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安德烈被捕，那份法西斯主义大型日报的创办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报纸也就一直没能办起来。

这一戴尔库事件的预审过程几乎成了笔迹学专家们的一场论战，前后持续了十八个月，最后，塞纳省的刑事法庭(在法庭上，专家们又是一场唇枪舌剑)判处安德烈十五年的徒刑。

1936年1月23日，玛德莱娜极度无奈地得知，一个叫吉尔·帕里塞的人因一件酗酒事件而逮捕，而他的指纹跟从玛蒂尔德·阿尚博家中提取的指纹竟然完全相符。

这个帕里塞是市政信托银行的雇员，说谎精，劣迹斑斑，住在他父母家中，他很快就招认，承认那个年轻女郎的堕胎与杀害都是他所为。这样一来，玛蒂尔德·阿尚博就有过两个情郎了，一个是戴尔库，他在现场留下了太多的痕迹，至今还在受到人们的怀疑；另一个是帕里塞，是他最终杀死了那女子。报刊远没有太多地抱怨司法错误，而是赞美了警方所采用的科学技术的完美成就，以及刑侦实验室的有效工作。

戴尔库被立即释放。

玛德莱娜听到这一案件的尾声，不禁暴跳如雷，气得发疯，迪普雷先生根本无法让她安静下来。

安德烈·戴尔库获释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莫名其妙地死去，人们纷纷推测死因，但始终找不到确切的答案。

那是1936年2月20日，人们发现他死在他自己的**，但浑身**，双脚和双腕被绑在床柱子上。尸检报告声称，他吞服了大量当时流行的一种安眠药，但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大量的生石灰倾倒在了他的裆间。垂死的过程无疑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非常痛苦。

而这一死亡的确切细节从来没能明示于众。

古斯塔夫·茹贝尔一案的司法周折同样也很复杂。当时，叛国罪这一罪名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更多地用于爱国宣言中，而不是用在司法庭审中，对他的指控大大地影响着法国与德国两国关系的紧张度。一些人对纳粹政权表现出极大的疑虑，主张采取一种惩罚性的判决，以彰显法兰西国家的决心；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跟一个黩武主义的第三帝国妥协，他们认为德国人的好战意图是纯粹形式上的，为的是赢得简单的放松，因而是一个和平的信号。

茹贝尔非常特殊的身份给了这个案件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并大大刺激了争论的强度。

人们很快进入到了混乱中，那是一场耗时弥久的司法战役，它相当形象地反映出了政权的危机，领导者的摇摆，对外政策的不明确，由果溯因地，也体现出共和国大多数当权者的缺乏清醒。人们最终更倾向于定义为私下通敌的罪名，而不是叛国罪，人们认为这样定罪更为谨慎。1936年，茹贝尔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后来获得减刑，并于1941年被释放，次年，他死于癌症，是猝死，“比他的飞机还更迅速”，一个心怀恶意的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形容。

剩下的还有夏尔·佩里顾，引起他隐退的那桩丑闻很快就销声匿迹。被指定的八十八位法官只得到了……四个会计学领域专家的协助，这一十分有效的方法推迟了案件的预审，并让已经掀起来的风波又平落下来。

面对右派报刊的叫嚣，官方停止了对那些违法之人的身份的披露，由此剥夺了大众的知情权，让他们无从发泄自己的愤怒。一部分报刊更愿意保持沉默，只是在花絮小文中提一下丑闻，体现出一种特别的谨慎。另一些则选择了反击，重复了反税收的老生常谈，因为税收那饕餮胃口早已引来纳税人的极大愤慨。总之，丑闻逐渐地风化殆尽，几个月之后，它便化为乌有，英国和瑞士银行继续从事它们的活动，甚至都没有减缓过一丝一毫，那些势单力薄的小纳税人则比最有优先权的那些阔佬继续缴纳更大比例的税金。

