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早晨，从七点钟开始，一群群人就拥挤在开往万森方向的地铁、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上。沿着整整的一条杜梅希尔大道，一股股车流密集地流动，出租车、公共马车、带座椅的大车、自行车呈“之”字形前进，行人也加快着步伐。阿尔贝和波丽娜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幅奇异的画面。他走着，眼睛直盯着地面，人们会说这是个固执的人，某个不开心或忧心忡忡的人，而她，则抬眼望着天空，一边向前走，一边不停地注视着那艘被系住的，正在练兵场上空慢慢地左右摆动的飞艇。

“赶紧的，宝贝!”她可亲地嘟囔着，“我们要错过开场了!”

但是，这话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说说而已。毕竟，那些看台早已经被人攻打占领了。

“这帮子野蛮动物，他们到底是几点钟就过来的啊？”波丽娜不无赞赏地惊叹道。

人们能看到，那些特种部队方阵、军校方阵、殖民军团方阵，早已经排列得整整齐齐，一动不动地站着，微微抖动，像是有些不耐烦，在他们后面，则是炮兵部队和骑兵部队。由于近处已经占满了人，只剩下相当远的远处还有一些观众席位，一些头脑精明的摊贩就想出点子，专门出让木头箱子给晚来的观众，好让他们能站上去，瞧着很真切一点，其价格是一到两个法郎。波丽娜讨价还价，花了一个半法郎租了两个木箱。

阳光已经照耀了万森一带的整个林园。女人服饰的五彩缤纷和军装式样的多姿多彩，在男士黑色大礼服以及官员高帽的衬托下更显漂亮。这无疑就是大众想象力的习惯效果，但人们能见到一些忧心忡忡的精英人士。他们兴许真的很忧虑，无论如何，他们中有一些是那样的，因为他们已经在第一时间读过了《高卢人报》和《小报》，阵亡者纪念碑造假这件事搅动着所有人的心。它恰好在国庆节当天爆发，这看来似乎不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是一个征兆，就像是一种挑战。“法兰西受到了侮辱!”一些报纸的文章用了这样的标题。“我们光荣的死者遭到辱骂!”另一些文章则借助于大写字母这样添油加醋。因为，从此，事情真相已经彻底明了了：有一个公司，恬不知耻地自称为“爱国纪念物”，卖出了好几百座纪念碑，然后就携款逃逸，消失蒸发得无影无踪；有人说诈骗金额达到了一百万，有人说是两百万，没有人能精确计算具体损失是多少。所有的传闻全都是关于这个丑闻的，等待阅兵游行期间，人们互相交换着种种不知来自哪里的消息：毋庸置疑，那“依然还是德国佬的一次攻击”!不，另一些人则认定不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了解得也并不更多，但是，诈骗者带着一千多万逃跑了，那是确凿无误的。

“一千万，你可明白？”波丽娜问阿尔贝。

“依我看，这也未免太夸张了。”他用一种十分低沉的嗓音回答道，她几乎都听不见。

人们呼吁，必须砍下罪犯的脑袋，人们要求，立即就让相关负责人辞职，这是法国的习惯，但同时也是因为，政府“牵连”进去了。《人道报》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这些阵亡者纪念碑的建立几乎总是需要国家以提供补助的方式来参与，当然，补助金本身寥寥无几，谁会相信，高层中没有人了解这件事情？”

“无论如何，”波丽娜背后的一个男人肯定道，“必定是一些见鬼的职业高手，只有他们才干得出这样厉害的事。”

对所有人而言，敲诈勒索、骗取钱财都是可耻的勾当，但是，没有人能忍得住不去赞它一声，好大的胆量哦!

“这话倒是不假，”波丽娜说，“不管怎么说，他们实在也太厉害了，必须承认。”

阿尔贝感到有些不舒服了。

“宝贝，你这是怎么了？”波丽娜探问道，伸手摸了摸他的脸颊，“你是不是有点儿厌烦？是不是因为看到了部队和军人，触动了你的记忆，是不是？”

“是的，”阿尔贝说，“正是这样。”

这时候，只听见共和国卫队的军乐队演奏起了《桑布尔-默兹军团团歌》 [19]的最初几个重音，指挥阅兵的贝尔杜拉将军，挥舞了一下佩剑，向被一群高级军官簇拥在中央的贝当元帅致敬。与此同时，阿尔贝心里想：一千万的收益，瞧你说的，有它的十分之一，人们就会砍掉我的脑袋了。

