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将兴，群才迭出。

谋事在人。朝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从整体素质上，都是本朝自安史动乱以来前所未有的。就以前两年来说，宰相前后有郑、郑馀庆、杜黄裳、武元衡、李吉甫，翰林学士有裴垍、李绛，都是一时佳选。此外，兵部侍郎权德舆、吏部郎中李藩也都是蕴籍风流、精鉴默识之士。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的四月十三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天子策试制举之士，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中，校书郎白居易、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前进士萧俛、沈传师等人脱颖而出；同日，一代元勋杜佑因年迈力衰，举兵部侍郎兼度支使、盐铁副使李巽自代，从此李巽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策划者。天降奇才，这标志着帝国即将要走出低谷，恢复它失去已久的生机了。

杜黄裳在相时间不长，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初被调任外职，出为河中节度使，不久病故。据说这位三朝老臣为人有个很大的缺点：身为宰相，任用官吏却不分流品，而且接受贿赂。此事在他死后被揭发出来，遭到御史台的追劾，宪宗念在勋旧，未予追究。尽管如此，黄裳坚持征讨刘闢，为整个元和树立了一个锐意进取的成功榜样，功不可没。在杜黄裳之后，一个更为强硬的人物走进了帝国的上层。

事情要从“政事堂”说起。

本朝宰相的合议之处政事堂，开元后也称“中书门下”，设在东内大明宫里的中书省。若不是常朝之日，宰相们从丹凤门入宫，绕过含元殿，从朝堂廊下穿过观象门，左转进月华门，便可来到政事堂。

政事堂虽设在中书省，却是独立机构，通过一系列的制度与皇帝沟通，宰相们在这里以天子的名义议定天下大政，“政事堂会议”是帝国最高行政机关。堂后设列五房，分理众事，供职者称“堂后官”，负责行遣文书，虽是一般吏员，但地位极为重要。

大约是宪宗即位后不到一年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八月份的一天，时任宰相的郑馀庆正在政事堂中大光其火，他对一位跑到他们身边指指画画的堂后官大声叱道：

“你是什么身份，敢在这里指手画脚？给我滚出去！”

事出有因。这位堂后官名叫滑涣，在中书门下有不少年了，但尽管如此，他也只是个吏员，绝不敢如此放肆。他之所以有这个胆子，是仗着和宫中宦官、任知枢密一职的刘光琦关系匪浅。刘光琦是宫中的老人，对拥立宪宗、打倒王叔文起了很大的作用，此人对国家事务，从来都是极为关切的，不时要按照己愿干涉一番。于是他就指使这个滑涣，对宰相施加影响。杜佑、郑都是老实人，不敢得罪他，此次郑馀庆实在是忍无可忍，怒火终于爆发。滑涣只得灰溜溜地退下。

可郑馀庆为此付出了代价，未过多久被罢相，改任太子宾客。

这时，有一位中书舍人看不下去，秘密给皇上奏上一本。表奏中没有就事论事，只是向皇上密报说，政事堂吏员滑涣擅权专恣，任意妄为，接受了无数贿赂，请皇上下诏翦除。

宪宗览表，十分愤怒。心想：这还了得！立即下令宰相采取行动。

这天，整个中书省四门被突然关闭，任何人不得出入，神策军士们直奔堂后搜查，果然获得了滑涣受贿的证据。九月，滑涣被贬为雷州司户，不久赐死。

皇上心里对上表的这位官员大加赞赏，联想起早先议讨刘闢时，杜黄裳力主进攻，朝中也只有他坚决赞同，并建议另征江淮之师，取三峡之路，以分敌寇之力，计策十分精当。皇上采用了他的策略，更对这位刚毅而有谋略的大臣有了一种强烈的印象。

这就是李吉甫。

吉甫字弘宪，排行老三，赵郡人。他的父亲李栖筠在代宗时曾任御史大夫，名重一时。吉甫幼禀家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以门荫入仕，二十七岁时就做到太常博士。太常博士一职主掌朝廷五礼仪式，负责祭祀礼仪并拟议王公及三品以上朝官谥号，是有名的清望之位，非朝廷礼仪方面的权威不能胜任。吉甫以该洽多闻、精于故实而得到一致的称赞，后来在德宗贞元八年（公元792年）转为驾部员外郎。陆贽为相时，由于意见不合，被贬为明州员外长史，此后在忠州、郴州、饶州任职，滞留江淮将近十五年，备悉民间疾苦。宪宗即位，方才入京为考功郎中，转任中书舍人，与裴垍并充翰林学士。

