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内战爆发了。斯科特先生被任命为陆军部部长助理，主管交通部。他立刻把我召到了华盛顿。我成为他的助理，掌管政府的军用铁路和电报线路，还要组织铁路工人武装。在战争初期，这是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第一批经过巴尔的摩的联邦军受到了袭击，巴尔的摩和安纳波利斯之间的铁路被切断了，破坏了联邦军与华盛顿的联系。这时就需要我和我的部队帮忙，费城有一条铁路通向安纳波利斯，那里有一条支线与通向华盛顿的主线相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修复这条支线，并确保它能供重型火车通行。我们为此工作了好几天。随后巴特勒将军和几个军团到了，我们成功地将他的整个部队都运输到华盛顿。

我坐上了去首都的第一趟列车，一路都提心吊胆。快到华盛顿时，我注意到电报线被木桩子压在了地上。我停下了列车，跑过去拉开木桩，但是我没注意到电报线已经被木桩拉到了一边。当我松开木桩时，因为弹力，电报线打在了我脸上。我被打翻在地，脸上还划出一道口子，流了不少血。我就是以这种状态和第一批部队一起到了华盛顿，除了一两个几天前在巴尔的摩大街上受伤的士兵，我完全有理由宣称，我是第一批“为美国流血”的保卫者中的一员。能为这片土地贡献力量，我觉得很光荣，因为这片土地同样帮了我很多。毫不夸张地说，我以整日整夜的工作来确保与南方的联系。我很快把指挥部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并驻军在那里。此时那场不幸的布尔朗战役（Bull Run）正在进行中。我们无法相信收到的报告，但很快就得到证实，我们必须派出所有机车和车厢去前线接回战败的士兵。最近的站点是伯克车站，我赶去那里，可怜的志愿兵伤员装满了一辆又一辆火车。有报告说叛军正在接近我们，最终我们被迫关闭了伯克车站。电报员和我坐上了最后一班去亚历山大的火车。显然，那里到处都是恐慌的情绪。有些铁路工人失踪了，但是从第二天发布的失踪人员数字来看，比起其他部门，我们已经有理由庆幸了。有几个列车员和火车司机坐着小船穿过了波多马克河，但是大部分人都留下来了，尽管每个晚上我们都能清晰地听到追兵的枪炮声，我们的电报操作员一个都没有溜走。

不久，我回到了华盛顿，我的指挥部设在陆军部大楼，和斯科特上校一起。由于我掌管电报部门和铁路部门，我有机会见到了林肯总统，西沃德先生[1]、卡梅伦部长[2]，以及其他大人物。偶尔我还会和他们有私人接触，这带给我很多乐趣。林肯先生有时会来办公室，坐在桌子边等别人给他回电报，或者只是焦急地等待最新消息。

这位伟人所有的肖像都画得很像。他的外型特征如此明显，任何画家都不会画得走形。他安静的时候，是我见过的最普通的人之一。但是他激动时或是在讲故事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照亮了他的脸。我几乎从没在其他人身上看到过这种情况。他的举止自然完美，他和每一个人说话都很友好，即使是办公室里最年轻的小伙子。他的眼中没有等级观念，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管是对小信差还是西沃德国务卿。他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平易近人。也许有时候，关键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是他说话的方式帮他赢得了人心。我常常后悔没有仔细记录下一些他的特别的言论，因为即使他说的是一些很普通的事，也会用些具有创造性的方式。我从没遇到过一个像林肯先生一样的伟人，能彻底和群众打成一片。海秘书也说：“很难想象林肯身边有仆人，所有人都是他的伙伴。”他是最完美的民主党人，一言一行都体现出平等的观念。

