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与不战，常常并不取决于外敌之强弱，而是依赖于内政之是非。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不如政明。政策失误，挫折必所不免。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儿子病死。不出预料，其子成德副大使王承宗自命为“留后”。河北三镇早就开始自置所谓“副大使”，以嫡长子为之，父死则以子代领军务，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经过三年多的准备，宪宗开始想对河北有所动作，王士真之死正是个契机。

四月份的一天，皇上在紫宸便殿召重臣入阁议事，在场的还有吐突承璀等一些宦官。

宪宗道：“朕欲乘王士真之死革除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以朝廷之命委任成德节度使，若其不从，即兴师讨伐。卿等以为如何？”

裴垍非常慎重。

“陛下，”裴垍谈出他的想法：“淄青镇李纳跋扈不恭，其子李师道自命留后，陛下都予以同意；而王承宗祖父王武俊对国尚算有功，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违背情理，彼必不服，若再讨伐，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李师道自为留后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当时朝廷正对刘闢用兵，未暇分心，曾下诏答应李师道承袭父职。

殿前议论不下。皇上于是又问翰林学士们有何意见。

翰林学士李绛也是赞成抑制藩镇者之一。

“河北不遵朝廷声教，普天之下，谁不愤叹！”此话一出，皇上很高兴，但出乎意料的是，李绛却也反对立即动手：

“不过今日取之，恐怕不行。”李绛的智谋是朝中最出色的，他的话处处显示出深谋远虑：“一是成德自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近四十余年，人情习惯之下一旦易之，恐怕彼处上下都会不以为然；二是另外数镇与其同体，唇亡齿寒，必然会私相勾结。再说兴兵攻讨，征招邻近数道是在所难免之事，可他们哪里又会与朝廷真正协力！届时按兵逡巡，坐观胜负，而国家又要负担他们的劳费之资，岂非得不偿失！眼下江淮正有水灾，财政情况很不好，不是用兵之时。”

皇上沉吟不语。旁边的吐突承璀却有自己的想法。

承璀伴君有年，知道皇上炫耀圣威的心情很迫切。他仗着有禁军在手，觉得自己能从中大捞一票，还可以借机把朝官的势力打下去。主意一定，承璀便挺身而出，自请领兵讨伐王承宗。

宪宗尽管有点心动，但没有立即表态。

这个时候适宜不适宜进兵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目前绝对不能与河北开战，因为河北诸镇实际上已是一个互为联系的整体，成德、魏博、淄青甚至幽州往往相互依托，如果朝廷不能一战而捷，战线就必然会越拉越长，后果也就会像德宗时那样，天下疲弊，内外空虚，以致祸起萧墙，夷狄乘间，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元和之初平定蜀、夏、吴的成功也证明，只有先对弱小者动手，各个击破，才能对河北形成致命的打击力量。可惜的是，朝中似乎只有李绛、白居易深明这一点。

李绛坚持认为：河北与早先的刘闢、李镝不同，数镇内则胶固，外则势广，本质上都是想永保世袭，因而在这一点上更能形成统一联盟。朝中急躁之人劝图河北，实在是因前日之成功冲昏了头脑，绝非深谋远虑之言。

天子心里很窝囊：“照你这么说，眼看幽州刘济、魏博田季安亦有病朝夕不保，若一旦物故，岂非也要像成德一样付授其子，如此天下何时可平？”

“陛下，”李绛语重心长，“太平之业，非一朝一夕所能致，请陛下三思。”

宪宗还是心有未甘，迟迟没有下达对王承宗的处理意见。

事有凑巧，就在这时，从淮西镇传来的消息说：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重，可能拖不了多久了。李绛一听，计上心来。

淮西节度使治蔡州，即现在的河南汝州，辖申、光、蔡诸州，故又称“蔡”或“申蔡”。在它的西面，南出襄州（湖北襄阳），北逼洛阳；东面，南跨淮水，北临汴州（河南开封），可以截断汉水、运河交通，地位十分重要。自德宗时的李希烈树起反旗之后，一直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罪己诏》颁布后，王武俊、田悦、李纳皆去王号，惟李希烈反称皇帝，国号大楚，两年后的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其部将陈仙奇毒杀李希烈，被命为淮西节度使。七月，淮西将领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从此独霸淮西将近二十年。

淮西虽然地位重要，对朝廷有很大的威胁，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地处中原的腹地，面积狭小，四周全是忠于朝廷的势力，在一般情况下，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当年的李希烈之叛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李希烈在公元784年谋反时，他与河北的叛乱同伙很难作出任何战略上的协调，而且立即就引起了邻近地区军事力量和中央军队的包围，只是因为当时河北事重而让他钻了空子，占据了从汉水到汴渠的一大片土地，切断了南方的供应路线，才得以苟延残喘。

