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能找到什么工作。我刚刚满13岁，十分渴望能找到工作，以帮助我们家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这种对前景的展望成为了一个可怕的噩梦。当时我一直这样想，我们每年一定要赚满300美元，就是每月25美元。这是经过我计算，能够保证我们生活所需，不需要依靠他人的数目。当时的生活必需品还是相当便宜。

霍根姨父的兄弟常常问我父母准备让我做什么。有一天，我目睹了一件有生以来最恐怖的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他满怀好意地对我母亲说，我是一个有希望的小男孩，善于学习，他相信只要我拿着个小篮子，摆点小玩意，在码头沿街叫卖，一定能赚不少钱。我到那时才知道女人被激怒后的反应，我母亲那时正在缝纫，听到后立刻跳了起来，伸出双手在他面前摇晃。

“什么！叫我儿子去做小贩，和这些码头上的粗人混在一起！我宁愿把他扔进阿勒格尼河。你走！”她指着门口大喊道。霍根先生走了。

她站在那里，像一个悲情的女皇。这一刻她崩溃了，但是她只是流了一点眼泪，抽泣了一小会，就把我和弟弟搂进怀里，告诉我们不要介意她的失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只有我们始终做正确的事情，那就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受人尊重和敬仰的人。”这段话出自海伦·麦格雷戈给奥斯巴尔迪斯通[1]的回信。她在信中威胁要把她的俘虏“剁成尽可能多的肉块，就像格子绒上的格子那么多。”

但是导致我母亲生气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并不是因为小贩这个职业太简单——母亲教导我们懒惰才是可耻的，而是她觉得这个职业或多或少有无业游民的特征，无法得到别人的尊重，这样还不如去死。没错，我母亲情愿一手搂着一个孩子，和他们一起死，也不愿意让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就与低俗为伍。

当我回顾早期的奋斗时，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没有比我们家更值得骄傲的了。这个家充满强烈的荣誉感，独立性，自尊心。瓦尔特·司各特曾说，在他见过的人中，彭斯有着最特别的眼睛。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就像彭斯所描述的：“即使她的眼睛看的是空地，也会闪耀着荣誉的光芒。”

英雄伟岸的灵魂远离了任何低下、卑贱、欺诈、诡诈、粗俗、欺瞒和流言。我的父亲也是天性高尚，受到大家的爱戴，是一个圣人。有这样的父母，汤姆和我毫无疑问地被培养出高尚的人格。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我父亲发现必须得放弃手工纺织，进入布莱克斯托克先生的棉纺厂工作。布莱克斯托克先生是一位苏格兰老人，就住在我们住的阿勒格尼市。我父亲也在这个厂里给我找到了份工作，线轴工。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那里——周薪是1.2美元。这是一段艰难的生活。在冬天，父亲和我不得不摸黑早起吃早饭，到工厂时天都还没亮，而在短暂的午休时间后，一直要工作到天黑。这样的作息时间使我压力很大，而这份工作本身也没什么乐趣。但是就如乌云边总是有银光，我觉得从事这份工作是在为我的全部——即我的家庭分忧。后来我赚过数百万，但这些钱无法带来我第一周赚到钱时的快乐。此时，我是家庭的好帮手，能够赚钱，不再仅仅是父母的负担了。我常常听见父亲在唱那首好听的《小船一排排》，我很渴望能实现最后几行歌词：

阿莱卡，乔克，吉纳特

早早起床去上学，

他们将划着小船，

我们想要看日出。

我准备划起自己的小木筏。请注意，阿莱卡、乔克和吉纳特是最早接受教育的孩子。苏格兰是第一个要求所有父母，不论贫富，都要送孩子们上学的国家。苏格兰也是最早建立教区公立学校的国家。

不久后，阿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线轴制造商——约翰·海先生需要一个男孩，问我是否愿意去为他工作。我去了，每周能赚2美元。但最初，这份工作甚至比工厂的工作更令人厌恶。我得在线轴厂的地下室操作一台蒸汽机来烧锅炉。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每夜都坐在床边摆弄蒸汽压力表，有时担心蒸汽压力太低，楼上的工人们会抱怨没有足够的动力，有时又会担心蒸汽压力太高，锅炉会爆炸。

