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姨父劳德在教育方面强调背诵的重要性，因此多德和我受益匪浅。我俩经常在同学或是大人面前，穿着礼服或衬衫，卷起袖子，带着纸制头盔，脸上涂得黑黑的，拿着木条充当剑，扮演成戏剧中的人物，背诵诺沃尔和格雷纳温[1]，罗德里克·度和詹姆斯·菲茨-詹姆斯[2]的台词。

我清楚地记得在诺沃尔和格雷纳温著名的对话中，我们对于一个重复出现的词——“该死的虚伪”充满了顾虑。一开始，我们说到这个不雅的词时，就微微地咳嗽一声，这常常会逗乐观众。一天，我姨父劝服我们，说“该死”这个词不是骂人。这是个伟大的日子，之后我们就练习了很多次说这个词。我总是扮演格雷纳温的角色，会说到这个词很多次，对我来说，这个禁忌的词语充满了魅力。我可以充分理解玛乔丽·弗莱明[3]的故事。一天早晨，她正在生气，瓦尔特·司各特遇到了她，问她怎么样，她回答说：

“我今天早上非常生气，司各特先生。我就想说‘该死’，但是我不能。”

从此以后，一个脏词的表达有了转折。牧师可以在布道时说“该死”而不承担罪恶，我们也是，可以在表演中自由地使用“该死”这个词。还有一段文字让我印象深刻，在诺沃尔和格雷纳温的斗争中，诺沃尔说“我们再次交锋时，我们的伤害都是致命的”。1897年，我在写给《北美评论》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表达，我的姨父刚巧读到。之后他立刻坐下从丹弗姆林写信给我，说他知道这个表达的出处。他是所有在世人中唯一会这么做的。

因为我姨父的教育模式，我的记忆力大大地提高了。我认为应该鼓励年轻人记忆并反复背诵自己喜爱的文章，没有比这更有益的方法了。我能快速地记住任何能取悦我的东西，我的一部分朋友对此感到惊讶。我可以记住任何我喜欢或不喜欢的东西，但如果不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几小时后我就会忘记。

我在丹弗姆林上学时，有一项测试是要求每天背诵两首赞美诗。我的策略是直到去上学时才开始看赞美诗。路上只有五六分钟的时间，但我能在这段时间里迅速记住。因为第一节课就是讲赞美诗，我能胸有成竹地通过这个考验。要是让我三十分钟后再重复一次，恐怕结局会一塌糊涂。

我人生中从家人以外得到的第一枚便士是来自我的老师——马丁先生。因为我在全校面前背诵了彭斯的诗歌《使人类哀痛》。写到这里，我想起来在许多年后，当我在伦敦和约翰·莫立一起共进晚餐时，我们聊到了华兹华斯的生平，莫立说起他曾搜索过彭斯的诗歌《年长》，他一直很欣赏这首诗，却总是找不到标题后的内容。我有幸为他背诵了一部分，他立刻给了我人生中第二枚便士。啊，尽管莫立很伟大，但他不是我的老师马丁先生。马丁先生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伟大”的人，对我来说，他是真正的伟大。而正直的约翰·莫立则是一个英雄。

在宗教问题上，我们没有太多的束缚。当其他在校的男孩女孩被迫学习《简明教义问答手册》时，出于某种我一直没有弄清细节的协议，多德和我则可以免修。毫无疑问，我家所有的亲戚，莫里斯一家和劳德一家，对神学的观点和他们的政治观点一样激进。我们家族没有正统的长老派[4]成员。我的父亲，艾特肯姨父和姨妈，劳德姨父，还有卡内基叔叔，都不信仰加尔文教义。不久，他们大部分都在史威登堡学说中找到了精神寄托。我母亲总是不愿对宗教话题发表意见。她从未对我提起过宗教，也不去做礼拜。因为那时我家没有仆人，她包揽了所有家务，包括在周日做饭。作为一个爱好阅读的人，独神论教派信徒钱宁（Channing the Unitarian）的作品是她当时的兴趣所在。她真是个令人惊讶的人！

我的童年时期，笼罩着不安和骚乱的宗教和政治氛围。在政治世界引起争议的最先进的思想有：废除特权，公民平等，共和主义。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宗教话题的争论，受到的影响程度之大，长辈们完全意想不到。我清楚地记得，严苛的加尔文教义如同噩梦。但多亏我上文提到过的影响，这种状态很快就消失了。我心中一直珍藏着一份记忆。一天，当牧师在布道时宣扬婴儿诅咒理论时，我的父亲起身离开了长老教会。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刚参加长老教会后不久。父亲无法接受这种理论，他说：“如果这是你们的宗教和你们的神，我情愿寻找一个更好的宗教和一个更高尚的神。”他离开了长老教会，再也没有回来。但他没有停止参加各种其他教会。