夏尔·佩里顾不再担心什么，但他已被失败压扁了。他一直没有从妻子奥尔藤丝死亡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家中的那“两朵花”也始终出嫁无望，就像他早已预感到的那样，她们追随了一条混乱的路，不过这条路却把她们引向了秩序之中，但她们并不为之而哭泣。她们于1946年去了印度的本地治里，并坚持让她们的父亲去那里找她们，他也终于答应，并于1951年3月成行前赴印度。在那里，他得到了他的“处女花束”的团团围绕，并于第二年去世。

保尔在广告方面早熟的才华，帮助他的香膏成功地赢得了市场，这生意得到了电台广告插播的一种精明推广运动的强力帮助。“哎呀!好苗条!”这一口号早已成为大众的内心表达，人们自始至终一直都在使用。妇女们很喜爱它，它能允许她们打着开玩笑的幌子犯一下无伤大雅的小小粗鲁。佩里顾企业倒是并不怎么承认它的产品。《插图小报》上发表的关于保尔·佩里顾的报道，突然一下就把他从小有名气推向了家喻户晓。人们很喜爱这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人，他敢干敢闯，又谦虚谨慎，他把他很大一部分时间都用来跟报刊新闻界解释(条件是他们得有时间来听)，伟大的女歌星索朗日·加里纳托在去世之前是如何前去柏林向强大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挑战，她是以何种方式，把她最后的那次演唱会变成了一篇反纳粹的宣言，而德国当局又是如何殚精竭虑地炮制了一个传说，却又迫不及待地打碎了它，因为它彻底错估了女明星的内心精神，等等，等等。当他一开始讲这个故事，别人就根本无法让他停下来。所有的百科全书都采纳了他的这一说法，这都是靠着保尔的坚持不懈才获得的成功。

1941年他参加了抵抗运动。1943年被盖世太保逮捕，他们根本无法把他从轮椅上抬下来去接受审讯。

1944年8月的那些日子里，他就在巴黎，整整七十二个小时期间，他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轮椅、他的窗口和他的枪。

抵抗运动勋章、解放十字勋章、荣誉勋位团勋章……保尔接受了桂冠，但从来没说到过他的战争，也没有注册参加过任何抵抗运动老战士协会之类的团体。他从来都不愿意再见他的父亲，尽管后者总想通过这一点与儿子接触。这两个男人真的没有选择同一个阵营。

他对药物学的热爱并没有在卡吕普索香膏成功之后再持续下去。让他着迷的，并非产品本身，而是销售产品的方式。他献身给了广告学，创建了佩里顾广告社，娶了格萝丽亚·芬维克，一家同行竞争对手美国广告社的女继承人，先是移居到了纽约，然后又返回巴黎，他有了很多孩子，还有了很多利润和口号，在广告行内他是个强者。

蕾昂丝·皮卡尔在拥有多种出路的时候，依然选择了前往卡萨布兰卡。她想回到出发点，以一个小姑娘玩跳房子游戏的方式，一旦跳错了脚，就返回来从头玩起。此外，她也没有带上罗贝尔·费朗，后者对此大为惊讶，但又很快得到了自我安慰。

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弄明白，她为什么选择了玛德莱娜·让维埃这个姓名。她重新开始了她的勘探，就像几年前在巴黎时那样。她并不求寻找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女士来做一个伴妇，最终遇上了一个诺曼底的工业家，嫁给了他，生了五个孩子，一年一个，在最后一次怀孕之后，蕾昂丝体重增加了不少，人们见了她的面可能都会认不出来了。

啊，对了，弗拉迪，我们可别忘了弗拉迪。

她嫁给了她的那位东线列车的检票员，成了凯斯勒太太，定居于阿朗松，但始终就没有学一句法语。她的长子叫阿德里安，众所周知，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至于玛德莱娜和迪普雷，他们彼此继续以“您”相称，一辈子都如此。

他叫她“玛德莱娜”。她叫他“迪普雷先生”，就像一个女商贩面对着她的顾客。

路德格，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