现在是八点钟，中午十二点半时，他跟爱德华约好了在巴黎的里昂火车站见面(“不能再晚了，”他强调道，“不然的话，你知道，我会担心死的……”)，前往马赛的列车十三点钟出发。而波丽娜，她将独自一人留下。如此一来，阿尔贝也就彻底失去了波丽娜。难道，这就是他所有的收获吗？

这时，在人群的欢呼声与鼓掌声中，游行开始了，先是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再是军帽上点缀有蓝白红三色鹤羽驼毛的圣西尔军校的士官生，接着，便是共和国卫队、消防队，之后，过来的是身穿天蓝色军装的参加过一战的法国老兵，他们受到了人群的热烈欢迎。人们高呼：“法兰西万岁!”

正当荣军院那边打响了一阵阵光荣的礼炮时，爱德华面对着一面镜子站立着。一段时间来，他有些担心，因为他证实，自己喉咙深处的黏液呈现出一种胭脂红一般的颜色。他感觉自己很疲惫。阅读早间出刊的报纸，并没有给他带来像头一天那样的喜悦。种种**衰退得有多么快啊，而他的喉咙，也衰老得多么快啊!

当他开始变老时，人们又会如何看他呢？脸上的大豁口几乎占据了本来会是一条条皱纹的整个空间，剩下的就只有额头了。爱德华玩弄着这样的一个想法，即他的那些皱纹并没有在缺损的脸颊上，在缺损的嘴唇周围找到逗留的地方，便全都移居到了额头上，这就像是那些蜿蜒曲折的河流，为寻找出口，就自动流向为它们提供河道的第一处低谷。老了以后，他就只会是一个布满了耕纹的额头，恰如一片练兵场，出现在一个胭脂红的大豁口之上。

他瞧了一眼时间。九点钟了。那种疲劳开始了。在**，客房女服务员已经铺展开他的那一整套殖民地风格的衣装。它平平地躺在那里，活像是一具被掏空了内脏的尸体。

“您想要的是这个样子吗？”她问道，很是不确定。

跟他在一起，人们便不再对任何东西感到惊讶，但是，毕竟，这件背部缝有绿色大羽毛的殖民地风格的上衣……

“是要出门……去外面吗？”她显得有些惊讶。

他一边给出回答，一边往她手中塞过去一张皱巴巴的钞票。

“那么，”她接过他的话头，“我可以叫楼层服务生来拿您的箱子吗？”

大约十一点钟，他的行李会先他一步出发，以便装上火车。他随身只保留了一个军用背囊，这个老物件里头只装了一点点个人物品。总是由阿尔贝来拿重要的东西，我实在太害怕你会弄丢什么，他说过的。

想到他的战友，会让他感到舒服，他甚至还感觉到一种很难理解的自豪，这就像是，自从他们互相认识以来，还是第一次，他，爱德华，成为长辈，而阿尔贝，倒成了孩子。因为，说到底，阿尔贝，带着他的恐惧、他的噩梦、他的惊惶，就不是什么别的，只是一个小孩子。他跟露易丝一样，这昨天突然回归的小姑娘，见到她，是多么幸福啊!

她气喘吁吁。

一个男人来到了死胡同。爱德华便朝她俯下了身子，快跟我讲讲。

他是来找你们的，他搜寻，他提问，我可什么都没说，那是当然啦。只有一个男人。是的，坐出租车来的。爱德华抚摩了一下露易丝的脸，并用食指在她的嘴唇周围滑了一圈，好了，真好，你做得很对，你现在快走吧，天太晚了。他本来想再亲亲她的额头的，她也一样。她抬起了肩膀，迟疑了一下，然后，终于下定了决心离去。

仅仅一个男人，坐出租车来的，那就不是警察。应该是一个比别人更有办法的记者。他已经找到了死胡同，然后呢？没有姓名，他又能怎么办？就算有名有姓，他又能如何？可是，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居然能在家庭寄宿房里找到阿尔贝，还有，在这里，找到他的呢？甚至，他还会在几个小时之后找到火车上去吗？

