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哪儿了？他是不是还有一些早先并没有说到的熟人朋友，去他们那里避难了？没有了吗啡，他又该怎么办呢？他有办法找到吗啡吗？兴许他最终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中，这倒是最合理的解决方法……只是，爱德华早已彻底丧失了理智。此外，他战前又是什么样的呢？阿尔贝不禁问起了自己。那时候，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而为什么，他，阿尔贝，当初在那场盛宴中没有向佩里顾先生多问几个问题呢？因为，他也一样，也是完全有权利问问题的啊，提出种种问题，了解他的生死战友早先在认识他之前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不是吗？

但是，首先的问题是，他到底去哪里了？

爱德华离开他已经整整四天了，这四天里，从早到晚，萦绕在阿尔贝脑子里的就是这些想法。他反复搅动着他们一起生活时的种种形象，像一个老人那样怀旧。

说实在的，其实他并不那么想念爱德华。爱德华的失踪甚至还给他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战友的在场加给他的种种责任的重负，突然间就化解于无形，让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感觉到了解脱。只不过，他还是平静不下来。毕竟，他又不是我的孩子!他想到。尽管如此，假如人们好好地想一想爱德华的依赖感，他的不成熟，他的固执，那么，把他比作孩子倒还是很恰当的。如此愚蠢的想法攫住了他的脑袋啊，关于战争纪念碑的那些念头!阿尔贝从中看到了他的病态。且不说他是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所有人那样，他一心只想着复仇呢。但是，他对阿尔贝那些理由充足的论据保持一种无动于衷的态度，这也够奇怪的了。他根本就不懂得一个计划与一个梦想之间的差别!这个小伙子，说到底，太不脚踏实地了，富人家的孩子里，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况，就仿佛现实跟他们根本无关。

一种又潮湿又严寒的天气笼罩了整个巴黎。阿尔贝曾经要求，让人来换掉他的广告牌，一天走下来，它已经膨胀得越来越厚，变得十分沉重，但是，始终找不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早上，在地铁附近，他的肩上就挂上了木板广告，中午吃快餐的时候才能换下来。干这活儿的，大部分是还没有找到一份正常工作的复员军人，他们有十好几个人，就在同一个区里，还有一个专门负责监督他们的，这个可恶的人，总是躲藏在某个角落里，一等你把广告牌摘下来，揉一揉肩膀，他就会突然冲出来，威胁你说，假如你不马上继续你的转悠，那就请你立马走人。

这是一个星期二，走在奥斯曼林荫大道的日子，要在老佛爷商场和圣奥古斯丁之间行走(广告牌的一面是：拉维巴——给丝袜染上绚丽的色彩，另一面则是：利普……利普……利普……乌拉——胜利之表)。夜间刚刚停住的雨，到上午十点钟又开始继续下了起来，阿尔贝刚刚走到帕基耶尔街的转角。即便一个小小的停顿，从衣兜里找一下他的鸭舌帽，也是被禁止的，必须继续走。

“就这样，干活儿，向前走，”监督者说，“你不就是个木偶，不是吗？在这里，都是一回事!”

但是，雨下得很大，还很冷，真倒霉，阿尔贝左看看，右瞧瞧，然后，就后退一步，靠在了一栋楼房的墙上，膝盖一弯，广告牌就碰到了地面，正当他低下身子，准备从皮带子底下钻过去时，建筑物倒了下来，整个一堵墙全都砸在了他的头上。

撞击是如此猛烈，他的头当即向后一仰，带动了整个身子也往后一倒。他的后脑壳就砸在了石头墙上，广告牌碎了个四分五裂，皮带缠绕在了一起，把阿尔贝的脖子勒得死死的。他像一个溺水的人那样拼命挣扎着，有点儿喘不过气来，本来就很重的广告牌压在他身上，让他动弹不得；当他试图站起身来时，皮带又紧紧地缠住了他的脊背。