每天早上我都能看到他走进祷告室祷告，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名真正的圣徒，总是保持虔诚的心态。所有宗教对他来说都是行善的途径。他发现，宗教理论有许多，但是宗教信仰只有一个。我很自豪我的父亲比牧师懂得还多。牧师描绘的不是天父，而是旧约中残酷的复仇者——正如安德鲁·D·怀特在自传中所称呼的一个“永恒的拷打者”。幸运的是，这种无知的理论已经过时了。

我童年最大的乐趣之一是养鸽子和兔子。每当想起父亲不嫌麻烦地为这些宠物建造合适的住所，我都心存感激，我们家成了小伙伴们的总部。母亲总是认为家庭影响是保证她两个孩子走上正道的最好方式。她过去常说，要做到这点，首先要让家里充满愉快。为了能让我们和围着我们转的邻居家的孩子们开心，她和父亲什么都愿意做。

我的第一场商业冒险是雇佣我的小伙伴们为我服务一个季度，报酬是生了小兔子后，能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一般来说，我们利用周末为小兔子收集食物。今天回想起这一段，我有些良心不安。我迫使我的玩伴和我定下了条件苛刻的交易，他们都心甘情愿地和我一起收集了三个月蒲公英和三叶草，然后得到了这个特殊的回报——少得可怜的回报。唉！我还给了他们什么呢？一分钱都没有。

我很珍惜这次经历，这是证明我组织能力最早的证据。组织能力的发展和我日后在物质上的成功联系紧密。成功不一定是要我知道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而是拥有这样的才能：能发现并选择比我做得更好的人。这点是任何人都该掌握的宝贵知识。我不理解蒸汽机，但我试着理解比它更复杂的东西——人。1898年，我们坐车旅行之时，停留在一家苏格兰小旅馆，一位绅士走过来作自我介绍。他是麦金托什先生，苏格兰一位大的家具制造商。之后我发现他是一位很不错的人物。

他说他冒昧的自我介绍是因为他是为小兔子找食物的男孩之一，而且也有一只兔子以他的名字命名。可以想象我能遇见他是多么开心——唯一一位在后来遇到的一起养小兔子的男孩。我希望和他的友谊能一直维持下去，能够常常见面。（今天是1913年12月1日，当我正在读这份手稿时，我收到了他的一封珍贵的短笺，回忆了我们一起度过的童年时光。他现在应该收到我的回信了，相信能温暖他的心，正如他的短笺也温暖了我的心一样。）

随着蒸汽机的使用和改良，丹弗姆林小制造商的生意每况愈下。于是，我们给我妈妈在匹兹堡的两个姐妹写了封信，表达了在深思熟虑后，我们想要去投靠她们的想法。我记得曾听父母说过，这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两个孩子。她们的回信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父母决定拍卖掉织布机和家具。父亲常常对着母亲、弟弟和我唱一首悦耳的歌：

向西，向西，奔向自由之地，

那里有广阔的密西西比河奔流入海，

那里的人们即使辛苦却有做人的权利，

穷人也可以收获大地赋予的果实。

拍卖的过程非常令人失望，织布机几乎没卖几个钱，而我们一家去美国的路费还差20英镑。这里我要介绍我母亲的终身好友——亨德森夫人的仗义之举。我母亲总能结交忠实的朋友，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亨德森夫人本来的名字是埃拉·弗格森，我们家都这么叫她。她冒险借给我们所需的20英镑，我姨父劳德和舅舅莫里斯为我们做了担保人。姨父劳德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和建议，为我们打理了所有细节问题。在1848年5月17日，我们离开了丹弗姆林。当时，我父亲43岁，我母亲33岁。我13岁，我的弟弟汤姆5岁。他是个漂亮的受人宠爱的男孩，有着一双晶莹乌黑的眼睛。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的焦点。

我就此永远离开了学校，除了曾在美国时上过为期一个冬季的夜校，以及后来跟着一位法语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好玩的是，这位老师是个演说家，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演说。我能读能写能算，并开始学习代数和拉丁语。在航行中，我给我姨父写过一封信，后来被退了回来。但这封信表明我那时的书法比现在好。我努力学习英语语法，也大致达到了孩子应该掌握的程度。除了华莱士、布鲁斯、彭斯，我很少读其他读物，但我能背诵很多篇诗歌。儿时我也读过童话，尤其是《一千零一夜》，它把我带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故事时，我像进入了一个梦境。