只服用一点点，他心里想。今天上午，不能碰海洛因，只能服少许一点儿吗啡。他应该保持清醒，去感谢酒店的员工，向门房打招呼，坐上出租车，前往火车站，找到那一趟列车，与阿尔贝会合。在那里……将会有惊喜让他欢呼。阿尔贝只给他看过他的票，但是爱德华曾经翻腾过一阵，找到了另一张票，上面写有路易·埃夫拉尔先生及夫人的名字。

如此说来，还有一位女士。爱德华一直就在猜测，为什么这见鬼的阿尔贝要故弄玄虚到这一地步？简直就是个黄口小儿。

爱德华开始给自己注射。立即就产生了舒适感，很平静，很轻松，他很注意剂量。他走过去在**躺下，用食指慢慢地在脸上的豁口周围画着圆圈。我的殖民地衣装和我，我们就像两个并排而躺的死人，他心里说，一个是空的，而另一个则凹陷着。

除了一早一晚要详细地关注证券交易所的股市行情，以及东一家西一家的经济专栏文章，佩里顾先生一般不读什么报纸。有人会把这些念给他听，有人会为他撰写简要报告，有人会给他指出，哪些是重要新闻。他始终没有想到过要打破常规。

他在一个大厅中，在一张餐具桌上，突然注意到《高卢人报》上一篇文章的标题。骗局。他早已预料到丑闻即将爆发，根本用不着去查阅报纸，就能知道他们写了些什么。

他的女婿动手去搜寻过猎物，但为时已晚。然而也不尽然如此，现在，他们俩就这样面对面地待在那里。

佩里顾先生什么问题都没有提，只是在他面前交叉着双手。他等待着必要的时间，但他什么都不问。相反，他还会提供一个激励人的信息。

“我跟战争抚恤及复员安置事务部部长通了电话，谈了您生意上的事。”

亨利没能想象到会有这一方式的谈话，但为什么不呢。问题的关键是要抹除掉欠债。

“他向我做了肯定，”佩里顾先生继续道，“说是事情很严重，我也得知了一些细节……甚至，可以说，十分严重。”

亨利在心中盘问自己。老家伙是不是想要搞一通拍卖，想跟他亨利即将带来的信息做一通谈判？

“我找到了您想要找的人。”他脱口而出。

“是谁呢？”

回应一下子就喷了出来，好兆头。

“您的朋友部长先生对我那‘重要’的事情又说了什么呢？”

两个男人都不说话了，任由沉默持续下去。

“这件事是很难解决的。您又能怎么样……报告已经在部里传了一个遍，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了……”

对于亨利，绝不可能放弃，现在不行；就算要卖掉自己的皮，无论如何也得卖个好价钱。

“很难解决，并不意味着‘不能解决’。”

“他在哪里，那个人？”佩里顾先生问道。

“在巴黎。眼下还在。”

接着，他不吭声了，瞧着自己的手指甲。

“您能确定就是他吗？”

“绝对肯定。”

亨利在卢泰西亚酒店的酒吧中度过了夜晚，他犹豫着要不要告知一下玛德莱娜，又觉得根本没有用的，她是从来都不会来找他的。

最初的那些消息来自酒吧的男招待，在这酒店中，人们谈论的只有他，那位半个月之前入住此地的欧仁先生。他的在场几乎抹掉了一切，时政新闻，七月十四日的节庆活动，此人独占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还激起了酒吧招待的怨恨：“您想象一下，这个客人只给他碰到的人小费，这样一来，当他点一份香槟酒时，他就只给那个送酒的人，而那个准备酒的人，却什么都没有，假如您不介意的话，我会说，备酒的就成了一个毫无价值的人。您至少不是他的一个朋友吧？啊!还有那个小姑娘也是，酒店里，人们都在谈论她，但她从不到我们这里来，酒吧可不是一个小孩子应该待的地方。”

从一大早，七点钟起，亨利就一直站着，没有再坐下来过，他一个个地询问员工，端早餐的楼层侍应生，打扫房间的女工，他甚至还点名要了报纸，想就此看一看其他的人，结果，一切都得到了印证。确实，这个客人很不谨慎。确信自己逍遥法外。

头一天晚上过来的那个小姑娘，跟他当时尾随过的小姑娘完完全全就是同一个人，然而，她来这里看望的却是唯一的一个客人，而且始终是同一个。

“他要离开巴黎。”亨利说。

“他的目的地是哪里？”佩里顾先生问道。

“依我看来，他要离开法国。他要去南方。”