这时候，一个想法出现在他的脑际，令他惊愕万分：这就跟他当年在战场上被埋在炮弹坑里的情境完全一样。他被抑制住，无法动弹，缺氧，窒息，他心里想，他兴许就将这样死去。

他有些惊慌，他的动作变得很混乱，他想大声叫喊，但叫不出声来，一切发生得很快，太快，实在过于快，他感觉有人抓住了他的脚踝，要把他从瓦砾堆里拉出去，缠在他脖子上的皮带勒得越来越紧。他试图把手指头伸到那下面去，想扯松带子，松一口气，只听见一记猛烈的打击落在一块广告牌上，打击声回响在他的脑子中，突然间，一片光明出现，皮带松开了，阿尔贝贪婪地呼吸着空气，吸了太多的空气，他开始咳嗽起来，差点儿要吐。他寻求着保护自己，但抵抗什么呢？他试图挣扎，简直可以说，这就是一只感到了危险的盲目的小猫；他最终睁开了眼睛，一下子明白过来：原来，刚刚坍塌的楼房构成了一张人的脸，那是一张朝他俯下身来的愤怒的脸，眼睛瞪得大大的。

这个庞然大物安东纳普洛斯叫嚷道：

“浑蛋!”

他的脸蛋胖嘟嘟的，厚厚的肉下垂耷拉着，仿佛点燃了愤怒之火，他的目光似乎想要把阿尔贝的脑袋到处都穿透。这个刚刚把他撞倒的希腊人，扭动着身体，扑上前来，猛地就坐在了广告牌的残片上，他巨大的屁股压在了广告板上，连同木板底下阿尔贝的胸脯，还一把揪住了阿尔贝的头发。这希腊人就这样骑坐在阿尔贝的身上，拔出拳头，开始狠狠地捶击他的头。

第一拳打下来，眉骨裂开了，第二拳下来，嘴唇裂开了，阿尔贝的嘴里立即就有了血的味道，他被压得死死的，根本无法动，希腊人继续吼叫着，从他嘴里喷出来一个一个的词，打在阿尔贝的脸上。一，　二，　三，　四，阿尔贝喘不过气来，听到了叫喊声，他试图转过身去，但太阳穴上又挨了一下，他的脑袋一下子就爆炸了，他昏了过去。

嘈杂声，嗓音声，四周乱糟糟的一片……

一些行人过来干预，终于推开了大喊大叫的希腊人，推得他侧身倒地—他们可是三对一啊—阿尔贝终于得救了，平躺在了人行道上。有一个人立即说道要报警，希腊人顿时勃然大怒，他可不愿让警察过来，他所想的，无疑，就是要了这个躺在血泊之中失去意识的人的命，他伸出拳头指向他，叫喊着：“浑蛋!”有人大声呼吁安静，女人们连连后退，眼睛却一直盯着这个浑身是血、躺在地上、失去意识的人。有两个男人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冲上去从背后抓住了希腊人，于是，他就像一只乌龟无法翻身了。有人高喊着要给他一些教训，但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干了什么，对刚才发生的情况，早已是众说纷纭了。有人说，这都是因为一个女人，你会相信吗？摁住他!您还好吧，您，摁住他，倒是过来帮帮我啊!这个希腊老粗，他也实在太壮了，当他试图翻身时，真的像一头抹香鲸，但是，说要真的伤到人，他看上去又太笨重了。有一个人说，无论如何，还是得叫警察来!