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正月，杜佑退休，杜黄裳也出镇河东，实际上已不再行使相权。十九日这一天，翰林学士李吉甫和裴垍受命草拟命相制书，两人在学士院分头垂帘挥翰，互不相知。吉甫起草的内容是命武元衡入相，书罢，吉甫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望情绪，连声叹惋；而另一头的裴垍却一语不发。其实吉甫并不知道，裴草拟的制书却正是拜他入相。

裴垍写完，才起身向吉甫道贺，一无落拓之意。两人执手间，吉甫却几欲泪下。

他对裴垍道：“吉甫流落江淮十多年，不想一旦蒙恩若此！”说到这，话音业已哽咽：“为人臣子报皇帝陛下恩德，唯有提拔贤才而已，君有精鉴之识，愿为我尽言之，吉甫定当不遗余力！”

裴垍也很受感动，遂取来纸笔，一气写了三十多个姓名。果然，吉甫没有食言，数月之间，选用略尽，一时朝野为之振奋。

一个人的处事性格，往往从一两件典型的事情中就可以看出端的。吉甫做事较冲动，为人也很固执，一旦有了主见便会坚持到底，所以经常和其他人发生抵触。但吉甫对国家的忠诚是不可怀疑的，对是非善恶更是有一种近乎偏激的爱憎感，这无疑又是他的长处。吉甫为忠州刺史时，陆贽也被贬来此地，吉甫不念前嫌，主动修好，并仍以宰相礼事之，使得陆贽大为感动，这也反映了他刚正的人品。吉甫的政治立场异常的坚定，因而对藩镇割据的现状十分反感。

比较来说，当时朝中的其他几位主要的大臣与他都稍有不同，其中武元衡公允平正，裴垍端默持重，李藩忠恳言直，权德舆文质彬彬，而李绛则以明察思深、讲究谋略见长，因此，尽管他们在抑制藩镇这一个大方针上意见是相同的，但吉甫却是朝中主战派的代表。

十月份李锜反叛，吉甫坚决支持武元衡的讨伐方针，并且又向皇上提出了一条极富战略性的计策。他主张诏令敌后的徐、汴二地的军事力量共同行动，与中央军形成犄角之势，给中间的李铸加以强大的威慑，可使敌不战自溃。宪宗接纳了这个建议，战局的发展正像吉甫所料，李部在压力下果然内变。

在力主对藩镇强硬这一点上，吉甫对皇上的影响是没人能够相比的。他鉴于方镇贪恣专权，上表皇上建议令方镇所领的各州郡刺史得自为政，并由朝廷派出“员外郎”一级的朝官出任刺史，以削弱节度使权力。宪宗深以为然，派出了十余人赴外任，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吉甫的强硬路线还在于他直接向藩镇的首领——节度使开刀。乘着平定蜀、夏、吴的东风，他以宰相的身份发布任免，对将近三十多个藩镇节度使进行调动、改易，并迫使其中有些人请求入朝，山南东道节度使于以及早年上表威逼王叔文的荆南节度使裴均就是其中的典型。尽管此举尚未能对河北实施，但魄力还是相当大的。据白居易在给皇上的一份表状中说，这一段时间以来，诸道节度使在朝廷或追或替的政令下，到了“奔走道路，惧承命之不暇”的地步。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不过，吉甫无疑也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对立面。

果然，到了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三四月，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使得吉甫的地位发生了动摇。

这时裴均已由荆南入朝，他是窦文场的养子，通过宦官的关节，得到了“尚书右仆射、判度支使”的荣衔，正显贵一时，很是得意，一心想要把吉甫弄下去。

正好，在四月份的“贤良方正直言”策试中，三位应试的低级官吏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放言指陈时政之失，特别是皇甫湜，甚至把矛头指向宦官，认为宦官操纵兵权，过于专横。这些言论引起考策官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的注意。结果，韦贯之把他们署为上第，呈送皇上，皇上见了策文不大高兴，被攻击者就更感到不能忍受了。

平心而论，元和初年的政治确实也并非无懈可击，这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朝廷欲加强中央集权，必然要损害民众的利益，另外朝中意见多少有些分歧，各派之间意气用事的情况也不少。但主要的症结是皇上对宦官的依赖和依靠并未减轻，权贵骄奢**逸、宦官专横霸道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就经常与皇帝争论，并且写作了大量的“讽喻诗”进闻于上。可见牛僧孺等人的言论倒也不是空穴来风。

此时，另一位宰相武元衡已奉诏接替高崇文出镇西川，朝中当事者就只有郑和李吉甫。吉甫对外采取加强集权的强硬方针，对内必然也要有所动作，所以经常向朝士们表露对宦官们干预是非的不满，想不到皇甫湜居然就在策文中捅出来了。对他的直言不讳，吉甫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是十分赞成。

