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报公司的操作室出来，我踏进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而这种改变我一开始还很难适应。我刚刚过了18岁生日，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孩子能免受干扰，在纯洁和美好的环境下成长到18岁。我相信到那时为止，我从未说过一句脏话，也很少听到这种话。我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卑鄙和下流。很幸运，我接触到的人都是好人。

而现在，我一下子掉进了粗俗的人群中。因为当时公司在商店的一角办事，那里还是货运列车长、刹车手和消防员的指挥部。所有人都和斯科特先生及我在同一房间。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不同于我习惯的世界，对此我不太满意。因此，我第一次品尝到了善良和邪恶的滋味。但是，我的家依然被甜蜜纯洁所笼罩，没有任何粗俗和邪恶入侵。此外，还有我和伙伴们的小天地，他们都是优雅的年轻人，努力提升自己，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我憎恶那些与我的本性和早期教育不符的东西。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度过了我人生的这个阶段。和粗俗的人接触的经历可能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对嚼烟草、抽烟和说粗话脏话产生了反感，并维持了一生。

我并不是说那些人真的是本性堕落或是品德低下。当时，骂人、说粗话、嚼烟草、抽烟和吸鼻烟比现在要普遍，而且影响也没有现在那么恶劣。铁路是个新事物，吸引了许多以前河道运输的粗人，但是其中许多人是不错的小伙子，后来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并占据了重要的职位。他们大部分人都对我很友善。在写下这些时，我偶然听说，很多人还活着，于是我送上充满感情的问候。最后，情况终于有所改变，斯科特先生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只有我们俩。

不久后，我被斯科特先生派去阿尔图纳收每月的工资单和支票。那时铁路还不能完全翻过阿勒格尼山，我不得不自己翻过山坡，这次旅行使我记忆深刻。阿尔图纳有一些房子是公司建造的，这些商店还在建设中，丝毫看不出会发展成现在这样的大城市的迹象。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铁路界的一位大人物——总裁罗姆贝特先生。那时他的秘书是我的朋友罗伯特·皮特克恩，他也是我介绍进铁路公司的。这样“大卫”、“鲍勃”和“安迪”仍然在一起工作。我们都离开了电报公司，加入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

罗姆贝特先生和斯科特先生十分不同，他不善交际，相当严厉和固执。因此，当和我说过几句话后，罗姆贝特先生补充说：“你今晚必须过来和我们一起喝茶。”罗伯特和我都非常惊讶。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表示同意的话，便忧心忡忡地等待约定时间的到来。直到现在，我都把这次邀请看成是我收到的最大的荣誉。罗姆贝特夫人相当友好，罗姆贝特先生把我介绍给她时，说的是：“这是斯科特先生的‘安迪’。”我对于能被认同是属于斯科特先生麾下，感到十分自豪。

这次旅程中发生了一件事，差一点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工资单和支票出发回匹兹堡。因为包裹太大，无法塞进口袋，我就把它揣在怀里，藏在背心下，自认为很安全。当时我很热衷于坐火车，尤其是坐在火车头。我乘火车到了霍利迪斯堡，过山的国家铁路在那里交汇。一路上十分颠簸，到了一个地方，我感觉不到工资单的包裹了。我惊恐地发现，火车的颠簸把它震出去了，我把包裹弄丢了！

隐瞒事实根本没用，这样的失误肯定会毁了我。被派去收工资单和支票，接着又弄丢了包裹。我本该“抓住自己的荣誉”，如今却成为一场噩梦。我告诉司机，包裹肯定是在最后几英里被晃出去的，他是否愿意帮我回头去找找看？这个好人答应了。我盯着路线看，在一处离溪水几英尺的岸边，我发现了包裹，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飞奔过去，紧紧抓住包裹。没事了，直到抵达匹兹堡，我一直紧紧地把它抓在手里。司机和消防员是唯一知道我粗心大意的人，他们向我保证不会告诉其他人。