“警察，不要叫警察!”希腊人比画着吼叫道。

“警察”这个词加剧了他的愤怒和恼火。他一条胳膊挥过去，就把一个好心过来帮忙的人推倒在地；女人们齐声尖叫起来，尽管群情激昂，却还是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人们似乎对争执的结果不感兴趣，几个嗓音在远处响起：“是一个土耳其人吗？”“当然不是，那是罗马尼亚人!”“哦，不!”一个很内行的人反驳道，“罗马尼亚人，就跟法国人一样，不是的，这个，是土耳其人。”“啊!”第一个人很惊喜，“瞧我说什么来的，是土耳其人吧!”正说到这里，警察终于赶来了，是两个警员，“到底出了什么事？”很愚蠢的问题，因为人们看得清清楚楚，这里有一个人在犯浑，人们正在试图阻止他打死另外一个人，后者就躺在四米开外，已经不省人事了。“好的，好的，好的，”警察说，“我们会弄清是怎么回事的。”实际上，人们却是什么都没能看到，因为事态发展得实在太快了。刚才已经控制住了希腊人的那些行人，这会儿看到穿制服的警察过来，都放开了手。而那希腊人，根本就不再需要费更多的力气，就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先是跪起来，再是站起来，那里，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了，他就像一列加了速的火车那样，你可能被他碾过，没有人胆敢冒险，尤其是警察。希腊人扑到阿尔贝身上，而后者的潜意识大概也感觉到了危险的回归。就在那个安东纳普洛斯扑向他的时候，阿尔贝—实际上，那只是他的躯体在做自动反应，他依然还闭着眼睛，像梦游人一样轻轻地晃着脑袋—阿尔贝，也从地上一骨碌爬了起来，挺身站立起来，并开始跑，在人行道上先向左后向右地跑了个“之”字形，越跑越远，希腊人一直就在后面追着。

所有的行人都很失望。

人们还在那里为事情的究竟而争得热闹非凡，却不料，故事的主角却跑了个无影无踪。人们都很失望，没能见证一次逮捕、一次审讯，因为，说到底，人们既然都已经参与了，总该有权利知道故事的结局吧，是不是？只有警察不觉得失望，他们高高地举起一条不带武器的、相信宿命的胳膊，任由事情自行发展，希望那两个人继续久久地跑下去，一个逃，一个追，因为，一旦跑过了帕斯基耶街，那就不再是他们负责的地界了。

此外，两个人的一追一逃实际上也很快就终止了。为了看得更清楚，阿尔贝用衣袖擦了一下脸，他跑得就像一个命悬一线的人，速度极其快，而希腊人则太肥胖，追不上他，不一会儿，他就被甩开了整整两条街，然后，三条街，再后来，四条街，阿尔贝先是向右跑，接着往左跑，他只要不是转个圆圏又回来撞上安东纳普洛斯就行，他已经不用再担心了，假如不用考虑到他已经被打碎了牙齿，打破了眉弓，脸上有血肿，肋骨疼得很。

这个身上流着血、走路摇摇晃晃的人很快又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行人们见他过来，纷纷不安地躲开。阿尔贝明白到，他已经成功地拉开了行凶者和他之间的距离，也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对周围人所产生的糟糕效果，于是，就在斯克里布街的喷泉处停了下来，捧了些水洗了一把脸。也正是在这一时刻，他才开始感觉到疼痛。尤其是裂开的眉弓。他没有办法止血，即便他用衣袖紧紧压着额头，血依然流得到处都是。

一个戴着帽子、衣着漂亮的年轻女郎独自一人坐着，把她的手包紧紧贴在身边。阿尔贝一走进候诊室，她就把目光移到了别处，要想不被人看到，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里头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且还是面对面地待着。她的身子扭来扭去，瞧着窗外，而窗外实际上什么都看不到，她偶尔还咳嗽几下，咳嗽时就赶紧用手捂住脸，好像更担心被他注意到，而不是瞧着他的惨样，他还一直在流血—他从头到脚都是血迹斑斑—他那破了口子的脑袋说明，他刚刚经历了一段糟糕的时刻。而眼下，在从公寓另一端传来脚步声和嗓音，马尔蒂诺大夫的身影最终出现之前，他又经历了第二段糟糕的时刻。

