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始终把议员的职业看作一种与人接触的职业：“我们就像是神父。我们给人种种建议，我们向最温顺驯良的人承诺一种灿烂辉煌的未来，我们的问题是同样的，必须让人们前来望弥撒。”由于夏尔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维持与选民之间的紧密联系，故而，他的工作计量单位一直都是信件。也正因为如此，阿尔丰斯放到他办公桌上的那些厚厚的卷宗让他真有些害怕。“天啊，”他说，“看来，最好还是得创建一个反浪费委员会!”

没有人意料到，由夏尔本人首先发现的一件怪事，就是他对他所负责研究的问题产生了兴趣。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当然，他心想，税收本身已经是一个不公正的、简直如宗教裁判所一般的措施，但是从它存在的那一时刻起，还产生了一种更严重的不公正，即有的人缴税，有的人却不缴。前一类人是爱国的，被认为太天真，后一类人则是恬不知耻的，却并不受处罚，这也太让人震惊了。

而他是真诚的。

他问了问数目，结果却没有。

“怎么会呢，没有数目？”

“那是因为……很难评估。”委员会的秘书回答道。

偷漏的税款，从总体上说，至少应该达到了四十个亿，更可信的说法，是六十或七十个亿。天文数字。

夏尔下令好好检查一遍现有的措施，来检查一下申报单，来惩罚弄虚作假。

“这玩意儿，真是一块格鲁耶尔干奶酪，处处都有漏洞啊。”两个星期的清查之后，他这样总结道。

在立法方面，确实有不少的漏洞，只要人们消息灵通，就不难通过网眼侥幸逃脱。由此，存在一个相对新颖的职业，特地创建出来以帮助一些人合乎规矩地偷税漏税，而这一行当，最为经常的，是由财政部的那些前官员在干。

“那是一些‘税务诉讼事务所’。”秘书明确道。

“他们这是在跟国家打官司，是的!至少，它们都是守规矩的吧？”

什么法都不存在。这些前官员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他们的才能让客户获利，因为客户自己并无这方面的专长。真的是面包就摆在案板上，绝对有利可图。

于是，夏尔召集各类专家来开听证会。该做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加强力度，拧紧螺丝。

“为什么之前没有这么做呢？”夏尔问一个税务检察官，那是一个又高又胖的家伙，西南地方的人，早年没能成为职业橄榄球选手，只因为他有一双花边女工的手，细巧的手指头生来就是为了翻一页又一页的报告书的，他什么都读，什么都记得住。

“我们可以检查一切，主席先生，条件是，请允许我援引，‘不泄露银行家与客户之间关系的秘密’。由于绝大多数的偷税漏税者选择了瑞士，这就把他们打发回了起跑线。”

夏尔瞧了瞧左边，又瞧了瞧右边。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全都像他一样，茫然若失。

“毕竟，还是有单据凭证在……”

他影射了一次诉讼过程，关涉的是以有税务问题的纳税人名头所做的自动转账。

“于是，这一措施于1925年2月被放弃。因为银行家们不愿意那样做。必须‘保证政府部门的措施不会伤及银行的机密’。”

“如此说来，假如我理解得不错的话……我们就没有任何办法啦!”

“绝对是这样。所有人都认为，假如我们检查富人的话，他们就会把自己的钱转到别处去。请容我再次引用：‘当法国成为一个穷人的国家时，我们又将做什么呢？’”

“您的那些引语都快把我烦死了!”

