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意识到和平的重要性，至少在说英语的国家之间要维持和平。1869年，当时最大的军舰英国“君主号”下水时，不记得出于某些什么原因，人们都传说，她能轻易地使美国的城市一座接一座地臣服，她是所向披靡的。当时我就给在英国内阁的约翰·布赖特发了封电报（那条线路刚刚开通）：“君主号的首要及最有意义的任务应该是将皮博迪的灵柩运回美国。”

我没有在电报上署名。奇怪的事，这件事真的应验了。“君主号”成为了英美之间的和平使者，而不是破坏者。许多年后，我在伯明翰的小型晚宴派对上，遇见了布赖特先生，告诉他，我就是当年那个匿名给他发电报的人。他说他那时很惊讶，为什么电报上没有署名，并表示他当时心里也正是这么想的。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值得信任，他才是大功臣。

内战时期，当联邦需要朋友时，他是联邦的支持者。在世的公众人物中，我最喜爱的一直就是他，他也是我父亲的偶像。最初，他曾被人指责为狂热的激进分子。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直到整个国民都支持他的观点。主张和平的他，认为克里米亚半岛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后来承认的那样，英国押错了赌注。我有幸得到了布赖特家族的授权，以朋友的身份，将国会里的旧的曼彻斯特·布赖特塑像换成了新的复制品。

早年对英国的几次访问，让我对英国和平协会产生了兴趣，我参加了许多相关会议。后来，我又被克里默先生创立的议会联盟所吸引，他是议会中著名的工人代表，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克里默先生。当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得到8000英镑的奖金后，他立即把这笔钱都捐给了仲裁委员会，只留下1000镑以备不时之需。这是高尚的奉献精神，真正的英雄视钱财如粪土。克里默先生靠着做点小生意，每周赚几美元，来维持他在伦敦的生活，继续在国会担任议员。而现在有一大笔钱从天而降时，为了和平事业，他大方地捐赠出去，这就是英雄主义最好的体现。

1887年在华盛顿，我有幸把仲裁委员会引见给了克里夫兰总统。他热情友好地接待了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他们保证会真诚地与他们合作。从那天起，我越来越重视怎样防止战争，以致忽略了所有其他事情。第一届海牙会议的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使我相当快乐。会上第一次提到了裁军问题（后来证明这只是白日梦），还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法庭来解决国际争端。我见证了人类为了和平跨出的最大一步。而且之前都没有太多讨论，就好似灵光一闪。显然，卓越的想法能使会议更精彩。

如果霍尔斯先生能活到现在（他的死曾让我深感悲痛），和他的上级安德鲁·D.怀特一起，作为即将到来的第二届海牙会议的代表，我觉得他们俩可能会促成国际法庭的建立，以用于废止战争。正是这位霍尔斯先生，连夜从海牙出发去德国，带着上级的指示，会见德国皇帝和外交部长，最终说服他们接受了最高法庭的意旨，不会像之前他们威胁的那样，撤出他们的代表团。霍尔斯先生这次的举动值得被载入史册，他是人类最伟大的公仆之一。哎，可惜他在壮年时期就去世了。

国际法庭成立的日子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天，它敲响了丧钟：永远废止残杀同胞这一最深重最黑暗的恶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天到来时，世界各地都将为之庆祝。到那个时代，一些迄今为止被称为英雄的人会被人遗忘，因为他们没能推动和平与善行来代替战争。

当安德鲁·D.怀特先生和霍尔斯先生从海牙回来后，他们提议我提供资金，在海牙建造一座和平教堂。我告诉他们我不会那么冒昧。如果荷兰政府向我提出那样的要求，那么我会乐于考虑此事。他们反驳说，政府不太可能会这么做，但我坚持说我不会冒昧地做这件事。

