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问题

现代科学危机的观念常会受到怀疑，理由是如果没有现代科学，广岛和奥斯维辛的悲剧，以及其他类似的由科技催生的灾难就不可能发生，但它们实际上都是科学应用的结果，而不是“科学本身”。这一主张通常会伴随着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从“事实”之中不可能得到“价值”，即行动的准则。胡塞尔对宇宙的数学化的解释非常重要，它提出了一种方法，该方法可以超越由科学或科学应用中的“错误”产生的抽象选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哪一选项表示排他的拥护，都会使科学在现代世界中所处位置的解释变得极不合理。问题在于，科学是实践，且与其他实践密不可分，所有这些实践都要求对什么是值得做的这一问题做出评估。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科学不能自我合法化，它不能为它的应用提供客观的标准，因此，就理解现代科学的作用而言，草率地为“科学”进行辩护也许是一种不充分的回应。科学有价值，它能办到其他所无法办到的事，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它能办到的事也可能极具破坏性和毁灭性。一种纯粹客观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假设科学的主要价值在于能提供一种“本然的观点”，而是首先要解释这种观点为什么应该视作是其最本质的目的。正如胡塞尔所言，以数学为基础的纯粹对象的理念占据支配地位一事，是最近才出现的历史现象。

胡塞尔从他关于逻辑和感知的更为技术性的工作，转向对科学和现代文化之本质提出质疑，这一转变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其弟子海德格尔[1]（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影响。反过来，没有胡塞尔，海德格尔也无法形成他的观点，但是，海德格尔以意义重大、极具争议的方式改变了他所吸收的观点。在海德格尔那里，哲学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变得越发明显。当时他在思考一种挑战德国现代世界的新方法。他的著作确实就批判纳粹暴行与现代性中科技的角色的关系这一问题，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方法。

图7　马丁·海德格尔

图8　奥斯维辛集中营

那么，为什么海德格尔的哲学如今仍然如此重要呢？海德格尔花了很长时间来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存在”究竟是什么？他自己并未能就此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个问题究竟该如何理解还十分晦涩不清，而阐明这个问题所具有的难度本身也是其重要性的一部分。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Sinn des Seins”的问题，必须首先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样的问题中，字词的意义并不是自明的。“Sinn”这个词可以指“意义”，比如在“生活的意义”中，它的含义就是“方向”“目标”“重点”，或者，它也可以指我们在提到一个词的意思时所指的东西。在海德格尔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 1927）中，“Sein”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并且“是”（to be）或“存在”（to exist）的意思也并不是简明易懂的。在“生命存在于地球上”这个例子中，存在的含义和说一个谓语属于某物中的含义是不同的，后者的例子有“书是蓝色的”（this book is blue），而且，它的含义和说某物与另一物相同的含义也是不同的，这里的例子有“晨星是昏星”（the morning star is the evening star）。这些含义中是否具有某种相同的东西，使得它们都可以被归入到“存在”（being）这个单一的主题下，还是说，存在的含义正该被理解为具有一种固有的多样性？

启示了海德格尔哲学探索的思想是：“存在”的意思类似于“可以被理解的状态”，而事物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理解。我们不会出现在一个缺乏意义而又被我们赋予意义的世界里：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居住的世界总是已经具有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得不为了求生而应对它。莱布尼茨问：“为什么存在某物而不是什么也没有？”谢林则把这一问题发展成了存在主义关于所有存在的偶然性的观点，如果不是对世界存在已经有了一些了解，这样的哲学问题就不可能被提出。因此，最初的任务就应该是去描述这种理解，而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已经遗忘了这一任务。如果思考一下我们在考虑事物存在时的互相矛盾的方式，这么做的重要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当我们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欣赏蓝天时，我们对蓝色天空的欣赏，与对一个解释了天为什么是蓝的这一问题的物理学家的欣赏，是完全不同的。物理学家的解释似乎是我们所感知到的事物的真正的基础，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握自然中可以解释的法则体系，那么它确实也是事物的基础。但是，在此之前，人们生活了几千年，却都不能确切地知道为什么天空是蓝的，这一简单的事实说明了特殊的解释并不是理解存在的唯一方式。又比如，我们为什么不能对一片美丽的蓝天充满感激，或者在面对一幅试图捕捉这种蓝色的画作时，对它做出回应呢？这种蓝色并非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存在于颜色之中，而是在一个意义的世界中存在于蓝色的位置上。有的浪漫主义思想家警告人们，要小心把自然简化为仅仅作为现代科学解释的对象这一后果，在这样的警告中，上述的不同立场暗含的意思也更为明显。和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一书中的观点相同，海德格尔也认为，哲学在研究背景假设和实践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没有它，科学便不可能带来客观化。但他们二人都不支持“反科学”的立场，相反，他们试图阐释一点，那就是科学提供了一种理解存在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不一定是其他所有理解的最终基础。正是这种方法使海德格尔得以开启关于现代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虽然他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一些最具破坏性的表现做出了灾难性的误判。