我过了很久才敢把这件事说出来。假如那个丢失的包裹再滚得远一点，被溪水冲走的话，我需要多少年的认真工作，才能消除这次粗心大意的后果呢？要不是幸运眷顾我，我不会再有自信完成那些靠自信取得成功的事情。从此，我认为不能对年轻人太苛刻，即使他犯了一两个致命的错误。我总是会想，如果我的职业生涯里没有在霍利迪斯堡丢了包裹，最后又失而复得这件事，那么我的事业会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我还能径直找到那个地点。事后每次我经过这条路线时，我总能看见仿佛有个淡棕色的包裹躺在岸边。它似乎在说：“没事！孩子！神在照顾你，但是不要有下一次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奴隶制的支持者，尽管当时我还太小，不能投票，我还是满怀热情地为1856年2月22日在匹兹堡举行的第一届共和国全国会议欢呼呐喊。我注视着大人物走在街上，沉浸在对威尔逊、霍尔和其他议员的崇拜之情中。

之前，我曾组织铁路工人成立了一个百人的俱乐部支持《纽约论坛报》。偶尔也写点小短文，寄给那个著名的编辑贺瑞斯·格里利，他曾经做了很多事来号召人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行动起来。

我第一次看到我的作品变成铅字，发表在这份代表热情和自由的报纸上时，这无疑标志着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份报纸我保存了很多年。现在回顾起来，我们情不自禁地感到遗憾。为了把我们的国家从咒骂中解救出来，我们不惜发动内战，这样的代价太高了。但需要废除的不仅仅是奴隶制，松散的联邦制度和各州如此高的权力会不可避免地阻碍，至少是延缓建立一个坚实的、集权的中央政府的进程。南方的思想有离心的趋势。如今，一切又回到向心的趋势。各州都在最高法院的支配下围绕中心发展。而最高法院的决定是正确合理的，一半来自律师的意见，一半来自政界要员的工作。我们必须确保各个领域的一致性，结婚、离婚、破产、铁路监督、公司管理和一些其他部门都该以某种方式统一领导。

（1907年7月，我重读这段很多年前写的东西，我发现，这似乎是很有预见性的。这些都是现在的焦点问题。）

不久后，这个铁路公司就建好了自己的电报线路。我们也需要有操作员，大部分操作员都是在我们匹兹堡的办公室里培训的。电报行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当时我们的规模已跟不上了，需要建立新的电报办公室。1859年3月11日，我委派以前的信差戴维·麦卡戈出任电报部门的主管。有人告诉我，“戴维”和我，在美国铁路界开创了雇佣女孩来充当电报操作员的先河，或者也许是开创了所有公司的先河。我们把女孩们安排到不同的办公室当学徒，教她们工作，然后根据情况让她们负责不同的办公室。第一批人里就有我的表妹，玛丽亚·霍根小姐。她在匹兹堡货运站当操作员，而且她那里被安排了接连不断的学徒，她的办公室简直成了学校。经验告诉我们，女性操作员比男性操作员更可靠。在所有女性介入的新职业中，我觉得没有什么比电报操作员更适合她们了。

斯科特先生是一个能令人感到愉快的上司，我很快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他是一个伟人，我年轻时极其崇拜他。不久我开始想象他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总裁，后来他真的得到了这个职位。在他的领导下，我行使的职责逐渐超出了我所属部门的范围。我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件事，使我得到了提升。

那时铁路是单线，尽管通过电报指挥火车在当时还没有成为惯例，但是火车还是常常需要听电报的指挥。我记得，当时只有主管才有权利对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火车发布指令。那时候整个铁路系统的管理还不成熟，相关人员也没有受过训练，因此用电报发指令也只是十分危险的权宜之计。斯科特先生必须夜复一夜地去故障或失事现场，指挥线路的清理工作。因此很多早晨，他都不一定来办公室。

一天早晨，我到达了办公室，发现东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故，耽误了向西行使的特快客运列车。客运列车在信号旗手的指挥下一段一段地前进，两个方向的货运列车都等在铁路旁轨上。当时我找不到斯科特先生，我实在无法抵抗**，终于行使了主管的权力，发出了“行车指令”，让一切开始运行。当时我脑子闪过的是“地狱或者天堂”，我知道如果我犯错了，会被解雇，不仅丢脸蒙羞，也许还会受到刑事处罚。另一方面，我可以将货运列车上熬夜等待的疲惫的人们解放出来，我可以让一切恢复运作。我知道我能做到，我以前常常帮斯科特先生发布指令。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开始行动了。我以他的名义发出了指令，让每辆列车开始运行，坐在仪器前关注着每一则信号，特别谨慎地指挥列车从一站运行到下一站。当斯科特先生最终来到办公室时，一切都运行得很顺利。他已经听说列车延误了。他的第一句话是：