但是出于自尊，我没有告诉父母这些。他们有自己的麻烦。我必须像个男子汉一样忍受自己的痛苦。我的希望很高，每天都在盼望会发生一些改变。我不知道会改变什么，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坚持，一定会有转机。此外，在这些日子，我不会忘记问自己，华莱士会怎么做，苏格兰人应该怎么做。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永远不该放弃。

一天，机会来了。海先生要开一些账单。他没有文员，自己也不擅长书写。他问我会写什么字体，然后给了我一些活。结果令他很满意，他发觉以后找我帮他做账很方便。我也很擅长数字。不久后他就觉得让我离开蒸汽机，做点别的事对他更有利。另外，我相信他也是出于好意，要把我从蒸汽机那解放出来，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而且也是苏格兰人。这份新工作没那么讨厌，除了有一小点。

我现在的职责是把新生产的线轴放进油桶中。幸运的是，这个工作有单独的车间，而且我是单独一人。但是，不管我下多大的决心，对自己的弱点多么愤怒，都不能使我的胃不再翻江倒海地难受。我想努力克服油的气味所引起的恶心，但始终做不到。即使是想起华莱士和布鲁斯也无济于事。但如果我不吃早餐或午餐，晚餐时我的胃口会好一点，而且那时被分配的任务也做完了。一个真正的华莱士或布鲁斯信徒是宁死也不愿放弃的。

比起棉纺厂，我为海先生工作是显著的进步，我也结识了一个对我很友好的雇主。海先生使用的是单式记账法，这点我可以帮他做好。但是我听说所有大公司都是使用复式记账法。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商议了此事，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和威廉·考利，我们都决定参加冬季的夜校，学习这个更复杂的系统。于是我们四个去了匹兹堡的威廉斯先生那里学习复式记账法。

在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当我下班回家，得知电报公司的经理戴维·布鲁克斯问我的姨父霍根，是否知道在哪可以找个可靠的男孩当信差。布鲁克斯先生和我姨父都是国际跳棋爱好者。他们就是在玩跳棋时谈到这个重要的问题。这样的小事能产生意义最重大的结果。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重音可能不仅影响个人的命运，甚至还可能影响整个国家。他是一个把所有事都当成小事的有胆识之人。他常说，如果有谁建议他忽略小事，那么有没有人能告诉他，什么才算是小事？年轻人应该记住，小事是上帝给予的最好的礼物。

我的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还说他会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召开了家庭会议。当然，我欣喜若狂，我比任何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更渴望自由。母亲同意了，但父亲有点犹豫，他说，这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年纪太小，长得也很瘦小。一周2.5美元的报酬显然是想找一个大男孩。我也许得在晚上去村里送信，可能会遇到危险。总的说来，我父亲还是希望我能待在我原来的地方。不久后，他又撤回了他的反对意见，愿意给我个尝试的机会。我相信他是去咨询过海先生的意见了。海先生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个机遇，虽然正如他所说，我的离去对他是一种损失。但他仍然建议我去尝试一下，如果我失败了，他还好心地说，他愿意帮我保留原来的职位。

决定之后，我要去河对面的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我的父亲想要和我一起去，最后定的方案是，他陪我到电报公司，地址是第四大街和伍德大街的交叉处。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预示着好兆头。父亲和我从阿勒格尼走到了匹兹堡，离我们家将近要两英里。到达门口后，我让父亲在门外等我。我坚持要独自上二楼去见这位重要人物，接受我的命运。我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在那时，我已经开始有点把自己看成是美国人了。一开始，其他孩子会喊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而我会回答：“没错，我是苏格兰人，我很自豪。”但是在言谈中，我大部分的苏格兰口音已经改掉，只剩下一点。我觉得如果我能和布鲁克斯先生独处，则可以表现得更加聪明。要是我的苏格兰父亲在场的话，可能会笑话我装腔作势。

我穿着一件白色的亚麻布衬衫，通常只在神圣的安息日才穿的。外面穿着蓝色的紧身短上衣和周日才穿的行头。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我加入电报公司后的几个礼拜，我只有一套夏天穿的亚麻衣服。每个星期六晚上，无论那晚是不是我值班，是不是接近半夜才回家，我的母亲总会帮我把衣服洗干净，然后熨干，而我能在安息日的早上穿上干净的衣服。为了我们能在这个西方世界获得自由活动之地，我母亲这个女英雄什么都能做。父亲长时间在工厂工作，十分辛苦。但他也像英雄一样继续坚持，还总是鼓励我。