年轻女子站了起来，但马上又停住了。看到阿尔贝的那副模样后，大夫对他做了个手势。阿尔贝走向前，年轻女子又回到自己的椅子上，一言不发，重新坐下，像是被罚了一样。

医生什么也没问，把了把他的脉，这里摁摁，那里摁摁，做了一个简明的诊断：“你的嘴脸被揍得可以啊……”接着用纱布堵住牙龈上的裂口，嘱咐他去看牙医，还给他缝合了眉骨处的伤口……

“十法郎。”

阿尔贝翻开他的所有衣兜，开始扒拉，结果只有几枚硬币掉到了椅子底下，他赶紧趴在地上捡，医生一把拿过所有的钱，根本就不到十法郎，差远了，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一言不发地领着阿尔贝走向门口。

一种恐惧感立即就攫住了阿尔贝。他紧紧拉住了那一道宽得足可通车辆的大门的门把，世界开始在他的周围旋转起来，他的心怦怦跳得厉害，他直想吐，感觉就要倒在原地，或者就要扎入土地之中，就像要陷入流沙之中。一种可怖的眩晕感。他睁圆了眼睛，手摁着胸口，简直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心脏病发作的病人。门房立即赶过来。

“您不会吐在我门前的人行道上吧？”

他无法回答。门房看了看他刚缝合的眉骨，点了一下头，然后抬眼看天，心想，没有什么比人更娇弱了。

发作并没有持续。很剧烈，但很短暂。他曾经经历过同样的情况，就在1918年的十一月和十二月，在被埋入弹坑之后的那几个星期中。即便在夜里，他也会惊醒，梦见自己埋在土地下，窒息而死。

当他开始行走时，街道在他的周围跳起舞来，他似乎觉得，现实环境是全新的，比真实的要更模糊一些，更扑朔迷离，摇摇晃晃，影影绰绰。他踉踉跄跄地走向地铁站，每一记响声、每一个动静都会让他惊跳起来，他一连二十次地扭过头去看，提防着随时有可能出现的那个巨人普洛斯。真是倒霉透顶了。在一个如此的大城市中，人们有可能待上整整二十年而不会遇见一位老朋友，而他，他却一下子就撞上了那个死敌希腊人。

阿尔贝的牙开始剧烈地疼起来。

他在一家咖啡馆门前停下，想喝他一杯卡尔瓦多斯苹果烧酒，但是在点酒的那一刻，他才猛然意识到，他所有的钱已经全都给了马蒂诺医生。他又走出咖啡馆，去乘地铁，不太流通的空气几乎令他窒息，一阵极度焦虑的情绪掐住了他，他返回到地面，步行走完最后的一段路，回家后，他已经疲惫不堪，白天剩下来的时间里，他一直浑身哆嗦着，不停地回想他所遭遇之事的种种细节。

他莫名其妙地发怒。他本来应该在第一次遭遇他时就把他杀死的，这个浑蛋希腊人!但在通常情况下，他对待自己的生活会如同看待一场无名的灾难，他从心底里感到自己的渺小，他感觉他很难能逃脱这一切，在他的意愿中，某种抗争的念头也被粉碎了。

他瞧了瞧镜子里自己的形象，整张脸都肿得很厉害，血肿处有了淤青，真是一个苦役犯的脑袋。以前，他的战友也曾一样，瞧着镜子里的自己，以证实自身的霉运。阿尔贝把镜子扔到地上，然后，不带一丝愤怒，把摔碎的镜片一一捡起，然后再扔掉。

第二天，他什么也没吃。整个下午，他就在客厅里一个劲儿地转圈，像是旋转木马那样。每当他重新想起这件事，恐惧感就重新把他攫住。他生出种种愚蠢的想法：既然希腊人已经找到了他，就一定会四处打听，会去找他的老板，会找到这里来，向他讨债，把他杀死。阿尔贝跑到窗边，但是，在那里，他根本就看不到普洛斯可能会露面的那条街，他只能看到房东的家，像往常一样，贝尔蒙夫人就站在窗后，目光空洞，神色茫然，沉浸在回忆中。

