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阳光的性格比财富更重要

有智者断言：如果能真实地描述某人的一生，那一定很有趣的。那些坚信了解我的亲戚和好友，可能不会对这本书感到失望吧。让我聊以**的是，我确信这样一本书至少能引起那些了解我的人的兴趣。而正是这样，让我有动力继续写下去。

我的朋友，匹兹堡的梅隆法官多年前曾写过一本自传。该书给了我相当多的乐趣，使我愈发同意我在上面提到的智者的观点。显然，他的自传是带给他的朋友们无限乐趣的源泉，而且也会继续鼓舞他的后代，要活出精彩的人生。不仅如此，一些他朋友圈子之外的人，也把他列为他们最爱的作家之一。这本书的关键价值在于它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人。该书的写作意图不是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而只是为了献给他的家庭。同样，我也想要这样来讲讲我的故事：不是在公众面前装模作样，而是讲给我的家人和朋友听，他们既可靠又真实。和他们一起，我可以畅所欲言，即使说的是些琐碎的小事，他们也不会完全失去兴趣。

那么就从头开始说吧。

1835年11月25日，我出生于丹弗姆林穆迪街和普莱欧利路的转角处的一座小平房的阁楼上。正如谚语所说，我“拥有贫穷却诚实的父母、友好的亲戚和朋友”。一直以来，丹弗姆林都被看做是苏格兰锦缎贸易中心。我的父亲威廉·卡内基是一个织布工人，他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儿子，我的名字就是以我祖父的名字命名的。

我的祖父卡内基机智幽默，和蔼可亲，情绪饱满，在本地区相当出名。他是当时那些活跃分子的首领，还是他们欢乐俱乐部“帕提尔姆学院”的主席，远近闻名。当我14年后回到丹弗姆林时，我记得有位老人主动与我攀谈，因为有人告诉他我的爷爷就是“教授”——那是我祖父好友们对他的称呼。这位老人正像别人形容的：

“他的下巴和鼻子透出龙钟老态。”

他踉跄着穿过整个房间走向我，颤抖的手摸着我的头说：“你是安德鲁·卡内基的孙子！天哪，我可曾和你祖父一起训斥过那些一时失去判断力的聪明人。”

其他丹弗姆林的老人也告诉我一些我祖父的故事，其中一则故事如下：

某个苏格兰除夕夜，一个在村里特立独行的老妇人，被窗边突然冒出的一张乔装过的脸吓了一大跳。她迟疑地看了一会后，大喊道：“哦，这是疯癫的年轻人安德鲁·卡内基啊！”没错，我祖父75岁了，居然还装成爱玩的年轻人去吓唬他的老朋友。

我想，我乐观的天性，排除烦恼和快乐生活的能力，正如我朋友说的能“把丑小鸭看成天鹅”的心态，就是从我这爱乔装打扮的老祖父身上继承而来。我为拥有他的名字而骄傲。阳光的性格比财富更重要。年轻人应该明白，阳光的性格是可以培养的。人的身体可以从阴影走进阳光，心灵又何尝不能。就让我们走进阳光吧，面对困难请一笑了之。而通常来说，只要你有一点哲学家的头脑就能做到这点，只要这种自责不是源于你自己所做的错事。因为这些错事会一直留着，这些污点不可能被洗去。你无法欺骗坐在内心深处的最高法庭的法官。因此，彭斯[1]给出了人生的重要法则：“值得畏惧的是你的自责。”