那天早晨，我们离开了心爱的丹弗姆林，坐着汽车沿着运煤铁路向查尔斯顿驶去。我无法忘记自己站在窗边，眼泪汪汪地看着窗外，直到丹弗姆林消失在视线内，最后消失的景象是古老又神圣的大教堂。离开丹弗姆林的14年里，我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去？”很少有日子我不曾想起大教堂塔上写的有魔力的大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我童年所有的回忆，我熟悉的乐园，都集中在古老的大教堂和晚钟周围。每天晚上八点，钟声响起，这是要我在钟声停下前上床的信号。在我的《美国的四驾马车在英国》一书中，写到大教堂时曾提到这口钟，现在我最好来引用一下：

当我们驶下通道时，我和沃尔斯牧师正站在马车的前排，当听到大教堂的钟声为我和我母亲敲响的第一声时，我的膝盖一软，不知不觉地泪流满面。我转过身去告诉牧师，我必须放弃。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自己快要昏倒了。幸亏我看见前方没有人群，我还有时间来恢复情绪，我把嘴唇都咬出血来了，我对自己低声说：“无论如何，保持冷静，你必须继续。”世界上再也没有一种声音像钟声一样，如此悦耳、优美，让人陶醉，深深地植入我的灵魂。

曾经，伴着晚钟，我被抱进小小的睡椅，进入无邪的梦乡。每晚，父亲或者母亲会弯下腰，深情地看着我，告诉我钟声的含义。经过他们的翻译，我听到了许多美妙的语言。这是从天堂和圣父那里传来的声音，在我入睡前，这声音会慈祥地告诉我，白天做了哪些错事。钟声平和，我知道敲响它的神灵看到了一切，但是并不生气，从来不会生气，只会感到遗憾——非常非常遗憾。今天，当我听到钟声，它仍然并不只是一种声音而已，它依然有它的含义，听上去就像在欢迎被流放的母亲和儿子再次回到它珍贵的庇护下。老天不会赋予我们任何东西，只有晚钟在敲响时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和荣耀。我的弟弟汤姆本应该也在这里，这是我那时的想法。在我们向新大陆出发时，他也开始领悟钟声的奇妙之处。

卢梭希望伴着悦耳的音乐死去。如果我能选择，我希望在我弥留之际，耳边伴着大教堂的钟声，告诉我人生的赛跑已经结束，就如同哄着备受宠爱的孩子最后一次入眠。

我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提起书中的这一段描述，一些人甚至告诉我，他们在阅读这段时流下了眼泪。这种感情来自内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心灵共鸣的原因。

我们坐着小船来到了苏格兰福斯桥，坐上了爱丁堡轮船。正当我要被从小船抱到轮船的那一刻，我冲向了劳德姨父，抱紧他的脖子，哭喊着：“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个好心的水手把我从他身上拉下来，举到了轮船的甲板上。当我回访丹弗姆林时，我亲爱的老朋友来见我，告诉我这是他目睹的最悲伤的一刻。

我们乘坐八百吨的帆船“威斯卡塞特”号，从格拉斯哥的布鲁美乐港口起航。在七周的航行中，我和水手混得很熟，知道了各种绳索的名字，还能指导乘客如何应对水手长的命令。因为这艘船的人手不足，迫切地需要乘客们的帮助。因此，每到周日，我都被水手们邀请享受他们的佳肴——葡萄干布丁。离开轮船时，我真是恋恋不舍。

刚到纽约时，我很困惑。我曾被带去爱丁堡拜见女皇陛下，这是我移民前去过最远的地方了。长途航行前，我们也没有时间参观格拉斯哥。纽约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繁忙的工业区，我得和那里的人打交道，这种忙碌和兴奋使我应接不暇。

停留在纽约期间，一件小事让我印象深刻。当我在穿过城堡公园的草地保龄球场时，威斯卡塞特号上的一名水手抓住了我的手臂。他是罗伯特·巴里曼，穿着常见的制服，蓝色的夹克，白色的裤子，当时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男人。

