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6月，我捐出了第四笔钱，为年老的大学教授提供1500万美元的养老金（卡内基教育发展基金会）。为此，我需要从美国所有的教育机构中，选出25名校长作为基金托管人。除了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珀因病缺席，其他24位校长都齐聚我家，商议机构的事宜。我也因此有机会和他们成为好朋友。弗兰克·A.范德利普先生在最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华盛顿的经验十分有用。另外，基金会主席亨利·S.普利切特博士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十分看重这个基金会，我知道，很多人不久后就成为受益者，我确信他们完全有资格得到这笔钱，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他们的认可。在所有职业中，教师可能是最不公平的职业，他们的工资是最低的，尽管他们本该拿最高级别的工资。教师们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年轻人的事业，但只得到少量的报酬。当我第一次担任康奈尔大学的信托管理人时，我震惊地发现，教授的工资这么低，居然还没有我们的一些员工高。对这些人来说，靠节约存钱无法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因此没有养老基金的大学，只好继续雇用那些教师，尽管他们已经不再具备能力，也不应该再继续教学。养老基金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公布的第一批受益者名单也说明这一点。其中包括了几个享誉世界的名字，他们对人类知识的积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受益者或是他们的遗孀写来了十分感人的信。这些信我一直留着，只要我感到忧郁，我就会重读一遍这些信，它们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我在丹弗姆林的朋友，托马斯·肖先生（现在是肖勋爵），为一家英国评论杂志写过一篇文章，揭露了许多苏格兰的穷人无法负担他们孩子的大学学费，尽管他们已经为此缩衣节食了。在读完肖先生的文章后，我又有了一个想法，准备拿出1000万美元的债券，把每年10.4万英镑收益的一半，用于资助值得帮助的贫困生，另一半用于改善大学的设施。

这个基金（卡内基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受托人的第一次会议，于1902年在苏格兰国务卿的爱丁堡办公室举行，由伯利的巴尔弗勋爵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都是知名人士：巴尔弗首相、亨利·坎贝尔-巴内曼爵士（后来成为首相）、约翰·莫立（现在是莫立子爵）、詹姆斯·布赖斯（现在是布赖斯子爵）、埃尔金伯爵、罗斯伯里勋爵、雷勋爵、肖先生（现在是肖勋爵）、来自丹弗姆林的约翰·罗斯博士等等。我解释道，我邀请他们来担任受托人，是因为我在读过近期的调查报告后，无法将基金会交托给苏格兰大学的机构管理。巴尔弗先生立刻大喊道：“一分钱也不行，一分钱也不行！”埃尔金伯爵是调查团的成员，他也完全赞同。

在阅读了基金的各项提议和各项细则后，埃尔金伯爵觉得不够严格和具体，有些犹豫是否要接受受托人这个职位。他希望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如果随着时代的进步，受托人觉得这个基金会的目的和运作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苏格兰的教育，那么他们可以更改受益人和申请基金的方式。我给予大多数受托人这样的权力。伯利的巴尔弗爵士同意埃尔金伯爵的意见，巴尔弗首相也一样，他说他从来没听说过，基金会创始人会愿意给受托人这么大的权力。他质疑这种做法是否合适。

“没错，”我说，“巴尔弗先生，我从没听说过谁制定的法律可以沿用到下一代，在有些情况下，他们为自己这一代制定的法律也不完全适用。”

大家发出一阵笑声，首相自己也开怀大笑，然后他说：

“你说得对，完全正确。但是我觉得你是个伟大的捐赠者，你足够聪明，还是第一个拥有这样的观点的人。”

我建议，只要有一半以上的人同意，就可以拥有这项权利，但是巴尔弗勋爵建议不要少于三分之二。埃尔金伯爵接受了这项条款，接着全票通过了。我确信这是一条明智的条款，日后将会得到证明。这个基金会和我其他的基金会密切联系，我确信日后会体现出这点的价值。丹弗姆林的埃尔金伯爵毫不迟疑地担任了这个基金的主席。当我告诉巴尔弗首相，我希望由埃尔金来担任这个职务时，他马上说：“在英国，除了他，你找不到更好的人了。”