这是我年轻时就恪守的格言，比我听过的其他所有格言都重要。我听过的格言可不少，尽管长大以后我会对自己的老朋友贝利·沃克承认它们都大同小异。

在我母亲的那边，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斯就更值得一提了。外祖父是威廉·科贝特的朋友，为他的《纪事报》（Register）作过贡献，并一直与他保持通信。就在现在，在丹弗姆林，认识我外祖父莫里斯的老人们都说他是最好的演说家之一，也是他们认识的最有能力的人。他是《先驱者》（The Precursor）的发行人，这可以看做是科贝特的《纪事报》的缩小版本，而且被认为是苏格兰第一份激进派报纸。我读过他写的一些文章，考虑到了现在职业技术的重要性。在他写的东西中，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本他七十多年前发行的叫做《知识与技术》的小册子。它强调了后者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如今对于技术教育的支持。这本小册子的结尾写道：“感谢上帝，我年轻时学过怎么做鞋和修鞋。”1833年，科贝特将它发表在《纪事报》上，并以编辑身份评论道：“本期的这一文章是发表在《纪事报》上关于该主题最有价值的通信之一，来自苏格兰的可敬的朋友和通讯记者托马斯·莫里斯。”因此，看起来我爱涂涂写写的习性是遗传自父母双方，因为卡内基家族也热爱阅读并且善于思考。

我的外祖父莫里斯是一个天生的雄辩者，一个机敏的政治家，还是地区激进政党高级领袖——这个职位后来由他的儿子，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斯所继承。不止一个在美国的苏格兰名人拜访过我，为的是和“托马斯·莫里斯的孙子”握手。克里夫兰和匹兹堡铁路公司的总裁法默先生曾对我说过：“我所有的知识和文化都是受到你外祖父的影响。”而《丹弗姆林重大事件史》的作者埃比尼泽·亨德森曾说过，他生命中的进步，主要得益于他有幸在少年时期接受过我外祖父的帮助。

生活至今，我也收到过一些恭维，但是没有什么比《格拉斯哥报》的某位记者写的一篇文章中对我的称赞更能取悦我。在听完我在圣安德鲁礼堂作的一个关于美国的地方自治的演讲后，该记者提到苏格兰流传着很多关于我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外祖父托马斯·莫里斯的故事，接着他写道：“当我发现演讲台上是托马斯·莫里斯的外孙，他从举止、姿态和外貌都是老托马斯·莫里斯的完美再现，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惊讶啊。”

尽管我不记得曾经见过我的外祖父，但我和他长得惊人地相似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记得很清楚，27岁时，当我第一次回到丹弗姆林时，我和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斯一起坐在沙发上，他大大的黑色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径直冲出了房间。过了一会他回来了，向我解释说，我身上的某些东西有时让他猛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这种感觉若隐若现，有时是我的一些神态，但是他无法精确地描述。我的母亲一直都注意到我身上有一些我祖父的特点，每时每刻，遗传学说都得到了印证。这是如此的微妙，连神态都可以遗传，这已经超越了生理。我被深深地打动了。

我的外祖父莫里斯娶了爱丁堡的霍奇小姐，她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举止优雅并有一定地位的淑女，可她在孩子们小时候就去世了。当时，我的外祖父生活条件还不错。他是一个皮革商人，在丹弗姆林从事着制革业。但和很多人一样，滑铁卢战役后的和平毁了他的生意。只有他最大的儿子，我的舅舅贝利可以说是在奢侈的条件下被抚养长大，他居然还有一匹小马驹。而家里其他年轻的成员则遭遇了另外那些困难得多的日子。

外祖父的二女儿玛格利特就是我的母亲。关于她，我不太相信自己能详细地讲述。她继承了她母亲的高贵、优雅和淑女的气质。也许某天我会告诉世界关于她的一些事，但我未必能完整勾画出她的形象。她是如此的神圣，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她——只有我可以。在我父亲早逝后，她是我的全部。我第一本书的致辞提到了这点：“致我最爱的女英雄——我的母亲。”

我很幸运出身在这样的家庭，一个人的出生地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的环境和传统会让孩子产生不同的潜在倾向。评论家罗斯金的观察发现：在爱丁堡，每一个聪明孩子都会受到城堡的影响。丹弗姆林的孩子也是如此，他们受到了高贵的大教堂的影响，这座教堂相当于是苏格兰的威斯敏斯特，由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坎莫尔（Malcolm Canmore）和他的皇后，苏格兰的守护神玛格利特（Queen Margaret）于11世纪（1070）建造。大教堂和国王们出生的宫殿的遗迹依然耸立着，皮坦克里夫峡谷环绕着玛格利特皇后的圣地和马尔科姆国王塔的遗址。有一首古老的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男爵》如此唱道：