最终，荷兰政府真的通过在华盛顿的大使基弗尔男爵，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我很欣喜。然而，在写给男爵的信中，我小心地提到给他们政府的汇票会在适当的时候送出。我没有寄出这笔钱，荷兰政府派人直接从我这里把钱带走了，这张150万的汇票被当成纪念品保存了下来。在我看来，能够行使如此神圣的职责，资助建造和平教堂——世界上最神圣的建筑，这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我甚至认为它的价值超过圣彼得大教堂，或是用于信仰上帝的其他建筑。正如路德[1]所说的：“我们无法伺候或帮助上帝，他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这座教堂带来了和平，这是人类所急需的，“对上帝最高的崇拜是为人类服务。”至少，路德、富兰克林和我的观点一致。

1907年，一些朋友请我出任他们即将成立的纽约和平协会的主席一职，我拒绝了。理由是我十分忙碌，这也是事实。但是后来，我却因为拒绝这件事而感到良心不安。如果我不愿意为和平事业而献身，那还有什么值得我牺牲呢？我还擅长什么呢？幸运的是，几天以后，莱曼·艾博特牧师、林奇牧师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都前来拜访我，希望能说服我重新考虑这个决定。我猜到了他们的意图，并坦白告诉他们无需多说什么，我的良心一直很不安，我接受担任主席一职，并将履行好我的职责。接着（第二年四月）就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和平协会会议，来自35个州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此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外国人士。

此时，我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第一枚勋章。法国政府授予我法国国家骑士勋章。在我主持的纽约和平协会宴会上，埃斯图内勒·德康斯坦男爵出现在台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把勋章授予了我。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荣誉，我十分感激。因为这是对我为国际和平作出的努力的肯定。这并不是过高的荣誉，所以我应该享受这个荣誉。这个荣誉也提醒我，必须比以往更加努力，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确保自己更符合他们的标准——他们在授予仪式的演讲中，认为我已经达到了这个标准。

我所有的捐赠中，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丹弗姆林的皮坦克利夫峡谷。那里充满了孩子气的情感——最纯洁最甜蜜的气息。我必须讲一下这个故事：

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丹弗姆林曾参与争夺过部分大教堂的地产和宫殿遗址的所有权。我的外祖父莫里斯发动了这次争夺，或者应该这么说，他是发动者之一。之后，劳德姨父和莫里斯舅舅继续着这场争夺，莫里斯舅舅还被指控煽动一群人拆了一座墙。最高法庭最终判城市居民胜出，于是地主下令，“莫里斯家族禁止进入大峡谷地区。”作为莫里斯家族的一员，我和表哥多德一样，被禁止进入。好几代的皮坦克利夫峡谷的地主和居民们都冲突不断。

在我看来，皮坦克利夫的大峡谷是独一无二的。它毗邻修道院和宫殿遗址，西边和北边与镇上的两条主干道相接。它的面积在60到70英亩之间，整个地区都有树荫庇护，山上的树木枝叶茂盛。在丹弗姆林的孩子心中，这里就是天堂，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当我听到“天堂”两个字时，我脑子浮现出的就是皮坦克利夫峡谷，这是我心中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当时，只要我们能从开着的门、围墙上面或是铁门下面，不时地偷看上一眼里面的景色，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

几乎每个星期天，劳德姨父会带着“多德”和“奈格”绕着大教堂散步，一直走到可以俯瞰大峡谷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树林间飞来飞去的乌鸦。在孩子们眼里，大峡谷的主人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我们知道皇后住在温莎城堡，但是拥有皮坦克利夫峡谷的不是她！皮坦克利夫的亨特家族，也不会用峡谷和她交换任何东西，或是和任何其他人交换。我们都确信这一点，因为换了我们，我们也不愿这么做。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见过的建筑物中，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皮坦克利夫的雄伟壮观。劳德姨父曾对我的未来作过很多预测，但他如果能想到，我会变得如此富有和幸运，成为皮坦克利夫的地主，他可能会对我另眼相看。我能够把我童年的天堂还给丹弗姆林，作为公共公园开放，这样的荣誉比加冕还重要。

