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斯科特先生被提升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经理，接替了罗姆贝特先生的位置。他带着我一起去了阿尔图纳，当年我23岁。与匹兹堡的家人朋友分别让我觉得很伤心，但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我的事业发展。母亲很满意，因为她也是这样的人。另外，“跟着领导走”也是应该的，尤其是斯科特先生是如此真诚的一个朋友。

他的晋升引起了一些嫉妒。此外，他才上任就面对了一场罢工。之前在匹兹堡时，他的妻子去世了，留下他孤单一人。他在阿尔图纳新的指挥中心不认识其他人，看来只有我能和他作伴。我们一起在火车站的旅馆住了好几个礼拜。然后他把孩子从匹兹堡接过来，在这里安了家。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和他一起住在一个大卧室里，看上去他总是想要让我待在他身边。

罢工越闹越凶。我记得有一晚被人叫醒，得知货车工人在米夫林离开了他们的火车，因为这样，这条线路被封锁了，所有交通都中止了。斯科特先生当时睡得正香，我知道他已经过度疲劳和焦虑，便不忍心打扰他，但是他还是醒了。我提议让我去处理这件事，他半梦半醒，喃喃着同意了。因此我回到办公室，以他的名义和那些工人交涉，并承诺第二天在阿尔图纳召开听证会。我成功地说服他们回到自己的岗位，恢复了交通。

当时不止是列车人员有不满情绪，商店店员也在迅速地组织罢工。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得知了这一消息。一天晚上，我在黑暗中走路回家，开始感觉有人在跟踪我，他逐渐地赶上我，对我说：

“我不应该见你，但是你曾经帮过我一个忙。当时我就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回报你的。我去过你在匹兹堡的办公室，询问是否有铁匠的工作。你说在匹兹堡没有，但是也许在阿尔图纳能找到。如果我愿意等几分钟的话，你愿意发电报去询问一下。你不嫌麻烦地去问了，检查了我的推荐信，给我通行证，把我送到了这里。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妻子孩子都在这里，我现在处境非常好，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来报答你。”

他继续说，店员之间正在迅速地传递一份签名请愿书，决定下周一罢工。时间紧急，第二天早上，我告诉了斯科特先生。他立刻打印了通知，贴在各家商店里。通知上写着，所有已经签名宣称要罢工的工人都将被解雇，他们可以来办公室领工资了。同时我们也得到了签过名的员工名单，并公布了。接着是一片恐慌，罢工计划就此流产。

类似这个铁匠这件事，我一生中遇到很多次。给别人一些关心，或是一些友好的话，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好心自有好报。即使到今天，我会遇见一些我已经不记得的人，他们会回忆起一些我对他们的细微的关注。特别是在内战期间，我负责华盛顿政府的铁路和电报，曾帮助某位父亲与前线受伤或生病的儿子联系，或是确保遗体被运回家乡，或其他类似的服务。我感激这些小事，因为它们给我的人生带来一些令人高兴的关注和令人愉快的小插曲。对于这样的事情，我认为：一切是公平的，如果你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相应地回报会更多。帮助贫困的工人，比帮助那些可能会回报你的百万富翁更有意义。华兹华斯的诗写得多么富有哲理啊：

一个好人一生中最闪亮的部分，是他充满体贴和爱意的、微小的、不留名的、让人难以记起的行为。

在我和斯科特先生在阿尔图纳度过的两年间，发生过的最严重的事件就是一起针对我们公司的诉讼。此案在格林斯堡由斯托克斯少校审理，我是案子的主要目击证人。斯托克斯少校担心我会被原告传唤，就想要延期审理这个案件，并让斯科特先生把我尽快送出本州。这对我来说是个好事，因为我能去看看我的两个好朋友，米勒和威尔逊。他们那时在俄亥俄州的克里斯兰铁路公司工作。