“国王坐在丹弗姆林塔上，喝着红色的血酒。”

布鲁斯国王[2]的墓位于大教堂的中心，圣玛格利特的墓就在附近，还有许多皇室成员长眠于周围。那些出生于这个浪漫的小镇的孩子真的很幸运。这个小镇位于苏格兰福斯桥北面三英里的高地，俯瞰着大海，往南可以眺望爱丁堡，往北可以看清奥希尔山的顶峰。所有这些都使人回想起辉煌的过去，那时丹弗姆林是苏格兰的首都和宗教中心。

有幸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的孩子一边呼吸着空气中的诗意和浪漫，一边接受历史和传统的润泽。在童年时期，这些就是他的现实世界——这个理想的世界永远是真实的。其实真正的现实世界还未来临，在日后，他会进入充满严酷现实的生活。即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早期的童年印象还依然存在。有时候这些印象会因为逼迫和压抑而偶尔消失，但它们总是会回到前线来发挥作用，鼓舞他，为他的生活增添色彩。没有一个丹弗姆林的聪明孩子能逃脱大教堂、宫殿和峡谷的影响。这些触动他的心灵，点燃他心中埋藏的火花，使他与众不同，超越他贫贱的出身。我的父母也是在这个鼓舞人心的环境下出生的。因此，我毫不怀疑他们俩身上弥漫着浪漫和诗意。

随着我父亲在纺织行业的成功，我们从穆迪街搬到了里德公园一所更为宽敞的房子。楼下放着我父亲的四五台织布机，我们住在楼上，需要从人行道上外接的楼梯上楼。这是常见的旧式苏格兰房屋的特色。我最早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奇怪的是，最初的记忆把我带回了我第一次看见美国地图的那天。地图摊在滚轴上，大约两平方英尺。我的父亲、母亲、威廉姨父和艾特肯姨妈正在寻找匹兹堡、伊利湖和尼亚加拉河。不久后，我的姨父姨妈就乘船前往了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此刻回忆起来，我的表哥乔治·劳德（家里人都称呼他“多德”）和我，对当时潜在的巨大危险都印象深刻，因为阁楼上藏着一面违法的旗子。这面旗是专门制作的，我父亲，我的姨父或是家庭其他激进分子在反谷物法[3]运动中使用过。镇上曾发生一些骚乱，一队骑兵也驻扎进了市政厅。我父母双方的亲戚和我父亲在各种集会上发言，整个家庭圈子都动**不安。

我还记得一件事，就像昨天才发生过。一天晚上，我被一阵敲窗声吵醒，那时有人来通知我的父母：因为组织非法集会，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斯被抓进了监狱。治安官在一些士兵的帮助下，在小镇几英里外的集会地逮捕了他，并连夜把他带回了小镇，后面还跟着一大群的群众。

后来我们得知，群众们威胁要救我舅舅，镇长害怕会闹出大麻烦，便劝说他走到窗前，俯瞰大街的情况并请他劝群众离开。他同意了，说：“如果各位朋友今晚是出于善意而来，请抱起双臂。”群众都这么做了。然后，他停顿了一会后说，“现在请安静地离开！”就像我所有的家人一样，我舅舅是个有道德的人，并极力支持服从法律，但又十分激进，一直非常向往美国的共和政体。

大家可以想象，当所有一切发生在公众视线时，私下里流传的话语有多么的令人不快。这些对君主制、贵族政府和各种形式的特权的谴责，庄严的共和政体，美国的优越性，一个自由人民的家园，在那里没有特权，所有人民都享有公民权——我就在这些令人激动的话题中成长的。作为一个孩子，我觉得自己本来有权杀死国王、公爵，或贵族，并将他们的死看做是为国家服务，是一种英雄之举。

这就是我在孩提时代最早的联想给我带来的影响，当时我远不能够谦恭地去谈论那些特权阶级或者享有特权者，他们并非通过某种高尚的方式赢得被公众所尊重的权利，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那些纯粹靠出身的人会受到嘲讽——“他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做，只是偶然，一个靠借来的羽毛支撑的骗子，他最值得称道的成就就是意外地来到人世，他家人最有价值的产品和土豆一样，都还埋在地下呢。”我想知道，如果那些生来就有特权的人出生在其他地方，他们会如何生存？我永远也不会厌倦引用那些可供我合理发泄愤慨的句子：“布鲁图情愿让魔鬼统治罗马共和国，也不愿让一个国王来统治。”