当罗斯博士小声告诉我，亨特上校可能会被说服卖掉大峡谷时，我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博士认为他的要价相当高，之后我就没有听到进一步的消息了。1902年秋天，我身体不适，在伦敦养病时，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我发电报给罗斯博士，请他来见我。一天早晨，卡内基夫人走进我的房间，让我猜猜是谁来了，我猜是罗斯博士。当然是他，我们谈论了皮坦克利夫峡谷。我建议让我们共同的朋友和老乡，爱丁堡的肖先生（丹弗姆林的肖勋爵）去会见亨特上校的代理商。他会让代理商明白，如不考虑我这个热心的买家，不和我做这笔交易，他们总有一天会后悔。因为我可能随时改变主意或者突然过世。肖先生听完博士的话后说，他第二天早晨和亨特的律师有一个约会，谈论另一桩生意，他一定会替我们转告的。

之后不久，我就坐船回到纽约。一天，我收到肖先生的电报，说地主给出的价格是45000英镑，可以成交吗？我回电报说：“是的，只要罗斯同意就行。”在平安夜，我收到了肖先生的回复：“向皮坦克利夫的新地主致敬！”因此，我开心地得到了我心目中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衔。国王？他只不过是国王而已，他没有马尔科姆国王的高塔，没有圣玛格利特的圣殿，也没有皮坦克利夫峡谷，可怜的男人。拥有这些的是我。如果国王来丹弗姆林游览的话，我很愿意屈尊带他游览这些胜地。

作为公园和峡谷的所有者，我发现如果能把钱交给具有公共意识的人手中，就能为社区的大众谋福利。我很放心地把皮坦克利夫公园交给罗斯博士打理，他建议应该要成立一个管委会，于是我们共同同意了一组人，并邀请他们到斯基沃来组织。他们认为应该把它作为公园送给小镇，甚至没有对罗斯博士提出任何其他想法。当他们听说这个公园花费了50万英镑，还要承担5%的利息，而我做这些全部是为了丹弗姆林的利益后，他们都惊呆了。

管委会接手大峡谷已经有12年了，这个公园当然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这里鲜花盛开，儿童狂欢，还吸引了许多附近小镇的居民。管委会采用各种方式，成功地做到了委托书上提到的要求：

给丹弗姆林的劳苦大众单调的生活增添更多的“愉快和色彩”，给他们——尤其是孩子们——带来一丝魅力和幸福，为他们创造其他地方的居民没有的美好的生活环境，让这些孩子日后不管身处何处，回忆起家乡时都会感到童年是多么的美好和快乐。如果你们做到这些，你们就成功了，反之则是失败。

这段文字让我得到了前加拿大总理格雷伯爵的友谊。他写信给罗斯博士：“我必须要认识一下今天早上《泰晤士报》上那篇文章的作者。”

我们在伦敦见面了，立刻觉得相见恨晚。他有着一颗仁慈的心，很快就把公益放在心上，并留在了伦敦。如今，格雷伯爵是英国一个1000万美元基金会的受托人。

所以说，皮坦克利夫峡谷是我所有捐赠中最满意的一次。当年激进的领袖托马斯·莫里斯的外孙，贝利·莫里斯的外甥，尤其是我德高的父亲和英勇的母亲的儿子，站了出来，成为新主人，将大峡谷和公园永远交到了丹弗姆林人民手中，多么富有诗意啊。这是一个真正的传奇，是任何幻想或小说构想都无法比拟的。似乎上天在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仿佛听见耳语声：“你没有虚度光阴，一点也没有。”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成就！这和我的其他所有捐赠完全不同，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从我停止积累财富，从事慈善事业，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三年了。要是我等到赚够了钱就退休的话，也许我不管是在赚钱还是花钱方面都不会成功。我有阅读、写作和演讲的习惯和爱好，在退出商界前，我还认识了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朋友。在退休后的几年里，我一直没有再回工厂看看，因为这会让我想起许多已经不在的朋友。已经没有几个老朋友还在世，还能和我用以前的方式握手了。会叫我“安迪”的老人也只剩下了一两个。