未来的前景一片暗淡。不再有工作，被希腊人紧紧跟踪，必须搬家，寻找另一份活儿。好像这件事很容易似的。

随后，他渐渐安下心来。要说希腊人会找上门来，那纯粹就是一个笑话、一个幻想罢了。首先，他又能怎么着呢？他难道会发动他的全家人，以及整个行会的同行，来寻找一个装有吗啡的纸盒吗？更何况，那里头的内容都已快耗尽了，简直是滑稽可笑之极!

但是，阿尔贝脑子里想到的东西，他的躯体却无法在行动中分享。他继续颤抖不已，他的害怕显然毫无理性可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黑夜来到，随着黑夜一起降临的，则是鬼魂、恐惧。黑暗所造成的情绪放大并摧毁了他仅剩下的那一点儿清醒，惊恐又占了上风。

阿尔贝哭了，他很孤独。关于阿尔贝生命中的眼泪，足可以写出一个故事来。这些眼泪，绝望的眼泪，根据他所看待的是生命还是未来，会在忧伤和恐惧之间漂移不定。他时而直冒冷汗，时而忧郁万分，时而心跳加速，时而悲观绝望，时而感到窒息，时而又眩晕不已。他心里想，自己再也不能离开这个套间了，但同时，他又不能再留在那里头了。眼泪加倍，越流越多。逃跑。这个词突然在他脑海里鸣响起来。逃跑。由于黑夜的缘故，这一想法渐渐地膨胀，扩大，挤碎了所有其他的前景。他不再想象这里的未来，不仅是这个房间里的，同样也是这一城市中的，这一国家中的未来。

他跑到抽屉前，翻出那些带有殖民地风光的照片，那些明信片。一切从零再开始。接下来的一记闪电映现出了爱德华的形象。阿尔贝冲向大衣柜，找出那个马头面具。他小心地戴上面具，就像在拿捏一件珍贵的古董一样。他立即感到受到了掩蔽、保护。他很想看一看自己，想从垃圾桶里翻找出一块相当大的玻璃片，但是不可能。于是，他只能在玻璃窗上寻找他自己的映像，结果遇见了一张马脸，他的恐惧消失了，一种亲切的温和感笼罩了他，他的肌肉也放松了下来。在慢慢地适应过程中，他的目光落到了院子的另一端，落到了贝尔蒙夫人的窗户上。她已经不在那里了。只有从很远的一间房子里照过来的一道微光，还映在方格玻璃窗上。

霎时，一切都变得明朗了。

阿尔贝必须先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才能摘下马头面罩。他感觉到一阵寒冷，特别不舒服。就像那些炉子那样，由于燃烧时积累了很多的热量，当炉火熄灭很长时间之后，还能保持相当的温暖，阿尔贝也事先存储了一点点力气，足够用来打开房门，把马头面具夹在胳膊底下，慢慢地走下楼梯，掀开雨布，然后，他发现，装着吗啡的那个硬纸盒不见了。

他穿过院子，在人行道上走了好几米，夜空现在是一团漆黑，他夹紧了胳膊底下的马头面具，摁响了门铃。

贝尔蒙夫人过了很长时间才过来应门。她认出了阿尔贝，一句话没说就打开了门。阿尔贝走了进去，跟在她后面，他们穿过一条走廊，进入一个窗户板已经打开的房间。露易丝睡在一张儿童**，床有些过于狭窄，但她双腿蜷曲着，睡得很香。阿尔贝朝她俯下身来，这个熟睡中的孩子显现出一种出奇的美。地上，躺着爱德华，身上盖着一条白色的被单，在阴影的映衬下，那白色变成了一种象牙色，他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走进屋来的阿尔贝。在他身边，摆着装有吗啡的硬纸盒。十分内行的阿尔贝马上就确认，吗啡的数量并没有减少太多。