“噢！事情怎么样了？”

他快速走到我的身边，抓起铅笔，开始写指令。我那时不得不胆怯地说：“斯科特先生，我到处都找不到你，所以上午我就以你的名义发出了指令。”

“一切都正常吗？东部特快列车在哪里？”

我把指令给他看，并告诉他每一辆在运行的火车的具体位置——货车、道碴列车和其他列车。同时向他报告了所有列车长的回复，和每辆火车经过的站点的最新情况，一切都正常。他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我几乎不敢看他的眼睛，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一言不发，但开始仔细查看所有发生的一切。他还是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他离开我的座位，回到了自己的座位，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他不想认可我的行为，但他也不想责备我。如果这件事没出岔子，那当然是没事；如果这件事出错的话，我就得承担所有责任。这件事就是这样了，但我发现，之后的几个早晨，他都来得很准时。

当然我从没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没有列车人员知道这不是斯科特先生亲自发布的指令。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如果类似情况再发生，我不会再重复那天早上的做法，除非我得到了授权可以这么做。我一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沮丧。直到有一天，我听负责匹兹堡货运部的弗朗西斯卡斯先生说，那天晚上，斯科特先生问他：

“你知道我那个得宠的苏格兰小鬼做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

“他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把所有列车发出去，如果不是这样，我肯定会受责备的。”

“那他做对了吗？”弗朗西斯卡斯问道。

“哦，是啊，做对了。”

这让我松了口气，当然这也暗示了下一次我也该这么做。从那时起，斯科特先生就很少亲自发布行车指令了。

那个时期，我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就是约翰·埃德加·汤姆森，宾夕法尼亚铁路的总裁，之后我们的钢轨公司就是以他命名的。我认识的人中，他是最沉默寡言的人，仅次于格兰特将军。但格兰特将军在家和朋友一起的时候，还是很健谈的。

汤姆森定期来匹兹堡视察，四处走动，但好像对任何人都熟视无睹。之后我才得知这种沉默完全是害羞的结果。当他走进斯科特先生的办公室，走到电报机器前，并问候我，叫我“斯科特的安迪”时，我十分惊讶。但后来我得知，他听说了我那次指挥火车的事迹。一个年轻人能接触到高层领导，那么他的人生已经成功了一半。每一个心存大志的年轻人都应该做一些超越自己职权范围的事——一些可以引起上级注意的事情。

之后，斯科特先生想要外出旅行一两个礼拜，就请罗姆贝特先生授权，让我留下负责这个部门。他真是十分大胆，因为当时我才二十出头。他的要求被批准了，这是我一生中梦寐以求的机会。他外出的日子里，一切都很顺利。除了由于道碴列车的工作人员某个不可原谅的疏忽，造成了一起事故。这起事故让我感到很不快，我下定决心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我召开了法庭，调查了相关人员，开除了主要责任人，并把与事故相关的两位职员停职了。斯科特先生回来后听说了这次事故，并建议要调查和处理此事。我觉得自己处理得可能过头了，但是既然已经迈出了这一步，我就告诉他，我已经全部处理完毕，我调查了事故，并惩罚了责任人。一些人恳求斯科特先生重新调查这起事故，但是我一直没有同意，这件事就被压下去了。我想，斯科特先生是从我的表情，而不是我的言语中理解了我对这件事的感受，并默许了我的做法。

可能他担心我太严厉了，而且他大概是正确的。几年之后，当我成为这个部门的主管时，我总是对当时被停职的两个人心怀歉意。对于我第一次的处罚，我曾感到良心不安。一个新的审判者只倾向于公正不阿，但只有经验才能教会他宽容的巨大力量。必要的时候，给予一定的处罚，但不能太重，才是最有效的。严厉的处罚未必是好的，至少对于初犯者，给以明智的谅解，往往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随着我们小圈子里的六个人的知识逐渐增长，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和处理一些关于生和死、今生和来世的秘密。我们都是在善良诚实、自尊自爱的父母抚养下，在一个或另一个教派的影响下长大的。在匹兹堡长老派牧师的妻子，麦克米伦夫人的影响下，我们都加入了她丈夫的教区。（1912年7月16日，当我在奥特纳加荒野的别墅中读到这段时，我刚刚收到八十岁的麦克米伦夫人从伦敦寄来的短笺。她的两个女儿上周都在伦敦嫁给了大学教授，一位会留在英国，另一位已经收到了来自波士顿的聘书，两位都是卓越的男士。这样，我们两个说英语的民族结合起来。）麦克米伦先生是个善良而严厉的加尔文教的守旧派，他迷人的妻子天生就是年轻人的领袖。我们都喜欢待在她家里，那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自在，这导致我们偶尔也会去参加教会。

