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布尔丹将手平放在书桌上，显出一种跟在餐桌上等待火烧冰淇淋“热烤阿拉斯加”时一样满足的神情。雷蒙小姐一点儿都没有奶油冰淇淋的味道。不过，她跟那镀金一般的奶油夹心烤蛋白却有点儿相像，而且这一点也不是没有意味的。这是一个假金色头发的姑娘，那金色有些偏棕色，她的肤色很苍白，而她的脑袋则有些尖。雷蒙小姐一进门，看到她的老板处在那样一种姿势中，便做出一种既表示恶心却又不得不认命的撇嘴来。因为，她一从他面前走过，他就会把右手伸进她的裙子底下，动作出奇地快，快得令人惊讶不已，因为他的体形毕竟是那般臃肿，而且，他的机灵在其他方面是没有丝毫显现的。于是，她会快速地移动一下胯部，但拉布尔丹，在这方面，有一种天生的本能，能预知一切变幻。无论她如何躲闪，他总能达到他的目的。于是，她打定了主意，快速地扭了一下身子，放下手中的文件签名夹，同时，只在离开时发出了一记无奈的叹息。对于这样满是嘲讽意味却又悲剧性的障碍，她尝试过采用一种想必实用的方法(穿越来越紧的长裙或者窄裙)来对抗，但这反而使拉布尔丹的快感猛增数倍。如果说，她作为秘书，在听写速记和文字拼写上表现得相当平庸，那么，她的忍气吞声则大大地弥补了工作上的缺陷。

拉布尔丹打开了文件，不禁啧啧称奇起来：佩里顾先生将会很满意。

这份文件拟定了一个漂亮的规则，来实施“关于在法国籍艺术家之间展开一个设计与建造1914—1918战争死难者纪念碑的竞赛”的计划。

在这份长长的文件中，拉布尔丹自己只写了一句话：第一条的第二句。他坚持一定要亲自来写这一句，不让任何人来帮他。每个词全都掂量了又掂量，斟酌了又斟酌，而且，他还拟定了其中哪些词要用大写字母来写。他是如此自豪，以至于强调说，这句话必须用粗体字来印刷：“该纪念碑应表达出我们对为国捐躯的光荣死者所寄托的哀思。”无懈可击的语句节奏。又一次啧啧称奇。他接着再次自我欣赏了一遍，然后，又快速浏览完了文本的剩余部分。

人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地点，早先被市政部门的停车库所占据：正面长四十米，纵深三十米，有可能在周围设置一个花园。规则明确规定，纪念碑的体积应该跟“所选的地址保持和谐一致”。要镌刻上所有那些死难者的姓名，就必须有足够大的地方。准备工作差不多已经结束：成立了一个由十四个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成员中包括议员、当地艺术家、军人、老战士代表、死难者家属，等等，这些人全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若不是已经欠了他人情，就一定是有求于他(他是委员会的主席，握有决定性的一票)。这一拥有高度艺术性和爱国情感的大胆创举，是他任职期限内要具体落实的头等大事。这件事做成了，他再次当选也就十拿九稳了。日程已经敲定，竞赛即将启动，平整土地的施工也已开始。竞赛启事会刊登在巴黎和外省的各大主要报刊上，一项漂亮的工程，而且真的很顺利……

什么都没有遗漏。

只是在第四条中还有一处空白：“纪念碑的预算支出总额为……”

这让佩里顾先生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沉思中。他想要某种美丽的而不是宏伟壮观的东西，而按照人们传达给他的信息，要做这样的一个纪念碑，价格将会在六万到十二万法郎之间，某些著名的艺术家甚至会向你要到十五万、十八万法郎，跨度如此之大，该如何确定一个界限呢？这可不仅仅是一个金钱的问题，还是一个公平衡量、恰当评估的问题，得好好思考一下。他的目光落到了他儿子的照片上。一个月之前，玛德莱娜在他书房的壁炉上摆放了一张爱德华的照片，并按照他的意愿配了一个相框。她还有他的另一些照片，但她只挑选了这一张，因为这一张似乎很“中庸”，既不太乖巧，也不太冒失，既不太文静，也不太闹腾。可以接受。父亲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让她震惊，由于她担心这一切会越来越严重，她就谨慎巧妙地处理，一点一滴地改变，今天拿出素描画册来，明天再拿出一张照片来。

佩里顾先生先是足足等了两天，然后才走近照片，把它摆到他书桌的一角上。他并不想问玛德莱娜那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也不想问她是在哪里拍的，一个做父亲的理所当然应该知道这些事情。在他看来，照片上的爱德华只有十四岁，如此说来，应该追溯到1909年。他站在一个阳台的木头栏杆前。背景有些看不太清楚，照片大概是在一栋雪山小木屋的露台上拍的，那时候，每年冬天都会让他去滑雪。佩里顾先生记不清具体是什么地方了，很可能是他们常去的同一个滑雪场，兴许，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部，或者，也许在南部。反正就是在阿尔卑斯山。他儿子身穿一件羊毛衫，因为阳光太强烈，眯缝着眼睛，一脸的微笑，像是有人在摄影人的身后做鬼脸。这也让佩里顾先生开心起来，他真的是一个漂亮的孩子，一个淘气鬼。这么多年过去后，那一天如此开心的微笑，让他回想起一个事实，他儿子与他从来就没有在一起欢笑过。这让他不免有些心碎。于是，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把照片翻转过去。

在照片背后的最底部，玛德莱娜写了一排字：“1906年，巴黎，肖蒙小丘公园。”

佩里顾先生拧开钢笔帽，挥笔写下：二十万法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