“那都是您自己写的，主席先生。那是为了1928年您的那次竞选活动。”

夏尔咳嗽了一声，不说话了。

形势变得越发严峻，尤其是因为，1933年的财政预算已经是连续第四年带赤字了，已经从六百万的亏空发展到了六十亿，然后又从六十亿发展到了四百五十亿。国家的债务让经济学家们甚为担忧，后者转而影响了政治家，让他们也忧心忡忡，而政治家，则接着来，让公民们产生了犯罪感。到了这一操心风潮的当口，那就得当场找到钱。于是，纳税人的衣兜就成了最直接被涉及的地方，但是反税法专家协会还从来没有如此地充满敌意过，这让阿尔丰斯十分焦虑。

“反税抗税的运动，向来都曾有过的。”夏尔回答道，而他自己，则给出了鼓励。

星期六到了。阿尔丰斯借口自己在委员会里工作繁忙，每星期只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谈情说爱。

星期六是“跟阿尔丰斯一起外出的日子”。两个女儿始终在一起，谁都没有解释其中的理由。

事实上，两个姑娘经历着一种进退两难的可怖困境。她们一直无法决定到底谁来嫁给阿尔丰斯。雅馨特并没有否认萝丝的长女地位，但是，一天晚上，在她们的房间里，她特别强调说，那年轻人有朝一日将会成为部长，说不定还会有更高的地位，而她的英语水平要比她姐姐更高，尤其是在使用现在完成时方面。萝丝倒是承认这一点。将如何向求婚者解释她们又重新考虑了这一问题呢？而假如她们之后又要再改变主意的话，那又会发生一些什么呢？她们于是决定，这一决定只属于她们彼此之间的秘密，她们什么都没有对别人说就偷偷地交换了彼此的位置。阿尔丰斯出门时挎上了雅馨特的胳膊，还以为那是萝丝呢。对于他，这一点儿都不会影响到什么，因为他从来就没能区分清楚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她们绝对具有同样的丑陋程度。再者说，同时带上两个姐妹，万一他的未婚妻突然被一种狂热的情欲攫住，他还可以避免麻烦呢。

他们去了卢浮宫，两个姐妹为此早已特地做了功课预习，却还是把波提切利的《圣母与圣子》跟巴尔多维内蒂的同名作品给弄混淆了，她们不约而同地开始狂乱不堪的分析，却跟原作风马牛不相及。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姑娘们对她们的决定又反悔了。她们似乎更愿意让萝丝嫁给他了，因为阿尔丰斯作为一个独生子，属于那种只想要一个孩子的人，而雅馨特却很想要很多孩子，至少六个(某些日子里，她把数量升到了九个)。

而阿尔丰斯却感觉不出这里头有什么区别。

对那个装有珍贵的螺旋桨叶的包裹失而复得的事件，茹贝尔做了一个对比强烈的总结。坏的方面的消息，就是损失了大约二十万法郎。而好的方面的消息，则是在进度计划上只有十天的推延。他庆幸自己当初保持了冷静，并没有“使这一损失正式化”，而实际上，他只是没有勇气那样做而已。一切又变得皆有可能。人们并没有等待最终的测试结果，就宣布要在九月初举行一次公开演示，他已经正式邀请了法兰西复兴会的成员、所有的报刊记者，以及政府高官前来观摩这一演示。人们将展示，一切都已完美地模型化了，已经可以开始制造历史上第一架使用喷气发动机的飞机了。用不了八个月，人们就将看到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飞翔在法兰西的天空上。

人们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还不算太早。

政府高层人员借口工作实在太忙，只派出了几个级别较低的公务员作为代表。茹贝尔当然并没有因此而激动。等见到最初的成功，他们自然会乐得弯下腰来摘取胜利果实了。

那些曾参与此事，提供了人力物力以及大量资金的企业，都做出了同意出席的回答，但是很难掩盖他们的怀疑。报刊充满了激动与悬疑，准备大规模登陆。

茹贝尔感觉自己很强。他是不是真的怀疑过？他在问自己，全然忘记了那些软弱的时刻，在他眼中，那些软弱时刻根本是不算数的。

工作室内部笼罩着旗开得胜的欢乐气氛：人们终于结束了一个循环，它在欣喜与信任中开始，它也经历了艰难的时日，但它现在坚定地走向了成功。

一收到保尔的信，索朗日就打来了电话。从马德里。女门房怒气冲冲地上楼来(“我这么一个看门房，又不是什么邮电局!”)。保尔拒绝接听，她又怒气冲冲地下楼去(“看门的人嘛，又不是什么电报员!”)。