1861年，当梅森和斯利德尔被从英国邮轮特伦特号上抓回时[3]，那些像我一样，知道英轮上的庇护权含义的人都十分焦虑。要么立刻归还俘虏，要么开战。当召开内阁会议时，卡梅伦部长缺席，斯科特先生以陆军部部长助理的身份被邀请参加这一会议。我尽力让他明白，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毫无疑问会开战，并恳请他坚定地支持我们让步，尤其是美国的条文规定，轮船应该免于检查。斯科特先生对于外交事务一无所知，倾向于扣押俘虏，但是他参加完会议后告诉我，西沃德警告内阁这意味着战争，和我说的一样。林肯最初也倾向于扣押俘虏，但最后还是听从了西沃德的建议。然而内阁决定将决议推迟到明天，到时卡梅伦和其他缺席的人员都会出席。西沃德要斯科特先生在卡梅伦一回来就去见他，使他在参加会议前了解利害关系，因为大家都觉得，他不是会主张让步的人。斯科特先生这么做了，第二天一切都很顺利。

那段时期，华盛顿混乱的状况只有亲眼目睹才能体会。我无法描述我的最初印象。我第一次看见总司令史考特将军时，他正被两个人扶着从办公室穿过人行道上马车。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不仅身体瘫痪了，思想也瘫痪了，但共和国军事力量还得靠这个高贵的老人来组织。他的后勤部长泰勒将军在一定程度上是史考特的翻版。为了开通电报通讯，也为了运输人员和物资，我们必须与这些身体不算健康的人打交道。他们看上去已经过了有用的年纪，一个个都循规蹈矩。许多需要立刻决定的事情，他们都要花好几天作决定。任何重要的部门都没有一个年轻有活力的官员，至少我一个都想不起来，常年的和平已让整个系统僵化。

我知道海军部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和他们有过私人接触。海军在最初不是很重要，陆军才是关键。除非各个部门的领导都撤换，否则我们只会被打败。而这种改变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完成。政府很明显地拖延了一种有效武器的生产，自然这使得整个国家都失去了耐心。但让我惊奇的是，军队各个部门中盛行的混乱情况居然很快就变得秩序井然了。

我们部门的运行则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卡梅伦部长授予斯科特先生（他那时已经是上校了）权力，他可以做任何他觉得必要的事，无需等待陆军部的官员作出的缓慢的决策。这个授权作用很大，而战争初期铁路部和电报部发挥的重要作用，要归功于我们从卡梅伦部长那得到的热切支持。他那时头脑清晰，分析起问题来，远比他的将军们和各部门的头目们要有条理得多。公众的舆论迫使林肯最终撤换了他，但是在幕后的人都很清楚，如果其他部门能像卡梅伦管理的陆军部一样的话，许多灾难就可以避免发生了。

洛奇尔（卡梅伦喜欢别人这么叫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在他90岁时，他到苏格兰来拜访我们，他坐在四架马车的前排，当经过我们那的一个峡谷时，他被壮观的景色感动，脱下帽子，光着头经过了峡谷。他有次谈到了官员竞选方面的事，认为必须自我推荐，反对政府去寻找官员的谬论，除非是非常罕见的紧急状况。洛奇尔刚好说起了林肯第二任期的一个故事：

一天，正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乡下家里的卡梅伦收到了一封电报，说林肯总统想要见他。于是他去了华盛顿。林肯说：

“卡梅伦，我身边的人告诉我去竞选第二任总统，说这是爱国的职责所在，说我是唯一可以拯救我们国家的人。而你知道吗，我开始犯傻，竟然有点开始相信他们说的这些话。你怎么看，这事该怎么做？”

“总统先生，二十八年前杰克逊总统也找我，问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我收到他的信时在新奥尔良，我花了十天才到达华盛顿。我告诉他，我认为最好的计划是，让一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一项决议，提议在现在这个危机时刻，不该换领导人。如果有一个州这么做了，我觉得其他州都会效仿的。杰克逊总统同意了，我去哈里斯堡，起草并通过了一份这样的决议。和我预期的一样，其他州都照办了。你知道的，他赢得了这次竞选。”

“好的，”林肯说，“你现在可以也这么做吗？”

“不行，”卡梅伦说，“我和你关系太密切了，总统先生，但是如果你想这么做，我想我能推荐一个朋友。”

