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来自玛德莱娜·佩里顾，安德烈赶紧把它记下来，写在一张纸上，并久久地细看着：

“亲爱的安德烈—标点—从朋友处得知—标点—蕾昂丝·茹贝尔将去德国—标点—奇怪不？—标点—您，玛德莱娜。”

他一开始还以为那是个恶作剧呢。来自于玛德莱娜，实在难以令人相信，但这信息又是如此地惊人……假如这是真的呢，那她又是如何知道的呢？那个朋友又是谁呢，玛德莱娜都不再有什么朋友了啊……

安德烈一下子停住了。他明白那是什么把戏了。玩得太大发了。

他想到了他的报纸，《斧棒手》，它的创刊号原定于一个月之后……不可能再等了。信息不能捂得太久，捂久了会变馊的，必须趁热打铁。

他迅速地在他的文件堆中翻腾，寻找蕾昂丝·茹贝尔的电话号码。无论如何，她是第一个目标。要不，她就还待在那里，消息是假的，要不，她就真的……等待通话期间，他想象着种种结果。他是唯一一个知道内情的吗？当然。他庆幸自己跟玛德莱娜维持着联系，尽管它很疏远。电话局的接线员回电过来了。说是对方没人接听。

安德烈大步奔下楼去，叫住了一辆出租车，赶到了玛德莱娜的家。

“他们前天就出门了。”女看门人告诉他说。

她很抱歉无法为这年轻人效劳，他的形象看来还真的很不错。她是个寡妇。

“他们去温泉疗养站了，”她补充说，“去诺曼底，但要告诉您在哪里……”

她看到安德烈的脸上很是惊讶的表情。

“那是为了小家伙，据说温泉对他很有好处的，那可是医生说的。”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嘛……夫人当时说，要待上十天半个月的……”

安德烈一时间里愣在了人行道上，迟疑再三。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但是他实在不知道不那样又该如何：二十分钟之后，他来到了报社。

儒勒·基约多把文稿揉搓在他粗胖的手指头之间。

“她去了柏林……依照她丈夫的指令？”

“到底是有一个罪人，还是有两个罪人，这都已经无所谓了。假如这事是真的，那她就是一个卖国贼……对于法兰西，这就……”

“对于法兰西，我才不管它呢，”基约多说，“但对于报社，这是个极好的消息!”

“必须打电话……”

“嗨嗨嗨，不行!谁的电话都不许打，我年轻的朋友，您是想泄露消息还是怎的？”

在出租车里，各人干着各人的活儿。安德烈写着他的专栏文章，他急切地对基约多吼叫：再过一会儿，这样的独家新闻就会从手指头缝里溜走啦。而基约多，如同平常那样，正算着他的账。

“您敢肯定吗？”威特雷尔问道。

这是一个干瘦干瘦的男人，出身国家高级公务员家庭，从文艺复兴时期起，这个家族就出了很多高等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他在内务部里有耳线。

“我亲爱的，”基约多说，“假如我们确信这一点，我们就不会来您的办公室了，而这消息也早就刊登在《晚报》的头版上了!”

“亏您想得出!不，不，我要打电话找一个同事。”

从这一刻起，消息便流传开来，如同一股悄悄的却又势不可挡的春潮，它从内务部的领导层一直涌向反间谍机构的地窖。

“您先什么都别登，基约多。而作为交换条件，一有新的消息，我们将第一个通知您。”

“这对我并不太合适……”

威特雷尔对此沉默以对，就如他在行政事务中早就学会做的那样。

“我不想成为第一个，我想成为唯一的一个。不然，我现在就刊发!”

“那好吧。您将是第一个，而且还是唯一的一个!这样对您总行了吧？”

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很响亮。

回到家里后，安德烈开始写他的文章，但他有些心不在焉。

他兴许掌握了一桩惊人的丑闻。甚或，一次复仇机会。茹贝尔曾经小看了他，而现在，他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牢牢地钉在耻辱柱上。

就这样决定了，保尔将从舞台上内幕的一侧观看演出。首先，一个坐轮椅的残疾孩子的在场，实在不怎么符合帝国高层人士所梦想的关于人性的形象；另外，这样一来，人们就不需要在本已足够复杂的晚会上再加上一段意外的插曲，保尔想跟他的朋友索朗日以及弗拉迪待在一起，而弗拉迪已经满怀热情地同意接受一项她并没有十分把握能完成的任务。