整整一个月，索朗日把保尔淹没在了信件与礼物的大海中，她寄来了很多乐谱、唱片、海报，这从包裹的形状上可以看得出来。但那些邮件始终都没有开封。弗拉迪每天早上给它们掸灰尘时都要说：

“Szkoda nie otworzyc? tej przesy?ki... W s??rodku moga? byc? prezenty，naprawde? nie chcesz otworzyc?？”[17]

保尔摇摇脑袋表示不。他本该把它们全扔掉的，但他没有这个力气。如同一个遭到对方回绝的恋爱者，他决定决裂，但是他自身的一部分却又在拒绝这一决裂。索朗日的照片继续装点着他卧室的墙，但他已经不再听唱片了。弗拉迪明白保尔需要一个借口，一种遁词，便继续坚持道：

“Skoro nie chcesz otworzyc?，uprzedzam cie?，z?e sama to zrobie?!”[18]

到了八月中旬，保尔终于让步了，好的，同意，他抓住了一个粉红色大信封，它散发出一种广藿香的气味，玛德莱娜总爱说，这种香味实在是太难闻了，我实在不明白怎么还会有人喜欢这样的东西……这是索朗日的第一封回信。他隐约猜测，她会在信中为她自己的事业，也为第三帝国的事业而辩护。然而，实际还要更糟，她宣布她已经取消了在柏林的演唱会，但是，那是出于很糟糕的理由。假如，她是从心底里分享着纳粹党的价值观的话，那么，无论她是要去演唱还是不去，对保尔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

她的文字透着一种激动不安，比平时要更为雄辩：

好的，我的小鱼儿，这一切全都是我的错!我本来想玩一玩神密(秘)的，因为我想让你下决心前来，玩得实在有些太笨捉(拙)了，我让你相信了一些让我脸红的东西，而要想让这个老驼(陀)螺索朗日脸红，我向你保证，必须这样!我打电话找你，但你不想跟我说话!你还不再回我的信!假如你继续再沉摸(默)下去，那么，我将专门来一趟巴黎看你，这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一旦结束已经列入计划的那些演唱会，我就将上路，我就来看你。来向你解释。

你知道，理查德·施特劳斯有多么赞赏我……

索朗日的自我夸耀不是没有理由的。施特劳斯确实多次表达过对被他称为“神秘的加里纳托”的这一位的赞叹，这很明显地表现在人们看到这胖女人坐在舞台上演唱时的感觉中，当她表演《托斯卡》或者《蝴蝶夫人》时，她就像是一只蜂鸟，根本就不需要动一下小拇指，就能把你的眼泪勾出来。因此，得到了戈培尔全面信任的施特劳斯，第一个把索朗日的来临看作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戈培尔则第一个把此事当成一个政治事件。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也得到了索朗日本人多次表态的鼓励：“我对赞扬并没有斤斤计叫(较)!戈培尔先生亲自给我写信说，他为我能来而感到自好(豪)，我也到处重复这一点，并始终补充一句对希特勒先生的好话，这真的让他们很开心。”

节目单非常符合帝国方面的期待：巴赫、瓦格纳、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德国报刊从六月份起，就公开宣布，票已告罄。

索朗日等到七月中旬才向理查德·施特劳斯通报说，她还将演唱洛伦兹·弗罗伊迪格的《失去的土地》和《我的自由，我的灵魂》。“这会对他们产生效果的，我的小鸭子，你想象不到的!”

