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哲学

当代哲学中对“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区分，在19世纪时并不存在。但是，这种区分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现在仍不清楚，只是两派哲学家中都有一些人，但不是所有人，常常会忽略另一派的思想家。实际上，这种区分最适合被看作是基于对许多现代哲学问题迥然不同的研究方法，而非只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在德国学院哲学界，从尼采开始，到1933年为止，这种区别尤为明显。我们到现在为止提到过的这些思想家，他们和大学哲学的关系可谓千差万别：如早期的浪漫主义者、马克思以及后期的尼采，都没有在大学中任过职；谢林和黑格尔则有大学教职。在19世纪后期，大学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变得越来越系统化和专业化，而哲学家也渐渐地不得不面对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问题。究竟哲学是自然科学的根本，还是反过来？艺术或科学是哲学洞见的首要所在吗？对哲学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当代哲学中特有的对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区分。

这一时期，德国大学哲学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新康德主义，它是分析哲学的开端，也是现象学的开端。它们都以不同却各有益处的方式试图确立哲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为什么这一点会是它们的重心？黑格尔的作品包含了一种对立，即将哲学视作“以思想写就的时代”与将其视作对心灵/世界关系的确定无疑的系统描述的对立。前一种观点提出了相对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真理是否只是某种特定文化所达成的共识：果真如此，哲学的地位便会受到质疑。后一种观点中包含了一种强烈的形而上学式主张，并能维持哲学对于科学的首要地位。但是，随着经验论方法在自然科学中越发成功，这种主张似乎站不住脚，而且，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家，比如亥姆霍兹[1]（Hermann von Helmholtz， 1821—1894），都反对谢林和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这也是这些自然科学家哲学反思的特征之一。

鉴于科学显而易见的成功，过度关注认识论上的困境似乎没有什么必要，而且正是在这里，传统分歧中的一个根源变得尤为明显。尼采和美国的实用主义者都认为，对真理价值的质疑应该常常都凌驾于认识论问题之上。詹姆斯[2]（William James）提出，真理只是“能在信仰上证明自身是好的事物的名称”。而能够证明自身是好的事物，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又是千差万别的，这就令詹姆斯的这一评论走向了相对主义。然而，关于真理的共识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它们也很少是普遍的。在德国大学的背景下，许多哲学家都把缺少确切的哲学解释的科学真理视作是科学中的“基础危机”。如果可以证明科学确实需要哲学来使其变得合法化，那么哲学的学科地位当然是安全的。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个模棱两可的地方，并对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划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问题究竟在于科学真理的哲学基础，比如康德的范畴或“科学发现的逻辑”，还是在于科学与其他对现实的回应的关系？前者是认识论基础的危机，后者则是现代生活目标的基础的危机。这两种危机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点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哪一个康德

在“新康德主义”中康德哲学被重新解释，而上述危机的模棱两可性在这里尤为明显。“Erkenntnistheorie”，“认识论”中的问题成了科恩[3]（Hermann Cohen， 1842—1918）、纳托普[4]（Paul Natorp， 1854—1924）以及卡希尔[5]（Ernst Cassirer，1874—1945）等人关心的重点，他们常被称作“马堡学派”。他们主要致力于根据新的科学发现，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重新阐释康德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虽然卡希尔最终在《符号形式的哲学》（1923—1929）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更加广泛。“西南学派”的新康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温德尔班[6]（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李凯尔特[7]（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以及拉斯科[8]（Emil Lask， 1875—1915）也都十分关心认识论，但他们是从支配着认知和其他主张的有效性“规范”方面看待康德的范畴的。最能表现新康德主义意义的是温德尔班做出的划分，这种划分的一方是对受法律约束的现象的“法律”解释性探究，另一方则是对理解无法被归入到一般法律中的个体历史性现象的“表意”探究。