但在那时，国王就是国王，不仅仅是影子，当然这些都是继承得来的。我只是在复述我在家听到的东西。

一直以来，丹弗姆林都以或许是本国最激进的小镇而闻名，尽管这里的佩斯利涡旋纹花呢也很出名。造成激进主义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丹弗姆林的人口中大部分都是小手工业者，人人都拥有一台或几台织布机。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都是计件劳动。他们从大的制造商那里拿到原料，然后在家完成编织。

充满强烈政治**的这个时期，经常可以看到，在吃完午饭后，整个小镇上有一小群一小群围着围裙的男人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人人嘴边都挂着休姆（Hume）、科布登（Cobden）、布赖特（Bright）[4]的名字。

尽管还小，我常会被这样的小圈子吸引，认真地倾听这些谈话，但这仅仅是听听而已。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有所改变。市民们成立了俱乐部，还订阅了伦敦的报纸。每天晚上都会有人把主要的社论读给大家听。奇怪的是，地点是在镇上教堂的小讲坛。我的舅舅贝利·莫里斯常常负责读社论，在读完后，他和其他人会对此进行评论，场面十分热闹。

这些政治集会相当频繁。可以预期，我和其他家人一样，对此相当感兴趣，也参加了多次集会。我的一位姨父和我的父亲常常发言。我记得有一晚我的父亲在广场作了一个大型的户外演讲。我从听众的脚下挤了进去，在一次比以往都要热烈的欢呼声后，我再也无法抑制我的热情。我正挤在某人的双腿间，我抬起头，告诉那人是我的父亲在演讲，他把我举了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我父亲还带我去听过约翰·布赖特的演讲，他支持的是斯特灵区的自由党候选人J.B.史密斯（J.B.Smith）。

我回家后批评布赖特先生的发音不正确，他想说“maan”时说了“men”。他没有像苏格兰人那样习惯性地发/a:/这个音。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也难怪我会成为一个暴力的小共和党人。我的格言是“特权去死”。当时我并不知道特权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的父亲知道。

我的姨父劳德最精彩的一个故事也涉及J.B.史密斯——他是约翰·布赖特的朋友，正在竞选丹弗姆林议员。姨父是他的委员会成员，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史密斯被宣布是个“独神论”者。整个地区贴满了标语：“你愿意为一个‘独神论’者投票吗？”这需要慎重的考虑。凯尼·希尔村的史密斯委员会主席是个铁匠，他就明确表示他绝不会投票。我姨父开着车去抗议。他们在村上的酒馆碰上。

“老兄，我可不能为一个‘独神论’者投票。”主席说道。

“但是”，我姨父说，“梅特兰（竞争对手）信仰的是三位一体学说。”

“该死，这可是战争。”他回应道。

接着这位铁匠投出了正确的一票，史密斯以小幅优势获胜了。

对我们一家来说，手工织布机到蒸汽织布机的转变是一场灾难。我的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变革，继续在传统的方法下挣扎。他的织布机大幅贬值，关键时刻，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没有失败过的——我的母亲挺身而出，想办法挽救家庭的损失。她在穆迪街开了家小店贴补家用。尽管钱不是很多，但在当时足以让我们维持舒适和体面的生活。

不久后，我就开始体会到贫穷的含义。可怕的日子来临了，我父亲带着最后的布料去见大制造商，我看见我的母亲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想知道是否能拿到新的原料，否则只能忍受一段时间的失业。我当时心急如焚，就如彭斯所说，尽管我父亲“既不卑贱低劣，也不无耻”，但还是“祈求上天给他条生路”。

就是这个时期使我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改变这一切。然而，我们并不像我们的邻居一样沦落到贫困。我不知道母亲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贫困生活，她还是想尽办法让我们两个男孩戴白色的领结，穿得体面整洁。

