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献给我的大师大仲马的纪念之作的题目，是从阿拉贡的一首诗中抽取出来的[1](《丁香与玫瑰》，《断肠集》， 1941)，并受到某些现实事件的自然启发。

小说中古斯塔夫·茹贝尔的法兰西复兴会，明显借鉴自埃内斯特·梅西耶的法兰西振兴会(1925—1935)，而书中虚构的温特图尔银行联盟的种种实践，则来源于巴塞尔商业银行的逃税措施(1932)，《巴黎晚报》的种种行为来源于“法兰西报刊可恶的被售卖”(《人道报》上发表的鲍里斯·苏弗兰的系列文章，1923)。儒勒·基约多这一人物的塑造则受到了《晨报》老板莫里斯·比诺-瓦里拉的启迪。

我要在此感谢的所有人，在我对“真实故事”的不忠实态度上都没有任何责任，全部的责任都在于我。

在我这部小说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卡米耶·克莱雷(全靠了埃马纽埃尔·L，我才有机会认识她)真诚地贡献了她的历史学家才华、她的反应以及她的知识。每当我犯下有悖于历史事实的错误时，她就会为我指出来。当我决定我行我素时，她就会强调其中的危险。我们的合作真的是一件乐事。

我欠研究那一时期历史的专门学家的债有很多很多，我尤其要致谢法布里斯·阿巴德、塞尔吉·贝尔斯坦和皮埃尔·米尔扎，另外还有奥利维尔·达德、弗雷德里克·莫尼尔、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尤金·韦伯、米歇尔·温诺克、西奥多·扎尔丁。

让-诺埃尔·珍妮妮的《隐藏的钱》这部关于商业界与政界的精彩著作，为我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素材，尼古拉斯·德拉兰德的《税收的战役》也一样，小说中夏尔关于抑制税收的大多数想法就是来自于它的。我是全靠了克里斯托弗·法尔凯的作品(《反逃税的斗争：SDN的失败》)才把它们补全在这里。小说中偷税漏税的想法，我应该归功于塞巴斯蒂安·古克斯的那篇精彩文章《1932年：偷税漏税事件与赫里欧政府》。

杰曼·拉莫斯以完全另一种笔调写成的小说《邪恶博览会》则成了本书中那些利欲熏心的报刊方面的资料来源，在议会主义话题方面，资料来源是罗伯特·德·朱文的《伙伴共和国》。

感谢B.热尔韦斯、L. A. 帕热斯、P.勒步、C.沃泰、J.班维尔、G.桑瓦森等人的文章，弗朗索瓦·科蒂在《费加罗报》上的文章，以及在《晨报》上每日的加框小短文，还有《小报》上署名为M.德拉·帕里斯 的专栏文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3月发表在《小报》上的那篇题为“法兰西是不是想要一个独裁者”的长篇调查文章。对此，以及对其他很多东西，我要感谢那些专家，他们为BNF的Gallica数据库的维护做了很大努力，希望他们能掌握更多的手段。

波兰语的翻译是由我卓越的译者乔安娜·波拉霍斯卡提供的。我同样要为德语(南方德语)的翻译而感谢劳拉·克莱纳。

让-诺埃尔·帕西约详细地为我解释清楚了涡轮喷气发动机的种种原理，感谢他那么耐心的解释.我还要感谢杰拉德·哈特曼，他对我技术方面的马虎表现得十分包容。埃尔维·戴维十分亲切地帮助了我，使得我笔下的人物保尔能投入到对留声机的爱好中去，而迷人的巴黎留声机博物馆则确保了我在这一领域的入门。巴黎留声机商行这家美妙的宝库中的Jalal Aro，则为我完美地补全了这方面的欠缺。

在这一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常常受到其他很多事物的启发，所写的任何东西都不真正属于我们。例如，当我需要解释索朗日·加里纳托从某一天起就坐在舞台上演唱时，我就回想起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质疑夏尔·米里哀主教神秘天职的方式(“此后，米里哀先生的身世又有些什么遭遇？法兰西旧社会的崩溃……”)。在这里详细列举所有的参考文献不免会太过学究气，我便姑且在此开列一个大致的清单，我要感谢以下的前辈(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路易·阿拉贡、米歇尔·奥迪亚、马塞尔·埃梅、夏尔·波德莱尔、索尔·贝洛、埃马纽埃尔·卡海耶、乔治·巴桑、艾维·康普顿伯内特、亨利-乔治·克鲁佐、大仲马、阿尔贝·杜邦泰尔、古斯塔夫·福楼拜、威廉·盖迪斯、阿尔伯特·加里尼、让·吉侯杜、路易·古洛、萨沙·吉特里、维克多·雨果、让·饶勒斯、肯·克西、安德烈·马尔罗、威廉·麦克尔文尼、拉里·麦克默特里、诺威、皮尔·佩雷、马塞尔·普鲁斯特、约瑟夫·罗特、克劳德·肖普、司汤达、威廉·萨克雷、列夫·托尔斯泰、特瑞凡安、卡米耶·特吕梅、 雅各布·瓦塞尔曼。

感谢我那些认真的读者：与我心心相通的历史学者杰拉德·奥伯特，另外还有娜塔莉、卡米耶·特吕梅、裴里娜·玛干娜、卡米耶·克莱雷、索莱内、凯瑟琳·波若冈、玛丽亚-加布里埃拉·波塞勒以及阿尔贝·杜邦泰尔。

特别要提一下维罗妮卡·奥瓦尔黛，感谢她的明确建议和慷慨帮助。

还有帕斯卡利娜，感谢她自始至终的帮助。

[1]　见阿拉贡这首诗《丁香与玫瑰》的最后一句：“安茹的玫瑰远处的火光把你映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