如果哲学真的可以解释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它就会是一级学科，而特定的科学则会是二级学科。因此，新康德主义试图通过反思“可能性的条件”这一问题来确立哲学的地位。这种思维必然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些永恒的结构究竟属于所有的理性生物，还是说它们其实是社会生成的评估？如果是后者，那么它们是会保持不变，还是会随着不同的环境而改变？在不提出教条主义的主张，或不以先决条件之先决条件的倒退告终的情况下，确定了先决条件的思想又是如何与先决条件自身产生联系的？为什么不干脆放下哲学的抱负，依赖可靠的科学？如果存在一种基础，无论它是先验的主体，还是最正当的科学事实，只要它能定义哲学的地位，这些问题就都会找到一个答案。（后一种基础使得一些思想家产生了一种非常值得怀疑的观点，那就是应该由心理学来发现知识的条件。）这种二分法的一个方面开始于将主体作为基础和将客体作为基础。这与黑格尔试图避免任何“直接的”主观或客观基础的情况相呼应，温德尔班在其后期的思想中被引向了他从前回避的黑格尔主义。

因为物理科学为从前的哲学问题提供了越来越多经得起检验的答案，“表意”的人文学科看起来似乎失去了“科学”的严谨性。因此，狄尔泰[9]（Wilhelm Dilthey， 1833—1911）要求一种“历史理性批判”为公正对待文化现象的独特性确立方式。但是其他人却只从科学经验证实的方面来看待真理，把伦理学和美学完全排除出真理的领域。在德国，这种态度常常被称为“实证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历史中，这种观点与科学应用的惊人破坏性潜力的巧合，说明了为什么一些德国哲学家会认为实证主义与现代性中的阴暗面之间存在着一种危险的联系。科学能够做什么与人类利用它们谋求更大的福祉的能力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而这一点对理解20世纪德国哲学中的紧张关系而言至关重要。

第二次“语言学转向”

这里将从20世纪大部分的英美哲学所占据的有利角度出发，对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德国哲学发展的重要转向进行粗略的介绍。奥地利哲学家施利克[10]（Moritz Schlick）在1932年的声明中提出了怀疑英美哲学的原因：

所有“哲学问题”的命运都在于此：有的会因为证实了对我们语言的误会和误解而消失，另一些则会被证明为只是经过伪装的普通科学问题。我认为，这些言论决定了哲学的整个未来。

诚然，这一言论可以被看作是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提出的。区别在于，施利克是被意识形态驱动的运动的一部分，而后期的尼采，虽然只是偶尔如此，但他确实意识到了如果能确定无疑地得出避免“哲学问题”的方法，一个人仍然能够在“上帝的阴影”下思考。到目前为止，“哲学的整个未来”唯独未能证明施利克的预言：比如说，一些当代的分析哲学家再次试图解答形而上学问题。那么，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许多德国分析哲学奠基人的反形而上学目标似乎将他们划到了尼采的阵营中，而一些与施利克同时代的人，比如纽拉特[11]（Otto Neurath），也都受到了尼采（和马克思）的影响。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都感到需要这样一种哲学，用可经检验的科学来与法西斯主义典型的非理性观点相抗衡，这种感觉合情合理。但是，认为哲学的问题应该从语言分析角度进行思考的核心理念，和反形而上学的科学立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并且，认为对语言的理解是哲学的重点这一基本观点，哈曼和赫尔德都已经提到过了。在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因为第一次“语言学转向”中的思想家对语言是什么的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对哈曼和赫尔德而言，语言是让人类成为人类的表达形式，举例来说就是美学表达和对事实的陈述同样重要。如果再看看是什么使语言成为分析哲学中的决定性观点，那么哈曼和赫尔德的方法与分析哲学的不同之处也就十分明显了。

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一位捷克哲学家，布尔查诺[12]（Bernard Bolzano， 1782—1848）。这种观点出现在他的这一主张中：“任何语词，只要这个语词不是模棱两可的，那它所指定的客观表征就是单一的。”任何经验个体内在的独特的心理活动都不能作为解释思想和意义的基础，因为没有语言这一个体之间分享思想的一般媒介，意义就不能被表达。所以，意义必须“在世界里”：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一点。意义存在于世界里这一观点似乎可能使意义成了某种类似于科学理论的理论的目标，因此，布尔查诺认为意义是语词的“客观表征”，而非某种偶然和主观的东西。

