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也就是1920年七月十六日，早上八点钟，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终于明白，他的岳父下出了这盘棋的最后一击：将死。假如有可能的话，他一定会杀死他。
警方上门来家中讯问了亨利。沉重的责任压到了他的身上，司法机关立即对他实行了临时扣押。之后，他直到1923年三月才从拘留所出来了一会儿，作为被告出庭面对对他的刑事诉讼，他被法庭判处五年徒刑，其中监禁三年，最后他以自由之身离开了法庭，但已经破产。
在此期间，玛德莱娜获准跟他离了婚，她父亲动用的各种关系加快了离婚的进程。
亨利在拉萨勒维埃的祖传家业被充公，他的所有财产也被查封。判决书下达后，一旦被催缴了欠债、罚款以及诉讼费用，他也就不剩下什么资产了，但好歹还有一点点东西。然而，国家对他任何的上诉完全置之不理。几乎倦于应战的亨利终于在1926年投入了一次诉讼，但是，在诉讼中，他挥霍了所剩无几的钱财，却没有赢得丝毫利益。
他被迫过着一种极其清贫的生活，最终在1961年孤独死去，享年七十一岁。
至于拉萨勒维埃的家业，先是由公共救济局所辖的一个协会来监管，后来转手变成了一个孤儿院，一直持续到1973年，是年，该孤儿院发生了一桩相当可耻的让人羞于提及的丑闻。孤儿院终于被关闭。随后，为继续开发这片地产的功能，一些开发商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工程改造。最后，地产被卖给了一家专门从事举办各种会议的公司。1987年十月，正是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名为“14-18—战争的贸易”的历史研讨会。
1920年十月一日，玛德莱娜产下了一个男婴。与当时流行的用战争中死去的家人的名字为新生儿命名的习惯相反，她拒绝给儿子取名为爱德华。“他已经有了一个问题多多的父亲，我们就不要再给他增添更多的问题了。”她这样解释说。
佩里顾先生什么话都没有说，他从此明白了不少事情。
玛德莱娜的儿子从来没有跟他的生身父亲有过什么亲密关系，也没有为他的诉讼支付过费用，他只是同意为父亲租一个很简单的膳宿公寓房，每年去看望他一次。而正是在1961年的这种一年一度的见面机会中，他发现了父亲的遗体。父亲已经死去两个星期了。
佩里顾先生对爱德华之死负有的责任很快就被解除了。所有的目击者都证实，是那个年轻人自己冲向了汽车，倒在了车轮底下，这一点让令人震惊的事件中的偶然因素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让人更难相信其中的因果关系。
佩里顾先生几乎没完没了地沉浸在这一悲剧性结尾的情境中。他明白到，在他以为自己真心想最后一次再把儿子紧紧抱在怀中的那好几个月期间，他儿子其实还依然活在这一世界上，每每想到这一点，他就会深深陷入一种彻底的绝望。
那些彼此纠缠在一起的大量的偶然性让他不知所以，他根本就想不到，自己的儿子爱德华居然会前来死在他亲自驾驶的一辆汽车的车轮底下，而他一年里头开车的次数都超不过四回。他不得不屈服于这一事实：尽管它几乎就不可思议，这里头也没有任何偶然性，它就是一场悲剧。结局，无论是这样，或者另外一个样，应该都会发生，因为很久以来，一切都已命中注定。
佩里顾先生取回了儿子的遗体，把他埋葬到家族的墓中。人们在石碑上刻写下：“爱德华·佩里顾1895—1920。”
他偿还了所有诈骗的钱款。奇怪的是，诈骗的金额统计为一百二十万法郎，而在证明文件上却体现为一百四十三万法郎，可见处处都有偷奸耍滑的小人。对此，佩里顾先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付了钱。
他逐渐放弃了他的职业地位，从生意场上退出，卖掉了很多东西，以他女儿和外孙的名义做了一些投资。
整个晚年期间，他一直会重见爱德华的目光，就在汽车把爱德华掀翻上天的那一瞬间，这一道目光就那样直直地面对着他。很长时间里，他都在苦苦寻求如何形容这一点。在这里头，他读到了欢乐，是的，还有轻松，但是，还有别的。
而，有一天，他苦苦求索的那个词终于出现在了他的脑际：感恩。
这是一种纯粹的想象，当然啦，但是，当你的脑袋中有了一种这样的想法，要想再摆脱它就……
他是在1927年二月的一天找到这个词的。就在吃饭的时候。当他离开餐桌时，他在玛德莱娜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就像往常那样，然后上楼去他的卧室，睡下，死去。
阿尔贝和波丽娜来到了的黎波里，然后，他们在充满了希望的大黎巴嫩的中心城市贝鲁特安顿了下来。一张针对阿尔贝·马亚尔的国际传票发了过来。
路易·埃夫拉尔觉得用三万法郎的价格就能很容易地获得身份证件，而波丽娜认为这个价格太贵了。
她讨价还价，把价格降到了二万四千法郎。
贝尔蒙太太临死之时给女儿留下了位于佩尔斯死胡同的房子，因为缺乏整修，这一房产贬值了不少。此外，露易丝从公证人那里收到了一笔数量大得惊人的钱，还有一个笔记本，她母亲在那个本子上谨慎而又详细地记录下了以她的名义进行的种种金钱交易与投资，数目精确到每一个生丁。由此，露易丝发现，这一笔启动资本是由阿尔贝和爱德华留赠给她的金钱所构成的(其中一人给了她四万法郎，另外一人则给她留下了六万法郎)。
露易丝并没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人生，至少到人们在四十年代初期重新发现她的时候是这样。