在路途中，我一个人坐在车后部的最后一个座位，观看沿途风光时，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走近了我。他手里拿着一个绿色的小包。他说司闸员告诉他，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工作。他希望给我看看他发明的可用于夜间旅行的车厢模型。他从包里拿出个小模型，向我展示了卧铺部分。

他就是著名的T.T.伍德鲁夫，现代文明不可缺的交通工具——卧铺车厢的发明者。

我一下子意识到了这项发明的重要性。我问他，如果我派人请他，他是否愿意去阿尔图纳，而且我承诺一回去就和斯科特先生报告这件事。我脑子里都是卧铺车厢的事，急着赶回阿尔图纳，向斯科特先生说明这件事。当我说完后，他觉得我抓住了机会，建议我发电报给发明者，想听听他的观点。他来了，并与我们签了合同，只要一造好两辆车厢，就给公司运行。之后，让我出乎意料的是，伍德鲁夫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加入这个新项目，并给我提供8%的股份。

我立刻答应了他，相信自己能有办法凑齐这笔钱。当两辆车厢运到后，就需要按月分期付款。当需要付第一笔款时，我应该付217.5美元。我大胆地决定，向银行家劳埃德先生申请这个数目的贷款。我向他解释了整件事，我记得他的那双大手紧紧地搂着我（他身高六英尺三四英寸），说：“我当然会借给你，你是正确的，安迪。”

这样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张债券，还是从银行家那拿到的。这是一个年轻人职业生涯中值得自豪的一刻。卧铺车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每个月所取得的收益便可以拿来偿还分期付款。这就是我赚到的第一笔可观的收入。（1909年7月19日的今天，当我重新读到这段时，我很开心，前不久听劳埃德先生已经结婚的女儿提起，他父亲对我十分关心，这让我由衷地快乐。）

当我的母亲和弟弟到了阿尔图纳，我们的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们不再继续独自生活，有必要请一个仆人。我母亲相当讨厌把一个陌生人带进我们的家庭生活圈子。她打理了一切事务，她为两个儿子付出了一切。这是她的生活，所以她以女人的嫉妒心怨恨这点，不允许一个陌生人在家里做任何事情。她曾为儿子们煮饭，洗衣，修补衣服，铺床叠被，打扫屋子。谁能剥夺她这个做母亲的特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请个仆人。我们请了一个，之后又请了几个仆人。他们的到来破坏了许多特有的真正的家庭欢乐时光。外人的服务远不能代替母亲充满爱意的劳动。吃着由见不到几次面的陌生人准备的丰盛菜肴，接受的只是为了赚钱的服务，少了一份母亲亲手为你端上饭菜的温馨感。

感谢上天，我小时候家里没有请保姆或是家庭教师。怪不得比起那些被旁人误认为更幸运的富家子弟，穷人家的孩子总是以对家庭充满热爱和依恋而闻名，而且还更加孝顺。他们和父母一起度过了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父母就是他们的一切，没有第三人插足。对孩子来说，父亲是老师、玩伴和顾问；母亲则是保姆、裁缝、家庭教师、同伴、英雄和圣人的结合体。这些东西都是富家子弟感到陌生的。

慈爱的母亲也许没有想到：有一天，长大的儿子会抱着她，温柔地亲吻她，试着向她解释，请求她接受儿子不同形式的帮忙。在外面的世界打拼后，他已看到了需要改变的必要性。那种年轻男孩的生活模式在某些方面需要改变，房子也要收拾，这样才适合请朋友来。尤其是从此以后，劳作的母亲应该开始享清福了，看看书，串串门，招待好朋友——总之，要提高她的地位，做一位贵妇人。

当然，对我母亲来说，改变十分困难。但是她终于意识到了它的必要性，也许她是第一次意识到她的长子出息了。“亲爱的母亲，”我搂着她恳求道，“你已经为汤姆和我奉献了一切，你也是我们的全部，现在让我们为你做点事吧。让我们成为搭档，总是想着怎样对彼此最好。现在是你成为贵妇人的时候，没事你可以坐坐自己的马车。同时，再找个女孩帮你吧，汤姆和我都想这么做。”