离演出开始还有二十来分钟，索朗日就安顿在了舞台上，她费劲地登上了布景台，不再挪动地方，服装师和化妆师一通忙活之后，她就像一块大理石一样一动不动地面对着关闭的大幕，完全处在第二状态中，而不到演出结束，她是不会从中摆脱出来的，就仿佛上帝本人打了一个响指，让她重新下凡到了大地之上。理查德·施特劳斯要求前来向她问候一声，却没有获准登上舞台。

到了规定的时刻，大厅中几乎都已坐满，只有几个包厢中，要员还没有到，让人等着。保尔的轮椅被推到几道短幕之间，他现在死死地盯着弗拉迪，就仿佛她本人才是当晚的女主角，正准备亮相上台。

大厅中一片嘈杂，保尔朝台下偷眼望去。原来是总理希特勒来了，整个内阁的成员跟随其后，好些穿军装的男人，几个打扮优雅的女人，保尔举起了手，弗拉迪坚定地走上前来，手里拿着一把梯子，比她要高上四倍，她把梯子放到作为布景的几个大油画框跟前。

被遏制住的喊声，憋在了喉咙口的号叫……

三个舞台监督一下子明白到，有什么事情正在摆脱他们的控制，便赶紧冲上了舞台，但弗拉迪早已撑开了梯子脚，爬了有七八级横档……三个人抬头望着她，猛地停住了。高高在上的弗拉迪已经伸出手指头，抓住了一块画布，使劲一拉，就把它扯了下来，画布慢慢地落到地面，在地板上自行卷成一团，就像一片巨大无比的水果皮，让真正的布景一展英姿。舞台监督像是入了迷，呆呆地瞧着她在那里肆意撕扯，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她的裙子底下到底有什么，或者没有了什么，竟使得那三个男人如此地愣了神？这正是保尔对自己提的问题，而弗拉迪也正是选择了这一时候，轻轻地转身朝向他，向他抛来一个轻佻的飞眼，让他不禁笑出了声。

短短几秒钟，她就揭开了一半的布景。她一级一级地走下梯子，很慢很慢，移动了一下梯子，又爬了上去，准备撕扯剩下的另一半。奇怪的是，三个人中没有一人做出任何动作来阻止她。他们重新回到自己作为勤杂人员的地位，站在梯子底下，目光朝天，仿佛被紧紧定在了天堂的大门前。

布景的另一半也飘落到了地板上，弗拉迪下了梯子，捡起被撕破的画布。

此时，演出开始的铃声响了起来，像是对那三个人产生了一种电刑的效果，其中的一个赶紧夺过梯子，三人一起消失在了幕后，没有一个人来得及好好地看一眼刚刚露出真面目来的布景图案，大幕已经从容拉开，布景突然闪亮登场，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大厅陷入到黑暗之中，舞台则被照得雪亮，正中央，在一片珠罗纱、绸缎、丝带的海洋中，端坐着索朗日·加里纳托，雍容富态，威风凛凛。

观众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那第一个音符就已经飘扬起来，无伴奏独唱，所有人都想听到的，那是一种传奇般的音符，它唱出了三个简单的却早已环绕了整个世界的词：

我的爱……

柏林歌剧院整个宏伟的大厅，都被女歌星的魔力紧紧抓住，她的嗓音，那么强劲有力，那么抑扬顿挫，像是被撕裂一般，前来对每个人的心儿倾诉，但观众同样也被布景的魅力所吸引，图案的动机很难解释得清楚，跟原先的那一个截然不同，原先的画面，体现了农业和胜利，毫无想象力，也无凹凸感，只是一种平庸的黄颜色，令人放心，人们早就宣告过了，也相信已经证实了。

我们又来到这里，在宫殿的废墟

我们当初第一次见面就在此地……

确实，布景中所画的，是一片废墟，一把巨大的大提琴，已经用坏了，灰尘仆仆，一副衰老的样子，人们会说它是从一个阁楼中找到的，上面缺了两根弦。这乐器，仔细瞧的话，也很像一把吉他，因为它拥有一个被一只打开了壳的牡蛎所彻底占据的玫瑰花饰。