他微微一笑，为摆脱束缚，戴上了马头面具，向爱德华伸出手去。

将近子夜时分，爱德华坐在窗户底下，阿尔贝坐在他边上，很认真地把爱德华画的那些纪念碑的图样放到膝盖上。爱德华看了一眼他朋友的脸。真够惨呐。

阿尔贝说：

“好吧，你给我好好地解释一下。这个关于纪念碑的故事……你到底是怎么看的？”

正当爱德华在一个新的对话本上写着他的句子时，阿尔贝翻阅起了那个素描本。他们研究了这一问题。这件事情中，一切都是能够解决的。他们根本用不着创建什么皮包公司，只需要一个银行账户就行了。也不需要什么办公室，只要一个简单的邮箱就可以。关键的问题，是要在一段相当有限的时间内，对客户推广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促销，让客户把订货的预付款打过来，然后，他们立马带着钱逃跑。

只剩下一个问题，而且是个极大的问题：要启动这笔生意，首先还是需要有钱。

爱德华恰恰就是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这个启动资金问题，以前还是如此重要，简直就彻底束缚住了阿尔贝的头脑和手脚，还让他几乎动怒，而现在，它怎么就变得不再要紧，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障碍而已。很显然，这应该跟他眼下的身体状态有关，他的血肿，他刚刚缝合的眉弓，他青肿的眼睛……

爱德华又想起来几天前阿尔贝的那次外出，想起来他回来后的那种失望；他想象着一个关于女人的故事，一段爱的悲伤。他寻思着，阿尔贝是不是因为受到了一时性的愤怒的打击，才做出的这个决定？他会不会明天就不干了？无论如何，爱德华别无他择，假如他想投身到这一冒险之中(天知道他是多么执意地看重这个!)，那他就得豁出去干，把他战友的决定看成是深思熟虑后的举措。然后，为他祈祷吧。

这场对话中，阿尔贝显得很正常、很理智，他说的话都很合乎情理，只不过在说到一个句子的正当中时，突如其来的寒战会让他从头到脚都乱抖起来，尽管房间里温度不太高，他还是会大量出汗，尤其是手掌心。这一刻，他同时就成了两个人，一个像一只兔子似的哆嗦不已，是被活埋在弹坑中的前法国兵；另一个则在那里思考、计算，是银行的前会计。

因此，做生意所需要的钱，怎样才能弄到手呢？

阿尔贝久久地瞧着那个马头面具，只见它也在静静地盯着他。落在他身上的这一平静、亲切的眼神，对他是一种鼓励。

他站了起来。

“我想我可以找到办法……”他说。

他一直走到桌子前，慢慢地清理着桌上的杂物。

他坐了下来，桌子上铺开了一张纸，摆上了墨水瓶、羽毛笔，他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在信纸的左上方写下了自己的姓名与地址之后，他写道：

尊敬的先生：

您上次邀我拜访贵府期间，曾热心地向我推荐了您门下某公司的一个会计职位。

假若这一推荐还有效的话，请相信我很愿意……

[1]　据小说作者自己的说法，这句格言是法国作家帕特里克·朗博(Patrick Rambaud，1946— )在自己的小说《战役》(1997年龚古尔文学奖作品)中借助于某主人公之口说的。

[2]　这里有文字游戏，“从嫁妆那一面看上去”的原文为“vue de dot”，与“从背面看上去”(vue de dos)为同音词组。

[3]　这几位都是当时法国有名的政界人物。其中，保尔·德夏奈尔（Paul Deschanel，1855—1922）曾任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1934）曾任法国总理与总统。雷翁·都德（Léon Daudet，1867—1942）不仅是政治家，还是作家和记者。