剩下的还有那一位约瑟夫·梅尔林，谁都没有再想起他来。
当然，也包括你在内。
你别担心：在约瑟夫·梅尔林的生活中，这是一种常态，人们总是仇视他，而他一旦消失不见，人们也就把他给忘了；而每当有关于他的什么事情再次出现，也都只是一些糟糕的回忆。
他花费了整整一夜的时间，把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送给他的钞票，用胶纸一张一张地粘贴在报告本的大幅纸页上。每一张钞票都是他的故事、他的失败的一个片段，但是，你都知道了其中的一切。
在上交了这份后来给亨利定罪时起了很大作用的爆炸性报告之后，梅尔林进入了某种冬眠期，他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他的人生也结束了，他这么认为。但是他弄错了。
他于1921年一月二十九日正式退休。到那时为止，他一直被人像踢皮球一样从一个部门踢到另一个部门，但是，他用他的那份报告，还有他对公墓事件的调查，给了政府部门一记狠狠的打击，尽管反映的都是真实情况，却是人们不肯原谅的事。何等的丑闻啊!在古代，当人们惩罚带来坏消息的人时，人们会朝他扔石块。现在倒是不会那样了，他，每天早上，会很准时地前去部里上班。他所有的同事都在自问，对这样一笔等于他们工作十年才能挣到的钱，换了他们自己，又会如何对待。人们都很憎恨梅尔林，尤其因为，他甚至连二十法郎都没有给自己留下，用来给他那双硕大无朋的鞋子上上蜡，清洗一下他那件满是墨渍的上衣，或者给自己买一副新的假牙。
就这样，1921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输了个干干净净。退休了。鉴于他的级别很低，能领到手的一份退休金差不多也就相当于波丽娜当女仆挣的那份工资。
很长时间里，梅尔林都会回想起那个夜晚，那一次，他放弃了滚滚的财源，而选择了某种不那么值钱，但从道德层面上来看却很有价值的东西，尽管他不怎么喜欢那些豪言壮语。从退休那一天开始，被挖掘出来的士兵遗体这件事就一直在继续折磨他的心灵。必须等到他退出职业，他才会对世界感兴趣，并开始读报。正是通过报纸，他见证了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的被捕，了解到那些“吃死人饭的奸商”的反响巨大的诉讼案件。他带着一种心满意足的心态，读到了他那份被当作证词而当堂呈递的报告，然而，法庭并没有对他表示什么感谢，记者们也不喜欢这个悲哀的证人，他的样子实在太寒酸，他还在最高法院门前的台阶上把试图采访他的那些记者挤得东倒西歪。
这之后，新闻变成旧闻，人们对这一事件慢慢地失去了兴趣。
剩下的，就是纪念活动、死难者、荣耀、祖国。梅尔林不知道受到了什么东西的引导，继续读种种报纸。他没有经济能力每天早上都买上好几种报纸，因此，他会去各种地方读报，什么图书馆、咖啡馆、宾馆大厅，在那里，他可以不付钱就翻阅报纸。也正是在那里，1925年九月，他读到了一份小小的启事，并回应了对方。圣主军事公墓要招聘一名管理员。他去面试，他展示了自己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情况，他被招收了。
很多很多年期间，无论天晴天阴，假如你前往圣主墓地，你准能看到他手持铁铲，厚木底高帮鞋那么一踩，铁铲就深深扎入被雨水浸湿后变得发黏的泥土，他就那样工作着，维护着墓园中的花坛和小径。
库尔布伏瓦，2012年十月
后记[1]
我希望在这里感谢的所有人，他们跟我这部小说对“真实历史”的不忠实没有任何关系，我是这种不忠诚的唯一责任者。
据我所知，所谓的阵亡者纪念碑诈骗案本身，是虚构的。我是在阅读Antoine Prost关于阵亡者纪念碑的那篇著名文章[2]的时候，产生这一想法的。相反，加在亨利·奥尔奈-普拉代勒这个人物身上的贪污舞弊罪，有很大一部分来自1922年爆发的“军人公墓挖掘丑闻”，它在Béatrix Pau-Heyriès两篇卓越的文章[3]＆[4]中得到了介绍与分析。由此，一个是依据真实事件写的，另一个则不是，情况刚好相反。
我还认真阅读了Annette Becker、Stéphane Audouin-Rouzeau、Jean-Jacques Becker、Frédéric Rousseau等人的文章，他们的观点与分析，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当然，我要承认，我从Bruno Cabanes令人激动的著作《悲哀的胜利》 [5]中，获得了特别的灵感。
《天上再见》应该特别感谢战后的小说文学，从亨利·巴比塞
(Henri Barbusse)到莫里斯·热纳伏瓦(Maurice Genevoix)，从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到加布里埃尔·舍瓦利耶(Gabriel Chevallier)。有两部小说为我提供了特别有用的参考：罗兰·多热莱斯(Roland Dorgelès)的《死者的醒来》 [6]，以及瓦尔米-贝斯(J. Valmy-Baysse)的《尤利西斯的归来》 [7]。
假如没有法国Gallica数字图书馆[8]极其宝贵的服务，以及文化部Arcade和Mérimée的文献资料[9]，尤其是，假如没有法国国家图书馆那些馆员的帮助，我就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在此，我要对他们表示我特别的谢意。