米勒听到了一次很有说服力的关于宿命论的布道，于是把这个宗教话题带给我们讨论。米勒先生的教徒都是坚定的循道宗[1]信徒，而汤姆对教条则一无所知。宿命论的教义，包括婴儿诅咒理论——一些人生来光荣，其他人则相反，使他感到震惊。令我惊讶的是，有一次在麦克米伦先生布道结束后，谈到这个问题时，汤姆在结束时脱口而出：

“麦克米伦先生，如果你说的是正确的，你的上帝一定是个十足的魔鬼。”然后就留下惊讶万分的牧师离开了。

这成为我们好几周周日下午会议的话题，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汤姆的话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将不再受到麦克米伦夫人的欢迎了吗？我们也许可以不去接触牧师，但是我们没有人愿意放弃去他家聚会的机会，这点十分清楚。卡莱尔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应该跟随他的解决方法：“如果这是不可信的，就以上帝的名义让它不可信吧。”只有真相才能使我们自在，而我们应该追寻所有的真相。

当然，一旦提到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一条条的教义，被我们看作是尚未开化的人们的错误思想，而加以否决和摈弃了。我忘记了是谁先提出的第二条公理。我们曾仔细研究过：“一位宽宏大量的神，是人类最高贵的作品”。我们认为，可以证明的是，文明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创造出自己的神，随着人类的提升，他们对未知的概念也越来越清晰。之后，我们都变得不太相信神学，但是我肯定我们都更加虔诚。我们度过了这次危机，很开心我们没有被麦克米伦夫人赶出聚会。那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我们决定支持米勒的陈述，即使其中包含了放逐和更糟糕的东西。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对神学不怎么尊重，但对于宗教却更加虔诚了。

我们圈子里第一位去世的是约翰·菲普斯，他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这对我们大家都是沉重的打击，但我记得我这么安慰自己：“约翰他只是回英国去了，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不久后我们都会跟随他的脚步回去，永远在一起。”当时我没有任何怀疑。在我心中，这不是我给自己的希望，而是一个事实。那些在痛苦之中的人，有了这样的庇护所后会变得开心。我们所有人都该听从柏拉图的意见，永远不要放弃对持续的希望的追求，“让自己充满快乐，因为希望是高贵的，回报是丰富的。”没错，能够把我们带到另一个世界，和自己最亲的人永远在一起，这是一个奇迹，而能够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和亲爱的人共度此生，更加是一个奇迹。对于有限的生命来说，这两者都很难理解。那就让我们用永恒的希望来安慰自己，正如柏拉图说的，“让自己快乐”，绝不要忘记，我们在世都有一定的责任，天堂就在我们心中。他还说过，那些声称没有来世的人和那些声称有来世的人一样愚蠢，因为没有人知道答案，尽管可能所有人都希望有来世。同时，我们的座右铭是“家是我们的天堂”，而不是“天堂是我们的家”。

在那几年，我们家的财产一直在稳步提升。我的工资也从每月35美元涨到了40美元，是斯科特先生主动为我加的工资。每月给员工发工资也是我的职责之一，我们用的是银行支票，而我总是领两个20美元的金币，在我看来，它们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艺术品。

在家庭会议上，我们决定冒险买下一块地和上面的两所小房子。一所房子我们自己住，另外一所有四个房间的房子原来一直是我的霍根姨父和姨妈住的，但那时他们已经搬去了别的地方。全靠艾特肯姨妈的帮忙，我们才能一直住在织布店楼上的小房子里。现在轮到我们请她搬回她的老房子来住了。在我们买下那所四个房间的房子后不久，霍根姨父去世了，我们又要搬去阿尔图纳，于是便同样的，把霍根姨妈接回她的老房子住。