“好，”林肯总统说，“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了。”

“我找来了福斯特（就是和卡梅伦坐同一辆马车的同伴，也是我们的客人），并让他查找杰克逊总统那时的议案。我们稍作改变，适应了当时的形势，然后获得了通过。结果和杰克逊总统的情况一样。再次去华盛顿时，我在晚上去了总统先生举办的公众招待会。当我走近挤满人的宽敞的东厅时，因为我像总统一样很高，他从人群中认出了我，举起戴着白手套的双手，像是山羊的两条腿，大声喊道：‘今天又有两个，卡梅伦，又两个。’他的意思是，又有两个州通过了这项决议。”

这件事除了让人们对政治生活有所了解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相隔二十八年，两位美国总统在极其类似的情况下，询问同一个人的意见，采取了同样的方法，两个候选人最终都当选了。正如一个纪念场合提到的：“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在华盛顿时，我没有遇见格兰特将军，因为直到我离开那里，他一直都待在西线。但是在一次来往华盛顿的途中，他在匹兹堡作了停留，为他调到东线做一些必要的安排。我两次都在火车上遇见了他，并带他去匹兹堡一起吃晚饭。那时火车上还没有餐车。他是我见过的所有大人物中，外表最普通的一个。让人凭第一印象挑选大人物的话，他一定是最后一个被选出来的。我记得陆军部长斯坦顿说过，当他去西线视察时，格兰特将军和他的下属走进车厢。他看着他们一个个走进来，当看见格兰特将军时，他对自己说，“好吧，我不知道哪个是格兰特将军，但这个肯定不是。”但是他指的正是格兰特将军。（多年后读到这段，我笑了。这对将军确实很刻薄，我都不止一次被人错认为是他。）

在那些战争日子里，谈论得最多的，是不同将领的“策略”和作战计划。让我吃惊的是，格兰特将军和我谈起这些时十分直率。当然，他知道我曾在陆军部待过，也认识斯坦顿部长，所以我对形势也有所了解。但当他说起下面这些话时，你们可以想象我的惊讶：

“总统和斯坦顿想要我去东线指挥，我已经同意了。我现在只是去西线做一些必要的安排。”

我说：“我猜也是。”

“我准备让谢尔曼接管。”他说。

“全国都会惊讶的，”我说，“因为我想大家都以为应该是托马斯将军接管。”

“是，我知道，”他说，“但是我了解这个人，托马斯会第一个同意谢尔曼是适当的人选。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实上，西线战场已经相当深入，我们下一步必须做的是把东部战线拉长。”

这正是他后来的做法。而这就是格兰特将军用言语表达的他的策略，我很荣幸能在后来的岁月中与他熟识。如果说有人从不装腔作势，那就是格兰特。这一点即使林肯也比不上他。但是格兰特是一个喜欢安静，慢条斯理的人，而林肯则总是充满活力，精力充沛。我从没有听过格兰特用过冗长或华丽的词汇，或是注重什么“风格”，但是如果认为他总是沉默寡言，那就错了。有时候，他出乎意料的是一个很棒的演讲者，在一些场合，他很乐意发言。他的句子总是简短又正中要点，他对事物的观察出奇的敏锐。当他无话可说时，他就保持沉默。我发现在战争时期，他从不吝啬夸奖他的部下。谈起他们，他就像是慈父谈起自己的孩子。

下面这个故事发生在内战时期的西线，格兰特将军开始无节制地酗酒。他的参谋长罗林斯大胆地进言，格兰特完全认可了这一出于真正友谊的行为。

“你不是这个意思吧？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很惊讶！”将军说。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这甚至成为你的下属们谈论的一个话题了。”

“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再也不会沾一滴酒精了。”

果然从此他滴酒不沾。后来，我在纽约多次和将军吃饭时，都看见他拒绝了酒杯。这种不屈不挠的意志使他坚持下来，就我的经验来说，这是很少见的。有些人只能克制一段时间。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我们的一个合伙人戒酒戒了三年，但是，最后还是败给了这个宿敌。