同时，我要感谢Alain Choubard[10]，他所制作的关于阵亡者纪念碑的统计工作令人振奋，对我的创作非常有用，在此，我要感谢他对我的帮助和接待。
当然，以下这些人士，应该出现在我感谢名单的重要位置中，他们在我的整个写作工作中，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Jean-Claude Hanol告诉了我他最初的感觉以及他对我的鼓励，Véronique Girard总是十分友善地指出关键之点，Gérald Aubert做出了他中肯的审读，给了我他的建议，还有友谊，Thierry Billard做出了认真而又慷慨的修改。我的朋友Nathalie和Bernard Gensane夫妇，他们不计时间地给予我帮助，他们的分析和意见总是那么丰富，当然，他们值得我在此特别地提及。包括帕斯卡利娜。
在通篇小说的创作中，我从下列作家的作品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滋养，他们有：艾米尔·阿雅尔、路易·阿拉贡、钱拉·奥贝尔、米歇尔·奥迪亚尔、荷马、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英格玛·伯格曼、乔治·贝尔纳诺斯、乔治·布拉桑斯、斯蒂芬·克来恩、让-路易·居尔蒂斯、德尼·狄德罗、让-路易·艾齐恩、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维克多·雨果、石黑一雄、卡森·麦卡勒斯、儒勒·米什莱、安东尼奥·穆尼奥斯·莫利纳、安托万-弗朗索瓦·普雷沃、马塞尔·普鲁斯特、帕特里克·朗博、拉罗什富科，等等[11]。
愿他们把我的这些借鉴看成对他们的崇高敬意。
小说中约瑟夫·梅尔林这一人物，其灵感来自科里普尔[12]的自由启发，而安东纳普洛斯这个人物，则来自同名人物[13]的启迪，他们俩都反映出我对前辈作家路易·吉尤和卡森·麦卡勒斯的喜爱和赞赏。
我还应该向Albin Michel出版社的整个团队表达我的谢意和我深深的感激；还应该提一下以我的朋友Pierre Scipion为首的所有人的名字，我欠他们的很多很多。
最后，人们将会明白，我最激动的情感，是献给可怜的让·布朗夏尔的，他无意之间，用他的故事为我提供了这部小说的题目。他于1914年十二月四日因擅离职守而被枪决，1921年一月二十九日得以平反。
这一情感，更大程度上，是献给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中各国的所有死者的。
[1] 译者说明：这篇后记中，一些人名故意不译，保留法语原文，以便有兴趣的读者自行查阅。下文中的原注，也尽量不译，为汉语读者保留一个原样。
[2] 《Les monuments aux morts, culte républicain？ culte civique？ culte patriotique？》 in Pierre Nora, Les Lieux de mémoire, tome 1, Paris Gallimard, 1984. —原注
[3] La dénonciation du scandale des exhumations militaires par la presse fran?aise dans les années 1920, Les médias et la Guerre, sous la direction de Hervé Coutau-Bégarie, Paris, Economica, 2005. —原注
[4] 《Le marché des cercueils》 (1918—1924), in Mélanges, Revue historique des armées, 2001. —原注
[5] La Victoire endeuillée, Seuil, 《L’Univers historique》 , 2004. —原注
[6] Le Réveil des morts, Albin Michel, Paris, 1923. —原注
[7] Le Retour d’Ulysse, Albin Michel, Paris, 1921. —原注
[8] http://www.gallica.bnf.fr/ —原注
[9] http://www.culture.gouv.fr/culture/inventai/patrimoine/ —原注
[10] http://www.monumentsauxmorts.fr —原注
[11] 以上作家，按其姓氏的字母顺序先后排列。
[12] “科里普尔”是法国作家路易·吉尤(Louis Guilloux)小说《黑血》(Le Sang noir， 1935)中的主人公，此人原名为弗朗索瓦·梅尔林，是一个哲学教师，但所有人都叫他“科里普尔”(Cripure)，意思是“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pure)。
[13] 安东纳普洛斯(Spiros Antonapoulos)是美国作家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长篇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中的一个人物。他是小说主人公辛格的好友，辛格与安东纳普洛斯在小镇上共同生活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