他任由这一信息慢慢地起作用，然后又说：

“窃以为，一旦过了这一界限，我们就将很难再找到他了。”

“窃以为。”只有他那类货色的人才会使用如此的说话方式。很奇怪，尽管他并不那么严格地看待使用词汇的问题，佩里顾先生还是被这一平庸的表达所震惊，因为这话是从他把自己女儿嫁给了他的那个男人嘴里说出来的。

一段军乐从窗户底下飘过，迫使两个男人忍耐了一阵子。那里应该有一小群人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人们能听到孩子们的叫闹声，还有鞭炮的爆炸声。

外面重新又安静下来，佩里顾先生决定要快刀斩乱麻：

“我要去找部长说说……”

“什么时候？”

“一旦您对我说出我想要的东西。”

“他叫欧仁·拉里维埃尔，或者，他让别人这样叫他。他下榻在卢泰西亚大酒店……”

让他的信息具象化，并且，为了钱而把这些都给老家伙，这样做很是合适。亨利详细地说到了那一切：那个乐天随和的人的荒唐行径，室内乐队，稀奇古怪的面具，只为遮掩一下他那张从来就不让人看到的真实的脸，数目巨大的小费，还有人说，他在吸毒。就在头一天晚上，整理房间的女服务员还见到过一套殖民地风格的衣装，但是，尤其是那个大箱子……

“什么样子的，”佩里顾先生打断了他，“带有羽毛吗？”

“是的。绿色的。就像是翅膀。”

佩里顾先生对诈骗早就有了自己的看法，那是依照他对此类歹徒的整个固有认识而生成的，它跟由他女婿描绘出的肖像没有任何关系。亨利明白，佩里顾先生不相信他。

“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出手阔绰，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慷慨大方。”

干得漂亮。一谈到钱，就让老家伙回到了轻车熟路上来，我们就先不说室内乐队和天使翅膀了，来谈一谈金钱吧。一个盗窃并消费的人，对一个像他岳父这样的人来说，确实是某种可以理解的事。

“您见过他吗？”

啊，这还真的是一大遗憾。该怎么回答才好呢？亨利已经到达了现场，知道了高级套房的号码，40号，一开始，他特别想看到他的脑袋，甚至还会把他抓获，既然他是独自一人，这应该没什么太难的吧：他敲门，那家伙来开门，被打倒在地，之后，一条皮带绑住手腕……但是，随后呢？

佩里顾先生究竟期待着什么呢？要把他送交警方吗？老家伙一点儿都没有流露出自己的意图来，亨利回到了库尔塞勒林荫大道。

“他中午要离开卢泰西亚酒店，”他说，“您还有时间让人逮捕他。”

佩里顾先生从来就没有想过如何处置骗徒。纯粹为了他个人，他才希望找到他。他甚至更希望掩护他的逃亡，也不愿跟其他人一起分享抓住他的成果。他的眼前仿佛已经浮现出了种种形象，一场戏剧性的逮捕，一番没完没了的预审，一场诉讼……

“好的。”

在他眼里，谈话已经结束，但是亨利没有动弹。相反，他一会儿分开交叉的双腿，一会儿又重新叉起来，跷着二郎腿，试图表现出，他要在这里继续坐下去，他希望现在就得到他本该得到的，否则就绝不离开。

佩里顾先生拿起了电话，请接线员接通战争抚恤及复员安置部的部长，接他的家、他的办公室，无论是哪里，只要能找到他，事情十分紧急，他要立即跟他通话。

必须在一种压抑人的寂静中等待。

电话终于响了。

“好的，”佩里顾先生缓慢地说，“请让他立即给我回电话。是的。十万火急。”

接着他又对亨利说：

“部长在万森的庆祝游行现场呢，他一个小时之后回家。”

亨利实在无法忍受继续待在这里，等上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他站了起来。这两个男人，从来就没有彼此握过手，现在最后一次彼此瞧了瞧，彼此打量了一番，然后，彼此分别。

佩里顾先生听着他女婿的脚步渐渐远去，然后，他又坐下来，转过身去，瞧了一眼窗外：天空是一片湛蓝，万里无云。

而亨利则在问自己，到底该不该回家去看一下玛德莱娜。

好吧，就去一下，下不为例。

军号响了起来，骑兵队伍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灰尘，然后，走过来重炮部队，巨大的大炮由拖拉车牵引，随后，则是自动炮和自动机枪的小小活动堡垒，最后是坦克，已经十点钟了，游行结束了。整个游行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既盈满又空无，就像人们看完某些烟花表演之后的那种感觉。人群慢悠悠地转回去，几乎沉默无语，只有那些孩子，为终于能乱跑一阵而兴奋不已。