“此在”与阐释

认为理解的基础形式必须先于科学解释这一观点中，包含着另一种“直觉”。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1900—1901）中提出的“范畴直觉”这一概念证明了为什么直觉在这一语境中发挥着必要的作用。如果不能理解存在的方式，就无法研究世界中的客体，这种存在也不能被理解为对客体的感知。我们不会尝出A与B的区别，而只会先尝A然后尝B。在“感官直觉”中，我们看到白纸，然后看到A和B；在“范畴直觉”中，我们理解纸是白色的，我们把握了“A和B二者的”关系或“事态”。像“一个”“这”“和”“或”“如果”和“然后”“因此”“所有”或“没有”这样的词传达的意思不能被感知，但是没有了它们，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所感知的事物。“存在”“不在客体之中，不是它的一部分”也是同样的道理：它“绝对不是某种可以被感知的事物”。胡塞尔的解释可以这样理解：它是对认识客体的可能性条件的一种先验反思，这种解释也以康德和费希特的方式强调主体。但是，胡塞尔的目标是要摆脱心灵构成世界的观点，从而描述事物是如何被理解的，对于这一目标而言，语言至关重要。

海德格尔认同胡塞尔的目标，但他认为胡塞尔的方法仍然包含着对心灵和世界的分离，这将导致认识论花费大量时间在克服怀疑论上。《存在与时间》确实明确反对怀疑论，但是此书的主要推动力还是对历史环境压力的回应而非认识论中的实践。工业化战争剥离了幻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之后的经济和社会上的解体要求一种新哲学的出现。与其说现在哲学提出了更好的论据来反驳形而上学，不如说历史使得形而上学这一认为世界具有一种永恒真理的图景的观点，看上去比从前更值得怀疑了。因此，海德格尔试图寻求新的方法来描述事物。在这么做的同时，他也尽量避免使用已有的哲学词汇，因为他认为这些词汇与他想质疑的那些假设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他由此强调了我们在哈曼身上看到的那种欧陆/分析哲学划分中的一个方面：《存在与时间》的语言与它的内容密不可分。后来，德里达和其他的一些试图质疑西方哲学的主要目标的哲学家也采用了与此相同的方法。

要理解《存在与时间》，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它的中心词“此在”（dasein），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存在”，有“在那里/这里”的意思。此在就是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假设它的意思是“人类”，那就必须定义人类，这样就会引起具有争议的人类学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真正的哲学问题来说都是次要的。海德格尔通过剥离关于人类的公认的假设，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最为简化的定义：此在是“关于它与这个存在伴随的存在”。

如果首先讨论一个有意识的主体面对客体化的世界的情况，那就必然会引起认识论上关于二者如何联系的讨论，海德格尔没有这么做，而是把“世界中的存在”看作是此在存在的方式。我们关心的是我们的世界中的实在，通过它可以实现我们的投射。当我在电脑上打下这一行字时，我把电脑看作是客观的，但这种客观性只是因为我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来解释海德格尔的观点，而不是作为我正用其打下这句话的东西。后者的关心中包含着一种特定的时间性，它是由未来导向的。所以，我们与事物的接触也不需要基于它们实质上是什么，而应该基于我们要拿它们来做什么。海德格尔在这里举了一个关于锤子的例子：我们使用一把锤子时，它是属于一个现实世界的，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搭建起架子或其他类似的东西。通常来说，只有当锤子坏了，或者这把锤子不适合用来完成这项工作时，我们才会用客观化的术语来理解它，而非只是不加反思地使用它。当我们将其客观化时，我们意识到，锤子是如何属于那些只有在被扰乱时才会变得明显的背景之中的：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锤子从“上手”（zuhanden）变成了“在手”（vorhanden）。这种转变与我们发展科学研究所需的客观化方法有关。

