼止住不利的趋势，同时扩大己方的实力。从文宗这方面来讲，对二人一见倾心，相遇恨晚，立即就准备重用，其中也有外人难以猜度的打算。至于郑、李二人，更非等闲之辈，皇上忧怀万方、魂不守舍的心态，很难不被他们感受到。得以近君傍圣，自古而来都是为人臣子感戴不尽的幸事，更何况天子对他们是如此的亲近，两人的兴奋与激动是可想而知的。感觉最强烈的是李仲言，因为王守澄为避人耳目，已经在此后不久把品行粗俗的郑注外调为昭义镇节度使。

于是，三方都是各怀心事。

一场变故将不可避免地到来。谁将是这场变故中最后的胜利者，现在还很难看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处于文宗和王守澄之间的另外一些宦官，无疑会在双方的势力消长中获得好处。

仲言在与皇上的讨论中尽显才华，君臣解《易》之际，更多的是谈到了经典以外的事情，如同当年的宋申锡一样，仲言也被皇上誓雪仇耻的激愤深深打动。他毕竟是一位儒士，当然知道为国为君是个人的至道，仲言无法拒绝这一强大的**，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第一件有为之事。

郑注也不例外。与仲言为人稍有不同的是，郑注平常更多的是考虑到成败与得失，这是他做人的原则。参与天子的穷则思变之举，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但大事却未必有大利，郑注每一次行事都是注重于理性而不重感情的，但这一次却不知何故，同样也被**冲昏了头脑。王守澄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作茧自缚，推荐给皇上的两个人，最后都将倒戈相向，成了他的掘墓者。

这也是天子的力量。只要天子还是天子，哪怕是懦弱的傀儡，或是残酷的暴君，他仍然拥有一种唯一的、正义的、具有强大震慑作用的感召力，既如泰山压顶，又如三月春风，令人不可抗拒。成功的天子往往都是善于利用这一力量的人。文宗知道他俩是王守澄的亲信，只有攻心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唯其如此，才能出其不意而占得主动。话虽这么说，但其实，皇上这时也属无奈，身在九重深处，既无内应又无外援，差不多已被逼入绝境；更何况，朝中大臣没有一人能够理解的心事，竟被对方阵营中的李仲言一点即破，皇上又怎么能不欣喜若狂！在文宗心目中，李、郑二人既是反正的义士，又是富于谋略的奇人，一嫡出名门，一起自草泽，阴阳**，正反相成，是符合《易》理，契于天意的安排，文宗不能不下决心。

但皇上亲用仲言遭到了宰相李德裕的强烈反对。

“李仲言先前所为，陛下想亦知道，”德裕这话，指的是仲言先前陷害裴度和元稹的事，“对这么个人，陛下如何能置于近侍之位？”

皇上难于正面回答，反问道：“难道不容许他改过？”

“此人坏在本心，断不会改。”德裕这个结论下得斩钉截铁，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了。皇上不悦。

不过仲言的处境确实不好，早年的前科尚未被人淡忘，自己又是受处分的人，身无半职，加上刚刚母丧期满，皇上也不大好说话。八月，文宗只授了他个“四门助教”的职位，这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的“四门馆”里的一种教职，官阶只有“从八品上”。就是这样，门下省犹欲封还敕书，幸亏王涯做了手脚，任命才得以通过。

文宗已不能等待，十月前后，他不仅召回了郑注，而且升仲言为翰林侍讲学士，并且同意他俩的提议，征召李宗闵还京复相，将德裕又外放出京。仲言对此想得很清楚，你李德裕既无情，也就不能怪我不义，自己正干着一番百代伟业，尔等腐迂之辈又省得什么！十一月，仲言上表请改名为“训”。真不知道他把自己名字改掉的用意究竟是什么，也许，他要借此表明他脱胎换骨的决心，而与旧我彻底决裂？无论怎么说，李仲言——现在应称李训，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不管未来的命运要把自己抛向何方。

如果说选择宋申锡是所托非人的话，那么选择郑注和李训，就是慌不择路。

长安的冬夜，照例是一片凄凉。可在宫苑深处，天子的寝殿却时时是灯火通明，一种炽热的气氛弥漫殿中，飘**飞扬、跌宕升腾，穿过重重帘帷，像要把屋外厚厚的积雪彻底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