波丽娜一边走，一边紧紧拉住了阿尔贝的胳膊。

“哪里能打到出租车呢？”他问道，带着一种苍白无力的嗓音。

他们应该去那个寄宿公寓转一下，波丽娜要在那里换一下衣服，然后去上班。

“嗨，”她说，“我们已经花了够多的钱了。还是坐地铁去吧，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呢，不是吗？”

佩里顾先生一直等着部长的电话。电话铃终于响起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十一点钟了。

“啊，亲爱的朋友，对不起……”

但是，部长的嗓音听起来可不是抱歉者的那一种。好几天以来，他就在担心着这一电话，他甚至很惊讶它没有早早打来：或早或晚，佩里顾先生都会为他的女婿向他求情的，肯定无疑。

而这，当然会很让人为难：部长欠他的实在很多，不过，这一次，他实在有些无能为力，墓地的事件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总理先生本人都为之动怒了，你现在又能如何……

“是关于我的女婿的事。”佩里顾先生开始说。

“啊，我的朋友，实在是令人遗憾啊……”

“严重吗？”

“万分严重。那是……指控犯罪。”

“是这样吗？到了这种程度吗？”

“是呀，就是这样。在国家的买卖中弄虚作假，掩饰粗制滥造，明盗暗偷，黑市交易，企图腐蚀官员，再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了!”

“很好。”

“这么说什么意思：很好？”

部长闹不明白。

“我想知道这一灾难的严重程度。”

“十分重大，我亲爱的佩里顾，一桩实打实的丑闻。且不说，目前，这已经到处都蔓延开啦!您得承认，阵亡者纪念碑这样一件事，正让我们经历着一个十分麻烦的阶段……如此，您得明白，我不是没有想到过为您的女婿求情，但是……”

“好吧，您就什么都别做好了!”

部长简直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什么都不做吗？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情况，仅此而已，”佩里顾先生接着说，“我要为我的女儿做一些安排。但是，涉及奥尔奈-普拉代勒先生，就让正义女神来完成她的工作好了。那样才最好。”

他还补充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对所有人来说都将更好。”

对于部长，这么容易就顺利脱身，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佩里顾先生挂上了电话。他刚刚已经不带丝毫犹豫地宣布了对他女婿的惩罚，他只有一个想法还在头脑中转：现在，我应不应该告诉一下玛德莱娜呢？

他看了一下表。他还是晚些时间再说吧。

他叫来了汽车。

“不要司机，我自己来开车。”

十一点半了，波丽娜依然还沉浸在阅兵式、音乐、爆竹以及所有那些马达声响的欢乐中，他们刚刚回到了寄宿公寓中。

“什么呀，”她一边脱她的外套，一边说，“给个那么不舒服的木头箱子，居然还要收我们一个法郎!”

阿尔贝纹丝不动地站在房间正中央。

“哎，我的宝贝，你是病了吗，瞧你脸色怎么这么白？”

“是我干的。”他说。

然后，他坐到了**，身子僵僵地，直瞪瞪地瞧着波丽娜，行了，他终于承认了，他不知道对这一突然的决定该做何感想，也不知道他应该再补充点儿什么，他连想也没有想，词语就这么啪啪啪地从他嘴里蹦了出来。就仿佛那全都是别人说的话。

波丽娜瞧了他一眼，帽子依然还拿在手上。

“什么意思啊，是我干的？”

阿尔贝看起来不太舒服，她去挂好了外套，又返回他身边。只见他脸色苍白如雪。病了，肯定是病了。她把手贴到他的额头上，哦，对了，他发烧了。

“你是着凉了吗？”她问道。

“我要走了，波丽娜，我要出发了。”

他用了一种惊慌的口吻。对他健康的误会并没有多持续一秒钟。

“你要出发……”她重复道，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怎么回事，你要出发？你要丢下我吗？”