我们所在的这废墟

可就是我们所剩余

的全部？

就这样，年轻的画家，一个二十九岁的西班牙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象征性地创造了一个索朗日，然后又复制了另一个她，因为在画布的另一端，面对着代表了她本人的这把大提琴，画有一只巨大的火鸡，面对着观众，正装腔作势地展开翅膀，好像一只开屏的孔雀。无论怎么说，这就是极其普通的随便一只鸡，总体来看一副呆笨的样子，无神的眼睛，张开的角喙，但它拥有家禽场中其他成员的某种陌生特点(在布景画的远景中，人们可以看到几只家禽，很小，很远)，那便是由尾部的羽毛所构成的这一巨大的圆轮，五颜六色，光彩夺目，充满了肉感。

但您可看到何等的混沌

我们的生活沉浸于其中……

在这一开场曲的演唱期间，一种混乱正在酝酿，索朗日从来没有像这一次唱得那么好过，她也从来没有怀过那么强的信念。混乱就飘**在了第一阵掌声之上，这掌声迟迟疑疑，稀稀落落，忐忐忑忑。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希特勒所在的那个包厢。

按照节目表，乐队演奏起了《我的心在血中游动》[34]的最初几小节旋律，但是，索朗日的嗓音响了起来。乐队指挥不知所措，转身朝向了她，看到她的右手指向了乐池，手心朝前，索朗日以一种命令式的口吻说：“Bitte !Bitte !”[35]

乐手们乱作一团，纷纷扔下了他们的乐谱。几秒钟里，人们还以为乐器正在校音呢。寂静复归。全场沉默。索朗日闭上眼睛，开始唱了起来，依然还是无伴奏独唱，那是洛伦兹·弗罗伊迪格的Meine Freiheit， Meine Seele(《我的自由，我的灵魂》)，这部作品应该被淹没在节目表中，但她把它当作了她这次演唱会的真正开场曲。

索朗日闭着眼睛唱道：“Ich wurde mit dir geboren”(我跟你一起诞生)。

一分钟过去了，然后，总理站了起来，所有人也跟着站了起来，索朗日始终还在唱：“Ich will mit dir sterben.(我将跟你一起死去。)”

保尔在幕后激动得直落眼泪，官员们纷纷离开包厢，很快，所有人也都动身走掉了。

索朗日还在唱：“Morgen werden wir zusammen sterben.(明天我们将一起死去.)”

大厅渐渐走空，乐手们站了起来，乐器吱嘎作响，索朗日的嗓音被叫喊声和起哄声覆盖……

大厅中只剩下零零星星的三十来个人。他们都是谁，人们永远不得而知。他们站在那里鼓掌。这时，剧场突然陷入绝对的黑暗之中，只听见有一记嘹亮的笑声响起，那是索朗日·加里纳托的笑，一种依然属于音乐的笑。

在回程的火车上，保尔一直不敢睡觉，生怕这一切会像一场梦那样悄然消逝，他想把这一切全都留住。

柏林歌剧院的大厅暗了下来，引起了在场一些观众的一致抗议。索朗日的笑声在回响，可怕而又绝望。一分钟或者两分钟就这样流逝了过去。保尔从幕后听到人们的响动，他们在台下，摸索着寻找出口的门，然后一道灯光突然亮起，正好就在索朗日的头顶，她抬起了脑袋，那是顶部的一盏探灯，垂直照下来，突然照亮了索朗日·加里纳托那乱成一团的衣裙罗纱与头发。

保尔抓住轮椅的轮子。弗拉迪出现了，是她找到一个舞台工作人员，拧了一个开关。

很快地，在这巨大的舞台上，就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了，这场演唱会前后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但它把他们的心充得满满的，就像经历了整整一生。

弗拉迪过来跪在索朗日面前，保尔也跟着上来。他们拥抱在了一起，就那样待了很长时间。

“来吧，匹诺曹，我们该走了!”