这种“语义”方面的解释方法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哲学的核心，而它的命运则取决于“只要这个语词不是模棱两可的”这一条件。如何知道一个词是否模棱两可？想必这应该要通过定义一个语词的字面意义来确定。但是，可以说，大部分的分析哲学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用其他语词来定义意义，那这些语词本身肯定也需要用其他语词来定义，而这就带来了语词定义语词之倒退的危险。康德在提出判断力不能仅仅依赖于对规则的应用时，就已经暗示过这里所探讨的这个问题的结构。如果我们希望“区分某些东西是否属于规则，那就需要借助一种进一步的规则”，而这就导致了规则之规则的倒退。并且，如果认识意义需要第一条规则，那么，正如施莱尔马赫在很久之前指出的那样，孩子们就应该在知道任何语词之前就已经有能力了解规则才对。而鉴于孩子们在学习语言方面的能力确实很强，认为意义可以通过学习规则被定义这一观点就是不正确的。这就将我们引向了语言的“语用学”。“语用学”认为，我们是通过学习使用声音来达成我们的目标的，而非通过学习意义的规则。

另一种关于语义问题的推定解决方法则认为，有一类语词或话语的意义是由它们的本质所“赋予”的。这里包含了两种备选，即拥有确切的同义词的语词和直接指向它们在世界中所指代事物的陈述。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看到，前者包含在“分析”陈述中，比如“一个单身汉是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它与“综合”的经验型陈述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正如施莱尔马赫已经提出过的，也如蒯因在20世纪50年代再次讨论过的那样，如果分析陈述中特殊的逻辑地位无法得到捍卫，那么早期的分析哲学，即以逻辑真理和经验性科学陈述为理论基础的分析哲学，便注定会失败。因此，语言使用必须是整体论的，这样语词才能通过它们与人类实践的联系，以及它们与其他语词之间流动的关系来获得意义。施利克总结出了第二种分析方法：“我们最终必须把语词直接与明示（指示）的动作联系在一起，而全部的意义最终都存在于被赋予的东西之中。”但这种方法是无效的，原因就在赫尔德关于“反思”的观点之中：语言让我们将某物看作是无限数量的事物。只是指示某物，并不能传达指示的这个人想表达的意义。

在20世纪的德国哲学中，分析哲学并未扮演主角，虽然戈特洛布·弗雷格[13]（Gottlob Frege， 1848—1925）对其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弗雷格从亚里士多德式的主语—谓语逻辑转向了“命题”逻辑，在逻辑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前一种逻辑似乎无法处理例如“独角兽不存在”这样的陈述，因为它们必须经过分析，证明谓语存在并不属于主语“独角兽”。在这种情况下，鉴于它不存在，那究竟什么才没有谓语？弗雷格的命题方法将其重新表述为“存在X， X是/不是一头独角兽”。这种方法不是去寻找独角兽，不是去看它们是否可以被赋予谓语“存在”，而是像图根哈特[14]（Ernst Tugendhat）所说的那样，是去看什么东西存在，再看“独角兽”的描述是否与它们相吻合。这一方法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解释知识的变化，比如说，燃烧不再依赖燃素，而是依赖于氧气。弗雷格也引入了一种至今仍然具有争议的方法，将“涵义”（Sinn）与“指称”（Bedeutung）进行了区分，并用金星这个例子来阐述他的观点。对于古人而言，金星是两颗星，一颗是晨星，一颗是昏星。这两个词的指称实际上是相同的，但它们的涵义却不同。这里的问题在于要解释清楚“涵义”的概念，就必须克服我们之前看到的布尔查诺的“客观表征”这个问题，涵义的概念与其十分相似。试图定义一种涵义，就需要面对前面提到过的倒退问题，这就会导致对一类特殊的意义明确的词的渴望。