海德格尔通过提出“日常平均状态”的“现象学本体论”，证明了思想的理论形式是如何从世界的存在方式衍生出来的，他称之为“此在的解释学”。我们存在的方式是可阐释的：我们一旦开始用特定的方式应对世界中的某物，就采用了“作为理解的结构”。这种结构质疑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当事物是现在（present）的，事物的本质也总是现在的。事物的呈现取决于它们所处的环境和实践的变化。关键的问题是要相对优先地考虑不同种类的领会。海德格尔处理这个问题，是从“存在”（Sein）和“存在者”（Seiendes）的差异方面着手的，他把这种差异称为“本体论差异”。此在作为存在者，可以成为人类学、生物学、历史学和其他“本体论”的研究对象，但这都来自一个“本体论”事实，那就是此在的存在必须已经可以接受质疑。以目前较为流行的学科为例，如果此在本身没有在一开始就成为一个问题，那么遗传学应该成为我们理解自身的本质根源这一观点就根本不会出现。本体论研究不是为了证明科学结论无效，而是要发现实际的其他可能情况下它们的可能性。

《存在与时间》试图给出此在存在的方式的所有确定无疑的备选项，比如“畏”和“向死而生”，但此书正是在这一点上最不具备说服力。海德格尔在这里没能充分考虑到文化和历史对人类存在和死亡的反应的差异性，他采取了一种当时十分混乱的魏玛共和国特有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适用于普遍的存在方式。不过，《存在与时间》通过对存在的理解与时间的关系的探究，提供了许多卓越的见解。海德格尔最具争议的哲学观点是关于真理概念的。在特定时间出现的关于物的真理是否意味着长期以来它都是真理，虽然在过去它不被理解？既然语义含义上的“真”的意思并不是“现在是真的，但过去不是真的，以后可能也会被改变”，那么说牛顿定律在被发现之前不是真的就十分不合情理。但是，海德格尔坚持认为，真理是通过我们与世界的互动在时间中产生的，所以我们不能假设真理是一种永恒的、最终可以用与之相符的语句来表述的存在，这一观点引出了真理是如何在世界中“发生”的关键性问题。正如当代德国哲学家维尔默（Albrecht Wellmer）所言，真理似乎既是被发现的（这意味着它已经存在了），也是被创造的（它在被创造之前不可能存在）。哲学试图以明确的方法打破这种模棱两可的局面，但这么做需要冒风险，允许哲学掩盖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如何不只从纯粹的语义角度理解真理。存在问题的意义在于，关于真理的可以被承认或否认的特定主张，只有在与先前的语言背景及其他“去蔽”（disclose）了世界的各个方面的实践相联系时，才能成立。如果没有由社会产生的、出现在与此在具体相关的事物中的各种回应，那么给予与评估的特定实践也仍然只能是抽象的。

转向

要探讨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后的哲学发展，最好从他写于1935年的文章《艺术作品的起源》着手。这篇文章主要关注真理与艺术的关系，而非真理与科学的关系，这一事实也说明了为什么这种讨论哲学的方法，与同时期的分析传统的方法会有如此大的分歧。在《存在与时间》中，“世界去蔽”主要来源于此在应对世界的方式。在这篇关于艺术的文章中，海德格尔提出是艺术作品本身使得事物得以体现。艺术并不表征世界，而是以新的方式使事物被理解：比如我们可以试想印象派的画作是如何改变我们看水中倒影的方式的，或者，普鲁斯特的小说又是如何为我们对时间的体验增添新维度的。如果我们从与语言的关系方面来考虑艺术使事物得以体现，我们就开始大致地理解海德格尔后期的哲学观点了。

有一个现代问题常会被提及，那就是如何判断某物是不是艺术，用海德格尔的话来回答：如果世界或世界的一个方面由一部作品“去蔽”了，那么艺术就“发生”了。海德格尔举了希腊神庙的例子，认为正是它给这座神庙所处社会的世界赋予了意义。这座神庙以超越其建造者任何个人意图的方式，集中起社会活动，建立了一个真理的领域。海德格尔后来以与此相似的方式，将语言视作是“存在的寓所”：它必须庇护实在，并给予它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正是这一点让它们可以在真理中体现出来。但是，既然我们可以用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事物，那么“去蔽”的真理和未能“去蔽”的真理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海德格尔评论：“科学不是真理最初的发生，但在每种情况下它都是一种已经开启的真理领域的延伸。”这句话暗示了此处最为重要的一点。问题在于如何理解这样一种真理领域。