裴均指使人向皇上报告：“这全是出于执政宰相的唆使。”意思就是吉甫。

宪宗得知后很生气，觉得李吉甫以此方式宣泄不满，有失为臣之道。幸亏不少谏官秘密上疏为吉甫申辩，皇上才稍稍改变了想法。但宫中的宦官对策文中强烈的攻击却是无法接受的，更不可能示弱，否则以后日子就不好过了。

刘光琦和吐突承璀对皇上哭诉道：“裴垍、王涯负责策试的复核，而擢为上等的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王涯不先说明，裴垍又无所异同，选人唯亲，简直太不像话了！伏请陛下明察。”

皇上对身边的近侍一向是信任的，他还要依靠他们做他想做的事，见两人这么说，事实似乎也能成立，于是罢免了裴、王二人的翰林学士。接着，又贬王涯、韦贯之、杨于陵出京，对牛僧孺三人也不予升调，迫使他们不得不远赴藩府。本朝地方大镇可以自辟中下级属官，无须中央任命，所以士子在朝不得意者，往往入于幕府。后来有所谓“藩镇得人”之说，实质上也就是中央朝廷不能尽用贤才而致使野有遗贤的侧面反映。

皇上此举招致了很多议论，白居易就是坚决反对者之一。但不知怎么，吉甫仍然没有表态，甚至在处理牛僧孺三人的过程中，也一点都未表示过不同意见，更没采取他应该能够采取的缓解措施，或者做些解释。也许在他看来，这毕竟是一件小事，但吉甫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就此犯了他一生中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数十年后，有不少人把这件事的过错加到他身上去，由此给他的儿子——日后的一位杰出的宰相——酿生了一场重大的灾难。

宪宗虽然不能摆脱宦官的影响，但对宰相的态度尚还非常明智，他很清楚祖父德宗晚年的失误就在于事事躬亲，没有做到用人不疑。同时，皇上也十分慎重，每次选用宰相都经过仔细的斟酌，一旦任用，便推心委之，经常与他们讨论交流。政治的秘诀就在于对权力进行互相制约，每一种权力都不能无限膨胀，皇权和相权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两端，什么时候两者能够平衡，什么时候就能显出政治上的清明。宪宗做得很成功。

因此“元和”成为本朝历史上第三个贤相辈出的时代，前二次分别是太宗的贞观和玄宗的开元年间。

四月份，皇上尽管因中人之意罢免了翰林学士裴垍，但不久却命他入相，时间是九月十七日。这是天子即位后任命的第五位正式宰相，五人基本同时，德行操守也都有口皆碑，不过有些摩擦也在所难免，主要原因还是李吉甫的为人性格所致。皇上起用裴垍，也是出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考虑。

吉甫任翰林学士时与裴垍就有意见上的不合，武元衡经常为他们调停。吉甫入相后，偏激的毛病不时或犯，和郑也产生过牴牾，对他事多因循很有意见。但是吉甫和他们的私交并不坏，彼此也相互敬重，裴垍得以入相，吉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吉甫得罪宦官在所难免，但吉甫不幸还得罪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时任御史中丞的窦群。这个窦群在王叔文当政时的表现证明了他确实是个小人，吉甫引起他的愤恨就注定是要倒霉的。

窦群与羊士谔、吕温是同学，两人当时都在御史台，窦群便想提拔他们。本来，吉甫对二人也是十分赞赏的，即使是超资录用也原无不可，但吉甫对窦群不先对他这个当朝宰相打个招呼就擅自主张很生气，把任命扣压了几天。窦群是何许人，哪能轻易招惹？他立即就要报复。

御史中丞是御史台长官，负责纠举官吏过失，有一定的权力。窦群探知有一位叫陈克明的方士经常出入吉甫在安邑坊的宅第，便秘密地将此人逮捕，并上奏皇上。宪宗亲自讯问，却没有查出什么奸状。皇上大怒，知道窦群诬奏，要将他斩首。这时倒反而是吉甫没有记仇，劝住了皇上。风波虽然过去，但宪宗心里对吉甫某些易招怨恨的处事方法多少有点不高兴，开始想让裴垍主持工作。

得知皇上这么想，宫中不少人很高兴，也纷纷说李吉甫确实不适宜久在相位。

这一年的九月，宪宗把吉甫也派出京外，出任淮南节度使。皇上自开始对藩镇施加压力以来，就经常把朝廷重臣派到重要的地方上出任节度，一是改变方镇节帅自为除授的旧例，二是为了加强控制，早些时候的杜黄裳、武元衡挂衔出镇都是先例。此次命李吉甫出镇主要也还是这个意思。不过，本朝士大夫都崇尚在京中任职，因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出任外职，心里都隐含着一些失意的成分。