我们胜利了，母亲开始和我们一起外出访问邻居。她无需学习上层礼仪，这些都是她天生的。而在教育、知识、可贵的判断力和慈爱方面，很少有人能胜过她。我本来写的是“没人”，而不是“很少有人”，后来改了过来。但无论如何，我自己的个人意见有所保留。

斯科特先生的侄女丽贝卡小姐，使我在阿尔图纳的生活更加愉快。她帮斯科特先生打理房子，她完美地扮演了我的姐姐和教师的角色，尤其是斯科特先生被叫去费城或其他地方的时候。我们总是待在一起，常常在下午驾车穿越森林。这种亲密持续了很多年，而重读一些她写于1906年她的信时，我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自己对她的感激。她当时不比我大很多，但看起来总是比我大，当然她更加成熟，完全有能力充当大姐姐的角色。那时候，她就是我尊敬的完美女人。遗憾的是，过了几年，我们的生活方向差别很大。她女儿嫁给了苏塞克斯伯爵。过了几年，她一家都出国了。（今天是1909年7月19日，我的夫人和我在4月底见到了我这位大姐姐。她的丈夫过世了，她的妹妹和女儿都过得很好，生活很快乐。这的确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没有什么能代替年轻时结交的真正朋友。）

斯科特先生在阿尔图纳待了大约三年，然后又要升职了。1859年，他成为铁路公司的副总裁，要去费城办公。这对我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他会带我一起离开吗？还是我得留在阿尔图纳，跟着新上司？这个想法让我无法忍受。要和斯科特先生分离已经很难过了，要我去为那个代替他的新上司服务，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对我来说，太阳都是围绕他转的，如果他不在了，我是否还能升职？

他去费城和总裁见面回来后，把我叫进他家和办公室相通的密室。他告诉我，他已经确定要去费城了，部门经理伊诺克·路易斯先生会接替他的位置。当他不可避免地提起对我的安排时，我兴致勃勃地听着。终于，他说：

“关于你，你觉得自己能管理好匹兹堡分部吗？”

我正处在一个自认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到的年龄，不懂得我不应该有太大的奢求，但我没有想到，别人也会认为我现在能胜任这项工作，更不用说是斯科特先生了。我只有24岁，但我那时的偶像是约翰·罗素勋爵，他曾说过如果有人邀请，他第二天就愿意接管皇家海军。华莱士和布鲁斯也是这样。因此我同样告诉斯科特先生说：“我觉得自己能行。”

“好的，”他说，“波茨先生（当时匹兹堡分部的主管）要被提拔到费城的运输部，我推荐了你去接替他的位置。他同意让你试一下，你想要多少薪水？”

“薪水，”我觉得被冒犯了，“我怎么会在乎薪水？我不是想要薪水，我是想要这个职位。能做到你以前在匹兹堡分部的职位，我已经足够光荣了。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给我发薪水，也不必给我涨工资。”

我那时的月薪是65美元。

“你知道吗，”他说，“我那时的年薪是1500美元，波茨先生现在的年薪是1800美元。我想你的年薪还是从1500起步，过一段时间，如果你能做好，那么你就能拿到1800的年薪，你满意吗？”

“哦，拜托，”我说，“不要再和我提钱了！”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升值加薪的事件，当时我的晋升还是保密的。我将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部门，而且往来匹兹堡和阿尔图纳之间的命令，现在要签的署名不是“T.A.S.”而是“A.C.”。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光荣了。

任命我为匹兹堡分部经理的命令发布于1859年12月1日。我立刻准备搬家，这样的改变让人欣喜。尽管我们在阿尔图纳的住处有很多优点，特别是我们在郊外一处风光宜人的地方有一所大房子，周围还有些空地，我们可以在此享受乡村生活的乐趣。但这些完全无法与回到全是老朋友和熟人的匹兹堡相提并论，即便那里又脏又乱、烟雾缭绕。我的弟弟汤姆在阿尔图纳时学会了发电报，他和我一起回到匹兹堡，成为了我的秘书。