[4]　“枪口朝左”(passer l’arme à gauche)在法语的军队俚语中意为“死去”。

[5]　安瓿：拉丁文ampulla的译音，容量一般为1—25ml。

[6]　据小说作者自己的说明，这句话引自法国作家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1888—1948)的某部作品。

[7]　对一个人的背或者一件东西画十字，表示最终告别或者彻底放弃。这是西方人的一个习惯动作。

[8]　这里的玛丽亚公主(Princesse Marie)应该是指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玛丽亚·博尔孔斯基，她是虔诚的基督教徒，长得有点丑，但为人善良、性格温顺。

[9]　尼古拉·博尔孔斯基王子(Prince Nicolas Bolkonsky)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他是退休的俄罗斯将军，安德烈和玛丽亚的父亲。在小说中，他被描写得脾气很大、倔强、粗鲁，但英勇。

[10]　格莱姆(Golem)，是犹太民间传说中有生命力的假人或曰魔像，相传是用巫术灌注黏土而产生的有自由行动能力的人偶。该词曾在《圣经·诗篇》中出现过，本意是“原料”“胚胎”或“未成形的体质”，寓指上帝尚未塑造完全的人类。

[11]　恩斯特·维尔格兰(Ernest Vilgrain， 1880—1942)：法国的一个面粉厂主。他于1919年创建了所谓的“维尔格兰棚舍”，这些商店极其简陋，以低于市场价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低价，为巴黎以及郊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此举在数年中为稳定法国的物价做出了一定贡献。

[12]　《西部闪光报》(L’Ouest-éclair)：后来改名为《法兰西西部报》(L’OuestFrance)。

[13]　斯佳纳莱尔(Sganarelle)是莫里哀喜剧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人物，且常常由莫里哀自己来扮演。这个词最初来自于意大利语的动词“sgannare”，意思为“使人醒悟”“让人睁眼看清”。

[14]　帕利亚乔(Pagliaccio)本来是意大利人鲁杰罗·雷翁卡瓦洛(Ruggero Leoncavallo)的一出二幕歌剧《帕利亚奇》(1892)中的主人公。

[15]　这一段文字是对西班牙老牌汽车商生产的希斯巴诺-苏莎牌汽车标志“鹳”的造型的具体描绘。

[16]　乔治·基纳梅尔(Georges Guynemer， 1894—1917)：法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战斗英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取得五十四次战斗的胜利，最终在战斗中牺牲。

[17]　扶轮社(Rotary)是一个世界性的慈善服务组织，世界各地共有三万多个扶轮社。它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致力于世界亲善及和平。全球第一个扶轮社于1905年创立于美国。

[18]　原文如此，上文中说到的是玛德莱娜拜访伊冯娜。这里却是伊冯娜拜访玛德莱娜，或可理解为是另一次拜访。

[19]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 1851—1929)：法国元帅，军事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先后任法国第九集团军司令、法军总参谋长、协约国军队总司令。

[20]　原文如此，上文说的是十一月十一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纪念日。十一月一日是“万圣节”。

[21]　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 1859—1943)，法国律师和政治家。1920年出任法国总理，后来以温和派联盟领袖的资格当选共和国总统。都德，见前文中的注。让·达尼昂-布弗雷(Jean Dagnan-Bouveret， 1852—1929)，法国画家，属于自然主义画派。乔治·罗什格罗斯(Georges-Antoine Rochegrosse，1859—1938)，法国画家、装饰艺术家。

[22]　法国的行政区划分为大区、省和市镇。法国本土划为22个大区、96个省。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每个省也就管辖几十万人口，不足一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

[23]　兰德鲁（Henri Désiré Landru，1869—1922）：法国的著名连环杀手，曾先后杀害多名女子，以“岗拜地方的蓝胡子”的外号而闻名遐迩。

[24]　凡尔登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残酷的战役，战事持续了1916年几乎一整年，德法两国投入一百多个师的兵力，双方军队死亡超过二十五万人，五十多万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