然而，不要以为我忘记了我那些年轻的搭档们，或是以为他们在我适应新环境时起的作用一点不重要。绝对不是！最令我安慰的是，他们迅速组织成立了卡内基老伙伴协会，直到最后一个成员逝世才会解散。我们每年都会在我纽约的家里聚会，这样的快乐如此强烈，可以持续到下一年聚会。一些老伙伴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聚会，我们之间的故事是我一生最快乐的回忆之一。我可以确定，我会一直记得和“我的孩子们”之间的感情，因为我的心里一直记挂着他们。这是我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众多恩宠之一，很多次我在沉思时，都会想到这点，我会对自己说：“情愿散尽财富，也不做亿万富翁。”

我和夫人都很乐意结识朋友，一些优秀的男男女女。但是这没有改变我们俩对“孩子们”的共同喜爱。她和我一样惦念着他们，这让我很欣慰。她提出，在我们纽约的新家首次举行第一届老伙伴晚宴。“伙伴们优先”是她的原话。所以说，卡内基夫人当选第一位名誉会员，我们的女儿当选第二位荣誉会员是有原因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是稳固的。尽管我年纪大了，但我们在一起时“都是孩子”。我们有互相的信任和共同的目标，都能为彼此着想，而不是想着自己，深厚的感情使得我们就如同兄弟般团结。我们首先是朋友，之后是伙伴。45个伙伴中，有43位维持了一生的兄弟关系。

另外一件年度盛事，是在我家举行的文学晚宴，由《世纪》的编辑，我们的好朋友理查德·沃森·吉尔德先生主办。他会引用宾客们一年来的作品中的句子，写在给宾客们的卡片上。这种做法十分得体，赢得了大家的欢心。之后的见习演讲又调动了晚宴的气氛。1895年晚宴的荣誉客人是约翰·莫立，每个餐盘上都放着印有他作品中引言的卡片。

有一年，吉尔德早早来到晚宴现场，希望能为宾客安排座位。座位已经安排好了。但是他说，幸好他看了一下，他发现约翰·伯勒斯和欧内斯特·汤普逊·西顿的座位排在一起。他们当时正处于一场关于兽类和鸟类习性的激烈争论中，两人在评论中都有点口不择言，处于势不两立的关系中。吉尔德说决不能把他们安排在一起，他已经把座位调开了。我没有说什么，但是偷偷溜进餐厅，又把座位换了回来。当看见他们坐在一起时，吉尔德相当地惊讶。但最后的结果就如我所愿，他们和解了，成为了好朋友。这件事的寓意是：如果你想要当和事佬，就选择一个必须举止文明的场合，并安排敌对双方坐在一起。

伯勒斯和西顿都很感谢我为他们设计的陷阱。的确，我们只会痛恨那些我们不了解的人。寻求和解常用的方式，就是邀请，甚至是恳请你的敌人来共进晚餐。大部分争吵变得激烈，是因为双方没有当面交流沟通，而是从其他人那听说了他们的分歧。他们不能完全理解他人的意见，而这些都是可以说清楚的。明智的人会主动伸出和解之手，消除误解，多交一个朋友，拒绝和解的人则会一直郁郁寡欢。没有什么可以补偿失去朋友的损失，即使这位朋友已经不像之前那么亲密，但他依然是你的朋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朋友们最终会撒手人寰，离你而去。

一个快乐的人会希望所有人都快乐、长寿、有所成就，他不会在别人前进路上设置障碍，而是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在自己的朋友有一些不名誉的行为时，有的人不会继续维持友谊。对这些人，只会感到可怜以及无限的惋惜。同时，你也要为自己的损失而遗憾，因为真正的友谊只能在美德的土壤上滋长。