李绛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在得知吴少诚病重的消息后，立即给皇上秘密上了一本，建议放弃对王承宗用兵的计划，转向淮西。

这个计划极富战略眼光，如果能被皇上采纳的话，元和时代的成功或许可能要提早不少年。但是，好急的宪宗和心怀他意的吐突承璀还是将整个有利的形势打乱了。

王承宗久不见朝廷表态，有些惶恐，赶紧上了好几份表状解释自命留后的原因。既然如此，皇上在八月份派京兆少尹裴武赴恒州宣慰。九月初一，裴武回朝复命，报告说：王承宗“受诏甚恭”。宪宗听报，便坚持按己愿办事，在任命王承宗为节度使的同时，将德、棣二州从成德镇划出，成立保信军，以王承宗女婿薛昌朝为节度使。但魏博的田季安不愿意朝廷就此开分割河北诸镇的先例，派人到承宗那里从中挑唆，王承宗遂派人在朝廷使节到达之前将薛昌朝囚禁了起来，想让朝命空悬。

这显然是对天子的挑衅，皇上命人晓谕承宗放回薛昌朝，但承宗拒不应命。十月份，宪宗不顾朝臣的强烈反对，以吐突承璀为统帅领神策军讨伐成德。同时诏命恒州四周各镇进兵征讨。

皇上开始任命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白居易首先上表称以宦官领兵万万不可，朝中谏官、御史也一致反对，可宪宗不听。第二天，数十位大臣又在延英殿力争，皇上这才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马使”衔，改处置等使为宣慰使。换汤不换药，承璀还是实际上的统帅。

皇上想不通，老觉得绕不过这个弯来，他对李绛说：

“卿等极言宦官侵害政事，谗毁忠良，他们哪里敢呢！就是此辈胆敢如此，朕亦不听。”言下之意，宦官绝对不敢放肆，不如尽量利用这一点。李绛只有苦笑。

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战事拉开。

幽州刘济与王承宗不无矛盾，在人劝说下，倒是接受了朝命出兵响应，亲率七万人出击。而淄青的李师道、魏博田季安只是攻掠了一二个县城就止兵不前。另外，河东、河中、振武、义武四镇军也在承宗北面的定州会合，形成夹击。这几支部队开始都还有些战果，唯有吐突承璀的中央军威令不行，屡战屡败，军中大将郦定进阵亡。

过了不久，刘济攻乐寿城不下，河东范希朝、义武张茂昭又在新市被阻，承璀军全无胜绩，其本人又没有号召力，于是朝廷各路兵马在王承宗的顽强抵抗下失去了协调，三月份，战况不可避免地进入胶着状态。朝中的白居易坚请罢兵，未被接受。

此刻吴少诚果然病死，但既已对河北用兵，势必已经不能再讨淮西，天子只得任命其子吴少阳为留后。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是当时首倡讨伐承宗的方镇首领，其真正的用意不外乎是讨好天子和吐突承璀而已，如今真的起兵，便逗留不进。一方面暗中与承宗通谋，另一方面派卫将王翊元入京上奏称：其他诸道兵与敌勾结，此际不宜进攻。搞得皇上困惑不已。

裴垍早就知道卢从史这个人十分阴险，此番更是怀疑，他悄悄地把王翊元召来，晓以大义，迫使他道出了真相。并又派他回部争取了军中大将乌重胤的支持，当王翊元再赶到京城时，裴垍觉得时机业已成熟，于是进宫请皇上下令将卢从史秘密逮捕归案。

宪宗听罢愕然，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早先的主战派竟是如此之辈。师出未捷，反谋又生，太让人无法接受了。

裴垍着急万分：“卢从史狡猾贪狠，今日不除，后必为乱。”

皇上沉思良久，终于拿定了主意。

裴垍遂即开始部署，派人怀带密诏星夜赶赴承璀军营，并附上了一纸行动要略。

四月十五日夜里，承璀把卢从史骗来营中，在帐中擒下，立即用马车囚赴京城。从史的卫兵尚未省悟，就被承璀刀斧手所斩。乌重胤挡在卢从史的军营门口，叱回骚乱的士兵。囚车快马加鞭，在天明之前顺利出境。不久，卢从史被贬，昭义节度使易人。裴垍的这次行动使得朝廷成功地掌握了昭义这一大重镇。

但战事仍然不能进展，到了六月份还是久攻不下，各军疲弊不堪，供应也发生了问题。白居易再次上表请求罢兵，宪宗无法推诿，只得连续几日与翰林学士们往复商讨，大家的意见一致，都觉得已无法再战。

七月，王承宗遣使上表，说自己反叛实乃卢从史离间所致，请求给予自新。天子借了这个台阶，宣布赦免承宗，加节度使，复以德、棣二州与之。

此次用兵历时半年，共调各道兵二十余万人，耗军费七百余万缗，除了昭义镇外，一无所获。

舆论大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