阿尔贝抓起扔在床脚的报纸，它还折在那篇关于纪念碑丑闻文章的一页上，把它递给了她。

“是我干的。”他重复道。

她依然还需要几秒钟的时间，才总算明白过来。她于是咬住了自己的拳头。

“我的天啊……”

阿尔贝站了起来，打开了五斗柜的抽屉，拿出远洋航运公司的船票，把她的那张递给她。

“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波丽娜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一动也不动，就像是蜡像的玻璃眼球，嘴巴半张半合。她先是瞧了瞧船票，然后瞧了瞧报纸，但并没有从她的惊愕中缓过神来。

“我的天哪……”她再次重复道。

于是，阿尔贝做了他能做的唯一一件事。他站起来，俯下身去，从床底下抽出他的行李箱，放到鸭绒被上，把它打开，只见里面满是一捆捆大面额的钞票，叠得整整齐齐。

波丽娜发出一记尖叫声。

“前往马赛的列车一个小时后出发。”阿尔贝说。

她有三秒钟时间来做选择，是成为有钱人，还是继续做她的全活女仆。

她只用了一秒钟就选定了。

当然啦，这里有满满一行李箱的钱，但是，奇怪的是，促使她下定了决心的，不是那些钱，而是那张船票，上面用蓝色的字写得清清楚楚：“头等舱。”它所意味的那一切……

她一挥手，就把行李箱的盖子盖上了，跑去穿上了她的外套。

对于佩里顾先生，他那个纪念碑的历险结束了。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卢泰西亚酒店，他根本就没有要进那里去的意图，也不想遇见那个人，或者跟他说话。当然，他也更没有意图要去揭发他，要阻止他的逃逸。不。他生平中第一次乖乖接受了失败。

他被打败了，无可争议地。

很奇怪，他几乎感受到了一种轻松。输掉，这是很有人情味的。

而且，这是一次终结，而他，他得有一个终结。

他前往卢泰西亚酒店，就如同他要在欠债条上签字一样，因为这是一种必要的勇气，因为人们别无他法。

这不是一种隆重的夹道迎送—在一家豪华大酒店中，人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跟它又很像：所有那些曾为欧仁先生服务过的员工，都在底层等着他。他出了电梯，像一个疯子似的狂叫着，披挂着他那件殖民地风格的上装，背上插有装饰着羽毛的天使翅膀，现在，人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他。

他所佩戴的，不是迄今为止他出手大方地接待工作人员时经常戴的那种稀奇古怪的面具，而是他那“正常人”的面具，尽管很现实，却很是死板。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戴着这个玩意儿。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人们将永远都不再看到的东西。人们本应该叫上一个摄影师的，门房对此感到十分遗憾。欧仁先生，这位前所未有的大老爷，到处用钱赏赐别人，大家都对他说：“谢谢，欧仁先生”“一会儿见”，大把的钞票，给所有的人，如同一位圣人，兴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的翅膀。但是，为什么是绿色的呢？人们心里想。

什么翅膀，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啊，佩里顾先生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时想到了他跟他女婿之间的谈话。他行驶在不算太拥挤的圣日耳曼林荫大道上，路上只有几辆汽车，一些公共马车，天气极好，朗朗晴日。他女婿说到了“稀奇古怪”，他回想到了那对翅膀，当然，但同时还有室内乐队，不是吗？佩里顾先生终于明白，他的那种轻松是什么了，它全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他输掉了一场他根本不可能赢得的战役，因为这个世界、这个对手，并不是他的世界、他的对手。人们是不可能战胜他们所并不理解的东西的。

人们所并不理解的，就得老老实实地接受它，卢泰西亚的员工在理所当然地收下欧仁先生赠予的好处时，大概都会夸夸其谈，而他，始终高声吼叫着，大步走向朝林荫大道而开的酒店大门，膝盖抬得高高的，一个军用背包背在肩上。

即便是这一番走动，佩里顾先生本来也是可以让自己避而不做的。他为什么要无端地发明出这一滑稽可笑的苦役呢？好了好了，他决定了，最好还是掉头回去。由于他的车已经行驶到了拉斯帕伊林荫大道，这样的话，他将会驶过卢泰西亚酒店，然后马上向右转，再往回开。让该结束的结束吧。这一决定让他感到一阵轻松。

卢泰西亚的门房也一样，迫切地希望这一场喜剧快快收场：其他的客人都觉得，大厅中这一嘉年华会，实在属于“很糟糕的一类”。而这场金钱之雨把酒店的员工变成了乞丐，实在有失体统，让他赶紧滚蛋吧!