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已经体现出了海德格尔早期的观点，前者坚持认为，科学只有在对自然语言的前科学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成为可能。但是，开启了真理领域的语言究竟是构建了一种可能性的固定视界，还是说它其实是一种可以被人类实践和批评性评价改变的东西？海德格尔后期从“存在的词语”方面，谈到了从柏拉图到尼采的主要哲学家的历史，这里的“存在的词语”有两重意思，一是为存在“去蔽”的词语，另一个是从存在本身出现的词语。构建文本中的哲学真理的，不是这些哲学家偶然的（现在常常无法理解的）意图，而是他们确立的在一个时代里阐释世界的方法。海德格尔还认为，一些重要的诗人，比如黑格尔的朋友荷尔德林[2]（Friedrich Holderlin，1770—1843），他们的作品也讲述了存在的词语。海德格尔在其后期作品中经历了一次“转向”，他从认为“此在”是世界的可理解的中心，转向了把语言视作是中心。我们没有发明语言，从我们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起，语言就“发生”在了我们身上，虽然如此，一个人可以明白他也许要表达的意思。海德格尔也谈到了“林中空地”，这个词指的是一片树林中空出的地方，他用它来传达一种观点，即在我们能够反思世界和将其客体化之前，世界必须以一种超过我们控制的方式为我们打开。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问题，即所有试图在哲学中完全把握语言的尝试都会要求一种外在于语言的不可能的角度，也说明了为什么海德格尔会提出这样一种方法，在这一方法中，与世界的本质关系是不由主体控制的。问题在于，他的关于语言作为存在的词语“发生”的说法趋于单一化，而且他将哲学的历史等同于一般的历史，在其中，人类似乎并没有发挥任何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很少谈及伦理学，人们常常猜疑，他后来的立场，可能是一种为其道德和政治上的失败推卸责任的方式，这样的想法确实令人难以抵抗。

然而，虽然海德格尔的后期作品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但将其价值一笔勾销也是不对的，因为它确实对现代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严肃的探讨。我们在讨论马克思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哲学的终结”这一观点，海德格尔发展了这个观点，并使它与本书前面章节中提到过的许多主题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再一次变成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科学在发展的同时也与哲学分离了，它们已经取得了独立。这一过程属于哲学的终结/完成（Vollendung）。”20世纪德国哲学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形而上学问题如何被引向如此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对于维也纳学派而言，科学解释的进步揭示了形而上学完全是一派胡言，这又指向了第七章里引用的施利克的评论，即科学最终将会瓦解形而上学；而对于海德格尔而言，现代科学本身就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顶峰，因此形而上学便拥有了完全矛盾的意义。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巨大的分歧呢？

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目的是解释存在，而在现代性中，达成这一目标的是科学。那么，哲学又该怎么办？这里的答案包含着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因素，这一因素和之前章节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有关，即对主体性阐释中的矛盾。是该把主体看作是有限的和具有依赖性的，还是将主体看作是世界可以被理解的绝对条件，这种矛盾在康德和费希特的作品中已经显而易见。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性中的形而上学历史里，主体对存在的支配日益明显，因此，现代科学对自然日益增加的技术控制便是形而上学的顶峰。这种观点的结果是，他认为他提出的观点已经不再是哲学，哲学已经揭示其自身是“主体化存在”。在此之前的哲学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想找到主体性基础的尝试（比如，在尼采的思想中，这种基础就是“权力意志”），而海德格尔想寻找的却是一种不再涉及支配存在的方式。

海德格尔的方式是相当不确定的，它通常依赖于一种非工具性诗意语言的夸张观点，以揭示对存在的新的理解方式，即通过“倾听”它们来“让事物存在”，而不是从概念上确定它们，但这种方式仍可能具有启发性。《哲学的终结和思考的任务》（1969）这篇文章的标题凝聚了他看待这一方式的态度：如果形而上学和哲学成了现代科学，那什么样的思想才能理解那些因为超越了科学研究的范围而让其无法解释的东西？科学通过应用技术创造的世界（海德格尔称其为存在的“框架”）正是日益明显的专业化的结果。这意味着把握这种专业化累积的效应是不可能的：这也许是“思考”的任务，虽然它也许根本不可能实现。海德格尔矛盾地宣称，“科学不会思考”。他的意思可以举例来说明，比如，物理学最终不能告诉我们物理究竟是什么。物理学取决于对存在的一种特定理解，而这并不能用物理自身的术语来证明其自身合理化，因为联系自然的方式还有很多种。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们也意识到了地球资源是有限的，面对这种情况，这样的一种角度便显得没有那么值得怀疑了。它迫使我们看到对存在的不同理解方式是如何互动的，并由此产生某种任何单一的理解都无法把握的东西。即使海德格尔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实际的意见来说明事物究竟会如何往好的方向发展，但他确实为哲学提供了其他的选择，这种哲学非常依赖于科学，并且不再质疑科学对存在的理解的局限性。

[1]　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曾师从胡塞尔，但后来二人关系破裂；曾加入纳粹党并公开支持希特勒，著有《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

[2]　德国诗人，古典浪漫派诗歌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