我们所有人都对此十分满意。问题是：我们上哪去找他的助手？

巧合的是，我们的基金会中有四个人既是英国议员，又获得过丹弗姆林荣誉市民的称号，他们是亨利·坎贝尔-巴内曼、埃尔金伯爵、约翰·罗斯博士和我自己。如今又有一位女士要加入这个圈子，她就是卡内基夫人，她也是唯一一位获得丹弗姆林荣誉市民称号的女性。她和我一样，一直为这座城市奉献着。

1902年，我当选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校长，这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笔。从此，我进入了一个之前很陌生的大学世界。第一次与全体教职人员的见面，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坐的那张旧椅子历史悠久，自圣安德鲁斯建校至今的500年间，无数卓越的名誉校长曾经坐过这张椅子。我读过名誉校长们的演讲集，为我即将要作的演讲作准备。我读到的最值得注意的一段话，是斯坦利院长给学生们的建议：“去彭斯的诗句里寻找你们的信仰。”作为教会的高层和维多利亚女皇的爱臣，他竟然敢于对约翰·诺克斯大学的学生说这样的话，这表明神学近年来也在进化。彭斯的诗句道出了最好的行为准则。第一条是：“值得畏惧的是你的自责。”这是我早期生活一直信奉的座右铭。第二条是：“对地狱的恐惧，宛如刽子手手中扬起的鞭子，但你感觉到的荣誉，则成为你的边界。”

约翰·斯图尔特·米尔校长给圣安德鲁斯学生作的演讲也十分精彩。显然，他想要把最好的都教给他们。他强调音乐在高质量生活中的重要性，纯粹的、优雅的娱乐是高贵的，这也是我自己的亲身体会。

我邀请了四所苏格兰大学的校长和他们的家人，到斯基沃度假一周，这给我和夫人带来了许多乐趣。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的主席埃尔金伯爵，伯利的巴尔弗勋爵及夫人都参加了首次聚会。后来，“校长周”成为每年固定的传统，我们也因此成为了朋友。大家一致同意这样对大学也有好处，因为可以激发大学间的合作意识。在第一次参加完“校长周”后，兰校长握着我的手说：

“苏格兰大学的校长们花了500年也没学会怎么开始合作，但大家在一起待上一周就找到解决方案了。”

1906年，我们在斯基沃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聚会。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曾外孙女，爱格妮思·欧文小姐，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校长周，所有人都被她的魅力所折服。大概150年前，富兰克林在圣安德鲁斯大学获得了他人生中第一个博士学位，他的200年诞辰的庆祝仪式在费城举行，圣安德鲁斯大学和全球其他大学一样发去了贺词。圣安德鲁斯大学也授予了他的曾外孙女一个学位。作为名誉校长，学校委托我为她颁发这一荣誉。这个仪式在第一个晚上举行，许多观众出席了，当晚共发表了两百多篇祝词。观众们或许都被深深地打动了。圣安德鲁斯大学是第一个授予富兰克林学位的学校，如今，在147年后，它把同样的学位授予了他的曾外孙女（这是由于她作为拉德克利夫学院院长的功绩）。而且是由从大西洋的另一头赶来，和富兰克林一样出生在英国，却成为美国公民的名誉校长亲自为她授予了学位。这次仪式是在富兰克林的安息地费城举行，场下聚集的全是纪念他的群众。一切都十分完美，我感到非常荣幸，能成为这场得体又恰当的仪式的参与者。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唐纳森校长能有这样的创意真是太棒了！

在我没有作续职答辩的情况下，圣安德鲁斯的学生们就一致通过由我继续担任名誉校长一职，这让我十分感动。我很喜欢“校长之夜”，没有其他教职员工在场，学生们可以畅所欲言，我们总是过得很开心。第一次“校长之夜”后，唐纳森校长给我看了秘书处提交给他的报告：“某某校长给我们演讲，某某校长只顾自己讲，他们都高高在上地站在讲台上。只有卡内基先生是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亲切交谈。”

我经常想到要资助高等教育机构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像哈佛或者哥伦比亚这样主要的大学已经够大了，它们都拥有5000～10000名学生，没有必要再进一步扩张了。而小规模的机构（尤其是学院）则急需帮助，因此资助这些院校更加的明智。因此，我把对教育的资助限制在这个范围内，并对这个明智的决定十分满意。后来，我们发现洛克菲勒先生的教育基金“大众教育委员会”，和我们的基金会不约而同地都在这个领域努力，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冲突。洛克菲勒先生希望我能加入他的委员会，我同意了。很快，我们发现合作的效果要好得多，至今我们仍保持合作关系。