友情开始凋零时，

总是会出现矜持的礼貌。

以前的亲密无间可能会消失，但是彼此间的祝愿还能期盼。

我的朋友中没有谁比马克·吐温更加支持我的退休。当报纸在谈论我有多少财富时，我收到了他的来信：

亲爱的先生及朋友：

近来你看来财大气粗。你能借给我这个仰慕者1.5美元，买本赞美诗集吗？如果你愿意借，上帝肯定会保佑你，我可以确定这点。我也会保佑你。如果还有其他申请的话，这封信就不作数。

你的马克

注：不要寄赞美诗集，寄钱给我，我想要自己挑选。

当他在纽约卧病在床时，我常去探望他。我们在一起十分愉快，即使他躺在**，他还是像以往一样睿智。一次我要去苏格兰，出发前去和他道别。在我离开后，大学教授养老基金会宣布在纽约成立。为此，马克写了封信，寄到苏格兰，抬头是“圣人安徳鲁”，我引用一段：

你可以拿走我的光环，如果你来告别的时候就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你在当时当地就能得到它。它是纯锡做的，只能用“责任”买到。

那些与克莱门斯先生（马克·吐温）亲近的人都领略过他的魅力。乔·杰斐逊，是唯一一个能在言行举止上与他的双胞胎弟弟比肩的人，因为他们具有同一种魅力。“瑞摩斯叔叔”（乔尔·钱德勒·哈里斯）也是一个有魅力之人，乔治·W.凯布尔和乔希·比林斯也同样如此。这些人为他们朋友的生活带来了乐趣，他们走到哪里，就把阳光带到哪里。用里普·万·温克尔的话来说：“他们很相似，都是民主党人。”他们每一个都是无私和热心的。

公众只了解马克·吐温先生幽默的一面，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有着坚定的信念，是一个反对无秩序的卫道士。例如，在靠欺骗而捕获阿奎纳多一事上，他的评论相当尖刻，相比，朱尼厄斯的评论就很温和。

为了庆祝他的七十大寿，聚会是独一无二的。大部分宾客都是文学界的，但马克没有忘记把亿万富翁H.H.罗杰斯安排在他身边。他们曾经是患难之交。毫无疑问，大部分文学界的宾客都在致辞中赞扬了他的文学成就。当轮到我讲时，我指出，你们也应该注意到马克作为一个男子汉的成就，就像他的作品一样能流芳百世。他和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关系紧密。我的这位朋友，像斯科特先生一样，因为合伙人的错误而彻底地破产了。他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平坦轻松，也是条捷径——就是法律的途径，上交他的所有财产，宣布破产，然后重新开始。这样他也对所有债主有了交代。另外一条路则漫长而又痛苦，需要一生的奋斗，需要牺牲一切。在这两条路面前，他的决定是：

“这不是我对债主负责的问题，而是我对我自己负责的问题。”

在大部分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一些考验，决定他们是纯金还是浮渣。在危机关头中作出的决定才能真正检验一个人。我们的朋友踏进了火炉，历练成了英雄。他在全世界作演讲，把收入用来偿还债务。“马克·吐温是个有趣的家伙”，这是大家对他普遍的评价。但是马克·吐温也是个真正的英雄，可以和瓦尔特爵士相提并论。

他有一位贤内助。她就像守护天使一般，一直支持着他，陪着他环游世界，使他能够像瓦尔特爵士那样克服一切困难。他也总向他的知己们说起这些。克莱门斯夫人去世后，我第一次探望马克时，发现他一个人在家。我握着他的手，谁也没说话，然后他用力握了下我的手，说出了我一生中听到过的最让人悲痛的三个字：“家毁了，家毁了。”接着是长长的沉默。我在写这段时，已经过了许多年，我仿佛仍然能听见那三个字，我的心也随之颤抖。

我们今天的社会比父辈的那个时代更加仁慈。只要我们内心的法官承认这样的生活很好，我们就不必害怕其他什么了。

做忠实的自己，

并长久坚持，

且不要对别人虚情假意。

因为在世几年的错误而受到永恒的惩罚，这不符合上帝的旨意，连魔鬼撒旦都会退缩。

[1] 指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