但是，索朗日并没有尝试努力地站起来，而是把弗拉迪的脸紧紧捧在她的双手中。

“你真的有一个美好的心灵，你……”

她弯下腰来，轻轻地，几乎就是静悄悄地唱着《玛侬》一剧的最初几段唱词：“啊，多美的钻石……”然后，她亲吻了她。一声叹息。

“这是演出中最精彩的结尾：索朗日·加里纳托要站立起来……”

她做到了。

现在，我们的这三个人物就在柏林歌剧院空****的舞台上。在右侧，是弗拉迪丝瓦娃·安布罗杰维奇，人称弗拉迪。她见过很多世面，但在她的生命中，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事情能按照她的意愿做到头，她也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享受过。她清除了人们对她这个人可能会产生的某些看法，她也曾爱过男人，有过性的乐趣，突来的拥吻，狂乱的**，她快三十岁了，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一张贪吃的嘴，一颗燕子般的心，而今天晚上，对她而言，某种东西已经结束了，她却还不知道。

在左侧，坐在轮椅中的是保尔·佩里顾。自从我们见到他从三层楼上飞身跳窗而下，落到他外祖父的灵车上以来，他的生活中也发生了很多事。我们曾见过他患了缄默症、紧张症，几乎要死去，然后，1929年12月的某一夜，他大声号叫，回想起了可能落到一个孩子头上的最可怕的一个场景，我们也曾见过他给自己紧紧披上了一件音乐的外衣，就像披上一件外套，疯狂地爱上了这个明星，让她的嗓音穿透他的心。

而在他们两人的中间，是索朗日·加里纳托，在她艺术生涯最值得怀念的一次演唱会之后，她两手分别撑着一根拐杖，步履维艰地走下了舞台。

三个心灵准备爆发。

今天这个夜晚将改变他们的生活。

从幕后闪出了一个人影，那就是乐队指挥，在整场演唱会上，他都没有表演过哪怕四小节音乐。这一位，他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谢谢。”他说，激动得热泪盈眶。

“行啦，”索朗日回答道，“还谢什么呢？”

但是，她心里很清楚。

她的背后，那边舞台上，有三个人正在祈求上帝保佑他们第二天不受追究。他们正在撕那位西班牙画家的布景画，把碎片塞进几只大口袋，从此，将不会有人再看到这部作品了。

“可以把灯开亮一点吗？”索朗日问道。

通常，她的化妆间总是人满为患，崇拜者、官方人士、评论家，她会兴高采烈，偶尔也假装谦虚。今天晚上，却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任何人。但索朗日很开心，这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夜晚。她常常为了一些次要理由而沾沾自喜，今晚上她很骄傲，但那是另一回事。

“你看到了吗，匹诺曹？”

她卸了妆，弗拉迪递给她棉球、乳霜。

这就是保尔在返回巴黎的列车上所重见的那些形象。他真希望他母亲能亲自见证这一切……

“去吧，”他对弗拉迪说，“你应该饿了吧？”

“Oczywis??cie!”[36]

列车一路驶向巴黎。

保尔终于睡着了。他还稍稍打起了呼噜，弗拉迪喜欢这个，这鼾声。对于她，这是个信号，表示睡得稳，无牵无挂，不像那个年轻的检票员，弗朗索瓦，他叫弗朗索瓦什么来着，没关系……对了，叫凯斯勒!正是这个。

在走廊中，他们讲德语。他解释说他替了同事的班，说着他微微一笑。他所没有说的，是他为再见弗拉迪的面而特地向同事提议换的班，因为他还没有她的地址，甚至也没有问过她的姓名，他还不知道她叫什么，他只记住了她回巴黎的日期车次。

索朗日·加里纳托的列车则驶向阿姆斯特丹。途经汉诺威，不许她有别的选择。晚上，一些德国士兵冲进了她的房间，一些穿制服的姑娘检查了她的行李箱，说是得看一看如何。但那些人没有挤撞她，他们应该是奉命而来，例行公事，但重要的是，她当即就得离开柏林，而阿姆斯特丹，则是第一次出发，同意，索朗日心想她将在周末回到米兰，她哪里都不住，尤其不住在这里。她稍稍为那位西班牙画家感到遗憾，但是，他将会为此而欢笑，她见过他一次，漂亮的小伙子，爱笑，一反传统的人。