人们很理解这一点。弗罗伊迪格是爱尔富特音乐戏剧学院的校长，一个并不太有名的音乐家，直到他在三月份时被解除职务，因为他拒绝创作图林根的纳粹赞歌。《失去的土地》和《我的自由，我的灵魂》这两部作品，对帝国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只会在这个事件上构成一个污点，施特劳斯连忙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对索朗日表达了这一看法。他写信道：“我亲爱的朋友，这两部小作品跟您的才华毫不相称。更何况，我们也根本不必无谓地在这个被人们誉为历史性的事件中画蛇添足，弄巧成拙。”

“他说的是，历史性的，我的小兔子，你明白吗？”

保尔开始微笑起来。

“Mój Boz?e... ale... co to jest？”[19]弗拉迪问道，双手捧着随索朗日的来信一并寄来的那个大纸箱。

保尔没有回答，他在读信。

“施特劳斯给我来了两次信。”这之后，早已习惯了发号施命而根本不顾及会没人听从的帝国当局，断然拒绝了节目单上的这一增添……并认为这个问题就此已经解决了。

“我回答施特劳斯说，我很理解帝国，我由此认为演唱会本身已被取消。”

那时候，在国家最高领导层有过不少传闻。施特劳斯曾不失勇气地为索朗日的选择辩护，但是，他的行为也没能给最终的决定施加多少压力。那是因为，当局在这件事上早已做了那么那么多准备，索朗日本人也多次发表了声明，取消演唱会比保留演唱会恐怕会更棘手。戈培尔自问，他是不是做得有失谨慎，因为他是那么希望看到加里纳托能为帝国而演唱。取消音乐会将会在整个欧洲引起巨大的反响，会把那个弗罗伊迪格以及另外一些人的处境曝光于聚光灯下。而在柏林，人们会说，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两首音乐小作品，本不是什么太大的事。

“他们的马(麻)烦还没有到头呢。我继续发表一些引人注目的声明。吹打着帝国的名誉。至于布景，我给你寄上我已接受的计划。”

“Mój Boze... ale... co to jest？”[20]弗拉迪又问道，把纸箱递给保尔。

保尔恐怕需要长长一分钟，才能表达他的想法，他简化道：

“这……这……是……什么？一个漂……漂亮的丑……丑闻……要……要来了……”

原先，他是那么坚定地拒绝去柏林见索朗日，而现在，保尔几乎要为自己不能前往而感到绝望了。

七月份以来，博罗茨基先生工作得很好。

“您所要求的其实并不太难，既然它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他十分固执，但他多拿到了五百法郎；在他的情况中，这就相当可喜了。

到了八月底，产品的结构稳定了下来，触摸时很柔和，微微有些油，渗透力很强。它的颜色是奶油白，几乎很像一种乳品黄油。至于气味的问题，经过多次的尝试后，保尔认为只能两选其一：桦木或者茶油。

“现在得转入测试阶段了。”他在小黑板上写道。他展示了几个盖有一个盖子的砂岩小罐。

蕾昂丝很惊讶：

“啊不，玛德莱娜，我可不是一只小白鼠!您不能够强求我做这个!”

“但那是无害的!”

“谁对您说的？”

“制造它的那个药剂师!”

“您的那个德国人啊？拜托了!更何况，他还是个犹太人。”

“我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关系。”

“我不信任他。”

“是保尔求您做的。他每天都用这一产品来按摩双腿，他也没有死掉吧!”

“还没有，瞧您说的!”

“哦……”

蕾昂丝道歉。好的，同意，该怎么做呢？玛德莱娜实在无法把实情告诉她，测试的基本指标，是要证实，实验者在使用之后不会出现痘痘、脓疱、脓肿、横痃等情况。

“您按摩双腿，直到乳霜完全渗透进皮肤。一天用白色盖子的那一瓶，第二天用灰色盖子的那一瓶。然后您告诉我，您更喜欢哪一种。”

“明白。”