欧仁先生应该已经感觉到了，因为他一下子停住了脚步，就像一个猎物警觉地发现了一个天敌出现在了附近。他像是关节脱了臼，他的歪七扭八的姿势，彻底揭穿了被他那表情凝定的面具所遮掩了的内心，那种无动于衷的线条底下，原本隐藏了一种心虚，就像一个瘫痪了的人。

突然，他伸出了一条胳膊，直直地伸在了身前，加倍响地发出了一记清晰而又嘹亮的吼叫：哈……啊啊啊啊哈哈哈儿……!然后，指着大厅的一个角落，那里有一个当班的清洁女工，刚刚擦完几张矮几。他快步冲向她，而她，看到这个大理石面孔的男人猛地朝她冲过来，还穿着殖民地风格的衣装，带着一对巨大的绿色翅膀，她真的有些吓呆了。“我的天，我可真的吓坏了，但是，人们随后笑得那个开心哟，原来，他想要的是我手里的……那把扫帚。”“扫帚吗？”“正如我跟你说的那样。”果不其然，欧仁先生一把抓住了它，用扫帚柄顶住肩窝，就像战士举着一杆长枪，器宇轩昂地，同时也是一瘸一拐地大踏步地前进，和着一种似乎所有人都能听得见的无声音乐的节拍，并始终高喊着什么。

就这样，爱德华踏着军人的步伐，让背上的大翅膀舞动在空中，穿过了卢泰西亚酒店的大门，出现在了洒满了金色阳光的人行道上。

他脑袋向左一转，看到了一辆汽车正快速地驶向林荫大道的拐角。于是，他把手中的扫帚朝天上一扔，猛冲了上去。

佩里顾先生刚刚给汽车加了速，就注意到，酒店门前聚集了一小群人，等他行驶到跟前时，爱德华就飞跃了上来。佩里顾先生所看到的唯一东西，并不像我们所能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拼命向前冲去的天使，因为，爱德华拖拉着的那条腿并没有真正地飞离地面。他伫立在马路正中央，大大地张开了双臂，眼睛朝天，迎向驶来的汽车，像是要升上天空，但也就仅此而已。

或者说，几乎如此。

佩里顾先生已经无法停下车来了。但他还是可以刹车的。他被这一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突如其来的场景给吓呆了—那不是一个穿殖民地衣装的天使，而是爱德华的脸，他儿子的脸，完好无损，纹丝不动，雕像一般，恰如一副遗容的面具，那眯上的眼睛表达出一种巨大的惊讶—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汽车结结实实地撞上了年轻人。

发出一记沉闷的、凄惨的声响。

于是，天使才真正地飞了起来。

爱德华被弹射到了空中。尽管这是一次相当不雅观的飞翔，就像一架飞机还没稳稳地托住气流就要掉下来，就在短短的一秒钟里，所有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年轻人的身体弯成了一张弓，目光朝天，双臂大大地张开，像是要做一个高举圣体的动作。然后，他就掉了下来，摔在马路上，脑壳猛烈地砸在了人行道的边沿上，仅此而已。

阿尔贝和波丽娜正好在中午之前上了列车。他们是第一批安坐下来的旅客，她连连发出一个个问题，几乎要把他淹没，他只能简单地回答一个大概。

听着阿尔贝对事情真相的解答，她渐渐地消除了疑惑。

波丽娜会时不时地朝那个行李箱匆匆她瞥去一眼，她把它放在了面前的行李架上。

阿尔贝则把那个装有他那个马脑袋的大帽盒放在自己的膝盖上，并紧紧地用手捂住。

“但是，你的那个战友，他到底是谁呀？”她颇有些不耐烦地小声问道。

“一个战友……”他支支吾吾地回答道。

他没有足够的精力来描绘他，这一点，她应该会看得很清楚；他不希望让她更多地担惊受怕，也不希望她就此逃走，抛下他独自一人，因为他所有的力量全都化为了泡影。他已经精疲力竭。在他对她的那一番坦陈之后，是出租车，是火车站，是车票，是搬运工，是检票员，这一切，全由波丽娜一个人在对付。假如有可能的话，阿尔贝恐怕就会立即沉沉地睡去。