我上任后的第一个冬天是史上最冷的。铁路的质量很差，设备的效率很低，根本应付不了当时堆积如山的业务。铁轨是建在大块的石头上，需要铁铸的轨座加以固定，而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就断了47个轨座，难怪事故发生率这么高。那段时间，部门经理需要在晚上发电报指挥发车，并外出处理事故，基本上就是什么事都要做。有一次我连续八天日日夜夜都在铁路上，处理了一次又一次事故或堵塞。在历任经理中，我大概是最不体谅下属的一个。我自己总是不知疲倦，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我要求下属过度工作，没有仔细考虑到人都有忍耐限度。而我总是随时都能睡着，晚上能在一辆脏兮兮的货车里抓紧时间睡上半个小时便已足够了。

内战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带来了大量的运输需求。最终我被迫组织了一个夜班组，但是让我的主管同意我把晚上的线路掌控权交给一个火车调度员却有点困难。事实上，我没有得到明确的授权，但是我还是指派了也许是全美第一位夜间火车调度员——至少他在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中是第一个。

1860年，我们回到匹兹堡，在汉考克街（现在叫第八大街）租了套房子，在那里住了一年多。当时的匹兹堡，任何精确的描述都会被认为是做作的夸大其词。烟尘渗透了一切，如果你把手放在楼梯的栏杆上，一会就变黑了。如果你洗完脸或是手，一小时内就会变得和没洗前一样脏。烟灰掉落在头发上，刺激着皮肤。我们刚从阿尔图纳的山区回来的那段时期，生活多少有点悲惨。不久我们就开始考虑要怎么才能住到乡下去，而幸运的是，那时公司的货运代理商D.A.斯图尔特先生给我们推荐了一所霍姆伍德的房子，邻近他家的房子。我们立刻搬到那里，还建了电报线，这样必要时，我能够从家里指挥整个部门。

在这里，我们展开了新生活。这里有许多乡间小路和花园，居民们都拥有周围5到20英亩的土地。霍姆伍德庄园里有几百英亩的土地，美丽的森林、幽谷和潺潺的小溪。我们家周围也有一个院子和大块的空地，我母亲在这里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她种花、养鸡，享受周围的乡村生活。她对于花朵充满热情，她几乎从没采过一朵花。事实上，我记得有一次我拔了棵野草，她还责备我说：“这是绿色的生命啊。”我继承了她的特性，我常走出屋子，想到门边采朵花，别在纽扣孔上，戴着去城里，却找不到让我忍心下手的花。

我们搬到乡下后，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当地许多富裕的家庭在这宜人的郊区都有房子。可以说这里是贵族区，我这个年轻主管常被邀请去这些富丽的房子参加娱乐活动。年轻人都喜欢音乐，我们举行了很多音乐晚会。我听到大家讨论许多我以前不知道的话题，我定下了规矩，当我听到不懂的东西时，我要立刻去学习。我很开心每天都能学到一些新知识。

就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范德沃特兄弟、本杰明和约翰。约翰日后成为我无数次旅行的同伴。“亲爱的范迪[1]”成为我“环游世界”的密友。我们的邻居，斯图尔特夫妇对我们越来越亲切，我们之前的相识演化成永久的友谊。让我高兴的是，后来斯图尔特先生加入了我们的生意，成为合伙人。范迪也是这样。然而，搬家的最大收益是结识了宾夕法尼亚可敬的维尔金斯法官一家。法官当时已年近八旬，高高瘦瘦，英俊潇洒，身体健康，举止优雅，而且是我有幸结识的人中知识最渊博、记忆力最好的一位。他的妻子是美国副总统乔治·W.达拉斯的女儿，她是我心目中最高贵的老妇人，是我所见过或知道的最美丽、最可爱、最令人敬重的老人。她的女儿威尔金斯小姐，她的姐姐桑德斯夫人和她的孩子都住在霍姆伍德的豪宅内。这座豪宅在当地就如同英格兰的男爵府。或者说，它算得上是当地所有有文化、有上进心的人的中心。