分析哲学在20世纪前叶的进一步发展，主要出现在英国和奥地利，尤其是在罗素、摩尔和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的作品中。维也纳学派指的是一批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维也纳碰面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柏林也有类似的圈子，其中的一些成员，比如赖欣巴哈[15]（Hans Reichenbach），后来在美国成了重要人物。他们的观点最终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占据主导地位，这既因为维也纳学派的许多成员都遭到纳粹流放，也因为他们认为哲学应该是科学的，而这与科学在学术世界中越发明显的主导地位相吻合。然而，维也纳学派想通过一种意义的理论将哲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想法，现在已经不再是英美哲学争论的焦点了。（维特根斯坦的情况很复杂，他的著作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在德国哲学中扮演起主要角色。）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析哲学只是通过图根哈特和阿佩尔（Karl-Otto Apel）在德国的作品才在德国的哲学生活中变得重要起来。而在此之前，学院哲学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现象学以及新康德主义。

胡塞尔与现象学

现象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挑战了那种认为自然科学中的因果解释最终将会使哲学无所作为的假设。毫无疑问，分析哲学使得哲学的关注点越发狭窄，而且它排除了我们对世界的经验的复杂性。比如，在哲学中，时间理论也许想解释时间的本质，或者解释它是如何与空间产生联系的，但是这些解释对于我们经历时间的方式来说并不一定足够。胡塞尔[16]（Edmund Husserl， 1959—1938）的作品基于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哲学并没有完全阐释清楚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方式。这需要一种可以证明我们是如何体验时间的方法，不是一连串分离的“现在”，而是一种预期和保留经验的结构，它构建了时间对于我们的意义。

胡塞尔所处的时代，正值“活力论”在文化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所谓活力论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生命要么超越我们用来把握它的概念，要么固有地抗拒概念化。这种观点的出现，并不仅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虽然其出乎意料的灾难性本质似乎证明了我们并未能在思想上把握现代现实的本质。活力论的哲学根源在于叔本华和尼采关于直觉的观点，在像狄尔泰和克拉格斯[17]（Ludwig Klages， 1872—1956）这样的思想家的作品中也有不同表述。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就现代理性和技术对“生命”的负面影响提出了批评，但他的批评却伴随着十分可疑的政治倾向。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许多活力论者对同样问题的研究不同，他试图寻找新的方法来描述哲学中的那些可以被合理证明的经验，并且他意识到，面对20世纪20—30年代之间欧洲愈加灾难性的历史发展，他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具有更加广泛的文化意义。

胡塞尔的思想方法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他一方面以先验的方法来探究经验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则要用一种描述性的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变得越来越具有历史倾向。当胡塞尔相信，他的最初尝试是从支配心灵运作的法则中得出逻辑和数学时，上述矛盾就开始出现了。因为这种尝试中包含着“心理主义”，它混淆了经验学科中确立的事物和任何科学（包括心理学本身在内）的可理解性中的逻辑条件。对心理主义的拒斥使他的思想更加接近弗雷格和分析哲学的观点。但是，要想让反对心理主义的观点变得无懈可击，就必须存在一种确定无疑的逻辑法则，一种可以对施莱尔马赫和蒯因对分析命题提出的论点进行质疑的法则。胡塞尔的方法又因为他对“自然态度”的依赖而更加复杂，自然态度中包含了“自明”或“最初所与”的经验，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具有意义的分歧，因为这些似乎都属于心理学的领域。

为了使哲学独立于自然科学，胡塞尔不得不将所有可以用受法则约束的术语进行解释的东西排除在外，这样才有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的标题：《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1913）。他的出发点是“意向性”，是思想的“关联性”，他以极具影响力的新方法来对其进行分析。他提出，我们必须“悬置”（用他的话来说是epoché）我们关于研究对象所知道的一切，以便描述与这一对象接触时涉及的意识的纯粹结构。自那时起，从欧洲哲学派的德里达[18]（Jacques Derrida）再到分析哲学派的达米特[19]（Michael Dummett）和图根哈特，许多人都提出，这一观点作为对意识纯粹内部方面的解释，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要想让这个观点变得可以被理解，它就必须用语言进行传达，而语言不是主体内的，是主体间的。