在给院校的资助过程中，我有很多朋友获得了像查利·泰勒一样的荣誉。迪金森学院的康威礼堂是以孟轲·D.康威命名的。他最近出版了自传，被文学协会称为“文学作品”。具体的评价是这么说的：“这两册放在桌子上的书，是一堆自传垃圾中的宝石，闪闪发光。”这也影射了许多想要加入写自传行列的人。

康威先生自传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祈求和平吧，我的读者们。祈求和平不是向自然祷告，而是依靠你遇到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不要只是祈祷“请赐予我们和平”，而是自己要尽力去争取！这样，尽管世界充满冲突，至少我们心中充满和平。

我的朋友一下子点明了人类最深处的耻辱。毫无疑问，战争应该在文明国家间消失。

为了纪念埃德温·M.斯坦顿，我在俄亥俄州的凯尼恩学院设立了斯坦顿经济学名誉教授一职。在匹兹堡，我还是小信差时，曾给斯坦顿先生送过电报。后来到了华盛顿，我成为斯科特部长的助理时，他对我也十分友好。类似的情况还有，克利夫兰市的西储大学的汉纳会长之席，布朗大学的约翰·海图书馆，汉密尔顿的第二个埃利·鲁特基金会，韦尔斯利的克利夫兰夫人图书馆。可以用我的朋友来命名这些捐赠，我十分开心。通过这样的方式，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来纪念我了解、喜欢和尊敬的朋友。我也希望我能捐赠一座道奇将军图书馆和盖里图书馆，但是他们母校已经给了他们这样的荣誉。

我给汉密尔顿学院的第一笔捐赠，本打算命名为“埃利·鲁特基金会”，但是这位最能干的国务卿，罗斯福总统眼里“最聪明的人”在处理这件事时，根本没有对大学高层提到这点。当我指责他为何要放弃这样的权利时，他笑着回答道：

“好吧，我答应你，下次你再捐赠的话，我不会再骗人了。”

第二次的捐赠终于弥补了这个遗憾。这次我十分谨慎，没有把这件事直接交给他负责。汉密尔顿的鲁特基金会终于成立了，他再也没能力撤销了。鲁特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既质朴又崇高，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罗斯福总统说过，他愿意爬出白宫，只要这样做能确保鲁特当上总统候选人，并有机会当选。有人认为他过于软弱，因为他曾经为一些公司辩护，但是不善言辞，无法笼络人心；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谦让、不善交往的政客，只能讨好一些水准低下的站票群众。他的政党作出了愚蠢的决定，没有将他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我与汉普顿和塔斯克基学院的联系，提高了黑人的地位，这让我既满意又高兴。我还有幸认识了布克·华盛顿。他不仅自己摆脱了奴隶身份，还帮助上百万黑人提高了教育水平。我向塔斯克基学院捐赠了60万美元，几天之后，华盛顿先生来拜访我，问我是否能允许他提一个建议。我说：“当然可以。”

“你十分好心地在基金中划出一定数目的钱，用于资助我和我妻子未来的生活，对此，我们十分感激。但是，卡内基先生，这个数目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需要，对我们黑人来说，这算是一笔财富了。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已经不再是个穷人，不用再一直想着省钱。你愿意更改一下条款，把这个数目删去，用‘只提供适当的资助’来代替吗？我相信受托人的决定，我和夫人只需要少量的钱。”

我同意了，现在这个条约仍然有效，但是当鲍尔温先生向他要原件，代替修改后的文件归档时，他告诉我，这个高贵的人拒绝了。这份文件本来是要永久保存，并流传下去，但是他把它放在一边，用修改后的文件归档。

这显示出这位黑人领袖的高尚品格。他是在世最真实、最具自我牺牲精神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了所有优秀的品质。有幸认识这样纯洁高贵的灵魂，见识到世上人性的最高境界，这已经让人大开眼界。如果问当今时代，或者算上过去的时代，谁是从最底层奋斗到最高层的代表，答案肯定是布克·华盛顿。他从黑奴奋斗到黑人领袖，是现代的摩西和耶和华的结合体，领导着黑人不断进步。