我的父母曾不经意地承诺过，除非我要求，否则他们不会送我去上学。后来我得知，这个承诺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困扰。因为当我逐渐长大后，我没有显示出任何要求上学的倾向，于是他们托罗伯特·马丁（Robert Martin）校长关注我。一天，他带着我和一些已经上学的同伴去短途旅行，回来不久后，我就要求父母让我去马丁先生的学校学习，这让他们松了口气。不必说这个要求当然是被批准了。我八岁入学，日后的经历告诉我，对任何孩子来说，八岁开始上学已经够早了。

对我来说，学校生活相当愉快，要是有什么事阻碍了我去上学，我会很不开心。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我早上需要去穆迪街头的井边打水。而水的供给很少，还不规律。有时候，早上要等到很晚才能打水。有一群老妇人坐在周围，她们在前一天晚上就用水桶排成一排，占好了位置。可以预料，这种情况导致了很多争执。我是不会对这些因为年长而受到尊敬的老妇人客气的。因而我得到了一个“可怕的年轻人”的名声。可能就是这样，我锻炼出辩论和好斗的禀性，一直没有改变。

因为要干活，我经常迟到。但校长知道原因后，就原谅了我。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放学后，我还经常去帮商店跑跑腿。每当我回想我十岁的那段日子，能帮助父母，我感到十分满意。不久，许多商店交易的老主顾都被托付给我接待，这样我在童年就对商业稍微有所了解。

但在上学期间也有痛苦的事。男孩子们给我起了个绰号：“马丁的宠物”，当我经过大街时，他们会大声地喊出这个可恶的绰号。我不了解这个绰号的全部含义，但是对我来说，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同时，也阻止了我自由地回报一位优秀的教师，我唯一的校长。我亏欠他许多感激，一直后悔没有抓住机会在他生前感谢他。

我还要提到一个对我影响极大的人——我的姨父劳德，他是乔治·劳德的父亲。我父亲必须不停地在织布厂工作，没有什么时间照顾我。我姨父是商业街上的一个店主，比较自由。注意下这家店铺的地址，因为这属于店主中的贵族了，在丹弗姆林，甚至连店主也有不同的高低等级之分。我刚开始学业不久，阿姨西顿就去世了，我的姨父深受打击。只有当他和他唯一的儿子乔治以及我在一起时，他才有所慰藉。他拥有和孩子们打交道的天分，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我还记得，他教我们英国历史时，要我们想象每一个君主在房间墙上的某个特定位置表演他标志性的动作。因此，至今我还记得，约翰国王坐在壁炉台上方签着大宪章，伊丽莎白女王在门背后，膝盖上坐着她的小孩。

当然，很多年后，我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会议厅发现这里的君主名单比我们的更完整。威斯敏斯特小礼堂的一块厚板上写着：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曾躺在这里。

在从我姨父那里学习到的这一系列的君主中，提到了这位伟大的共和党君主曾写信给罗马教皇，通知他：“如果你不停止迫害新教徒，梵蒂冈将听到大不列颠的隆隆炮声。”不用说，我们对克伦威尔的评价比其他所有君主要高得多。

正是从我的姨父那儿，我学到了一些早期的苏格兰历史——关于华莱士（Wallace）、布鲁斯（Bruce）、彭斯（Burns）、盲作家哈里（Blind Harry）、司各特（Scott）、拉姆齐（Ramsay）、坦纳希尔（Tannahill）、霍格（Hogg）和弗格森（Fergusson）[5]。用彭斯的话来说，那时起我骨子里就形成了一种苏格兰偏见（或者说是爱国主义），至死不渝。华莱士当然是我们心中的英雄，他的身上集中了英雄的一切。

一天，学校里一个淘气的大男孩告诉我英格兰比苏格兰大得多，这让我伤心不已，于是我去姨父那里寻求安慰。

“当然不是这样，奈格，如果把苏格兰像英格兰那样展开，当然是苏格兰大，但是你能把高地展开吗？”