我们付了一百美元买下这房产，而我记得总价是七百美元。当时的奋斗目标是每半年付一次利息，并且尽可能多存下些钱付本金。不久后，我们就还清了债务，成为了产权人。然而在未还清款之前，我们家经历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我父亲在1855年10月2日去世了。但是，对于家里剩下的三个成员来说，还得承担生活的重任。悲伤和责任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工作，必须存钱还清父亲的医药费，而当时我们没有多少存款。

此时，在我早期美国生活中一件十分美好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史威登堡教会的首要成员是大卫·麦坎德利斯，他注意过我的父母，但是除了周日在教堂时说过几句话，我不记得他们曾经有过密切的联系。然而，他和艾特肯姨妈很熟，因此他让她带来口信，如果我们在这个悲伤的时刻需要任何金钱的援助，他很乐意提供。他曾听说过我母亲很多英雄事迹，而这些就足够了。

当一个人不再需要帮助，或是处在一个可以回报帮助的地位时，往往会收到很多人好心提供的帮助。所以，能记录下这样一件纯粹的非功利性的善举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当时，一个贫穷的苏格兰妇女刚刚失去了丈夫，大儿子才刚开始工作，小儿子才刚十几岁。这些不幸打动了这个男人，他慷慨的姿态给了我们一丝慰藉，尽管我的母亲拒绝了他的好意，但是不用说，麦坎德利斯先生在我们心中占据了一个神圣的地位。我坚信，如果一个人在人生的关键时期需要必要的帮助，通常他们都能得到。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好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他们不但愿意，而且迫切地向那些值得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相应的，那些乐于帮助他人的人，自己也不会担心得不到他人的帮助。

父亲过世后，我要处理比以前更多的事务。母亲继续做鞋，汤姆还是继续上公立学校，我继续跟着斯科特先生在铁路公司工作。就在这时，幸运之神来敲门了，斯科特先生问我是否有500美元，如果有，他希望帮我做一项投资。说我的资产有500美分还差不多，我当时连50美元都没有，但是我不想错过这个和我的上司以及偶像产生经济联系的机会。于是我大胆地说，我认为我能凑到这笔钱。于是他告诉我，他可以从威尔金斯堡站的代理人——雷诺兹先生那里买到十股亚当斯快车的股票。晚上，我把这件事汇报给母亲，她很快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她什么时候失败过呢？我们当时刚刚在房产上花了500美元，她认为这可以作为一笔贷款的抵押。

第二天早晨，我母亲坐着蒸汽船去了东利物浦，晚上，她回来了，带着她从她兄弟那里借来的钱。他是那个小镇的治安法官，十分有名望，手头有很多农民要投资的钱。把房子抵押后，母亲带回了500美元。我把钱交给了斯科特先生，他很快就帮我把期待的十股股票拿回来了。出乎意料的是，还需要100美元的保证金，但是斯科特先生好心地说，我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再付，这样就容易多了。

这是我的第一笔投资。在以前那些美好的日子里，每月红利比现在要多。而亚当斯快车正是每月分红。一天早晨，我桌子上躺着一个白色信封，上面是大大的手写的“致安德鲁·卡内基先生”。“先生”这个词让还是个孩子的我十分开心，在信封一角可以看见亚当斯快车公司的圆形印章。我打开了信封，里面有一张纽约黄金交易银行的十美元的支票。我永远都记得这张支票和那个亲笔签名的“出纳员J.C.巴布科克”。这是我的第一笔投资收入——我没有付出汗水和劳动就得到的收入。“找到了！”我大喊道，“我发现了下金蛋的鸡。”

我们小圈子的惯例是，星期天下午在小树林里聚会。我们在树林里我们最喜爱的树下坐下后，我把我带着的第一张支票展示给他们看。我的伙伴们反应很强烈，没有人想到还有这样的投资。我们决定攒钱，等待下一个投资机会。我们一起分享，然后几年后平分红利，就像合伙人一样一起赚钱。