至于施特劳斯，他没来看望她，甚至都没有给她寄一封信来，他很生气，可以理解。

索朗日想念匹诺曹，还有那个登上梯子的波兰女子，好一个天性勇敢的姑娘。

索朗日很疲惫。

由于她事先根本没有为这次出发做什么准备，她随身没带任何读物，她就睡了。请看这样一个场景。一节头等车厢，夜行列车，整整一个包厢都预留给了这位传奇女人，她肥胖得自己根本就起不来身，因为她身边没有人帮她一下。而通常，她周围总是有人簇拥着，有人献殷勤，有人跟她聊天，给她解闷儿，而今天夜里，她孑然一身，被人从一个城市，从柏林赶了出来，而她在这个城市曾获得过成功，赢得过胜利，理查德·施特劳斯本人从来就只爱她，这是他在来信中说的。铁路公司的一个列车员悄悄地敲响了包厢的门，谁？他打开了门，检查车票，他很惊讶，请原谅，他又关上门，索朗日让他害怕，这只是扔在座位上的一大堆满是皱褶的皮肉，像一条鲸鱼那样喘息着。

实际上，这是一个小姑娘。

她七岁，正是保尔从楼上破窗而落时的那个年龄。她父亲终于回家了，他浑身酒气，几把椅子倒在了厨房里，她站起来，她习惯了，母亲躺在桌子上，父亲压在她身上，这还阻止不了他打她，小姑娘冲上来，拉她的父亲，但他很壮，弯弯扭扭的如同一根葡萄的枝蔓，他长年在室外干活，肌肉结实，她抓过她能找到的唯一一个物件，高高地举过头顶，那是一口煎锅，沉重得就如一块铁砧，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拼命地一击，足以杀死一头牛。他倒在了一侧，流了很多血，母亲跟孩子们一起很快睡着了，就让他那样流着血，就让他这样死去，而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任何时候，这父亲，是一头笼中的困兽。每一天他都带来他的那一份暴力、恐怖，孩子们浑身青痕，在学校，没有任何人说什么，那是在农村，假如把身上有青痕的全都算上……

几点了，我们到哪里了？她几乎回想不起来，但她感到远远地来到的种种痛苦，原始的痛苦，由火车声带来的形象，而那火车就滚动在她的脏腑中。阿姆斯特丹，她跟莫里斯·葛朗台一起在那里，他美得就像一个神，几乎有些女性化，他就是在那里创作了《世界的荣耀》，城里头，雨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们住在一家旅馆里，窗户朝向一条运河，这会是在****的整整一个星期。但莫里斯写啊写的，索朗日俯在他身上，呼吸着他的气味，闭着嘴喃喃细语，音符一串串地写在了乐谱上，一连好几个小时，乐谱覆盖着乐谱，还有很多页被撕碎。索朗日耐心等待，莫里斯终于躺下，他倒在她的身上，精疲力竭，她把他吸入体内，他们睡着了，但是当她醒来时，他已经又伏在那张小桌子上，重新投入到了工作中，面对着窗户，面对着运河。当他结束时，他们在旅馆的客厅中待了整整一下午，莫里斯坐在了竖式旧钢琴前，索朗日手中拿着乐谱，试唱着，顾客们最终要求保持安静，但是随后，所有人都笑了，人们纷纷要求签名留念。一天，在墨尔本，有一个男子过来见她，给她看了她当年为他签名的那家旅馆餐厅的菜单，上面还有莫里斯的签名呢，索朗日激动得热泪盈眶。

另一扇窗户，面对着大海，那是在蓝色海岸，莫里斯是那么美，始终那么美，她给他买了一辆劳斯莱斯轿车，一种疯狂，警察来到，门铃响起，她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他们转过身去，让她赶紧披上一件浴衣，简单地告诉她一句，莫里斯死了。

她的才华，她把它全部归于艰辛，归于悲伤，因为这就是命中注定，就是她的星座，她是一个痛苦的孩子，从始至终都是，而现在，已达终结。

凌晨两点了，火车单调而又平稳的旋律催人入梦，索朗日入了梦，阿姆斯特丹车站快到了，年轻的检票员用他的检票夹拍打着包厢的窗玻璃，这里是头等车厢，请旅客们注意。夫人？我们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索朗日还在柏林，“Bitte， bitte!”[37]她高喊道，她知道自己做不到的，这一暴力，这一勇敢。她很高兴组织了这一音乐会，面对着她憎恨到了骨髓的这些人。这没有用，兴许，但她还是做了。

她唱了起来。然后她轻轻哼着，她喃喃细语：

Morgen werden wir...[38]

列车驶入了阿姆斯特丹火车站。

... zusammen sterben.[39]

索朗日·加里纳托，本名贝娜黛特·特拉维耶，出生于多勒(汝拉省)，刚刚咽下了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