时间在流逝。

其他旅客也相继上了车，车厢渐渐地满了，行李箱和大箱子从窗口递进来，像是跳起了华尔兹舞，出发的热潮来临了，小孩子们大声叫嚷，月台上站满了送行的朋友、亲属、男男女女，千叮咛，万嘱咐，车厢中，有人找位子，瞧，在这里呢，对不起，可以吗？

阿尔贝安顿到了车窗边的座位上，特地把车窗整个地推了下来，从窗口伸出脑袋，俯身朝着月台，向列车尾部张望，那样子就像一条期待着主人来到的狗。

过道上的旅客来来往往，把他挤得歪了身子，因为他妨碍了他人通过。车厢已经满了，只留下了一个座位空着，那是他专门为他的战友留的，但战友还没有来到。

早在出发之前很久，阿尔贝就明白到，爱德华不会来了。一种巨大的痛苦把他给击毁了。

波丽娜心里也是明白的，她蜷缩成一团，紧紧地依偎在他怀里，把他的双手握在自己手里。

当检票员开始沿着月台走动，并高声叫嚷着，列车就要出发了，请送客的人远离列车，这时候，阿尔贝低下了脑袋，开始哭了起来，哭得根本就无法停下来了。

他的心已经碎了。

马亚尔夫人以后会这样讲述的：“阿尔贝想去殖民地，好的，我也很希望他那样。但是，假如他还像在这里一样，当着土著的面动不动就哭鼻子，那他可就成不了什么大事，是我这么跟您说的!但是，好吧，这就是阿尔贝。您又能怎样呢，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啊!”

[1]　这里说的是尤兰妲(Yolande)，而上文中提到的雷翁·雅尔丹-波利厄的妹妹名叫伊冯娜(Yvonne)。

[2]　所谓的“国民联盟”(le Bloc National)指的是法国国民议会中结成的一个右派联盟，在1919到1924年的议会选举中占多数席位。

[3]　《圣母哀恸》(Mater Dolorosa)，指西方宗教绘画中常见的圣母马利亚站在十字架下或抱着基督尸体的绘画或雕塑作品。

[4]　索福尔(Sauveur)这个词也有“救世主”“拯救者”的意思。

[5]　《阿依达》，四幕七景歌剧，由意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于1870年创作。其中的小号凯旋曲是西方音乐史上最著名的小号曲之一。

[6]　这是法国人表示嘲笑时做的一种习惯动作。

[7]　即《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K622)，是莫扎特1791年创作的最后一首协奏曲。

[8]　法国当时出版的一套“文选丛书”(伽尼耶出版社“经典丛书”)的封面，采用了一种柠檬黄的颜色。

[9]　让-巴蒂斯特·吕利(Lully， 1632—1687)：意大利出生的法国巴洛克作曲家，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宫廷作曲家。

[10]　格雷万博物馆（Musée Grévin）：巴黎一家著名的蜡像馆。

[11]　这里有文字游戏，“工业巨头”的原文为“capitaine d’industrie”，可以按照字面理解为“工业中的上尉”，而上文中，迪普雷习惯性地管亨利叫“上尉”，原文就是“capitaine”。

[12]　应该是喻指：1 111 000法郎与11月11日(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之间有着数字上的联想。

[13]　拉乌尔·维兰(Raoul Villain， 1885—1936)：法国民族主义者。他于1914年7月31日在巴黎暗杀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1919年，他被法庭无罪释放，随后逃往巴利阿里的伊维萨岛，后来在那里被人杀害。

[14]　兰德鲁(Henri Désiré Landru，1869—1922)：法国的著名连环杀手，曾先后杀害多名女子，以“岗拜地方的蓝胡子”的外号而闻名遐迩。上文中已有注。

[15]　温泉会议是1920年七月在比利时的温泉(Spa)召开的国际会议，专门讨论1919年凡尔赛和约中规定的战争赔偿条款的具体实施。

[16]　万森在巴黎的东郊，有林园、城堡、体育场等。

[17]　瓦勒里安山在巴黎西郊，为军事要塞。

[18]　西帕尔(la Cipale)是巴黎的自行车赛场，在巴黎东部的文森门附近。

[19]　《桑布尔-默兹军团团歌》(Sambre et Meuse)是一首军队进行曲。罗贝尔·普朗凯特(Robert Planquette)作曲，保尔·塞扎诺(Paul Cezano)作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