到那时为止，我的社交圈子还没有扩大很多。我们的货运代理人的妻子，弗朗西斯卡斯夫人十分友好，曾在某些场合邀请我去她在匹兹堡的房子做客。她常常提起我第一次按响第三街上那所房子的门铃，为斯科特先生传个口信的情景。她请我进来，我害羞地拒绝了，她靠着哄骗，才让我克服了羞涩。这些年来，她从来没有成功地邀请到我去她们家用餐。我一直很害怕去其他人家里做客，直到后来才有所改善。但是斯科特先生偶尔会坚持要我去他的旅馆，和他一起吃饭。而那些场合对我来说很重要。没有记错的话，除了在阿尔图纳时，我去过罗姆贝特先生家外，弗朗西斯卡斯先生家算是我踏进的第一所很不错的房子。在我眼里，任何主要街道上的房子都十分时髦，只要它们有一个大厅。

我从来没有在陌生的房子里过夜。直到宾夕法尼亚铁路的首席法律顾问、格林斯堡的斯托克斯先生邀请我去他的乡间别墅共度周末。像斯托克斯先生这样睿智、有教养的人会对我产生兴趣，邀请我去他家，这可是件怪事。其实，能收到这个邀请的原因是我在《匹兹堡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通讯。早在我十几岁时，我就算是新闻界的一个三流作家。成为一名编辑曾经是我的目标之一。贺瑞斯·格里利和《论坛报》是我理想中的成功典范。奇怪的是，当有一天我本可以买下《论坛报》时，昔日的珍珠失去了光泽。当日后我们有机会得到空中楼阁时，它也就失去了魅力。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整个城市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态度，这篇文章是匿名投稿的。然后我惊讶地发现，它被刊登在《匹兹堡日报》专栏里一个十分显著的位置，编辑是罗伯特·M.瑞德。作为操作员，我收到了一份斯托克斯先生发给斯科特先生的电报，请他询问瑞德先生，谁是这篇通讯的作者。我知道瑞德先生不知道作者是谁，所以他不会说。但同时，我又害怕如果斯科特先生去找他，他会把手稿交给他。这样斯科特先生必定能一眼认出我的笔迹。因此，我向斯科特先生坦白，我就是作者。他看上去有点怀疑，他说他早上已经读过这篇文章，并还在猜测作者是谁。他怀疑的神情没有逃过我的眼睛。钢笔逐渐成为我的武器。随后，斯托克斯先生就邀请我去与他共度周末，这次做客是我一生的亮点之一。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斯托克斯先生的家富丽堂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图书馆里的大理石壁炉架使其他东西都黯然失色。在架子中间的大理石上刻着一本摊开的书，上面刻着：

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蠢的，

不愿思考的人是顽固的，

不敢思考的人是奴隶！

这些高尚的语句震撼了我。我对自己说，“某一天，某一天我也会有自己的图书馆（这是个前瞻），而这些话语会使壁炉架更雅致，就像这里一样。”如今，在纽约和斯基沃，这个想法都实现了。

几年后，我在他家度过的另一个周日也值得一提。当时我已经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匹兹堡分部的主管。南方各州宣布独立，我当时充满了战斗的热情。斯托克斯先生是民主党的领袖，反对北方使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统一，他表达了他的看法，这导致我失去自制地大喊道：

“斯托克斯先生，我们在不到六个礼拜内就会绞死你们这种人”。

写到这里，我又仿佛听见了他的笑声，他对着隔壁房间里的妻子喊道：“南希，南希，听听这个年轻的苏格兰小鬼的话。他说他们在不到六个礼拜内就会绞死我这种人。”

那段日子里发生了一些怪事。不久之后，同一个斯托克斯先生在华盛顿请我帮助他申请志愿部队的陆军少校的职位，我那时是战争办公室的秘书，帮助政府管理军用铁路和电报。他得到了这个委任，从此成为斯托克斯陆军少校。这样，那个曾经质疑过北方是否有权力靠武力统一的男人，为了高尚的目标，也拿起了手中的武器。人们开始争论和制定理论来修改宪法权利。当国旗被烧毁时，一切都不一样了。一瞬间，所有东西都燃烧起来，包括宪法。祖国统一和昔日的荣耀！这才是人们所关心的，但已经足够了。宪法的目的是确保只有一面旗帜，正如英格索尔上校宣称的：“美洲大陆的上空不允许有两面旗帜。”

[1]循道宗，是基督教新教的主要宗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