值得我特别高兴的是，我似乎是那里很受欢迎的客人。音乐晚会、打哑谜猜字游戏，以及威尔金斯小姐领衔的戏剧，都为提高我的自身修养提供了途径。法官先生是我所认识的第一个被载入史册的人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谈话中，他想要对一段评论进行阐释时，他会说“杰克逊总统曾对我说”或者“我曾对惠林顿公爵如此这般地说过”。法官早年（1834年）曾是杰克逊总统手下负责俄国事务的部长。他也常常很轻松地说起他和沙皇的见面。我觉得自己似乎在亲历历史。这所房子是一个新天地，我和这个家庭的交往，大大激发了我想要提高自身思想和修养的愿望。

威尔金斯一家和我唯一有分歧的是政治观点。当时我狂热地拥护废除奴隶制，那时候美国的废奴主义者有点类似于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威尔金斯一家则是倾向南方的坚定的民主党，与南方的名门望族有紧密的联系。一次在霍姆伍德，我刚进入客厅，就听见这家人在讨论一件才发生的可怕的事。

“你怎么想？”威尔金斯夫人问我，“达拉斯（她的孙子）写信给我说，他西点军校的指挥官命令他坐在一个黑人旁边！你曾听过这样的事吗？这不是有失体统吗？黑人也能进西点军校！”

“哦！”我说，“威尔金斯夫人，还有更糟糕的事呢，我知道有些黑人还能上天堂呢！”

我们意识到了尴尬的沉默。接着威尔金斯夫人严肃地说：

“那是另一回事，卡内基先生。”

在那时我收到了一件最珍贵的礼物。亲爱的威尔金斯夫人在编织一条阿富汗毛毯，当时很多人都问她是织给谁的。不，这位老夫人是不会说的，她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圣诞节来临，这份礼物完成后被仔细地包好，并附上了一张写有温暖问候的卡片。她叫她女儿把这份礼物寄给了我，我在纽约按时收到了这份礼物。如此高贵的夫人送的如此贵重的礼物！我几乎没用过这条阿富汗毛毯，倒是常常拿出来给朋友们看。它对我来说是神圣的，一直是我珍贵的收藏之一。

住在匹兹堡时，我有幸见到了聪明的利拉·阿狄森，她父亲阿狄森医生不久前才去世。很快我就结识了她们一家，这让我受益良多，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这是另一种友谊，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阿狄森夫人出生于爱丁堡，卡莱尔曾做过一段时间她的家教老师。她的几个女儿都在国外受教育，说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就像说英语一样流利。正是在和这家人交往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有着无法言传又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是“我们身上同流着苏格兰的血”照例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阿狄森小姐是一个理想的朋友，因为如果你是一颗钻石，她会承担起打磨你这颗钻石的责任。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她是对我作出过最严厉批评的人。我开始特别注意自己的言行，读起英国经典文学也格外认真。我也开始注意在言行上对所有人都温文尔雅、恭谦有礼——简言之，更好地表现自己。直到那时，我在穿着上还很粗枝大叶，甚至有点做作。笨重的靴子，宽松的衣领，整体上打扮得粗线条是当时西部的一种独特风格，而且在我们圈子里被看做很有男子气概。任何被贴上了“浮华”标签的东西都会遭到鄙视。我记得在铁路公司第一次见到一位绅士戴着小山羊皮手套。他成为了我们这些立志成为男子汉的人嘲笑的对象。多亏阿狄森一家，我搬去霍姆伍德后，在这些方面改进了很多。

[1]范迪，范德沃特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