但是，这样的批评有时会掩盖胡塞尔思想中那些更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方面，正是这些方面影响了海德格尔、萨特和其他许多哲学家，并且这种影响不单单是哲学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提供了另一种取代主宰分析哲学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这种主宰一直持续到最近。对经验主义而言，“感官材料”是最基础的“所与”，而知识本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胡塞尔对知觉的解释（没有一个明确的版本）强调，经验必须从意义上进行理解：每一种意识都涉及一种关系，即注意力的一种或多种模式与来自世界的物质的关系。后者不能被简化为前者，但是没有前者也不可能解释清楚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直接意义的世界里，而非自然科学所看到的世界。视觉确实涉及光子撞击视网膜的问题，这一点可以用科学法则解释，但是看到某物的经验却不能用这种方法进行解释，对于科学解释来说，它既是先验的，也是必要的。看见某物意味着被看见的事物将自身呈现为某种重要的事物，因为我们会关注我们需要用它来做什么，或者它让我们想到了什么，等等，其中没有一项是光子和视网膜的形式可以给予的。

胡塞尔认为意义和知觉是不可分离的，他的这一探究的重要性在他1936年写成的作品《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最为明显。该作品受到了其弟子海德格尔的影响，其中，胡塞尔对科学基础危机的探究，从过去以认识论为主的方法，转向了将这一危机视作包含了现代生活目标的方法。哲学没能解决“整个人类存在的意义或无意义的问题”，这也反映出了科学上的危机。哲学的失败是由于哲学的关注点在缩小，这一点在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倾向方面尤为明显。

正是在这里，导致当代对分析哲学与欧洲哲学划分的重要根源变得越发清晰。胡塞尔将“自然态度”的观念扩展到了“前科学和超科学生活世界”的概念中。生活世界“包括一切真实的生活，也包括科学思想的生活”。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生命活动，所有的目的和成就都以此为前提”，现代科学特有的理论态度就永远也不会发展。科学的“理论实践”是一种“历史晚期”的实践形式。其中暗藏的危机在于这种实践开始支配所有其他的实践了。现代性中包含“宇宙的数学化”，胡塞尔认为这是基于几何学地位的变化。在生活世界中，从一种用于技术目的的实用学科中，出现了一种关心“理念对象的自身封闭世界”的学科。这个世界使数学的精确性成为回应客体的主要方式，反过来它又改变了致使其产生的技术。在此之前，人们主要是以定性术语来看待客体。自然因此成了一种“奇怪的应用数学”，“几何学的算术化”导致“其失去意义”。这里说的失去意义并不是分析哲学中的语义方面所理解的意义，而是几何学实践与人们所居住的这个复杂的生活世界互相交织的方式。分析哲学与欧洲哲学划分的重点正在于此：后者只将语义看作是哲学与现代文化的适当关系中的一小部分。胡塞尔自己则试图对生活世界做出一个先验的解释（即对构建它而言所必需的结构的解释），就像他对关于自然态度的观点做出的那类解释一样，但是他也逐渐意识到，他寻找的那种纯粹的理论解释也受到了历史偶然性的威胁。现代历史影响了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描述，面对这样的情况，正是海德格尔揭示了维持哲学与特定科学的关系的全部含义。

[1]　德国物理学家、生物学家。

[2]　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倡导者。

[3]　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创始人，19世纪最重要的犹太哲学家。

[4]　德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早期社会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5]　德国犹太哲学家，是继科恩、纳托普之后马堡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6]　德国哲学家，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7]　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8]　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的学生。

[9]　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早期追求新康德主义，后转向生命哲学。

[10]　德国哲学家、物理学家，维也纳学派的领导人之一。

[11]　奥地利哲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12]　哲学家、数学家，也是一位天主教牧师，生于布拉格，提出了“无穷悖论”。

[13]　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分析哲学的奠基人。

[14]　德国哲学家，语言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15]　汉斯·赖欣巴哈（1891—1953），德国哲学家，早期信奉康德主义，后转向逻辑实证主义。

[16]　奥地利哲学家，现象学开创者，著有《算术哲学》《逻辑研究》《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等，且在过世后留下大量手稿。

[17]　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性格学和现代笔相学的创始人。

[18]　雅克·德里达（1930—2004），法国哲学家，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性人物。

[19]　迈克尔·达米特（1925—2011），英国哲学家，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分析哲学、数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等。