他带我去了一个饮料摊，点了一杯沙士请我喝。我觉得它就仿佛是神酿的花蜜一样美味。至今都没有任何场景比得上我记忆中的画面，装饰精巧的黄铜容器流出了充满泡沫的佳酿。我路过那个地方时，常常看见那个老妇人的沙士饮料摊。于是我就会想：那个亲爱的老水手现在过得怎么样了？我曾经尝试着去寻找他，希望发现他可能正在享受晚年生活，而我能出一份力，使他在迟暮之年多几分乐趣。但是却一无所获。他是我心中的汤姆·鲍林[5]的完美形象，当唱起这首感人的老歌时，唱到“男性美的化身”时，眼前就会浮现我的老朋友巴里曼。唉！只是他早已步入天堂。他在航程中的友善之举，使一个小男孩成为他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

在纽约，我们只认识斯隆夫妇，他们是大名鼎鼎的约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娅·道格拉斯）是我母亲在丹弗姆林儿时的玩伴。斯隆先生和我的父亲曾是纺织业的同事。我们拜访了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值得高兴的是，1900年威利从我那买了一块地，就在我们纽约房子的对面。他把地送给了两个结婚的女儿，这样我们的第三代子孙又可以成为玩伴，就像当年我们的母亲在苏格兰时一样。

纽约的移民代理人劝说我的父亲取道伊利运河，经由布法罗和伊利湖到达克利夫兰，然后再沿着运河到达比弗县。这段行程在当时花了三周时间，而现在只需要坐十小时的火车。

当时匹兹堡没有通火车，西部其他城市也都没有。伊利铁路当时还在修建中，我们在旅途中看到成群的工人正在施工。年轻人从不挑剔。当我回顾这三周运河之旅时，只有纯粹的快乐。所有不愉快的经历早就从我的回忆中淡忘，除了有一个晚上，在比弗县，我们被迫留在趸船上，等待将送我们去匹兹堡的蒸汽船。这是我们第一次领略到蚊子的凶猛。我的母亲被叮咬得相当严重，以至于第二天早上几乎无法看清事物。我们看上去都很可怕，但那个晚上，即使是被叮咬的痛苦也没有打扰到我的熟睡。我一向能睡得着，从来不知道：“可怕的夜晚，地狱里的孩子。”

我们在匹兹堡的朋友一直在焦急地等待我们的消息，他们热情亲切的问候让我们忘记了所有烦恼。我们和他们一起，在阿勒格尼（Allegheny）住下。霍根姨父的一个兄弟在丽贝卡街尾开了家小织布店，有二层楼，楼上有两个房间，我们就在那里住下了（不需要付房租，房子是艾特肯姨妈的）。我的姨父放弃了织布业，我的父亲代替了他，开始制作桌布。他不仅织桌布，之后还像商人一样，走街串巷去推销。因为没有商人愿意大批地进货，他被迫自己挨家挨户地推销，收入相当的微薄。

像往常一样，我母亲又挺身而出，没有什么可以打倒她。年轻时，为了赚零花钱，她曾跟她父亲学过给鞋子镶边。而这项技能如今得为家庭增加收入。菲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亨利·菲普斯的父亲，和我的外祖父一样，也是一位鞋店老板。他是我们在阿勒格尼的邻居。我母亲从他那里接到了工作，此外她还要做家务——我们当然没有佣人。这个伟大的女人一周能赚4美元。她常常工作到半夜。白天和晚上如果有空，没有什么家务时，她会让我弟弟坐到她膝盖上，让他帮忙穿针、蜡线。她会给他背诵苏格兰歌谣的精华，或是给他讲一些寓言故事，就像她以前给我讲的那样。

比起那些富有家庭的孩子，这是正直的穷人家的孩子最珍贵的优势之处。我的母亲是护士、厨师、管家、老师；我的父亲则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我弟弟就是这样被抚养长大的。与这样的遗产相比，那些富家子弟或贵族子弟又能得到什么，能与其相提并论？

我的母亲一直很忙碌，但这没有阻碍她成为邻居心目中智慧和善良的化身。他们要是有了麻烦，总能得到我母亲的建议和帮助。许多人曾告诉我很多我的母亲为他们做过的事情。所以后来，不管我们居住在哪，富人和穷人都会来找她，询求合理的建议。我的母亲总能在邻居中脱颖而出。

[1]Norval and Glenalvon，苏格兰诗人约翰·霍姆的戏剧中的人物。

[2]Roderick Dhu and James Fitz-James，苏格兰诗人司各特的长诗《湖上夫人》中的人物。

[3]Marjorie Fleming（1803～1811），苏格兰神童女作家，诗人。

[4]长老派是英国清教徒运动中的一派。苏格兰曾于1560年进行宗教改革，废除罗马天主教，主要采纳下文提到的加尔文教义，是苏格兰国教，故作者会这样说。而史威登堡的宗教学说则更为激进。

[5]当时流行歌曲里的一个水手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