格兰特担任总统时期，被指控在任命某些职位或作出某些决定时，涉嫌贪污受贿。而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非常清贫。当时他想宣布取消惯例的国宴，因为他发现每次国宴都要花费八百美元——他的工资负担不起。在第二届任期时，总统的工资从每年25000美元涨到了50000美元，他才能够有所积蓄，尽管在他看来钱还没有制服重要。他第一届任期结束时，我知道他一无所有。但我发现，在欧洲，一些高官中间有传言说，有人指控格兰特将军在任命官员方面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我们知道在美国，这种指控基本没什么分量，但那些处心积虑制造谣言的人，考虑到的是其他国家舆论的效果，这对他们有利。

如今，英国的民主进程受到阻碍，因为公众普遍认为美国的政坛是腐败的，因此共和主义必定比其他任何制度更容易滋生腐败。但是，根据我对两地的政治的了解，我能毫不犹疑地说，如果新大陆的共和政体产生出一盎司腐败，那么在古老的君主制国家相应地也会产生一盎司腐败，只不过是腐败的形式不同而已。在君主制国家，贿赂的形式是头衔，而不是美元。两个国家中，官位都是一种普遍而合适的奖赏。不同的是，君主制在这点上有优势，因为头衔是公开授予的，不会被接受者或公众看作是贿赂。

1861年我被召去华盛顿时，我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但随即就明白可能要打几年仗。因此需要长期负责的官员。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不能少了斯科特先生，而斯科特先生决定我必须回匹兹堡，那里太需要我了，因为政府对宾夕法尼亚州的要求很多。因此我们将华盛顿的部门移交给他人，回到了我们各自的职位。

我从华盛顿回来后，水土不服，生了一场大病。我彻底地倒下了。在挣扎着完成我的工作后，我只得好好休息。一天下午，在去弗吉尼亚的铁路上，我有了些类似中暑的症状，这给我带来不少麻烦。然而不久这些症状消失了。但是之后，我发现自己无法忍受炎热的天气，必须注意远离阳光——炎热的天气会使我变得委靡不振。（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每到夏天，凉爽的高地天气都是我的万能灵药。我的内科医生坚持要我避开美国炎热的夏季。）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允许我请假，等待已久的重回苏格兰的机会来了！

1862年6月28日，我27岁那年，我的母亲，我的好友汤姆·米勒和我乘坐埃特纳号轮船出发，在利物浦登陆，然后我们立即去了丹弗姆林。这次重返故土之旅使我产生很多感触。我似乎在梦境中。越接近苏格兰，我这种感觉就越强烈。我母亲也同样很激动，我记得，当我们一看见熟悉的黄色灌木丛时，她大喊道：

“哦！那是金雀花，金雀花！”

她的情感那么强烈，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我越是想要安慰她，她就越难自控。而我多想拜倒在这片圣地上，亲吻它。

我们在这种情绪下到达了丹弗姆林。眼前出现的每一件事物，我们都能立刻认出来，但是一切好像都变小了，和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这让我彻底糊涂了。最终，我们到了劳德姨父家，回到了那个老房间，他曾在那里教会多德和我很多东西。我叫了起来：

“你们都在这，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样，但是现在看起来你们就像是玩具。”

我一直认为很宽敞的那条商业街，我曾拿来和纽约的建筑作比较的姨父的小店，我曾经一到星期天就去玩耍的小镇周围的小山坡，房屋的高度和之间的距离，这些都缩小了。这儿变成了小人国。我几乎能摸到我出生的屋子的屋檐。而曾经，在星期六走去海滩被看作是壮举，现在也不过只有三英里的距离。海边的岩石，我曾在那里捡过海螺，现在也消失了，只剩下一片平坦的海滩。曾经的校舍，它的周围凝聚了许多我学生时期的回忆，这是我唯一的母校。还有操场，我曾在那儿玩过模拟战争，和伙伴们赛跑，现在看来都缩小了，小得荒谬。那些气派的住宅，布伦豪尔、福德尔，尤其是东尼布里斯特的温室，现在看来一个个都微不足道。后来有一次我去日本参观，看到那里小型房屋模型，让我回想起故乡的房子给我留下的印象。