在和这些机构的联系中，我接触到了他们的官员和受托人——比如说汉普顿的校长霍里斯·B.夫勒瑟尔，罗伯特·C.奥格登，乔治·福斯特·皮博迪，乔治·麦卡纳尼和威廉·H.鲍尔温。（唉，最近才离我们而去！）他们都是为他人工作的人，能够和他们交心是我的福气。库珀协会，技工和零售商协会，事实上我对每个机构都很感兴趣，他们许多人都献出大量的时间和想法。不是“狭隘地为了自己”，而是本着解救他们不幸的同胞的崇高理想。

我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向教堂捐赠过管风琴。受益者是我的父亲曾在阿勒格尼参加过的一个不到100名成员的史威登堡教会。在我认为这么少人不必建一个新教堂后，我捐赠了一架管风琴。很快，其他教堂要求管风琴的申请像雪片般飞来，从匹兹堡的天主大教堂到乡村的小教堂，这让我忙碌不已。看来，每一个教堂都需要一架更好的管风琴。而且由于新的管风琴是免费的，他们把旧的卖掉还能净赚一笔。一些为小教堂订的管风琴几乎要撑破教堂的屋顶，第一次捐赠的对象史威登堡教会就是个例子。还有一些教堂，在申请前就已经买了新管风琴，却希望我们报销这笔费用。最终，我们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捐赠系统。申请的教堂需要填写一份列有很多问题的文件，然后交还给我们。现在负责捐赠的部门已经系统化，根据教堂的大小，划分了捐赠的等级。

苏格兰高地有人指责我，认为捐赠管风琴给教堂，诋毁了基督崇拜。那些严苛的长老教会员还公然抨击我，说我图谋不轨，“用装满哨子的箱子来代替上帝赐予我们人类的嗓音。”此后，我决定要找人分担我的罪责，因此，我要求每个教堂承担一半新管风琴的费用。在此基础上，管风琴部门仍然生意兴隆，对管风琴的需求依然很大。此外，由于人口不断增长，不断有新的教堂成立，管风琴也是必需的。

看来这个项目会无穷无尽。我要求教堂支付一半的费用，为的是确保这笔支出是必需和合理的。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说，我相信教堂仪式的间隙演奏圣乐是有益的。音乐可以在布道之后，缓慢地帮助人们疏解压力。我觉得花在管风琴上的钱是值得的，所以我们继续这样的捐赠。

在我所有的慈善项目中，我的私人养老基金项目给了我最丰富最高贵的回报。我认识一些一直很善良和友好的人，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体面的晚年生活。我为他们提供了舒服的环境，让他们不用再为生活费用担心。这带给我的满足感是无法比拟的，而花费的只是一小笔钱。

我惊讶地发现，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才能安享晚年。在我退出商界前，就开始资助一些这样的人，我也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满足感。养老金名单上每一个人都是完全有资格得到这笔资助的，这实际上是一份充满荣誉和关爱的名单，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份名单是保密的，没人知道名单上有谁，我也从未对他人透露过任何消息。

我从没想过这样的问题：“我做的这些善事有什么好处？”我想最好的答案，是名单上的朋友们给我的满意的回复，这才是我需要的。我拥有的财富远远超出了我该得的份额，因此，我从不向神明再要求什么。在普遍规律面前，我们应该低下头，遵守内心的指示，不索取，不害怕，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不求回报。

的确，施予比接受更有福。我确信，如果我们的位置对换，这些朋友们都会愿意为我这么做。我收到了很多珍贵的感谢。一些人告诉我，他们每天晚上祷告时都会提到我，祝福我。我经常忍不住表达我的真实情感：

“不要为我祈祷，”我说，“不要为我要求更多。我得到的已经远远超过应有的份额了。最公平的待遇就是拿走我大部分的财富。”这不只是嘴上说说，而是我的真心话。

铁路养老基金也是类似的性质。许多匹兹堡铁路的老工人或者他们的遗孀都受到了资助。这个基金会是多年前成立的，已经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受益人大部分曾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州担任主管时手下的员工，或他们的遗孀。他们如今都需要帮助。我第一次和这些铁路工人接触时，我还是个小男孩，因此我还能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们对我十分友善，大部分这个基金会的受益人我都认识，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为工厂的工人设立的400万基金（钢铁工人养老基金），帮助了上百位素未谋面的工人，但其中也有很多人是我记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