那次面试很成功。我小心翼翼地解释我对匹兹堡了解不多，也许我不该做这份工作，也许我不够强壮，但是我想要尝试一下。他问我什么时候能来工作，我回答说现在就可以。回顾起这件事，我认为这个回答值得年轻人深思。如果没有抓住机会，将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他为我提供了一个岗位，但可能会发生些其他的事，可能其他男孩也会来应征。为了能顺利进入公司，我提议如果可以，我想留下来。布鲁克斯先生很友善地叫来另一个男孩——让他带我四处看看并跟着他学习业务。不久，我就找机会跑回街角，告诉我父亲一切顺利，然后跑回家告诉母亲，我得到了那份工作。

这是在1850年，我开始了真正的人生。曾经我在地窖操作蒸汽机，每周赚两美元，身上沾满煤灰，生活完全没有一丝改善的迹象。现在我进入了天堂，没错，天堂。这里有报纸、钢笔、铅笔、阳光包围着我。几乎每一分钟我都能学到新东西，或是发现有太多东西要学，而我又知道得太少。我感到我的脚下就是梯子，一定要往上爬。

我只担心一点，就是我学得不够快，不能记住需要送电报的不同商家的地址。因此我开始沿着街道的一边走过去，记忆这些房子的招牌，再沿着街道的另一边走回来。晚上，我会训练自己的记忆，按顺序念出不同的公司名称。不久，我能够闭上眼睛，从商业街的起点开始，沿着街道的一边，按照顺序念出公司的名称，一直到街道的终点。然后再沿着街道的另一边，从终点念着商铺的名字回到起点。

下一步是多认识人。因为如果认识公司的成员或雇员，对于信差来说是个很大的优势，可以少走很多路程。他可能遇到一个人，直接让他带信回办公室。在送信的孩子中，能在街上送出信被看做是巨大的成功。而如果在这种方式下遇到了重要人物（对信差来说大部分人都是重要人物），基本上都会认出送信的男孩，称赞他一番，这样送信的孩子也会感到额外的成就感。

1850年的匹兹堡和现在差别很大。当时的匹兹堡还没有从1845年4月10日那场大火中恢复过来，那场大火烧毁了城市的整个商业区。那时房子主要是木制的，很少有砖块建造的，而且没有一处建筑是防火的。整个匹兹堡及周边的人口不足四万。当时的商业中心还没有延伸到第五大道。因此那时是一条非常安静的街道，只是因为有一座剧院而出名。阿勒格尼的联邦街上有零星的商铺，之间有大片的空地。我记得曾经在现在第五区中心的池塘上溜冰。我们的联邦钢铁厂的地址在当时是一片卷心菜地，许多年后又恢复成了卷心菜地。

我曾经给罗宾逊将军送过很多次电报，他是俄亥俄河西部第一个出生的白人孩子。我见证了从东部架设到市里的第一根电报线路。后来，我还见证了第一个火车头，这是为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铁路准备的。它是通过运河从费城运来的，在阿勒格尼从一艘敞舱驳船上被卸下。那时还没有开通与东部联系的直达铁路，乘客们需要在阿勒格尼山脚下通过运河，到达离铁路30英里的霍利迪斯堡，之后又需要通过运河到达哥伦比亚，然后再坐81英里的火车去费城——这一趟旅程要花三天时间。

因为建立了日常交往，匹兹堡一天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来往辛辛那提的邮轮的到达和离开。由于这里是内陆河到运河之间的枢纽，本市主要的商业活动是促进东西部的商品流通。一家轧钢厂开始冶炼钢铁，但是却连一吨生铁都没炼出，之后很多年也没有炼出过一吨钢铁。主要是缺乏适当的燃料，这家生铁冶炼厂一开始就彻底失败了。尽管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炼焦煤矿就在几英里之外的地下，但没人想到用焦炭提炼铁矿，就像储藏在地下的天然气一直没人去开采。