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了，保尔、弗拉迪、博罗茨基、迪普雷、玛德莱娜。但是测试并没有得到完全的监控。博罗茨基认定这种药就像烧灼剂用在木头腿上，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就没有来做测试。迪普雷则完全忘了这件事，但被问到效果时，却回答说很好很好，玛德莱娜执意不用药，因为她担心会有反应，我的皮肤太敏感了，经受不起任何药品的。至于蕾昂丝，她发明了完全合乎其脾性的一套计谋，略施小计，暗地里建议罗贝尔来试一试一种“最有催情作用的”乳膏按摩，她确信，腿部也是可以被解剖学上的任何部位代替的，只要药品能彻底渗透进去。结果，茶油味以五票对一票战胜了桦木味，一种压倒性的却又是相对的胜利，因为实际上，只有保尔和弗拉迪这两个人认真地投入了这一游戏。年轻的波兰女人毫不犹豫地从双脚一直涂抹到肩膀，所到之处，她的身后总是会留下一股毋庸置疑的茶油的香味(“Ach， uwielbiam zapach tego kremu!”[21])，这让玛德莱娜实在是忍俊不禁。她跟这年轻波兰女郎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大大的发展。想当初，她不得已被迫雇用了她，但从来就没有真正喜欢过她。因此，三个星期之前，看到弗拉迪面对那一次瓦莱乳品店事件的反应，她第一次感到惊讶不已。

费尔南·瓦莱是米奈街上的乳品商，一个智力相当平庸的人，但说话高声响亮，因为他喜欢做一个有个性的人。一天早上，他决定不再为弗拉迪提供服务：

“我们这里不再伺候波兰佬!让他们滚回华沙去，留下法国人好好工作!”

弗拉迪没有办法，只好去别处购物。玛德莱娜发现了，就请她解释其中的原因。年轻姑娘脸红了，因为自己是波兰人而感觉有罪。在玛德莱娜的一再追问下，她说：

“Nie moge? juz? tam chodzic?. Nie chca? mnie obs?ugiwac?.”[22]

这话说得不很清楚。玛德莱娜便一把拉住弗拉迪，带上布提包，一口气跑到那家乳品店门前，只见费尔南·瓦莱还像惯常的那样在那里高谈阔论。

“不，夫人，”他嚷嚷道，有些愤怒，“这里，是一家法国店铺!我们只伺候法国人!”

说着，他就让当时在场的不少顾客做证，证实他立场的坚定正确。所有人全都同意。于是，瓦莱神气地叉起了胳膊，打量着玛德莱娜。

她从来都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她的直觉。兴许，是在弗拉迪脸红的那种方式中。或者，是在乳品商那耀武扬威的行为举止中……

“难道不是更因为这位小姐拒绝跟您睡觉？”

顾客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记惊诧的“哦”声，由于在场的都是女人，一些家庭主妇，一些保姆，这一惊叹更多的是针对那个乳品商，而不是那个波兰姑娘，眼下，她紧咬住嘴唇一声不吭，眼睛瞧着自己的脚，而那个乳品商早已是张口结舌，说不出像样的话来了。几乎像所有人那样，他听说弗拉迪不算是最孤僻的尤物，确实想过要享受一把她的特别照应，并且不停地骚扰她。然而，弗拉迪自有她的好恶，根本就不吃他的这一套。于是，瓦莱先生根本就没戏，只有干生气的份儿……

玛德莱娜揭开一桩丑闻，大大地震动了整个街区，她不动声色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瓦莱夫人是不是知道此事？是不是应该跟乳品商睡觉才能买到他的奶酪？领主的**权在巴黎的这个街区是不是又回归了？假如这位女顾客是法国人，瓦莱先生是不是还会赶走她呢？另外，他是不是还会向她提出同样的提议？

随着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某种女性的团结精神促使顾客们要彻底离开这家店铺。伤了自尊的瓦莱先生十分恼火，却不得不承认失败，他强忍住怒火，卖了一块格吕耶尔干奶酪还有半磅黄油给玛德莱娜，而玛德莱娜则很认真仔细地验看了分量和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