吉甫此次为相实际不到一年半，但他深明时政，多有建树。这两年，在新任财政长官李巽的努力下，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吉甫撰写了一部国情报告《元和国计簿》，汇总了全国方镇、州府县的数目以及户口、赋税、兵员状况。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整个帝国有十五个道控制在不法藩镇手中，不向中央申报户口；而每年的财政收入，全部依赖于只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的江淮一带的八个道。这份报告的核心是重点指出了江淮一带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吉甫的洞察力十分高明。

九月十九日，天子亲自在通化门城楼为吉甫饯行。告别了皇上，吉甫乘船向扬州进发。秋风阵阵，灞水汤汤，离别君阙之际，吉甫也未能免俗，心中感到无比的惆怅。

然而这对于帝国来说，或许却是件好事。淮南是帝国的第一方镇，天下财赋，半出于斯，对维系国家安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形势正向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方向发展，如果吉甫能克尽其职，保持淮南的安定，长安的霸业就成功了一半。

新相裴垍是河东人，其七世祖裴居道是睿宗时的宰相。裴垍二十岁就中了进士，应制举中的“贤良方正极谏直言”试又是第一，授为美原县尉。任期满后藩镇交相征辟，他均未接受。后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元和初入为翰林学士，与李吉甫、李绛、崔群同掌机密。其时正值初平蜀、吴，事务繁多，裴垍承担了主要部分，励精思理，小心谨慎，很得天子赏识。

宪宗对他十分了解，知道此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正直、讲究法度。所以尽管罢免了他的翰林学士，但不久就直接起复他为宰相。

裴垍入相之时才四十四岁，然而须发尽白，和他的实际年龄很不相符，一看就是个器局峻整、秉公无私的人。果然，裴堆一入相，便齐整法治，考课吏理，即使大官前辈有所托请，也绝不徇私，甚得朝野好评。特别是他入相之初，即推荐、提拔了好几位贤才进入了中枢阶层。

一是荐李藩入相。李藩时任“给事中”，就是专门负责封驳制敕的门下省官。李藩敢于驳正，制敕有不可者，经常就在敕书背后批涂退回，有刚正之声。宪宗在裴垍的建议下用他代替了无所建树的郑。

二是启用了裴度为起居舍人。裴度是贞元五年（公元789年）的进士，应赴制举数科，皆登高第，元和初做到监察御史。因为直谏得罪了杜佑而被贬出京，在河南府任属官。裴垍对他和另外一人元稹十分赏识。

三是擢用李夷简出任御史中丞。李夷简是皇族子弟，但仕途也有起伏，为人谦虚忠正，未尝苟辞悦人，正是御史的佳选。

此外尚有不少人。裴垍量材赋职，从不挟以个人好恶，所以选任之精，前后莫及。其间还出过一个趣闻。

裴垍也曾应过“博学宏词”试——本朝科举分常举和制举，制举又分诸种，士人可以多相赴试，不受限制——但却名落孙山，当时的主考官是崔枢。裴垍为相，仍然提升他为礼部侍郎。

裴见到崔枢，笑说：“以此报答君前番之‘厚德’也。”

崔枢惶恐羞惭不已，他此时正站在堂前的台阶上，心里一慌，差点一个跟头摔下去。

裴垍赶紧拉了他一把：“此戏言耳，此戏言耳！”

一时长安城中传为佳话。

但裴却与一个人有矛盾，这就是皇上身边的近臣、宦官吐突承璀。

承璀其时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领全部宦官，并还任左神策军中尉，掌管禁军，恩眷无媲。这不仅是因为他从宪宗为太子时就侍奉左右，更主要的原因是皇上需要身边有一种力量保证皇位的安稳，这是新天子从正反两方面得出的经验之一。当然，皇上也知道这种力量不能大到反客为主的地步，所以他即位以来尚还能掌握分寸，至少他对承璀的期望就是尽量利用他的忠诚维护天子而已，并不一味纵容。否则，朝中的那些正直不二的朝官是不会答应的。

就是这样，裴垍对包括承璀在内的宦官们仍然十分不满，尤其是对那些出使各镇的监军。此辈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经常使得原本忠于朝廷的一些方镇产生抵触情绪，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裴垍抑制他们的态度很坚决。

承璀仗着天子的靠山，并且立过大功，自然也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但是作为宦官，对宰相还是怀有畏惧的，承璀也只能通过皇上起作用。然而一般的关照请求，皇上始终没有松口，可一旦涉及关键问题，宪宗能否坚持就是个未知数了。

其时的中心问题无外乎是：打击藩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