哦，绝不！这对受伤的小爱国者来说是一剂良药。不久后，我听说了英格兰的人口比苏格兰多，我又去找姨父了。

“没错，奈格，七比一，但在班诺克本战役中比例更悬殊。”我的心中又一次充满喜悦，英国人越多，我们就越光荣。

有一句评论这样说道：战争孕育战争，每一场战役都为将来更多的战役埋下种子，因此两国就此世代为敌。美国人和苏格兰人一样，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读着华盛顿以及福吉谷，黑森雇佣兵杀死美国人的故事长大，因而痛恨英国人。后来我的侄子在美国受过的教育就是如此。苏格兰很好，但是攻打苏格兰的英格兰则是邪恶的对手。直到孩子们成年后，才消除了这种偏见。而即使这样，或许这种思维还会逗留。

劳德姨父告诉我，当时他经常带些客人到家里，并向他们保证他可以让“多德”（乔治·劳德）和我或哭或笑，或是针锋相对。简而言之，通过诗歌和歌曲来控制我们的情绪。华莱士被叛徒出卖的故事是他的王牌，每次都能让我们两个孩子开始啜泣，到最后完全崩溃。尽管已经听过很多次这个故事，我们的兴趣还是不减。毫无疑问，姨父会不时地润色这个故事。英雄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多么大啊！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与姨父和“多德”一起住在商业街，因而和多德开始了持续一生的兄弟情谊。家里人总是叫我们“多德”和“奈格”。我不会叫他“乔治”，他也不会叫我“卡内基”，我们总是互相称呼昵称“多德”和“奈格”。没有别的名字比这两个更亲昵。

从商业街的我姨父家回到镇尾穆迪街的我家有两条路，一条是沿着没有灯的可怕的教堂的墓地，还有一条是有灯的五月门路。当我必须回家时，姨父总会坏坏地问我走哪条路。想起华莱士，我总会回答我要走教堂那条路。我很自豪自己一次也没有向灯光妥协，每次到五月门路的交叉处时，我从来没有转向那条有灯光的路，总是担惊受怕地穿过墓地和黑暗的教堂拱门。我一边吹着口哨壮胆，一边在黑暗中艰难地走着，想退缩时，就想象如果华莱士遇到了敌人、怪事或怪物时会怎么办。

在我表哥和我的童年中，罗伯特·布鲁斯国王从没得到我们公正的评价。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个国王，而华莱士是人民的英雄。约翰·格雷厄姆爵士（Sir John Graham）在我们心中排第二位。正如我一样，苏格兰男孩的强烈爱国热情一直会持续到他生命的尽头。如果研究我勇气的主要来源，我肯定最终结论是苏格兰英雄华莱士。英雄对于孩子来说是最可信赖的。

当我到达美国，发现还有别的国家宣扬自己值得骄傲的东西时，我感到可悲。没有华莱士、布鲁斯和彭斯的国家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我发现没有到过其他地方的苏格兰人至今还有这种想法。但随着逐渐成熟，知识面逐渐宽广，我们明白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传奇、传统和成就。而真正的苏格兰人不会因此而降低他对自己国家的评价，贬低苏格兰在世界各国间的地位。他会找出充足的理由提高对其他国家的评价，因为那些国家都有值得骄傲之处——足以激励他们的子孙行动起来，不要给养育自己的土地蒙羞。

很多年后，我觉得这块新大陆只是一个暂时住所，我的心只在苏格兰。就像彼得森校长的小儿子一样，他在加拿大时回答过一个问题，说他喜欢加拿大，“这里非常适合旅游，但是我无法住得离布鲁斯和华莱士太远。”

[1]彭斯，Burns，18世纪苏格兰诗人。他复活并丰富了苏格兰民歌，被苏格兰人民看做是苏格兰的文化象征，在英国文学史上也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2]布鲁斯国王，The Bruce，1274～1329，苏格兰国王，曾领导苏格兰人民进行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并赢得了著名的班诺克本战役。

[3]谷物法，Corn Laws，指英国1672年制定的限制谷物进口的法律。1815年通过的新谷物法提高了对农业的保护力度。这一新法实施的后果是谷物价格暴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1846年，该法被废除。

[4]都是当时活跃的政治领袖的名字。

[5]以上都是苏格兰民族英雄或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