那时镇上有四轮马车的人不超过半打，而几年以后，有人试图引进出租马车和马车夫。直到1861年，匹兹堡年鉴上最值得关注的金融事件是法恩史达克先生的退休。他的合伙人付给了他17.4万美元的巨额股权收益。当时那是多么大的一笔数字啊！而现在又是如此的微不足道！

作为一个信差，我很快认识了市里的那些领军人物。匹兹堡的律师界十分出色，威尔金斯法官是领军人物，他和麦克坎德雷斯法官、麦克卢尔法官、查尔斯·沙勒及他的合伙人埃德温·M·斯坦顿——日后伟大的战争部长（被称为“林肯的右臂”），我都很熟悉。特别是最后一位，因为他很友善，在我还是个孩子时就注意到我了。在商业圈，那些还在世的杰出人物有托马斯·M·豪依，詹姆斯·帕克，C.G.赫西，本杰明·F.琼斯，威廉·索，约翰·查理范特，赫伦上校等，都是送信的孩子们的榜样。而且他们的生活经历也证明了他们都是不赖的榜样。（唉！当我1906年再次校对这段时，他们全都去世了。事实总是这样严酷。）

从各个方面来说，我的信差的工作都是快乐的，也是在这个时期，我建立了与几个密友的友谊。那个资深的信差被提升后，需要补充一个新人。然后戴维·麦卡戈来了，后来他成为著名的阿勒格尼山谷铁路的负责人。他成为我的伙伴，我们俩负责传递所有来自东线的信件，而另外两个男孩负责西线的信件。当时，尽管在同一幢搂，但是分成了东线电报公司和西线电报公司。戴维和我立刻就成为了好朋友，一个重要的纽带是他也是苏格兰人。尽管他出生于美国，他的父亲可是地道的苏格兰人，即使是在口音方面也如此，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和戴维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需要再增加一个人。这次，公司问我是否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选。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我的好友罗伯特·皮特克恩。他后来接替我的位置，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在匹兹堡的主管和总代理。罗伯特和我一样，不仅是苏格兰人，还是在苏格兰长大的。所以“戴维”、“鲍勃”和“安迪”成为了匹兹堡东线电报传送苏格兰男孩三人组，一周能赚2.5美元，在当时可算很多了。我们三个每天早上的职责就是打扫公司，我们轮流做，可以看出我们都是从最底层做起的。侯·奥利弗兄弟公司的负责人H.W.奥利弗，和市政府律师W.C.莫兰德，都先后加入了电报公司，以和我们一样的方式起步。在生活的竞赛中，年轻的奋斗者不用害怕富家子弟，或者是他的外甥或侄子。他倒是要提防从打扫办公室起步的“黑马”。

那个时候，当信差有很多乐趣。有时水果批发店会送给信差一袋苹果，因为信差及时递送了信件。有时面包店和糖果店会送给信差蛋糕，信差会遇到一些善良的人，而他也会尊敬他们。他们会说些好话赞美信差的及时性，也许还会让他在回公司的路上送个信。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工作能比这更容易让一个孩子受到关注，而这些是一个真正聪明孩子晋升所必需的，明智的人总在寻找聪明的孩子。

当信差最值得激动的事就是，如果我们送信超过了一定的数量，就可以多拿到十美分。可以想象，大家都很渴望这些“十美分信件”，为了争夺送信的权利，我们之间会发生争吵。某些情况下，偶尔会有人不按顺序抢着去送信。这是导致我们之间严重矛盾的唯一原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提议我们应该共享这些信件，在每个周末再平分这些钱，我因此被任命为财务。从此又恢复了和平和欢乐。这种共享额外收入不是为了创造虚假繁荣，而是真正的合作。这是我在财务策划方面的第一次尝试。

孩子们认为他们有极好的权利花掉这些平分的钱，大部分人都在临近的糖果店开了流水账户。有时这些账户会严重超支。因此我这个财务必须正式通知糖果店老板，我不会为这些饥饿和贪心的孩子们负担债务。罗伯特·皮特克恩是透支最厉害的人，他不仅只是喜爱甜食，简直就是上瘾了。一天，当我在责骂他时，他悄悄地对我说，他胃里住着些东西，不用甜食喂它们，它们就会乱咬他的内脏。

[1]这是司各特名著《罗布·罗伊》中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