那里的一切都成了缩微模型。甚至穆迪街尾的那口古井，我开始奋斗的地方，也完全和印象中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地方没变。那光荣而古老的大教堂和峡谷没有使我失望。她依然那么雄伟庄严，那刻在高塔上的大字，令人难以忘怀——“罗伯特·布鲁斯国王”，还是一如既往地占据了我的眼睛和我的心。当我回来后第一次听到大教堂的钟声时，也没有失望，对此我心怀感激。这给了我一个参照点，在教堂周围，是宫殿遗址和大峡谷，一段时间之后，其他的景物也渐渐得到调整，恢复了它们真实的比例。

我的亲戚们都极其友善，其中年纪最大的夏洛特姑妈，高兴地欢呼：“哦，你们有一天会回到这里，在商业街上开家店。”

在她看来，能在商业街上开店就意味着成功。她的女婿和女儿和我是同辈人，已经做到了这点。对她有前途的侄子来说，这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开店已经算是贵族，甚至商业街上的蔬菜摊贩和穆迪街上的比起来，其地位也不一样。

曾经照顾过我的姑妈喜欢回忆过去，说我是个爱哭闹的婴儿，喂饭必须要两把勺子才成，因为只要勺子一离开我的嘴，我便会大叫。琼斯船长——后来成为钢铁厂的主管，形容我生来“有两排牙齿两个嗓子，比别人吃的都多。”而我对于新的工作以及增加产量的胃口也一样贪得无厌。由于我是直系家族的第一个孩子，很多亲戚都抢着照顾我，比如说姑妈。他们年纪大了后，告诉了我许多我童年时的恶作剧和妙语。

我成长过程中学了很多名言，其中一条我父亲教我的名言被我现学现用。我们从三英里外的海边回家，因为我还小，父亲不得不背着我走一段路。他在黄昏中走上一座陡峭的小山，感到有点吃力了，希望我能自己走一会。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

“啊，父亲，没关系，耐心和毅力成就大丈夫，不是吗？”

尽管他费力地背着我，但还是笑得发抖。他算是自食其果了，但我确信此刻他肩上的负担一定轻了很多。

劳德姨父是我的老师、向导和激励者，他付出很多，把8岁的我培养成浪漫主义、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者。现在我27岁了，但劳德姨父还是一样。他的形象没有缩小，没人可以取代他的位置。我们常常一起散步聊天，他还是叫我“奈格”。他从没有用别的名字叫过我。我最爱的姨父，对我来说，远远不止是我的姨父那么简单。

我依然觉得自己在做梦，十分激动，一直失眠，又得了重感冒，接着自然就发展到发烧。我在姨父家躺了六个星期，一度处于危急状况。那时，苏格兰的医学和苏格兰的神学一样可怕（这两者现在都温柔多了），我被放血了。我本来就少的血都被放光了，以至于直到恢复期，我还是久久不能站起来。这场病结束了我的旅行，但是当我再次回到美国，整个航行使我恢复得很好，已经能够重新开始工作。

我记得当我回到部门的时候，被欢迎仪式深深地打动了。东线的工人聚集在一门大炮旁，当火车经过时，用礼炮来欢迎我。这也许是我的下属第一次有机会让我成为集会的主题，他们的欢迎仪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非常关心他们，而且我也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用这种方式回报了我的关心。工人们总是会回报你的好意，如果我们真正地关心他人，我们不用担心他们对我们的感受，因为好心有好报。

[1]Mr.Seward，当时的国务卿。

[2]SecretaryCameron，当时的陆军部长。

[3]此处指“特伦特”号事件，美国联邦军登船搜查英国邮轮特伦特号，并俘虏了美国南部的特使梅森和斯利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